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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发表多次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伟大构想。这一构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首先在香港和澳门得以实现。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生动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20世纪7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中美相继建交。这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国家领导人已决心在考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地区现状和台湾地区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地区人民蒙受损失”。从而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人民解放军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谈话表明了邓小平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的思想。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新华社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谈话特别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根据“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主要内容是：“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标志着“一国两制”思想的正式形成。

　　“一国两制”构想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回归进程的启动，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链接：撒切尔夫人“摔了一跤”

　　1982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访北京，就香港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撒切尔夫人以立场强硬闻名，被称为“铁娘子”，在会谈中，她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并说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邓小平立场鲜明地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针对主权问题，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这是中国和英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针对“香港只有在英国管制下才能繁荣”的论调，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

　　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撒切尔夫人听了邓小平的话后，表示非常关注邓小平的观点，并恳请邓小平不要把今天的想法和打算向外透露，以免引起可怕的反应和波动。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撒切尔夫人不慎跌倒。一些外国媒体借此报道，一语双关地说：“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谈时摔了跤。”

　　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 百年党史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