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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动物的从众

　　从非洲平原到北极苔原，全球各地都有大量动物聚集在一起进行长途迁徙。这些动物群体几乎永远在行进之中，以躲避气候的季节性变迁，并寻找新的水源和食物。例如，角马就常常以多达百万只的规模，成群结队地往返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为了跟随降雨和新鲜的草地而完成长达1 800英里（约2 896.82千米）的征程（见图5）。对角马而言，固守在一个区域会承担饿死或渴死的风险，但是迁徙也同样危机四伏。角马需要穿过鳄鱼横行的水域，并面对其他危险。通过群聚，角马群可以中和这种威胁，群聚提供了庇护，增大了每一只个体角马存活的概率，并确保了种群的存续。

　　与我们人类共享类似的群聚从众本能的动物种类多得惊人。为何我们和许多物种都进化出了如此强烈的与周围个体共生的关系呢？在本章中，我们将从行为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对这种我们和动物表亲共享的社会本能一探究竟，看看我们从动物王国可以学到什么。

　　图5 迁徙中的角马

　　注：角马群聚在一起以确保在鳄鱼群中活下来。

　　猎豹与狼群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区别。就像我们和身边团体的互动会因我们性格及倾向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样，其他动物的社会互动也是如此。动物有时会离群索居，有时则为了共同的利益群聚，而有时动物个体会为了群体和物种的利益而做出牺牲。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猎豹和狼群的特性，就能发现与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人类行为不同类型的某些类似比照。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经济学家通常假设世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崇尚个人主义、利己并自足的物种，即“经济人”。“经济人”无须依赖他人即可单独行动，因为协调他们行为的并非直接的社会互动，而是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鉴于从众行为在动物王国，尤其在哺乳动物中无处不在，所以很难将任何动物类比为独立自足的“经济人”。雪豹可能是最为接近的例子了，现存野外的雪豹数量不足9 000只，且个个都离群索居，独自生活在崇山峻岭中，除了繁衍和捍卫领地以外，与自己物种的其他个体都极少来往。我们人类中极少有人能过着这般出世的生活。

　　复杂的经济学模型能够显示我们作为利己的个体，能从与他人的合作及协同中获得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从群体中获取经验知识、寻求安全庇护，或从与同伴的合作中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回报。这与利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在利己型从众中，每个动物个体都通过与团体合作来优先最大化自身的需求和欲望，以确保得到对自身而言最好的结果。类似的合作在动物王国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当独狼聚成狼群时，每只狼都会从这个群体联盟中获得好处。就像是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的，卢梭书中关于狩猎牡鹿的例子一样，当狼群联合行动时也能够捕获更大型的猎物。

　　结合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从众思维捷径的若干观点，一些行为生态学家已经证明，群体所表现出的张力和活力，其背后就是简单的思维捷径在发挥作用。生物和生态学家克里斯蒂娜·穆罗（Cristina Muro）及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虚拟狼群追捕猎物的计算机模拟模型。虚拟的独狼掌握的唯一信息就是猎物和狼群中其他狼的位置。模拟测试包含两条基本规则：第一，独狼不得在狩猎过程中危及自己的生命，因此只能接近并在一个安全临界的距离包围猎物；第二，当所有狼都达到这个安全边界时，系统设置它们需要在这个安全距离上包围猎物并尽量远离其他的狼。穆罗及其团队发现，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狼群行为模式和现实世界中狼群的行为极为类似。此前的研究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复杂的沟通模式是确保狼群高效围猎的关键，但是穆罗的研究表明，高效围猎的秘诀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在合作中，狼群中的独狼使用简单的规则为自身牟利，但是也兼顾了狼群整体的利益。如果所有的独狼都能够有效地合作捕猎，那么每一只个体都会从中受益。这个经验对于利己型从众也同样适用，并支持了这样一种理念：人类的合作也应该基于简单的思维捷径和经验法则，以确保每个个体都能从与他人的合作中受益，并兼顾到团体整体的利益。

　　企鹅和蜥蜴的社会生活

　　利己型从众的行为并非只出现在哺乳动物或是群居狩猎的高等肉食动物身上。事实上，通过社会学习而选择从众的行为在动物世界司空见惯。正如经济学家认为我们通过观察他人来决定选择哪家餐馆一样，行为生态学家艾蒂安·当尚（Étienne Danchin）及其团队提出，动物通过观察和模仿其他动物的行为，来收集觅食和寻偶场地的重要社会线索。我们在序言中就描述过社会学习的例子：袋鼬从父母那里，或是通过观察其他袋鼬的行为，学会避免误食有毒的甘蔗蟾蜍。但是社会学习不仅限于有袋类动物或哺乳动物。

　　生活在南极的阿德利企鹅处于食物链的中部，它们以磷虾为食，但是同时自己又是海豹的捕猎对象。一只企鹅在捕猎的同时也面临着自己被捕食的风险。对个体企鹅而言，社会学习是最好的策略：每一只企鹅都站在岸边，观察其他企鹅是否跳入海中。最终，一只足够勇敢或者太饿的企鹅会涉险第一个跳进海里。其他的企鹅看着这只以身试险的勇士在水下觅食，然后判断它们是否也应该跳入海中。如果第一只企鹅没有被吃掉，那么大部队就会纷纷跟着跳入海中，这个集体的行为完全取决于第一只企鹅的命运。

　　我们一般认为，蜥蜴这样低等一些的动物也同样掌握了社会学习的窍门。一支由林肯大学的安娜·基什（Anna Kis）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对生活在澳洲沙漠里的鬃狮蜥进行了观察研究。通过观察同类的行为，鬃狮蜥可以学会通过打开一个活板门来获取食物，这可是一项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认知任务。就像企鹅和蜥蜴都通过参与社会学习而大快朵颐一样，人们在选择餐馆时也有类似的经历，即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选择来推断餐馆的质量。

　　愤怒的小鸟

　　利己型从众也能够提供安全庇护，我们跟着一大群行人一起，而不是单独穿过一条繁忙的马路就是一例。这种从众有两面性：相互效仿，结群聚集。我们可以在动物躲避捕食者的例子中看到这种两面性。伪装是最简单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效仿行为。棕拟雀鲷，一种生活在印度-太平洋海域珊瑚礁附近的具备模仿能力的鱼，能够快速变换身体颜色，模拟附近的鱼并据此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概率。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从众，但是当大量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时，整个鱼群会同步转换伪装色。当如此多的目标聚成一群，同进同退、一致行动时，捕食者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只个体身上。行为生态学家将这称为稀释效应（dilution effect）。在一个大群体中，个体猎物受到捕食者的关注被稀释了，捕食者很难选定任何一个个体目标下手，因此在一个群体中，个体面对捕食者时变得不像落单时那么脆弱无助。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一群捕食者群聚可以更有效地捕猎，但是动物群聚结成同盟并不是仅仅为此，还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当动物有意识地通力合作时，一群动物将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以海岛猫鼬为例，它们常常轮流站岗放哨；红嘴鸥和其他海鸟会结成联盟，在发现危险时向其他海鸟示警，有时还会蜂拥而上一起攻击捕食者；甚至我的家猫霍布森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它随我们搬到澳洲时，对澳洲的第一印象可不太愉快。霍布森被一只八哥盯上了，这只八哥随即又引来了五只鸟，排成阵型对霍布森发起“希区柯克式”的轮番攻击，吓得霍布森只得躲进屋里。这只八哥可是组织了一次聪明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联合打击。

　　从众的奶牛

　　除了靠潜意识的影响力驱动我们结群入伙外，利己型从众还能带来更加实在和客观的好处。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合理的原因，解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群聚和从众行为，这些鼓励从众的动因显然有利于利己个体的存续，这可以解释为符合卡尼曼系统2慢式思维的审慎选择。

　　其他形式的从众就不能这么简单直观地用系统2思维或者个体生存概率来解释了，我们这里指的显然就是集体型从众。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集体型从众似乎和卡尼曼系统1式思维更为贴合，受本能冲动和无意识的动因驱动。我们屈从于同伴压力，并从归属感中体味到虚无缥缈的精神满足，即便我们无法从群聚的行为中找到明确和客观的目的（至少从利己的角度不行）。

　　如果让你在脑中勾勒一幅动物从众的场景，那么很有可能你会想到一群奶牛。奶牛是典型的从众型动物，但是它们并不是因为盲目愚蠢才选择群聚在一起的。奶牛是有森严社会等级的高级社会性动物。它们会在被迫同群体分开时显示出焦虑，也能同其他奶牛个体发展出紧密的关系，这种纽带关系和人类的友谊关系相差无几。在一项研究中，行为生态学家通过监测心跳和血液中皮质醇（压力荷尔蒙）的含量来观察奶牛在两个场景下的压力水平：当它们和一只陌生奶牛关在同一个牛栏里时，与当它们同“最要好的朋友”关在同一个牛栏里时的不同之处。结果表明，奶牛在与“最要好的朋友”待在一起时，压力水平要低得多。这一现象适用于大部分的哺乳动物，与人类一样，许多哺乳动物在与彼此熟悉的个体待在一起时，会感觉压力较小和满足感更强。

　　进化的影响力

　　关于从众的神秘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为何一些个体会选择从众和效仿这种对自身并无明显好处的行为。进化生物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反常现象，因为这一学科的关注点不是动物个体或某个族群。当一切事关更为宏大的进化法则时，利己的个体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参与者而已。无论从众是有意识且自利的，还是无意识且集体性的，它之所以进化而来，其目标还是最大化种群整体的——而非个体的——存续概率。

　　我们可以从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的巨著《物种起源》开始，尝试理解动物王国中的社会本能（及反社会的本能）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而来的。不同的物种演化出了各异的特质，赋予它们适应性优势以帮助它们在各自的自然栖息地繁衍兴旺。如果它们能够存活得够久直至繁衍下一代，那么整个种群存续的概率也就更大一些。但是，如果环境发生了改变，那么一些物种就会因为缺乏针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优势而灭亡。

　　进化生物学家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为基础，探索在面对环境限制和阻碍时，我们的外向性行为是以何种方式进化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在很久之前就演化形成的，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常感到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更好地了解驱动我们行为的因素，我们可以先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近因（proximate cause）和远因（distal cause）。近因是决定我们日常决策的激励和驱动因素，我们偏好某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能够更为有效地刺激我们负责处理奖励感知的生理系统。远因则是从进化的角度诠释我们行为的根本动机，展现了人类这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为了解释近因和远因的区别，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糖的例子。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摄入过量的糖分，因为糖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摄入的糖分会带来生理上的变化，触发我们体内获得奖励和愉悦的生理信号，而一旦我们的身体捕捉到这种信号，意识到某样事物能给我们带来奖励回馈，我们就可能想要得到更多，这就是我们过度摄入糖分的近因解释。至于远因，那就和我们当下日常的身体反应没有关系了，而是一种数百万年来人类通过进化所获得的古老机能。人类随着进化变得渴求甜食，因为甜食可以帮助人类在食物匮乏的原始时代获得足够的养分。能够享用和有效消化成熟果实，这激励我们去寻找原始环境中稀缺的高热量食物来源。我们也进化出了将这些热量转化为脂肪并储备下来的能力，因为在原始环境中，人类也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新的有营养的食物来果腹。那些喜欢摄入糖分以带来愉悦感的人更有可能享用甜食、积累脂肪，并且在饥荒来临时存活下来并繁衍下一代。这种古老的机能就是我们热爱糖分的远因解释了。

　　适应性优势是如何在人类和动物的行为中展现出来的呢？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都可以用进化的逻辑和机制加以解释，这种机制曾经起到了增大我们生存概率的作用，并且有可能仍然发挥着类似的功用。从众是适应性优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有其远因的解释。这些远因对近因产生了促进和固化的作用，而这些近因则不知不觉成了我们至今关于从众的分析基础。

　　在现代，我们学着将从众和奖励回报关联起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为受到鼓舞而跟随他人，因为这一行为在某些方式上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利己型从众之所以有奖励回报，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而集体型从众给予我们的是更加隐性的、更加无意识但同样重要的心理满足感。绝大多数人都享受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觉得归属于某类团体更令人开心。我们倾向于追随他人，并享受相应的集体支撑和庇护。无论是受利己之心还是更加无意识的奖励回馈因素驱动，这些都是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近因解释。

　　人类的祖先需要在恶劣的原始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远因解释就展现了集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利己型的还是集体型的，从众都是一个自古传承、已经融入我们血液，并且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策略。通过观察和效仿他人，人类的祖先发展出了搜寻食物、躲避捕食者和寻找配偶的最佳策略。人类的祖先适应着环境，将从众作为提高生存概率的策略之一，并将这种从众的本能在繁衍时传给下一代，从众本能因而也就得以延续演进。

　　这一生物进化的视角也表明，适应性优势是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间相通的一点。从进化的视角来看，这两种从众都兼具增大族群和整体种群生存概率，以及帮助个体的功用。借助进化性优势的视角，我们意识到最终可以在集体型从众和利己型从众之间找到共识，对人类而言两种从众的形式都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本能及倾向性。人类进化出了社会性以及对暴力感到反感的共性（但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祖先的小部族可以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以便能够更好地存活下来。一致趋同性在我们社会本能和从众倾向性的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这种一致趋同性因为过度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而被滥用，被过度放大，远远超出了在原始环境中符合生物进化逻辑的范畴。

　　自我牺牲的黏菌

　　在进化生物学中，自我牺牲的个体对物种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它们将被剥夺复制自身基因的机会。我们或许以为合作和自我牺牲的现象只会出现在高等的动物物种中，并且在人类身上达到了极致。事实上，合作和自我牺牲的现象在相对原始的生命形态［如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变形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黏菌的一种）］中也同样存在。虽然基因型不同（即拥有不同的基因组合），但不同的黏菌细胞之间会彼此合作。这并不常见，因为大部分的多细胞组织都是由基因型一致的细胞组成的，从进化的角度这更加合理，从适者生存的角度看，同一基因型的细胞彼此间无须争夺资源，因为无论哪个细胞存活下来，该基因型都能够得以存续。基因的存续才是重中之重，而非个体细胞的存续。黏菌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即便不共享同样的基因型，彼此之间也能够进行合作，因此某一基因型细胞的存活是以另一基因型细胞的消亡为代价的。

　　黏菌间的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呢？进化生物学家保罗·B.雷尼（Paul B. Rainey）对盘基网柄菌进行了研究，并发展出了黏菌如何及为何协同合作的有趣理论。黏菌生活在土壤中，依靠食用腐烂树叶和动物粪便中的细菌存活。在有利的环境中，每个个体细胞都发展出单细胞变形虫的身体构造，随机游走吞噬细菌。但是有的时候环境变得恶劣，养分变得稀缺，这时细胞就会释放出化学信号素，诱发变形的过程。细胞个体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蛞蝓的多细胞体。其间，一部分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成为蛞蝓的柄细胞，而其他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成为柄细胞末梢的孢子，释放到环境中，以在环境条件转好时重获新生。然而柄细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会萎缩并死去。其中的奥妙在于，为何一个单细胞结构会牺牲自己繁衍的机会，变形成为一个多细胞体的柄细胞，这可以说是进化概念中的死路一条。这些柄细胞的基因型可能会随着柄细胞的死亡而灭亡，因为这些单体细胞没有任何繁衍的机会。如果恶劣的环境只是暂时的，那么维持单细胞变形虫的个体状态对每一个黏菌细胞而言都意味着更大的生存概率。雷尼的推测是，单细胞的黏菌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风险权衡的机制，如果它们和其他黏菌聚合起来，就有可能变成柄细胞，但是如果它们足够幸运，则有可能变形成为多细胞体蛞蝓体内能够通过孢子释放而得以繁衍的部分。雷尼认为，自我牺牲的黏菌细胞只是不走运罢了。某些黏菌成为赢家，而另外一些则是倒霉的失败者。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和黏菌的相似之处要比我们想象中多。

　　黏菌的例子表明，有时合作的出现并非出于动物个体的利益，而是为了物种延续。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探讨过的，蚂蚁也是一种高度协作的物种，展现出了与人类利己型从众类似的行为，并且也参与社会学习。经济学家阿郎·基尔曼（Alan Kirman）的研究兴趣之一是动物的社会行为同经济理论间的关联。他借鉴了昆虫学家的一个观察结论，即蚂蚁在采集食物时并不会在不同食物源间平均分配精力。为了诠释这一现象，基尔曼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学习的“蚂蚁模型”。基尔曼认为，蚂蚁的效仿行为是它们招募行为的展现形式。一只蚂蚁发现了一个新的食物源，进而通过交换化学信息素的方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其他蚂蚁，这样一来蚂蚁大军就会无视其他食物源，被募集而来采集这一特定食物源。对蚁群而言，集中采集某一食物源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合作采集过程将更加高效。最终当第一个食物源被采集殆尽时，蚂蚁大军就会转战下一个食物源，这种社会协作确保整个蚁群得以存续。显然，这种对个体蚂蚁而言反常的行为，从确保整个蚁群存续的角度就说得通了。

　　社会性动物

　　高级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在动物王国中并不少见。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就为我们描述了一些具有高度社会化组织特性的真社会性（eusocial）动物的社会行为范例。真社会性可见于众多物种中，包括蚂蚁、蜜蜂、黄蜂、白蚁和裸鼹鼠。真社会性的概念与另一个概念有关，即群体优先于个体。真社会性动物有复杂的社会意识，并且在种群内共享着高度发达的合作本能。真社会性动物实行“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个体会以自己的存活概率为代价，增大其近亲繁衍后代的成功率。在更为广泛的真社会性动物的社会组织架构中，利他主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真社会动物间会形成强烈的配对关系，有时甚至是“一夫一妻”的单一配偶关系；它们会同伴侣或其他成年同伴共同抚养后代；真社会性动物的社会由多个世代的个体叠加构成，而在这些社会架构中存在着针对不同任务的劳动分工，有时这种劳动分工是以个体成员的繁殖可能性为代价的（工蜂即是广为人知的一例）。每一个动物个体没有独立的目标，而整个社会的运作就好似一个单一的动物体。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真社会性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它将我们的思绪带回了本书第二章中一些暴众和集体型从众的描述，包括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极富影响力的著作。在书中，勒庞用了一个生物学的类比来描述暴众。他解释道，一群暴众就好比一个人体。暴众群体里的个体就像是身体中的细胞一样，自己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对勒庞而言，暴众（心理群体）就好比：

　　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他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注释标题 Le Bon (1895), p. 11.

　　勒庞的理念展示了一种将心理学和生物学与群居从众的解释关联起来的途径。将暴众聚集起来的心理动因，可以和观察到的真社会性动物的行为关联起来，因为单体的真社会性动物没有独立的个体身份，一如身体中的个体细胞无法单独存活一样。真社会性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诠释集体型从众和利己型从众之间的区别。集体型从众并不总是符合个体动物的利益，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则是运作得当的做法。

　　传授知识的虎鲸

　　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群聚以寻求安全庇护是一个利己型的选择。但是动物选择群聚的原因可不仅是利己，从整个群体的角度来看，确保个体动物的安全也能够提高整个群体存活的概率。这样一来，集体型从众就压倒了每个动物的个体性。大群动物所展现出来的特性通常是无法从个体的角度加以诠释的。如同第二章中提到的勒庞的人类暴众，整个群体和个体的集合是两码事。角马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单个角马生性胆怯，但是多达百万只的角马聚集成群，则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整个角马群合为一体，聚成一股令人恐惧的强大力量。

　　社会性的哺乳动物也为我们展示了两个复杂社会性行为的例子：传授知识和文化分享。以虎鲸为例：虎鲸一生都聚成小群，和家人一同生活。但同人类一样，雌性虎鲸到了中年便会失去生育能力。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仍是个谜，因为从演化的角度如何解释雌性虎鲸在失去生育能力后还能存活如此之久？国际行为生态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认为，失去生育能力的虎鲸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停经行为。直到近代，停经都被认为仅是现代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无法解释的人为产物。

　　虎鲸群是典型的母系社会。一支广受关注的虎鲸群是生活在萨利希海（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北部西海岸附近的一片海域）的J群，其族长是一只叫作“老祖母”的雌性虎鲸（编号J2）。1967年肯·鲍尔科姆（Ken Balcomb）博士首次拍摄到“老祖母”，自那之后她就一直被一队行为生态学家追踪研究。它是人类已知最长寿的虎鲸，当它2016年去世时，人们相信它或许已经有100岁高龄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它都显得非常健康，事实上它显得比很多年轻的雄性虎鲸状态都要好。它也许是在30 ~ 40岁时产下了最后一只幼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它生命最后的40个年头里，它从未被观测到同它自己的幼鲸在一起。

　　行为生态学家相信，像“老祖母”这样在失去生育能力后仍然活了很久的虎鲸，在虎鲸社会里扮演着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通行的理论是“祖母假设”，一个用以解释为何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能力后仍然如此长寿的观点：较年长且自己没有幼子需要抚养的女性，能够帮助年轻的女性抚育后代，从而增大整个群体存活的概率。例如，有证据显示，有祖母照顾的孩子更有可能存活得更久。

　　从社会学习的视角也能解释得通，这种解释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利己型从众和社会学习模型相吻合，但又略有不同。年长的雌性虎鲸掌握着关于族群社会和周遭环境的重要知识，它们会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年轻的虎鲸，帮助它们学会如何在海域中寻路觅食。这种信息的共享不仅限于年轻虎鲸观察年长虎鲸的行为。行为生态学家将“传授”定义为一个个体付出一定的代价来将知识传递给其他个体。传授远比学习复杂，进行学习仅须一个个体观察另一个个体，而被观察的动物个体是被动的，并没有动力甚至都可能没有注意到其他动物在通过观察它们的行为进行学习；传授则是有意识的协作过程，“老师”和“学生”都主动地参与这个进程，共享信息和知识。行为生态学家还注意到，传授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机会成本”，即当它们在传授时，也就放弃了将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身上的机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帮助其他个体。“老师”作为个体或许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它们能够帮助整个群体，也就是能帮助整个种群。因此，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传授知识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传授知识显然是“老祖母”在它的后半生致力追求的，在捕猎三文鱼时会有一队虎鲸跟在“老祖母”后面，当“老祖母”发现有年轻虎鲸偏离它设定的路线时，它会用尾巴拍水以警示那些年轻虎鲸跟上队伍，显然这是一个不同个体间互动的过程。

　　年长虎鲸在传授知识和社会支撑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而微妙的。研究员注意到，“老祖母”和它儿子的关系尤为紧密。雄性虎鲸的寿命远短于雌性虎鲸，雌性虎鲸一般能活过80岁，而雄性虎鲸则只能活到约30岁。同“老祖母”一样，J群中其他的年长雌性虎鲸也会花很多时间与成年的儿子——而非女儿——待在一起。它们会和自己的儿子分食三文鱼，但从不和自己的女儿这么做。这也许反映了某种生态学形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即确保雄性子嗣的存续所需的成本低于确保雌性子嗣存续所需的成本，因为雄性会和其他虎鲸群的雌性交配，之后这只雄性的幼崽的抚养负担就是由其他的虎鲸群来承担，因此给雄性虎鲸子嗣更优的待遇就合情合理了。如果雄性子嗣存活得足够久，那么它交配的概率就更高，当它的幼崽出生时，这些幼崽将不会是这只雄性虎鲸所在的鲸群的累赘和负担。反之，如果雌性子嗣存活并繁衍，那么整个鲸群就需要承担养育其幼崽的负担。研究员的精算分析显示，母亲还健在的雄性虎鲸能够活得比没有母亲陪伴的雄性虎鲸久得多，一旦雌性虎鲸母亲死去，那么其雄性子嗣的死亡率会升高八倍之多，而如果是雌性子嗣，母亲死去带来的影响就小得多。

　　动物的文化

　　文化是另一个由我们的从众本能驱动的现象，且存在于人类之外的许多社会性动物物种中。一些我们通过进化习得的策略实则反映了在漫长进化中文化的演进结果。

　　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致力于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引入社会学范畴，并在1976年出版了开创性的著作《自私的基因》。在该书中，道金斯断言，达尔文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基因层面，在社会中同样适用。模因（memes）可类比为人类社会的基因，通过诸如语言等方式在人类中传递的观念，它是构成我们社会互动的重要基本单元，是通过一个称作模因式传播（memetic contagion）的过程，在文化和社会中被复制的观念及惯例。因此，盲从者在这个过程中就尤为重要。虽然道金斯的观点在现代科学家中备受争议，而我们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构建及我们的基因组合，在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上也有待讨论，但是对于达尔文物竞天择法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环境这一点还是有着基本的共识的。

　　文化传统的形成将社区和社会凝聚起来，而文化一致性则帮助物种实现存续。从众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反过来文化又塑造了社会惯例，固化了动物的从众及效仿的本能。文化惯例也构成了叛逆者所反抗的社会架构。我们已在包括鲸鱼和海豚在内的多个物种中观察到了文化惯例的存在。行为生态学家已经发现，黑猩猩群体间会根据地域的不同而形成当地的蚂蚁采食传统，有些黑猩猩会用小棍子一次性收集几只蚂蚁，然后从棍子上将蚂蚁舔食掉；其他一些黑猩猩会用一根长棍子，等着许多蚂蚁爬上来，然后用手将棍子上的蚂蚁全部捋进嘴里吃掉。行为生态学家相信，这些不同的食用蚂蚁的方式代表了不同的黑猩猩文化。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怀特恩（Andrew Whiten）设计了一个实验，以测试文化惯例是否会在猴群内传播。他和同事观察研究了生活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109只绿长尾猴。在实验的第一阶段，猴子被分为两群，分别被喂以染有不同颜色的玉米，一群猴子吃的是掺有苦叶子的粉色玉米和正常的蓝色玉米，另一群猴子吃的则正好相反，是掺有苦叶子的蓝色玉米和正常的粉色玉米。自然第一群猴子倾向于吃蓝色玉米，第二群猴子倾向于吃粉色玉米。为了了解猴子是否会彼此学习，研究员观察了其后出生在猴群中的27只幼猴。这些幼猴没有尝过任何掺着苦叶子的玉米，研究员喂给他们的粉色玉米和蓝色玉米都是正常的。因此对幼猴而言，它们应该没有理由偏好任何一种玉米，因为对它们而言，粉色的玉米和蓝色的玉米味道都没问题。即便如此，两个猴群中的幼猴还是模仿了母亲的行为，都倾向于仅吃一种颜色的玉米。

　　至此，所有的结果都和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社会学习模型保持一致。但是接下来，研究员有了别的发现。10只后来长大的公猴从一个猴群迁到了另一个猴群，有些公猴在只吃粉色玉米的猴群中长大，现在来到了只吃蓝色玉米的猴群中，反之亦然。这些迁徙的公猴很快适应和掌握了它们新群体的文化惯例，并且将它们的倾向性从一种颜色的玉米转变到了另一种颜色。这些猴子没有尝过掺有苦叶子的玉米，它们的母亲也没有教它们去规避某一种特定颜色的玉米，并没有明显的客观原因促使这些猴子改变他们的玉米颜色倾向，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它们身边其他猴子施加的社会影响力。研究员将猴子的这种为和新群体保持一致而进行的转变归因于文化惯例的影响。另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在座头鲸群里观察到的，鲸鱼会效仿其他同伴的（其实并非更加有效的）捕食习惯和策略。

　　文化差异也存在于其他“低等”物种中。为了以更加可控的方式评估文化差异的影响力，行为生态学家研究了一种叫作黄仿石鲈（French grunt）的鱼类的迁徙洄游路径及鱼群动态。在不同鱼群中观察到的集群行为会延续这些鱼的一生。为了理解背后的原因，研究员将鱼群中的一只鱼安放到一个新环境中的另一个鱼群中。这条新入群的鱼利用社会学习的能力，很快就适应了新的鱼群，接受了新鱼群的觅食场所和洄游路径的传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实验也让科学家排除了觅食传统是由自然环境或基因结构决定的可能性。当一条鱼被安放到新的环境，但是不给它机会去观察新鱼群中同类的行为时，它们并没有接受新鱼群的觅食传统，而是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觅食习惯。研究员的结论是，效仿行为并非简单地对不同环境中可用资源特性给予反馈的动物本能，而是一种社会传统，与人类其他社会惯例和传统类似，并且由同样类型的效仿和从众行为所驱动。

　　人类从众的进化历程

　　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进化生物学展示了我们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社会本能。如果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有一样的适应性优势，那么它们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进化神经学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并能够向我们展示人类的社会本能，包括我们的从众本能，是如何一步步进化而来的。

　　现代人类，即智人（Homo Sapiens）在距今大约20万年前演化而来，其特征包括同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及直立的体态，也包括大容量的大脑。根据一些神经学家的观点，我们的社会本能是随着我们大脑的进化同步形成的，而有些生物学家将我们的社会本能的形成归功于我们高度发达的社会性，这一点和其他哺乳动物类似。进化神经学家将我们的大脑划分成三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着我们在进化历程中的不同阶段。脑干是我们爬虫脑的残留，边缘系统是我们古哺乳动物脑的残留，而大脑的新皮层（前额叶皮质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则是现代类人新哺乳动物脑的残留。这种划分模式也存在争议，有些神经学家认为这种以进化阶段对大脑进行划分的方式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但是，这种简单观念有力地显示，我们的行为反映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反馈和更高级反馈之间的互动，而各种反馈都是由对应不同演进历程的不同脑神经区域所驱动的。

　　这与从众的关系是什么呢？从蜥蜴到猿猴，更加原始和初级的大脑区域在动物中是很常见的，这部分脑区域关联着更加原始本能的情感反应，包括一些系统1式的快速思维反应，也许这些远古的冲动和某些驱动集体型从众的无意识激励因素有关。而更深入与理性的思维（包括与高阶认知功能和社会性功能相关的）集中在新皮层的大脑区域是在之后，伴随着系统2式慢思维的演化才进化出来的。这部分大脑区域或可解释利己型从众的倾向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可能就是适应性优势在不同进化阶段发展出的不同形式，也许他们都是类似的生存策略，被我们演化而来的合作本能所触发，使我们天生就倾向于群聚从众和模仿他人。

　　温驯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诸如黏菌这样的“低等”生物是如何自我牺牲的，但是人类为何发展出这样的自我牺牲的本能呢？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了赫伯特·西蒙在思维捷径理论中的贡献，他也同样致力于解释为何某些人和其他人相比自我牺牲的意愿更强。西蒙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自我牺牲的现象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能的演化过程，他假定当团队中包含利他、循规蹈矩且易受团体压力影响的个体时，这一社会团队的运行将更为顺畅。他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以展示这些利他主义者从进化的角度看是有裨益和价值的，如果在人口中没有一定基本比例的利他主义者存在，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是无法存续下来的。

　　西蒙是如何解释他的论断的呢？他首先勾勒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温驯程度”（docility）的性格特质，这一特质存在于所有的愿意自我牺牲、循规蹈矩的个体之中。温驯的个体对社会影响力的接受度极高，他们的高情商意味着他们可以快速从社会信息中学习。温驯程度是某种形式上的社会思维捷径，一种和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从众思维捷径相关的快速决策机制。温驯的个体无须获得直接的证据就会对很多事情深信不疑，而这一点使他们可以快速和轻易地吸收社会信息。有人也许会说，这些温驯的人会很容易被一些虚伪和不守规则的人利用，从而促成暴政专制和压迫。西蒙要更为乐观一些，他坚持认为，团体想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温驯的人起到的作用也许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温驯的、循规蹈矩的个体的存在，实是提高人类生存适应性的一种优势。

　　西蒙这个温驯程度的概念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温驯是不符合利己个体的个体利益的。也许这些温驯的个人很擅长处理社会信息，但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温驯程度这一概念暗示存在着一些心理学特质，由它们扮演了确保社会物种存续的角色。西蒙的温驯程度模型显示，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都进化成了高度社会性的物种，来自进化神经学的一些真知灼见可以就这点给予一些诠释和支撑。

　　心智理论

　　我们高度进化的社会本能，包括我们效仿和从众的倾向性，都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有关。所谓心智力，就是我们对于他人信念、感受和行动推演的能力。当我们的大脑处理社会信息时，帮助构建我们反应的不仅是我们观察他人获得的直接经验，还有依靠感同身受和发挥想象力而形成的情感回馈。神经学家发现，当我们设想他人——尤其是和我们亲近的人的经历时——我们的神经反馈和我们真正自己经历同样情景时的神经反馈很类似。经过进化的同理心能帮助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理解和分享情感。

　　神经学的研究显示，这些同感共鸣的产生动用了自动情感处理的神经回路，这些神经回路在进化的历程中形成已久。神经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与她在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神经科学成像系的同事就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辛格及其团队邀请了16对二十几岁的情侣来到实验室参与一个移情实验。研究团队使用fMRI颅脑扫描仪记录参与者的脑部神经反应情况，所有实验参与者都先受到轻微的电击，接着女性参与者被要求看着她们的情侣被电击。研究员发现，女性参与者在自己被电击以及观看她们的情侣被电击时，脑部负责疼痛的神经回路都被激活了。一个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对我们亲友所遭受的痛苦进行情感的回应。这也行使了一种学习的功能，在对他人的不适产生共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我们自己被置于同样的情境下的结果。我们的神经回馈模拟了如果我们经受和眼前的人经受同样的痛苦时的神经反应情况。研究员推测，这种移情动用了如脑岛这样的脑部区域负责的自主情感处理机制。脑岛作为大脑中较为原始的组成部分，负责处理众多不同“效价”（valenced）的情感，包括积极的“好情绪”和消极的“坏情绪”。负效价情绪包括恐惧、厌恶和悲伤，正效价情绪则包括信任、爱和快乐。

　　这些行为是如何与我们从众和反叛本能的进化联系起来的呢？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神经学证据显示，从众选择或许是反映了一种系统1快思维模式和系统2慢思维模式间的互动。当我们的效仿本能受到心智理论的力量驱动时，系统1和系统2或许也产生了互动。诸如同理心这样的社会情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位置上，这让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一个好的老师会将自己假想成他的学生，设身处地的思考困扰学生的是什么？也许老师汲取他们以前做学生时的经历，然后依据这些经历有针对性地授课。心智理论也能为我们自己所用，这种“心智化”（mentalising）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信息不清晰或不完整的场景。例如，当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我们自保的本能促使我们尽一切可能避免交通事故。我们会动用包括心智力在内的高阶社会性功能，假想我们是其他的驾驶员，预判他们会做出的决策，以避免车祸。

　　我们的社会本能——如心智力——是如何与我们的神经功能关联起来的呢？神经学家识别出了我们大脑中的一个叫作布罗德曼10区（Brodmann area 10）的特殊区域，负责我们心智化他人信念和行为的能力。当人们在参与需要涉及信任、合作和惩罚的游戏时，可以观察到布罗德曼10区被明显激活，而这部分脑区域的缺陷和自闭症的形成有关。自闭症可以被视作和心智力障碍相关的神经发展紊乱，罹患自闭症类疾病［包括罹患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轻度的自闭症）］的孩子都在理解情绪线索和社会暗示上有困难。这些患有轻度自闭症的人似乎都有较高的内腹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也许这意味着患有自闭症的人意识到他们同理心的能力有限，因此会花费更多的认知精力以尝试弥补这种不足。

　　猴子的镜子

　　心智理论可以解释为何人类和猴子都进化出了共同的效仿他人的本能。是什么驱动了这些高阶社会性功能呢？越来越多的神经学家开始研究脑部结构是如何驱动社会性动物进化出高阶社会性功能的。当我们效仿他人时，心理层面的活动是怎样的呢？一些神经学的研究利用经颅磁刺激技术，通过暂时性的磁刺激激活特定脑部区域，已经能够识别出与同理他人痛苦感受相关的运动反应。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在人类、猴子、猿、鲸鱼、海豚和大象的脑中都发现了一种叫作纺锤体神经元（von Economo neurons或spindle neurons）的特殊神经元，被认为和人类及其他高等哺乳动物的社会能力有关联。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的单神经元实验已经找到了类似的关联我们效仿本能的神经元——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在这些单神经元的实验中，电极被植入单个神经元中以测量流经这个神经元的电生理脉冲的强度。如果脉冲强度大则可以推断该神经元在活跃运作。镜像神经元见于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前运动区，与前额叶皮层相比这是比较原始的脑部区域，也不受灵长类动物的有意识控制。当一只猴子看到另一只猴子的行为，如抓一根香蕉，那么第一只猴子（观察者）的镜像神经元被激活的方式和它自己抓到了一根香蕉没什么区别。

　　在人类和猴子身上都进化出了镜像神经元的系统，也就是镜像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功能仍然是个谜。通过模拟他人的行为，也许我们可以间接地理解盲从者的情绪和行动。这可以帮助我们预测驱动他人的动因，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信息去优化自己的决策。但是由于单细胞实验的侵入性很强，因此想要得到人类镜像系统活动的直接证据很难。如果我们可以从对灵长类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推导，认为人类的效仿反映了与我们在猴子身上检测到的相同的镜像过程，那么我们或可将其与从众行为关联起来。在人类身上，由镜像系统促成的效仿学习或许同复杂的社会学习过程相关联，而相关社会学习又和诸如语音和文化等现象有关。鉴于社会学习是我们对利己型从众做出的重要诠释之一，镜像系统或许也能从社会学习的角度对从众进行解释。

　　社交媒体世界的“硫化处理”

　　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许多我们的盲从者行为都是进化的产物，在主宰我们当今生活的现代科技被发明之前数千年就已经形成。这些进化而来的行为帮助我们在原始狩猎-采集时代的小社会团体环境中生存下来。它们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学习，因为在小群体中观察和监督同伴的行为对个体而言是更为容易的。诸如冲动这样的情感帮助我们在基本资源匮乏的艰苦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快速的行为对于避免挨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脑中的边缘系统进化得能够鼓励冲动性的情感回馈，这也包括冲动性的集体型从众行为。

　　效仿使好的点子和重要的信息能够快速地在盲从者群体间进行传播。在情感的层面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在猴子和人类群体中，情感都能被快速地传递。一起号啕大哭的孩子，以及在灾难场景下的成年人都是情感传播的例子。悼念者的情感，如我们在序言中提到的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在白金汉宫外集结悼念的群众，则又是另一个情感如何在群体内传播的例子。这些具有传染性的情绪也许是重要的生存机制。情绪是由系统1思维模式控制的，我们处理情绪的速度很快，而情绪的传播不受我们意识控制，在群体内不自主地扩散。情绪的波浪能够快速席卷整个团体，向每个个体发出信号，例如指使个体一同逃跑或战斗。这么一来，情绪的传播能够确保无须任何单一个体进行任何有意识的协调，即实现快速的无意识反应，在紧急的情景下确保动物的生存。神经学家拉姆齐·拉法特及其同事认为，社会传播——尤其是情感传播——或许有着进化层面的价值，因为它们允许情感迅速地波及整个盲从者群体，从而巩固社会惯例。

　　我们原始进化而来的效仿和跟随的本能会成为问题吗？在简单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间产生分歧的可能性较小，任何表现出越轨行为的个体都会马上被识别、放逐或除名。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和文明的进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已经产生了分歧，而20 —21世纪的科技崛起，尤其是与计算机化及全球化相关的技术发展，实际是加剧了这种分歧。虽然从进化历史的维度上看，它们都是在一毫秒之间就发生了，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的确还未能有机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从众倾向性，以适应诸如市场、政府这样的现代建制，以及诸如货币和电脑这样的现代人造产物。

　　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对于我们进化而来的本能和现代世界之前的冲突矛盾持乐观态度。社会影响力对我们大脑的进化很重要，当我们生活在更小的团体中时，互动重复的频率更高，随着我们社会本能的演进，我们发展出了针对自私和剥削行为的强烈情感回应，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科恩的观点是，本能反应的进化是带有目的性的，即便这一目的在当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进化而来的行为和我们当今这个以科技为导向的世界之间，在表征上的格格不入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毁灭性。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一如使用硫黄对橡胶进行硫化处理，从而增加其硬度和韧性。根据科恩的理论，经过“硫化处理”的人类大脑进化成了一个各式机制的同盟，大部分的机制相互合作，但有时也相互竞争。我们大脑前额叶皮质的进化使我们拥有一定的韧性，可在一系列决策相关的领域中调和情绪的力量。

　　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远因或是相似的，但是其近因由在进化历程的不同时点上发展而来的不同神经机制所驱动。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帮助我们看到，从众并不是为了单个个体的利益而演化至今的；从对社会性动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牺牲是一个许多物种都会使用的提高物种生存概率的机制。

　　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施加作用呢？相较于智人刚刚进化而来的远古时期，在今天，某个个人或是一小撮人的毁灭性选择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将是翻天覆地的。在原始社会，部落冲突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是有限的。在今天，将某一个团体的利益置于其他团体利益之上，释放自我牺牲的本能——如同我们在恐怖主义的例子中看到的——可能会导致针对我们整个物种的灾难性的巨大后果。极端的例子是，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远程攻击武器的国家为了自己内团体的利益，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杀伤和毁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化在帮助某些团体积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遍布其他团体的贫穷和不平等。

　　在一个被技术充斥的世界里，我们进化而来的从众本能能够导致恶劣的结果。新的发明帮助我们建立了全球性的虚拟社交网络，省却了老式的社交成本和需要留心的弊端，然而最近曝光某些网站有违道德操守，滥用个人信息的丑闻或许会使情况再度发生改变。社交媒体使盲从者之间进行快速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上每时每刻正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些连接是否过度了呢？也许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的广泛连接放大了我们盲从者与叛逆者天性中的阴暗面？借由社交媒体得以汇集和散播的虚假新闻和网络流氓行为，因为我们的模仿天性而以极快的速度扩散。考虑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互联关系，这些行为的影响结果可能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从众和反从众的蕴意有哪些呢？为了阐明这些矛盾张力如何在现代世界展开和运作，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盲从者与叛逆者特质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