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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 如何拯救我们的星球？

　　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采取各项措施保护环境。考虑到空气和水污染、农药和有毒化学品的使用以及珍稀物种的灭绝，政府已经调动了多方面的力量去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并降低人类的行为对野生动物和原始区域的危害。政府的许多做法卓有成效，它们致力于降低空气污染的努力已经避免了几十万人过早死亡和几百万人致病。然而，政府的许多努力实际上都是枉费心力，其中一些政府意在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还使问题恶化。比如，对新空气污染源的过度控制会延长旧污染源的污染时间，这使得至少在短期内会加重空气污染的程度。

　　最近几年，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世界环境问题上，包括臭氧层的破坏。目前，关于臭氧层破坏的问题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协议，这些协议在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方面取得了成效。然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气候变化上，但目前对于气候变化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国际协议，对此我们在这里也要说几点。助推和选择体系的改进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吗？的确如此。下面我们将叙述几种较有可行性的办法。

　　在多数时间里，即便不使用助推，政府在保护环境及控制污染给健康带来伤害等方面做的就不错，而它们的做法也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在这方面，选择自由并不是指导性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规则制定者已经选好了几类命令和控制规则，这样他们完全可以拒绝自由选择和市场，严格控制人们在实现环保目标过程中的行为。命令和控制规则有时候会包含在政府行政法令里面，通过法令法规，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其所推崇的环境友好技术提出要求，车用催化转化器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政府官员并不对技术方面做详细规定，只是制定总体的减排目标。比如，他们可能会要求，10年之内所有新生产的汽车一氧化物平均排放量必须较当前降低90%，或者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不得超过某个值。政府也可能会制定国家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在某一天之前达到这一标准，并且不得在今后超过这一标准（特殊情况也许除外）。

　　在美国，国家对于主要污染源头的排放限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些限制有时候十分有效，1970年以来，美国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从哲学角度来讲，这些限制看上去似乎与苏联实行的“5年计划”有些相似；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也宣称，有数百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在未来5年的做法。有时候人们的确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但有时候他们却不会，或者说改变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高，那时政府机构将不得不另找出路。如果最终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那么好的选择体系是否有所帮助呢？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轻微的助推对于改善环境问题也许根本不够，这就像妄想用老鼠夹去捕捉狮子。我们的空气和水源已变得无比肮脏，有关分析表明，这是环境污染者对呼吸者和饮水者所施加的“外部效应”。即便是自由主义者也会认为，当这些外部伤害存在时，市场通过自身能力是无法取得理想效果的。对于我们施加给环境的伤害，污染制造者（我们所有人都是）并不会全部买单；对于那些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我们所有人），他们通常缺乏一种与污染制造者有效磋商并使其改正行为的做法。支持自由选择的人都知道，当“交易成本”（达成自愿协议消耗的成本）很高时，政府干预将不可避免。如果人们不能达成自愿协议，多数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必须实施干预。

　　将环境看作是全球选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有决定都由消费者、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等各类体系的成员做出）作用的结果有助于帮助人们思考。在这一体系中，市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市场存在许多好处，但它必须面对引发环境问题的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你在明年由于自己的消费选择而做出极不环保的行为，那么你很可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给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公地悲剧”。奶农之所以愿意多养奶牛，是因为他们有行动的动机——多养奶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实际上，大量的奶牛会毁掉牧场。奶农们应当想办法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也许他们应当通过协议的方式限制饲养奶牛的数量。渔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人们无法看到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你在使用能源的同时也造成了空气污染。即便你知道使用能源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你的行为也很难有所改变。那些连续好几个星期开着空调的人可能不会去想这样做对个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为此，下面我们将从选择体系的两大方面（动机和反馈）对环保问题进行讨论。

　　如何寻找更好的环保动机？

　　当人们没有好的动机去限制自身的不良行为时，政府应当尽力为人们寻找这些动机。在环境保护方面，人们已经提出了两大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对那些污染环境者课以重税或者处以罚金。比如，在针对气候变化方面，许多环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都赞成对温室气体排放收税。第二个建议叫作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那些制造污染的单位获得（或者购买）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的“权限”，然后便可以上市交易这一权限。多数专家认为这一基于动机的制度应当取代现行的命令和控制制度，我们也同意专家的这一看法。基于动机的做法不但效率很高，并且促进了人们的自由选择。

　　我们承认，这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反对这一看法的理由（我们下面会进行行为学上的解释，这一解释说明了经济行为的主体是社会人）。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基本方法是与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相匹配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降低污染从而减免纳税。与命令和控制体系相比，经济动机包含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因素。当人们被告知“只要你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伤害负责，你便可以继续你的行为”时，其体现出来的自由的力量要比“你必须严格按照政府的规章制度办事”大得多。很多公司都希望将严格的政府规章制度更换为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因为后者会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其成本也更低。如果污染制造者增强了其活动能力并因此而提高了污染排放程度，他们不一定会遭到封杀，因为他们可以从自由市场上购买限额。正因为如此，考虑到政府将会对温室气体进行管制，美国的公司始终对限额和交易制度持支持态度。如果郑重对待气候变化这一问题，那么我们最终采取的策略将是基于动机而不是命令和控制。

　　一般情况下，解决污染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对那些污染制造者征税，污染制造者也会因为市场对成本的增加而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价格上升，最终导致消费数量的下降。当然，没有人愿意交税。但是，举个例子说，提高燃油税最终将会使人们更多地去购买省油的汽车、少开车，或者同时采取两种措施。其结果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下降。同时，燃油税的增加使汽车制造商有足够的动力去开发新技术，以满足人们对节能型汽车的需求。

　　还有一种限额和交易制度在宗旨和做法上与此类似。在对待环境污染方面，如果能够将污染程度降低到规定水平以下，那么多余的“排放权限”便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从而获得金钱收益。这一制度不但创造出了基于市场的对控制污染不利的动机，同时还创造出了基于市场的对控制污染有利的动机。同时，在污染控制方面，这一制度使得技术革新能够享受到奖励而不是因此增加成本，同时，这一做法是在私人市场的帮助之下完成的。事实证明，基于市场原则的交易制度已经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中便有一套交易办法，专门为降低控制气体排放的成本而制定的。这些基于动机的制度并不总是会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这些制度中治理环境的成本十分透明。宣布一个新的燃料效率标准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免费”的，而征收碳税则会使人感觉它价格昂贵，尽管实际上征收碳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了使得这些政治提议获得通过，其中一项解决措施是使用心理账户。比如，征收碳税可以与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补助或者健康保险条件结合使用。限额和交易体系中的污染“权限”也可以拍卖。这一成本与利益相结合的方式有可能会帮助药品价格更容易地降下来。

　　美国环保政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美国，关于经济动机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的修正案。由于总统乔治·W. 布什的坚持以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支持，这一法案在酸沉降（“酸雨”）控制方面采用了排放交易制度。多数美国公司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制度，因为交易排放权限会降低成本。在这一制度中，国会做出了对产生酸性物质污染物的“封顶”或者“限额”（总排放水平）的特别规定。规定明确允许污染者进行限额交易。由于降低污染便意味着多收获资金，因此环保行为的强大动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酸沉降项目已向世人证明了它的巨大成功。这一项目的实施近乎完美。该项目促进了许多交易的发生，一个高效的市场也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形成了。自从这一项目启动以来，由于措施得力，煤炭的运费大大降低，“限额”交易量越来越少，这些都证明了它的成功之处。与命令和控制制度比起来，这一交易制度预计在第一个5年内平均每年节约3.57亿美元，在最初的20年内平均每年节约22.80亿美元，总节约金额将超过200亿美元。

　　酸沉降项目的确可以说是美国环保政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由于项目成本大大低于初始预算，所以成本效益比非常好，以8.70亿美元的执行成本换来了大约120亿~780亿美元的年收益，还避免了近1万人过早死亡以及超过1.45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的风险。

　　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会将依赖征收碳税或者更可能依赖于“酸沉降模式”，通过经济激励机制降低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的确，人们对于创建一个对温室气体排放施加限额的市场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一制度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能使公司自愿去降低自己的排放量，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那里的公司的确需要这样的排放许可，它们也许愿意用这样一种排放许可换得现金收益。

　　如何改善信息反馈质量？

　　尽管我们认为，处理环保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调整成本（即我们所说的“培育动机”），但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很难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一方面是选举人抱怨油价偏高，而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提价方案。其原因在于，污染成本是隐性的，而加油站里显示的价格却是看得见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将油价调整到合适的水平（或者说等待某些政治措施将这一价格调整到合适水平）的同时，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助推措施，比如努力通过更合适的政治方式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种有很大自由度的重要方式是通过获得信息和公开信息的更好的手段改善对消费者的反馈。这一做法可以改进市场和政府的运作机制，并且比国家法律体系所惯用的命令和控制方式成本更低、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当然，许多环保主义者都担心，信息公开本身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也许是对的，但信息有时能够产生令人惊讶的力量。

　　信息公开产生的正面效应

　　关于吸烟危害的强制性信息最早发布于1965年，并于1969年和1984年分别进行了改进，它可能是信息公开政策中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例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执行一种做法，即要求给医药产品贴上危险标签。美国环保署对于农药和石棉产品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造成臭氧层稀薄的化学品进入市场之前，这类化学品都必须配有相关的警告标志。美国国会要求含糖精的产品也要加上警告标志。即便在不喜欢循规蹈矩的里根总统时代，美国职业与安全健康署也制定了《危害通识标准》。所有雇主都必须遵守一项危险通识程序（包括进行员工培训），并将有关潜在风险告知员工。《危害通识标准》大大降低了工作场所的危险程度，并且它丝毫没有要求雇主们对其经营做出任何改变。

　　一些信息公开法令的颁布是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市场上的考虑，它不是向消费者给出决策反馈，而是向选举人及他们的代表提供信息。这类法令中最有名的是1972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这一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使政府能在一些将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上马之前编写和公开有关的环境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启动政治保护，这一政治保护来自政府对于环境将遭受的影响的判断以及知情民众的外部压力。这一法案背后的考虑是，如果民众被激怒，那么政府便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治理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民众对此不闻不问，那么政府即使不作为也无可厚非。

　　关于要求信息公开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这一法案是美国国会于1986年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颁布的。这一法案最初并不寄希望于为环保事业做多大贡献，只是作为一项辅助环保署记录信息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法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在所有的环保法律中，《毒性物质释放清册》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成功可能是最无可争议的了。

　　为了建立《毒性物质释放清册》，公司和个人必须将已储存或已向环境释放的有潜在危险的化学品数量汇报给政府。这些信息公布在美国环保署的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方便地查阅到。目前，有超过2.3万家单位详细公开了超过650种化学品的信息。它们以现场和非现场及其他方式排放危险化学品的总数量超过了43.4亿磅。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还必须将所储存化学品的位置、方式和数量向当地消防部门汇报，并且它们还必须公开这些化学品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

　　令人惊讶的是，在没有强制做出改变的情况下，这一法案却产生了很大的正面效应，大大降低了美国有毒化学品的排放量。这一令人惊喜不已的结果证明，信息公开能够产生显著的减排效果。 注释标题 金哲与菲利普·莱斯利在2003年的论文中记录了一个有关饭店的类似发现。1998年，洛杉矶采用了必须贴在饭店窗户上的卫生质量等级卡。研究人员发现等级卡令饭店的卫生水平有所提高，令消费者对卫生的敏感度提升并令因食源性疾病住院的人数下降。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毒性物质释放清册》的成功是如何在气候变化领域被复制的。）

　　《毒性物质释放清册》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关心环保事业的组织以及广大媒体都倾向于将严重违背环保原则的单位作为抨击目标，并形成一份“环保黑名单”。这是一个社会助推的成功案例。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愿意出现在这张“环保黑名单”上，因为糟糕的公众形象将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包括股价的下跌。已经被列在黑名单上的公司都希望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排放量。并且，这些公司都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在黑名单上。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即公司千方百计采取更多和更好的措施避免成为有毒化学品的排放者。只要公司具备以低成本降低排放量的能力，那么它们便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破坏自己的名声，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因此而受到损失。

　　基于这一案例，我们就可以为气候变化简要设计一次初步的低成本助推了。政府应当编写一套《温室气体排放清册》，并要求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全体单位实行信息公开的做法。《温室气体排放清册》应允许人们查阅到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并追踪有关的变化。有了这一清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便可以考虑采取相关的法律手段。对此密切关注的部门（包括有关媒体）多半会将注意力放到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上。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显而易见，《温室气体排放清册》的公布可能会像《毒性物质释放清册》那样产生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确定，这一手册自身不会促使社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一助推行为的成本并不高，但它一定会起到相当大的正面作用。

　　还有另外一种信息公开的方式可以采用。1975年以来，美国国会一直希望能够有一种新式汽车满足燃油经济性的要求。因此，政府设计出了一项信息公开强制措施以及有关的节油标准要求，要求公司张贴出汽车购买者希望每台汽车所具有的节能性，以期提高公司在该方面的竞争力（见图12–1）。

　　图12–1 燃油经济性标志（美国国家环保署）

　　然而，里程数字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答案并不是很明显。将里程转变为美元会更加有效地达到竞争的目的，从而解决匹配问题。实际上，美国环保署正在改进其燃油经济性标签，从而突出预计年燃油消耗成本以及确定这一成本的方法。新标签还会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显示出各种类型汽车的MPG的下降数值（见图12–2）。这一做法于2008年开始实行。

　　图12–2 改进后的燃油经济性标志（美国国家环保署）

　　我们对新标志持欢迎的态度，只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计算出连续5年的油耗成本，结果将会更好。你可以想象一辆悍马车贴上这一标志会怎样！更好的做法是将这些标志贴到汽车后面，从而使其他驾驶员也能看到。与其他混合动力汽车相比，丰田普锐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只作为混合动力汽车销售（不像其他汽车，比如凯美瑞，既有传统动力，又有混合动力）。如果人们要彰显自己对环保所做的贡献，那么他会首选普锐斯，而不会选择凯美瑞，因为除非仔细查看车上的标签，否则别人无法确定他的凯美瑞是否是混合动力汽车。

　　类似的公布要求还会创造出更为环保的住房条件。动机效应会渗透到房屋建筑业，因为建造节能型房屋的成本由建筑商预先承担，而取暖和制冷成本却是由房主在之后承担。我们会看到，有些房屋并没有节能设施，而这些设施在最终用户（最终买单者）自己装修的房屋中都很常见，这一点并不奇怪。让我们来看一个酒店的例子。许多酒店的房间（特别是在欧洲）都要求，用于进入房间的塑料房卡应具有开启房间内电器的功能。当房客将塑料卡从插槽中拔下时，房间内的灯和空调便会关闭，但是钟控收音机却仍然处于开启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支付水电费的是酒店而不是房客，酒店管理人员知道，房客们在离开房间时不会有关闭电灯的动机。因此，酒店愿意通过承担这一额外的成本使房间具备拔卡断电的功能。

　　然而，我们自己家里为什么没有类似的设施呢？你难道不愿意在出门之前按一下开关，使钟表电源之外的所有电源都关上吗？

　　好处多多的环保助推方式

　　让我们来看一个更为绝妙的主意。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促使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消耗了多少能源呢？为了鼓励客户们节约能源，克莱夫·汤普森于2007年对南加利福尼亚的爱迪生公司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创造出了一种类似助推的解决方案。过去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文本信息提醒人们节约能源的做法效果并不好，但是一种叫作“环境监测球”的产品能够在用户使用过多能源时发出红色的光亮，而在使用普通能源时发出绿色的光亮，该产品在投入使用后效果良好。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该产品的用户在高峰期的能源使用量降低了40%。这种能够闪光的红色球形产品的确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他们更愿意节约能源。（我们认为，如果这一产品能够在能源使用超过某个限定值时发出尖锐的叫声，那么效果会更好。）

　　正如汤普森注意到的，由于能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人们不易察觉到自己使用了过多的能源。“环境监测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使得能源的消耗具备了可见性。汤普森还强调了反馈的重要性，他建议我们寻找一种方法，以便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所消耗能源的数量，甚至将有关的数据张贴在公众能够注意到的地方，比如公布在脸书上。实际上，一家叫作京都DIY的设计公司（名称来自《京都议定书》）已经在销售一种叫作“沃特森”的产品，该产品能够显示出你的能源使用情况，并将有关数据上传到互联网上，从而使你可以与其他地方的沃特森用户进行对比。汤普森认为，这类方法能够“节约大量的能源”。

　　我们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将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公之于众，我们也不认为目前是政府官员鼓励人们这样做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人们愿意通过一种竞赛的方式节约更多的能源，谁又会去反对呢？最直接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使能源利用可视化的方式，我们将在不出台强制性措施的前提下通过助推使人们减少能源的过度消耗。

　　我们还要提出一种自愿参与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服务对象是各种规模的公司，而不是个人消费者。使用这一方法，政府官员不必要求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询问公司是否愿意按照某些标准行事，从而达到满意的环境保护效果。这一方法的立足点在于，即便是在自由市场中，公司也经常无法使用最新的产品，而政府可以帮助它们在降低污染的同时不耽误赚钱。

　　比如，1991年美国环保署采取了一项叫作“绿色照明”的措施，这一项措施旨在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保持对环境的友好。环保署先后与一些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包括一些医院和大学）签署了一系列的自愿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这些组织都保证按照节能型照明的要求去做。1992年，环保署又进行了一项叫作“办公设备节能之星”的改革，其目的同样在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将目标锁定为打印机、复印机、计算机设备以及其他办公电器。环保署设定了几项自愿措施标准，并且允许参与这项改革措施的公司使用“节能之星”的标志。同时，这项改革的实施机构还将工业组织的合作情况在媒体上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并奖励那些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取得特别成就的公司。

　　环保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证明：节约能源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是无法做出这样的论断的。原因是，如果公司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节省能源，那么早就有公司这样做了。在市场经济中，各类组织机构无法依靠政府的帮助来降低自己的成本。竞争压力会使得那些不降低成本的企业很快陷入亏损的境地，从而最终退出市场。

　　然而实际上，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公司管理者公务缠身，无暇顾及每一件事情。为了实施节约能源的改革，公司中必须有人承担起这一任务。多数公司的管理者会认为，节能减耗不应当成为首席执行官的责任，尤其是在这一做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可观的情况下。节能减耗听上去是一件非常烦琐而小气的做法，提出这一建议的经理注定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具体计算上，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到老板的办公室里邀功请赏。

　　理论上讲，环保署的这一政策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事实证明，两种做法都已经在促进使用低成本高效率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结果这些技术比从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广。由于绿色照明方案的出台，节能照明的做法在许多地方派上了用场。办公设备“节能之星”也在节约能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使那些使用了相关设备和产品的单位降低了成本。所有这些都不是政府强制执行带来的结果，而是柔性助推的结果。

　　这些措施的成功为环保事业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对于那些特别关注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这些经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不管政府采取的是不是一种激励制度，它的确通过助推的方式降低了能源的消耗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说实话，政府官员并不是专家，但他们有时候的确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使公司从中受益。结果证明，政府的确具备做善事的能力。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