呛声的呐喊者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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呛声的呐喊者 (序二)
俞画屏
社会与人一样,都会出现一些病态、病症。有病便需要医治,人病了可以找医生开药方,但给社会出现的病症医治靠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社会学家、仁人志士。他们用手中的笔,写出一篇篇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刺向社会的痛点,投向黑暗的心脏,像解剖刀快意地挥向病躯上的毒瘤病灶。
他们就像苍穹下泣血的呐喊者,声音虽然微弱,却能打破死一般的沉寂,惊醒人们因为习以为常而逐渐麻木了的神经。
社会出现一些病态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所有人集体噤声,任由病况恶化,那才叫彻底绝望!美丽中国太需要一个和谐文明的大环境,所以应该倾听呐喊者的声音。
“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呐喊者的心声。
本人几乎从不涉足杂文写作,却很喜欢阅读文风凌厉的杂文。这种喜欢源自青年时代读过不少的鲁迅文章。鲁迅以杂文大家著称,嬉笑怒骂,快意恩仇,常令人读着读着拍案叫绝,大呼过瘾。杂文是一种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事件或动向的文艺性言论文章,特点是“杂而有文”,短小、锋利、隽永,赋予文艺工作者色彩和诗的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吾非文学科班出身,但窃以为杂文是文人斗士战斗的利器,其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痛打落水狗,传播正能量。在这一点上,鲁迅早已替为文者树立了榜样。
长星兄的这部杂文集初捧在手,颐悦细览,恰如迎面拂来一股凉秋的爽风,情不自禁地扣动了心中的某根隐秘的丝弦,引出久久的共鸣之音。
我与长星兄相交相识多年,早知道他是一个有着非一般真性情的文字记者,有着某些“文青”或“愤青”的明显特征,天生的一张黑脸,眼里揉不进沙子,一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保持着说真话的直率性情。作为为职工依法维权的《工人日报》和《劳动报》记者、编辑,他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社会新闻和维权案例,职业的敏感性和神圣的使命感促使他情不自禁地要拿起手中的笔来,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直抒胸臆,日积月累之后就有了今天的这部《真话》。
杂文集《真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呛声;第二部分,平语;第三部分,诤言。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反映当下社会的不同侧面。
第一部分“呛声”,涉及社会不公的事件很多,面很广——虚假扶贫、变味拆迁、野蛮执法、违规收费、畸高片酬、黑心医院、无良学校、缺德名人、官场贪腐、造假泛滥……这几乎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的病躯写真,触目惊心,振聋发聩!长星兄大声疾呼“蛀虫虽小,危害很大”, “消除恶小才能世风日上”;并且尖锐地指出:“当今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存在,不少贫者开始羡慕富者的豪宅、豪车,他们看不见豪宅豪车背后的艰辛与奋斗,总以为命运对自己不公,于是原本该有的理想信念开始有所动摇,在 ‘向前看’与 ‘向钱看’的抉择中,往往选择后者,就变着法子赚取外快,捞取财物。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捞取,甚至榨取财物成为最常见的途径。这一点不管是 ‘大老虎’‘小苍蝇’还是微乎其微的蛀虫,基本上路径一样,手法一样。”对于官场贪腐行为,他写道:“毋庸讳言,由于多年的官场积习,一些公务人员早已忘却自己的公仆身份,他们已经习惯于颐指气使,官气十足。让他们谈谈工作,说说工作方法,他们有气无力,发不出声音,但一旦在群众面前,他们就能中气十足地高八度发声,就能口沫横飞以种种理由为自己不作为而讲出一套又一套。”他同时呼吁:“对于蛀虫行为,就该重拳出击,这既可以使有蛀虫行为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也可把单位受到的负面影响及经济损失降到最小。对个人来说,这是挽救;对企业来说,这是杜绝后来者。”他站出来呐喊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发发牢骚,而是要对病态的社会众相开出对症的药方——加强法治,规范监管,使整个社会实现整体的道德提升和法制健全。
第二部分“平语”,其实是生活感悟篇,所选文章的内容大多是表达对生活的领悟和反思,每一篇都饱含着满满的正能量。他在文章中写道:“生活就像一片汪洋的大海,有美丽的风光,也有诡危的礁石,不要因为有了礁石就厌恶海洋!”他写《少论是非不说为好》,评论的是明星婚变,提倡的是“少些八卦,多些正能量,我们应该是践行者”。他写《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表达的是“没有风雨躲得过,勇猛者从来就不惧怕狂风暴雨,于青少年而言,要做强少年,就该学会直面风雨、勇于挑战”。他写《为带孩子送外卖的小哥得到及时关爱点赞》,呼吁“城市要有温度!最近全国各个城市都在为创造城市的温度而忙乎。城市的温度来自每个人、每个单位的社会责任感。余述江所在的这家公司如此关爱职工的行为着实是撑起了城市的温度、社会的温暖,多一些这样的温度、温暖,人们的生活就有盼头,有亮色”。他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平民和弱者,还有不少篇章是为智障者和残疾人大声疾呼的,如他在《保护残疾人教育权利不是小问题》中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一个社会,如果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不能保证,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最基本的温度,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
第三部分“诤言”,则是从一个工会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用大量的文字提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劳资共赢的良好局面。他列举了许多劳动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为依据,通过分析、归纳、讲情、说理,阐明道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这样的人必将走进死胡同》一文中,他这样写道:“生而为人,行走于天地之间,仰要对得住天道,俯要对得起地理,环顾四周要对得起父母亲人、乡亲朋友,这样才能活得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亲友,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
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他提出“大千社会,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关乎别人,牵涉到利益得失,而在考量自己的行为与利益的关系时,切不可见利忘义,因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才能给自己的人格保险。”而对那些没有人情味的冷血企业,作者则发出这样的严正质问:“你能让你的职工拥有一份自豪吗?”
杂文最可贵之处在于敢说真话。说真话需要有坦坦荡荡的真性情,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更需要有悲悯的胸襟和境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入门教育的第一课应该讲的就是一个“真”字:记真事,抒真情,讲真话。一个“真”字,说起来何其容易,做起来又何等艰难!一个人要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真实做事,真情待人,真话作文,又何其难上加难!那个叫《皇帝的新衣》的著名童话故事早就告诉了人们,除了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不懂事”的孩子,这世上又有几个成人敢于大胆大声地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穿”这样的真话呢?更何况作为一名体制内的职业记者,这样的真话是要白纸黑字登上报纸版面的,更必须生就一根坚挺笔直的脊梁骨了。
杂文具有战斗性,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杂文又有愉悦性,它使读者在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美的精神享受。在成就新时代文学的精神建构过程中,长星兄的杂文,毫无疑问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的独特关注。作家要主动融入世界,跟时代发生良好的互动,就要更贴近地关注广阔现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你有足够明亮的眼睛、足够敏感的心,就一定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东西。”
著名作家毕飞宇曾经说过:“表面上作家写什么是天马行空的,但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就写了一个内容——对生活的态度。态度极为重要。对一个作家来说,态度就是价值观。”拿这句话来评价长星兄的杂文集《真话》似乎非常合适。在多变的时代里,不变的应是作家的精神与操守。
期待着长星兄写出更多更好的时代佳作。 真话——长星杂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