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部分 自由选择

　　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者非常看重自由，他们对于一切妨碍人们按照自己意愿去做事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有些助推措施并不好，也不受人们欢迎，如果有人为此实验一下，那么所有人都会受益。目前，在许多没有自由的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自由。

　　我们已经探究了环境保护的例子。许多政府都试图通过直接的命令和控制手段来保护环境。而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抑制了污染，创造了新的市场和更多的自由。在这一领域，多一分自由度，便会多一分吸引力。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常百姓都已经开始支持排放权交易，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威胁。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三个更有争议的例子。在教育领域，我们支持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教育行业的竞争对接受教育的孩子来说是件好事。同时，我们还希望提高病人和医生的自由度。我们尤其希望提高他们互相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能力（尽管一些律师在这方面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我们希望政府不再干涉年轻人的婚姻大事。如果政治和宗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并且我们坚持为宗教组织和互敬互爱的国民们争取到自由，那么目前美国政治家们所热烈讨论的某些话题（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便不会再那么热门。

　　第13章 我们该如何为孩子挑选学校？

　　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了被称为“第二部人权法案”的政府文件，这份文件旨在促进适合于现代民主的权利保障，其中提到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多数美国人似乎都认为，目前美国孩子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一项舆论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人们继续探讨如何获得这一权利时，便很难达成共识。

　　在美国政界看来，择校仍然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最初，选择问题是由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他的观点很简单：改进学校教育的最好方式是引入竞争机制。如果学校之间存在竞争，那么受益的将是孩子。同时，如果学校之间存在竞争，那么优势最小的学校受益空间最大。富裕家庭的孩子早已经进行了“择校”，他们将被送往私立学校。如果我们能够向父母提供教育凭证，将他们的孩子送到他们希望去的学校，那么生长在贫穷家庭的孩子与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就有机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难道穷人家庭的孩子不应当与富人家庭的孩子享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吗？

　　批评家认为，实际上，这一体系对曾经为美国崛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立学校体系形成了挑战。批评家担心，服务于各阶层家庭、使各阶层家庭的孩子们一起接受教育的公立学校最终将会落入生源和收入两空的境地。他们担心，教育凭证制度将会成为一种富裕家庭的专利，尽管这些家庭早已经具备将孩子送入体面的私立学校的财力。更为糟糕的是，公立学校最终可能只能接收那些从私立学校淘汰下来的孩子。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强烈倾向于支持择校的概念，因为人们应当有选择的自由，并且竞争也能够提高教育质量。然而，选择的抽象性使我们不能随意选择某项方案，因此也就无法知道这一方案的好坏。我们已经看到，选项多样化并不能保证最好的结果。我们想要知道：对学校来说，是不是选择越多越好？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美各地都试行了多种选择体系，向给予关注的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事实证明，尽管选择体系并不是决定因素，但它的确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施展空间。著名的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斯在对教育凭证和特许学校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在面对竞争时，公立学校能够使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对于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学生，其测试成绩进步了1%~7%不等；同时，取得最大进步的往往是低年级、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

　　尽管结果证明择校能够带来帮助，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家长代表孩子做出好的选择，结果同样也会好很多。许多家长不做任何选择，而是将孩子送进默认的学校（通常情况下是附近的学校），而即便是做出择校选择的家长，有时候也会因为准备不足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对于择校，我们非常看重的一点是，如何通过一些措施使家长为自己的孩子做出明智的选择。

　　如何简化关于择校的信息海洋？

　　让我们来看一下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发人深省的案例。2001年，总统小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以期通过强制执行某些测试标准提高公立学校的责任感（我们权且将因这一法律引发的许多争议性问题搁置不谈）。截至2003年6月，伍斯特市50所公立学校中已有12所连续3年、3所连续3年的学校被认为“亟待改进”。那年夏天，几乎占这一地区学生数量1/5的4 700名学生符合转学条件，有1 800名学生有权获得由联邦政府赞助的追加教育服务。然而，6个月之后，只有一名学生转学成功，仅有2名学生获得了追加教育服务！

　　伍斯特市的政府官员对此应当负主要责任。诚然，低水平学校中的系统已经告诉了家长关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规定的他们所享有的权利，然而，学校系统同时还会实施一种政治科学家威廉·霍厄尔所称的“友好劝阻”的做法，从而使家长只能勉强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学校系统的措辞使人们相信学校的“表现不佳”，强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评估标准的限制，并且突出了这一法案中一些不引人注意的部分，注意到地点限制政策可能不允许学生转学。同时，学校系统还声称试图改进上述的情况。

　　对于那些没有感到为难的家长来说，进行选择是一个乏味的多步骤过程。首先，家长必须去见学校的校长，而实际上很少有家长这样做。其次，家长应当参加在学校信息中心举行的另外一次会议。信息中心主任说，家长们可以在这个会上表达自己的心愿。在这个会上，当地的官员再次强调说，孩子的转学并不能保证，交通和学校位置也不能保证。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家长提交有关转学资料之前。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学区控制着信息渠道，因此如果没有学区的帮助，家教服务和备考公司无法与学生取得联系。这些公司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学区对它们的正面评价。

　　如同401（k）计划一样，一般家长对孩子所在的学校情况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其他学校了。他们可能会乐于保持现状，或者最终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自由度，而并不是仅仅使人们拥有很多的选择（尽管这有时候很有用）或者使人们具备为自己孩子做出最佳选择的能力。下面让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一问题。

　　当家长为孩子择校时，安于现状的心态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家长看来，不管教学水平如何，邻近的学校就一定比离家半个小时车程的学校好。不管怎样，学校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配的方式使得家长在做出选择时很难考虑周全。比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家长会收到一份有100页的手册，这份手册由来自各个学校的代表集体编写而成，介绍了190所学校的情况，着重突出了每所学校的特点。然而，这一手册并不包括学校的位置、学生考试成绩、学生出勤率以及学生的种族构成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只有在学区的网站上才能看到。同时，一所覆盖全学区的特别报名中心要求其员工在回答诸如“哪所学校最好”之类的问题时以“一所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学校中的每一名学生”作为回应，并建议家长与孩子们去讨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以及到各个学校看一看以做出最适合自己孩子的选择。尽管这一建议没错，但它所起到的作用也仅仅像一名餐厅服务员在回答顾客“哪道菜最好吃”的问题时所说的“都挺好”一样。

　　夏洛特市进行的一项创新性实验表明，选择可以通过更好和更简单的信息得到完善。在实验中，家长被要求为孩子在默认学校之外的多个学校中做出申请和选择。低收入家长相对于高收入家长并不太看重基于考试成绩的学校教学质量，并且很少为孩子们报名上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实验随机挑选了几名家长，并向他们分发了关于这些学校的简介资料，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在其他领域所推荐使用的RECAP。每一份资料都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详细列出了关于平均测试成绩和升学率方面的信息。

　　实验人员希望能够发现家长（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是否愿意选择较好的学校。他们当然希望选到最好的学校。从收到资料的家长所做出的决定可以看出，他们对教学质量的关注程度提高了一倍。结果，他们选出的学校比就近学校的考试成绩平均高出70%，这使得他们做出的选择与年收入高出自己家庭65 000美元的家庭处于同一水平上。并且，在孩子们有幸转入更好的学校之后，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得以大大提高。较之那些没有如愿的学生，这些最终有幸进入了教学水平较高学校的学生的辍学率更低，学习成绩也更好。

　　动机的冲突性和一致性

　　一名好的选择设计者除了能够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早已经感兴趣的东西之外，还可以做许多事情。比如，在选择过程中，他们可以设法缓解条件较好家庭和条件较差家庭之间潜在的动机冲突。

　　尽管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是诸如教育凭证之类的市场产物仅有少数学生才能享受得到。一种很常见的变通的做法叫作“受控选择”，它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反种族歧视运动之后。这一做法旨在确保学生就近入学或者进入与其兄弟姐妹相同的学校的前提下给予他们申请其他学校的权利。

　　波士顿的学校管理层采取了一套电脑计算系统，旨在使尽可能多的学生走进自己首选的学校，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就近入学。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学区目前在使用这套所谓的“波士顿系统”，因为学校管理人员对受控选择做法的解释并不是很详细。但我们知道，一些较大城市（包括丹佛、坦帕、明尼阿波利斯、路易斯维尔和西雅图）的学区都在使用这一电脑系统（西雅图和路易斯维尔在遇到两名学生同时申请一个入学名额时采取了以种族区分的做法，这一做法已在2007年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

　　提供的第一批选择越多越好，这听上去不错，但它却存在一个问题。事实证明，波士顿系统中的择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胜出者如何最终得偿所愿？他们会适当撒一些谎。经济学家将此称为“策略性隐瞒”。

　　之所以说撒谎是波士顿系统中的一项策略，有其数学上的复杂原因。为了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大学的入学方式突然有一天采用了全国受控选择系统，那么申请上诸如哈佛和斯坦福这样名牌大学的学生会蜂拥而至，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这时当地政府便会出面采取措施。此时，你能够进入某所名牌大学的概率仅仅略高于你赢得彩票大奖的概率。（你会认为剑桥市和帕洛阿尔托市的生活费用昂贵吗？但如果在这两个地方生活能够确保你的孩子进入哈佛或斯坦福大学呢？）那些从未在剑桥市生活过却又在孩子一生下来便梦想着将他送往哈佛大学的家长会意识到，即使将哈佛列为孩子的首选大学也无济于事。因此，假如所有美国家长都将哈佛列为首选，那么只有剑桥市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此，剑桥市以外的美国家长最好将第一志愿瞄准那些相对不太热门的学校，比如达特茅斯大学或者康奈尔大学（申请这些大学享受当地优惠条件的学生相对要少一些），而不应当为了一个极小的可能性去下大赌注。在波士顿系统中，对于同一所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要大大高于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的录取率。因此，如果将竞争优势不强的学生的第一志愿定为热门大学，那么被录取的概率会很低，将热门大学填写为第二志愿，录取的希望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学校的招生计划通常都能在网上查到，因此家长不得不以录取率和孩子的竞争力为基础来定夺。

　　波士顿系统刚开发出来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一系统具体的计算方法！）但到了后来，一些家长逐渐熟悉了这一系统，特别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他们与其他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一起，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系统。而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家长则不太会利用这一系统，他们经常会将极为抢手的热门学校列为自己孩子的第二志愿，这是再愚蠢不过的选择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孩子因此而失去了到一流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波士顿系统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应用，尽管波士顿还没有启用这一系统。2003年，几位由阿尔·罗思领衔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波士顿学校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些管理人员的同意之下，经济学家对学校的内部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管理人员也确信这套系统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他们采取了经济学家最新推出的选择机制，这套机制是基于一套原本用于为住院实习医生联系医院的系统设计的。这一机制并不会使那些不熟悉择校过程的家长遭受损失，而是允许他们花时间造访学校并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反过来，学校管理人员也不必苦于猜测家长们的真实意图，并且可以根据将来的信息反馈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好的选择体系既不是由蹩脚的教授建立，也不是强大的计算机系统所能取代的，它应当是某家学校某几位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结果。在得克萨斯州的圣马科斯，奥斯丁社区大学的校监和一名管理人员找到了一种使圣马科斯大量的拉丁裔学生就读大学的方法。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助推方式，该方式迅速在得克萨斯州传播开来，其传播速度甚至超过了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热门视频的传播速度。

　　将高中生“推”进大学

　　这一助推方法是：若圣马科斯中学的学生要毕业，必须要申请加入邻近的奥斯丁社区大学。由于美国学生进入社区大学所需要的仅仅是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一份标准化测试成绩单，因此只要学生正确提出入学申请便意味着能够被2/3的大学接收。

　　在圣马科斯，学校入学计划控制得十分严格，有2/3的中学毕业生无法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这名校监无法通过外部融资渠道实施这一做法，因此她恳请自己学校的老师和社区大学给予帮助。学生们在上英语课时被拉出来去听一位大学老师的介绍。这位老师并没有向学生们讲大学教育多么有用，而是向他们讲述了青少年心中自由的象征：汽车。他指出中学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工作后的收入差距正如起亚汽车和奔驰汽车的差距。然后，来自社区大学的管理人员免费让这些中学生参加了标准化入学考试。同时，他们还向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信息，并在周末为家长提供税务方面的咨询。

　　这一助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2004—2005年，圣马科斯中学学生考入得克萨斯州大学人数比例提高了11%，达到了45%。目前，有超过45所得克萨斯州的中学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几所中学也已经开始效仿圣马科斯中学的做法。缅因州甚至还有人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中学生在毕业之前至少向一所大学提出入学申请。

　　我们已通过较短的篇幅讨论了多个领域的情况。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的是对的：至少在理论上，择校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因为它提高了自由度，并兑现了提升教育水平的真实承诺。当然，改革成功与否应当以结果来衡量，而不是以理论来界定。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事实证明，择校的确能够使学生们享受更优质的教育。

　　我们最为关心的一点是，投资和处方药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也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选项供家长们做出合适的选择。学校应当设法使家长不再依赖默认选择，而是利用自己的自由，通过自己的主动思考做出最终选择。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他们都需要合适的动机。尽管罗斯福总统一直强调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并不是由《宪法》规定的，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承诺，我们只需要采取某些措施便可以使更多的孩子享有这一权利。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