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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风流：名士清谈的背后

　　不知潇洒为何物，却看魏晋最风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的时代，一方面，那个时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三国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两晋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汉人锐减到几百万人，濒临灭种边缘；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文人陷于苦闷之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受到极大挑战，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清谈之风大行其道。魏晋风流的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无奈。

　　魏晋名士有多“风流”，“吸毒”喝酒炫富办沙龙

　　都说魏晋多风流人士，这话不假。魏晋时代，出现了许多奇葩现象，令当代的行为艺术、颓废之举都相形见绌。说到“吸毒”，那个时候流行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当时许多名人都有服食，比如西晋的大司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就服食五石散，并因为服食后饮冷酒而死。“少有美誉，清操过人”的东晋名士王恭也不能免服食五石散之俗。东晋的相国、大将军桓玄带头服食。书圣王羲之也有服食五石散的毛病。好像那个时候如果不“吸毒”，就不时尚似的。

　　说起喝酒，魏晋时代的名士大多有此癖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最有名的当属“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了，阮籍曾经醉酒六十天；阮咸曾经与猪共饮；刘伶边喝酒边乘车，告诉车夫喝到哪里醉死就埋在哪里，因此有了“刘伶醉”传世；富豪石崇也不甘落后，建起私人会所“金谷园”，邀请“第一美男”潘安、“洛阳纸贵”的左思、“闻鸡起舞”的刘琨、名士陆机、陆云兄弟等“金谷二十四友”经常聚会，赋诗不成罚酒三斗，因此有了“金谷酒数”的成语。

　　说起炫富，不得不说魏晋时代的富人最疯狂，最有名的炫富达人当属石崇、王恺、羊琇这三个超级大富豪。这都是晋武帝司马炎起带头作用而引起的奢靡之风。在晋武帝的率先“垂范”下，满朝大臣以摆阔为荣，王恺和羊琇都是晋武帝的亲戚，晋武帝公开支持他们炫富。王恺家用饴糖水刷锅，羊琇家用活人抱瓮温酒，但他们还是比不过并非皇亲国戚的石崇。石崇曾经将晋武帝送给王恺用于炫富的一株两尺多高珊瑚树摔碎，打开库房，搬来几十株又高又大的珊瑚偿还王恺，而且个个都比王恺的好。在这些穷奢极欲的所谓“名流”带动下，晋人认为炫富是非常体面的事情，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富人竞富，没有那么多钱的文人雅士们干什么呢？他们也有他们满足内心虚荣的办法，那就是办“沙龙”。魏晋时代的“沙龙”除了饮酒就是清谈，清谈的议题自拟，然后公开进行大辩论，于是人人成为“哲学家”。当然，清谈的议题“莫谈国是”，他们是不敢公开反对皇权、辩论朝政大事的，因为怕有杀头的危险。

　　魏晋清谈，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魏晋的清谈之风，如果非要找个源头，那得从一个叫何晏的人说起。何晏是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从外戚、大将军何进欲诛尽宦官，反被宦官所杀，从而引发董卓进京开始的。何晏就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的爷爷被杀，他自己并没有随之倒霉，因为何晏很快抱上了一棵大树。何晏的母亲尹氏嫁给了曹操，成为曹操的一个妾，因此何晏成为曹操名义上的养子；而曹操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何晏，这样何晏又成了曹操的女婿。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何晏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可以专心研究学问。何晏通读《老子》《庄子》《周易》三经，并为之作注，谓之“三玄”，何晏不只具有理论基础，还具有演说才能，兼之是个美男子，具有自然美的特点，所以深得人们喜爱。除了研究学问，演讲这些“正能量”之外，何晏喜吃酒，爱“吸毒”，每天召集一帮文人雅士“风流快活”，所以他被称为“清谈玄学之祖”。

　　何晏之后，清谈的队伍不断扩大，有与何晏齐名的王弼、“竹林七贤”、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王衍、王修、许询、庾龢、王坦之、韩伯、殷浩、庾亮、阮修、桓温、谢安乃至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如果那个时候不加入“清谈”的队伍，未免就太不时尚了。

　　但这些风流雅士除了能说推动了逻辑学与玄学发展之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生并没有什么作用。魏晋是中国的黑暗时代，老百姓生活得很困苦，人口锐减到几百万人，长期的战乱让老百姓都快死光了。

　　清谈是改变不了老百姓的悲惨命运的。所以清谈虽然时尚，但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实战派”的抨击。清谈名士王衍是西晋清谈名士，同时位居太尉兼尚书令，是朝廷重臣。当西晋亡国之际，他试图以雄辩的口才摆脱责任，石勒就大骂他：“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之后将他活埋。

　　王衍临死前幡然悔悟：“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而清谈鼻祖何晏、王弼，更是被东晋大儒、《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祖父范宁指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这可正应了那句俗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名士潇洒的背后，是内心的惶恐与无奈

　　魏晋时代多“风流才子”，多“行为艺术”，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主角们，在这个大乱时代，刮起了“美容之风”“吸毒之风”“饮酒之风”“清谈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品鉴之风”“奢侈之风”“清议之风”“艺术之风”等。这些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两汉以后，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三个国家打了半个世纪的仗，打得三个国家加起来不到一千万人。要知道汉朝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六千万人，而损失人口高达百分之八十三。西晋短暂统一后，历史又进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动乱的时代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的文人是苦闷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厦，被文人们严重质疑。儒学不能救国，政治上受到高压，人生的出路在哪？于是，另一种诸子百家思想“道学”开始重登历史舞台。何晏批注的《道德经》《庄子》《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登场的。

　　为排解苦闷，文人们想出了形形色色的方式，有“吸毒”的，生活在幻觉之中不能自拔；有美容的，出现了最早的“娘炮”；有饮酒的，饮到发疯发狂；有逃离现实世界到世外桃源的，陶渊明就是个典型；有沉醉于艺术，远离政治的，那时候正是中国书法、绘画的兴盛期；最时尚的，还是清谈，谈天说地吹牛，只要不涉及政治，那谁也管不着。装傻、装糊涂、装疯、装病……文人雅客们各种“装”，其实掩饰的正是内心的惶恐与无奈。国无雄主，报国无门，只能避实就虚，谈东说西，顾左右而言他了…… 陆弃说古代生活人物小史（套装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