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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中国经验对全球的启示

　　大量证据表明，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广泛传播有其微观经济基础。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是因为其成本极低，网络效应极强。在网络效应下，每个人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都会为其他人带来好处。这些特殊性反过来又会使数字技术提供商迅速有效地解决那些阻碍新市场建立和发展的信息问题：将买卖双方进行匹配，监控买方的信用状况，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国家，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复制这一成功？中国的经验有何独特之处？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会从贸易中获益吗？

　　乍一看，答案并不清楚。显然，技术进步是普惠性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功源于其独特的环境。中国政府认识到数字技术蕴含着巨大潜力，能够推动快速和包容性增长，于是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幅员辽阔，拥有大量希望参与数字经济并从中获利的人。

　　当然，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实现中国如此之高的增长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超过了7%，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每10年就会翻一番，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会摆脱贫困。大多数新兴国家不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如此持久的高速增长（见图5.1）。

　　图5.1 1950—2016年中国人均实际GDP

　　资料来源：麦迪森数据库，2018年。

　　但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发展经济。有些国家在资源比中国少的情况下也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速在全球也是最快的。这些国家未能从此前的几次技术革命中获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似。

　　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预计到2050年，该地区现有的10亿人口将翻一番。2017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这一地区的国家占了5个（见图5.2）。2015—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4%。如果这些国家能够通过体制改革更好地部署数字技术，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速。在这方面，我们观察到与新兴市场相关的一个共同事实是，这些国家正在同时经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图5.2 2017年增长最快的十大经济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当然，电力供应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如果没有电力，获得数字技术对全球近一半的人口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银行，2016；繁荣之路委员会，2018）。要想将这一梦想变成每个中国人的现实，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离实现这一梦想更近一些。各国必须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以克服各自面临的独特障碍。

　　不过，也有不少积极的因素让我们充满希望。在没有昂贵的电网和输电线路的情况下，廉价的太阳能电池可以为手机充电，将偏远地区的村民接入互联网（国际金融公司，2016）。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的投资是促使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补充措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世界银行，2016；经合组织，2014。）

　　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可以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低技能门槛和低成本对数字技术的推广非常重要；完善制度性基础设施对商业非常重要；将本地数字生态系统融入更广阔的跨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非常重要。本章将首先探讨这些经验，之后提出三条成功之路。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从基础设施的最低要求开始。

　　对基础设施的最低要求

　　尽管北非和中地区东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大大提高了识字率，但整个非洲在实现全民扫盲方面仍然落后。1600—1800年是启蒙时代，当时欧洲西北部的识字率大幅提升，极大地促进了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同样，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识字率的迅速提升也是中国财富和收入空前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见图5.3）。

　　图5.3 1475—2015年各国、各地区识字率提高情况

　　注：识字率是指14岁以上人口中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例，具体定义和测算方法因国家和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

　　资料来源：用数据看世界，2019年。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述，在线教育为新兴市场提供了巨大而直接的机会，缩小了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教育差距。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缺乏启动在线教育所需的最基本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这里是世界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最低的地区之一。

　　互联网渗透率和识字率通常是密切相关的。目前只有少数海湾小国的互联网渗透率稍高于识字率（见图5.4）。

　　图5.4 2017年互联网渗透率与识字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各国的宽带网络费用差异很大。中国的宽带网络费用并不是最低的，是韩国的5倍多，是英国的2倍多。但中国的宽带网络费用比加纳和摩洛哥略低，比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低9/10以上，这些非洲国家的宽带网络渗透率在非洲处于中游水平。

　　宽带网络的费用与电子商务渗透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几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电子商务零售额超过零售总额的1%（见图5.5）。

　　图5.5 宽带成本与电子商务比重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6年；欧睿国际，2018年；罗汉堂。

　　中国在改善农村地区宽带网络接入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接入宽带网络的农村家庭从2010年的20%上升到了2017年的27%（见图5.6）。

　　图5.6 2010—2017年中国城乡宽带接入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上述讨论表明，提高识字率与改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对技术渗透至关重要。鉴于这些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国数字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中学习哪些新经验呢？

　　低技能门槛和低成本的重要性

　　中国的第一个经验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采用和部署所需的最低技能门槛。数字技术的部署还要求所需基础设施的成本尽可能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是，当这种投资的结果不确定且短期内无法见效时，应该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复利的力量意味着，投资效果越早显现，最终回报就越高。相对于回报高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投资，回报低但很快可以获得回报的投资能更快实现经济增长（欧根·冯·庞巴维克，1888）。

　　这表明，每个国家都应该先关注成本低且能够提供即时高回报的数字技术。这并不是说投资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领域不重要，只是意味着，一些资金可被用于发展数字技术，而教育、交通、电力等领域的投资短期内无法产生收益，将投资完全局限于这些领域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前文所述，数字技术的有效推广只需要最基本的技能和网络连接。近几十年来，各国在降低文盲率方面取得很大了进展，使人们获得了进入数字时代所需的基本数字和阅读技能（见图5.3）。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使技能门槛进一步降低，如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就有这样的效果。在未来，更先进的数字生态系统有望促使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而这些发展将取决于更高的识字率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其他农村地区的宽带渗透率比中国低约25%，消除这一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地区很快就会取得巨大进步。如前文所述，数字技术的采用速度远远快于工业、交通、电气和通信技术的采用速度。

　　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都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根据现有的国家层面的数据，识字率超过90%似乎是电子商务大规模渗透的必要条件。然而，在非洲，移动支付的渗透率（每100名成年人中活跃的移动支付用户的数量）对国家整体识字率的依赖要小得多（见图5.7）。

　　图5.7 2017年移动支付渗透率与识字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c；世界银行。

　　因此，对于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技能和文化水平最低的用户也可以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在中国如此繁荣。正如第二章所述，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电子商务参与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同等文化水平的非参与者。

　　事实上，“淘宝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基础设施和职业培训的大量投资并非必不可少。以沙集镇为例，这个贫困地区摇身一变，成了家具制造中心，而电子商务制造商和零售商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因为这里最初既没有公路，也没有良好的管理或设计技能来支持高品质家具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但是，一个电子零售商的初步成功吸引了效仿者。他们的成功为地方政府改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税收支持。随后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基础设施的改善刺激企业进一步提升技能，以发挥最新数字技术的最大效用，而这为政府进一步建设支持性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多收入。

　　也许，最能够说明数字技术的低技能门槛的最好案例恰恰来自非洲。M-PESA是肯尼亚的移动运营商Safaricom于2007年创建的电子支付平台，该平台使移动贷款风靡各地。短短10年间，它就遍及肯尼亚，并进入了非洲和东欧10个国家。如今，该平台每年为3000万名客户处理超过60亿笔交易。这项服务占肯尼亚GDP的82%。

　　为了克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局限性，特别是慢到无法使用的移动互联网，M-PESA在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提供了廉价的互联网接入。它依靠SIM卡而不是应用程序，为功能简单的手机提供金融服务和其他基本服务，从而使用户节省了购买智能手机的成本。M-PESA网点密集，仅在肯尼亚就有4万个网点，还覆盖了许多偏远的村庄。这种情况下，账户注册变得非常简单。

　　案例4：M-PESA

　　为了获得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许可，帮助没有银行账户的人获得贷款，沃达丰启动了M-PESA，将手机作为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小额贷款的支付和还款工具。该公司很快发现，“获得贷款的人可以把钱转给几百英里外的其他人”。M-PESA启动之初，让肯尼亚人享受银行服务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是天方夜谭。该产品最终被改造成了一款汇款工具。直到今天，M-PESA的核心服务依然是汇款和收款（见图5.8）。

　　图5.8 2006—2016年肯尼亚银行和移动网络运营商账户总数

　　注：M-Shwari是肯尼亚电信运营商Safaricom联合非洲商业银行推出的一种支持小额存贷款的手机银行业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M-PESA时代的肯尼亚银行业》，2017年。

　　M-PESA的成功很容易被其他新兴市场复制，其中许多新兴市场的起始条件比2007年的肯尼亚更好。例如，许多贫困和新兴经济体的手机渗透率较高，获得传统银行服务的机会较少，这使得移动钱包成了创新融资的理想工具。

　　另外，肯尼亚的M-PESA比许多其他国家推出的移动电子货币平台更成功，这得益于Safaricom巨大的市场份额、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合理的网点分布使其移动钱包服务更可得、更值得信赖（见图5.9）。

　　图5.9 2017年肯尼亚移动服务市场份额

　　注：Equitel Money、Mobikash、Airtel Money、Mobile Pay均为肯尼亚主要的移动支付服务。

　　资料来源：肯尼亚通信管理局。

　　M-PESA上线不到三年，就拥有了近1000万用户，占肯尼亚成年人口的50%。它的代理商网络同样迅速扩张。Safaricom斥巨资建设了线下商店和售货亭网络，发展了代理商并与他们签约，还为他们提供了培训和激励措施，代理商网络由此发展壮大，几乎所有人都可快速获得代理商提供的服务。

　　继M-PESA上线后，第二大、第三大移动服务提供商也推出了自己的移动金融服务：Airtel开发了Airtel Money，YU Mobile创建了Yu-cash，Orange推出了Orange Money。这三项服务都模仿了M-PESA，但都没有M-PESA成功（沃恩等，2013）。如果没有庞大的网络作为支撑，M-PESA也不可能大获成功。

　　按照人均消费衡量，M-PESA已经帮助肯尼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它提供的更多服务增加了肯尼亚人的日常开支，特别是在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更准确地说，M-PESA不仅为肯尼亚人带来了贷款、储蓄和支付服务费用等方面的便利，还能减少因农作物歉收、干旱或健康问题造成的财务不确定性。通过M-PESA的支持网络，肯尼亚人可以在资金紧张时更快地收到付款。苏里和杰克（2016）发现，当代理商网络的密度变大时，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的储蓄增加了22%左右。

　　然而，由于缺乏一个生态系统来支持客户在线上进行所有可能的商业活动，肯尼亚仍然没有全方位的移动金融服务。2012年推出的M-Shwari是肯尼亚首款储蓄和贷款产品。这款前沿产品由Safaricom和非洲商业银行合作推出，其贷款无论期限长短，“撮合费”皆为7.5%，相当于90%的年化利率。2015年8月，肯尼亚政府终止了这种做法，为移动支付建立了正式的法律框架，禁止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利用其信托资金赚取利息或任何其他财务回报，并强制要求这些机构将信托资金收益移交给慈善机构。

　　国际金融公司（2017b）的数据显示，肯尼亚的Musoni是世界上第一家完全以移动方式运营的小额贷款机构，只有16229名注册客户，其中74%是活跃客户。在活跃客户中，62%是女性。该机构也有一定数量的非活跃客户。

　　M-PESA和中国同类初创企业的巨大成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基本启示：低技能门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数字技术的渗透率。降低技能门槛应该是支持性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事项，对资源严重不足的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此外，硬件基础设施需要辅以软件基础设施，如以极低成本建成的通用数字身份识别系统。在中国，个人身份登记不再是一项挑战，但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却不是这样。印度政府成功建立了全国数字身份识别系统，使13亿印度人无论贫富，仅凭自己的生物特征信息就能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印度依靠人脸、指纹和视网膜特征建立了个人身份识别系统。印度唯一身份标识管理局成立于2008年，很快便为所有印度居民创建了唯一的“阿达哈尔号码”，这是一个基于生物特征和人口统计数据的12位身份识别码。现在，印度的贫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以及投资者，都能获得以前因为没有身份证件而无法获得的服务。随着个人生物特征与阿达哈尔号码的结合，用户不需要电话、银行卡或现金即可付款，这使许多创新应用成为可能。

　　适当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商业的重要性

　　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技术基础设施不会自动发挥作用。世界银行（2016）指出，“加强互联互通对减少信息不平等效果有限……在数字经济中产生和被消费的信息对数字技术的用户数量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如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某些应用更容易获得成功。例如，数字社交网络似乎比网上购物更流行，因为电子商务需要更大的卖家生态系统，而卖家生态系统想要发展壮大，必须消除多种市场壁垒。

　　如何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中国经验是，在使用商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每一步都需要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相应的市场机制。

　　正如第四章所述，商业繁荣依赖三大要素：搜索和匹配、合同执行、可信任的系统。虽然商业的性质没有改变，但需要重新建立商业基础设施，以便与数字技术兼容。

　　中国的电子商务并没有在互联网普及后立即一飞冲天。在支付宝的第三方托管服务大大缓解付款和产品交付过程中的信任缺失问题后，电子商务才驶入了快车道。随着市场协调在更多方面越来越数字化和透明化，强化业务协调的应用开始在网络上蓬勃发展，供应链管理应用便是其中之一。物流成本的急剧下降和可及性的提高，进一步加快了数字市场的一体化，随后出现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不仅为数字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还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技术解决方案。以中国政府对数字支付的监管为例。支付宝和其他非银行支付方式最早于2004年出现，中国政府虽然对其进行了密切监控并提供了指导，但并未叫停相关创新，而是为数字支付技术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发展空间。

　　要知道，在中国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背后，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广泛合作，各方共同致力于为数字生态系统打造适当的治理和商业基础设施。就公共部门而言，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商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就私营部门而言，数字平台在发现和推广普惠性技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所有人带来了许多实际应用。

　　相关研究2：中国的科技发展

　　中国过去40年的科技发展是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缩影：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的体制转向开放综合的体制，创新驱动的产品和服务取代了低价值的仿制品。在每个发展阶段，中国都有不同的战略重点和优先事项，但始终不变的是对战略规划的重视（兼具灵活性）和为实施这些规划而形成的强大的政治意愿和体制。一方面，这些规划要求增加投入，包括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政府支出、对私营部门采取货币和财政激励措施。另一方面，这些计划要求提高效率，包括确定优先事项、保护知识产权、改善政府采购制度、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鼓励对外交流。

　　这些努力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更强劲的新驱动力：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1978—1998年），驱动力主要是通过改革研发体制和市场机制释放了研发能力。

　　第二阶段（1998—2013年）的主要驱动力是新型人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增多）和引进的外国技术。

　　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出现了新的驱动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些行业逐渐跻身全球（销售和培训）前列。

　　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进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中国的高铁、航空运输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已经领先世界（见图5.10和图5.11）。

　　图5.10 2010—2017年各国或各地区高速交通客运量

　　资料来源：国际铁路联盟。

　　注：每个年份所对应的柱体由10部分（代表10个国家或地区）组成，这些组成部分的顺序如右侧图例所示。

　　图5.11 1970—2017年各国或各地区航空货运量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发展基础设施有助于拓宽市场。事实已经证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欠发达地区非常有益。从图5.12中可以看出，中国欠发达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幅度都比较大。

　　图5.12 中国铁路里程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注：每个点代表中国的一个省或直辖市。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罗汉堂。

　　许多国家还需要做更多类似的工作，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就该如此。在中东和非洲地区，购物者每年进行网购的次数多达11次，这与东欧地区的网购频率差不多，甚至还高于拉丁美洲地区（见图5.13）。但中东和非洲地区在全球网购业务中的占比却最低，大致仅占零售总额的1%。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地区绝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网购呢？在一次调查中，高达28%的受访者说“网购太贵了”，而在全球调查中，大约仅有10%的受访者给出了这样的答复（见图5.14）。中东和非洲地区有多达1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无法进行网上支付（见图5.15）。

　　图5.13 2017年电子商务占零售总额比与网购频次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2018年；毕马威。

　　注：BRIC=金砖四国，G8=八国集团。

　　图5.14 2017年电子商务占零售总额比与人们对网购的态度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2018年；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益普索市场调查公司，2017年；罗汉堂。

　　图5.15 2017年电子商务零售额占零售总额比例与人们对在线支付的态度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2018年；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益普索市场调查公司，2018年；罗汉堂。

　　除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覆盖面窄以及支付能力不足外，许多非洲人因为担心被骗而不愿意进行网购。在尼日利亚，“钓鱼”欺诈很普遍，人们心有疑虑，不愿意将自己的凭证信息传到网上。很显然，截至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还没能像中国那样，具有能促进数字经济一体化的商业基础设施。

　　网购的渗透很缓慢，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线下市场已经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是阿罗替代效应的又一例证（阿罗，1962）。人们很容易认为现有服务还不错，因此不愿接受数字技术支持的新服务，尤其是新服务仍在探索商业模式时。在需求侧，不管质量如何，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现有服务，如果要他们改变已有的习惯，就要承担调整成本。在供给侧，同样会有调整成本，因为现有供应商已经适应了现行的制度安排，往往倾向于拒绝改变。要克服这种惰性，往往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做出努力，就像中国那样，鼓励人们尝试市场驱动的创新。

　　因此，数字技术要发展出具体的应用，就需要一系列软硬件基础设施。由于存在调整成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未必就是数字技术渗透速度最快的地方。

　　根据九合创投公司（2017）的研究，印度的电子商务发展很快，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可能需要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改善基础设施、普及在线支付。2017年，印度60%的电子商务交易依然是现金支付，即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早在2010年，印度就成功推出了支付软件Paytm，但网购的第三方支付还没有流行起来。即使出现了很多物流企业，印度的同城物流效率仍然远远低于跨城物流效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一般性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印度2016年的评分低于亚洲平均水平。印度线下零售业远比中国零售业分散，且主要以本地的小型零售商为主。这些小型零售商可能无法转向在线零售模式。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强劲的经济发展，都表明印度电子商务和相关数字金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但必须首先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

　　以相对于数字“前沿”的差距来衡量追赶潜力，虽然中等收入国家的追赶潜力小于低收入国家，但前者往往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或许更能发挥普惠性数字化增长的潜力。1990年，世界银行认定了62个中等收入国家和43个低收入国家。自那时起，有82%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高于高收入国家，只有65%的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国家（帕特尔等，2018）。尽管如此，在将今天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变成明天的“中等收入蹦床”的过程中，数字技术肯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表明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支持系统对低收入国家非常重要。

　　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性

　　在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领跑者。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两个因素：中国人口众多，有将近14亿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中国的经验对有5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11亿的非洲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较大的非洲国家的人口规模是否足以支持独立的数字经济仍有待观察，但对非洲大陆上40个较小的国家来说，形成某种形式的经济联盟可能更为紧迫。也就是说，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如果能很好地融入国际数字生态系统，就能避免遭受损失。在中国，人口较少的省份和人口较多的省份具有类似的电子商务渗透率（见图5.16a）。在其他国家，情况同样如此（见图5.16b）。

　　图5.16 电子商务渗透率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电子商务渗透率根据淘宝和天猫交易随机抽样样本计算。鉴于数据安全问题，纵轴隐去具体数值。上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淘宝，天猫；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2018年；欧睿国际，2018年；罗汉堂。

　　回顾过去，中国也曾面临自身市场一体化的问题，尤其是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20世纪90年代，地区保护主义就是新兴的汽车产业实现规模经济的一大挑战。许多省市都把汽车行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因而偏袒当地的小公司。而现在，数字公司和数字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只需要一套法规、标准和商业规范，因而在整个国家内部，劳动力、信息、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方面的市场摩擦都降到了最低水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等一些国家也是如此。

　　此外，更大的市场规模为更多的利基参与者创造了空间，多个平台的共存为新参与者和新平台的出现创造了更多机会。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改善市场竞争和促进市场创新。因此，非洲的市场一体化应当成为政策议程的首要关切，因为它不仅会产生直接的普惠性增长红利，还会刺激整体经济的增长，促进更急迫的市场一体化方面的改革。最近的跨境研究表明，更自由的数据流动能够刺激服务的跨境交易（费拉卡内和范德马雷尔，2018）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费拉卡内等，2018）。

　　最近的几项公共部门倡议令人振奋。例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就不啻为一项重大发展。在非盟的斡旋下，55个非盟成员国中的44个已经在2018年3月签署了这一协定。市场一体化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一体化，包括全球、大陆内部和特定区域，如东非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区域市场一体化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可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东盟金融技术网络等区域一体化计划也为该区域提供了有益的试验。像尼日利亚这样较大的市场可以作为区域集团的中流砥柱，促进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的蓬勃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处理得当，较小的国家将会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特别适合尝试一些新的想法。然而，就整个非洲而言，要想建立一个适合私营部门大展拳脚的统一市场，还有许多结构性改革有待实施，包括制定共同的标准、同步监管要求、精简清关手续、消除贸易和通信壁垒以及发展跨境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马迪奥，2008；切鲁，2002；希夫等，2003；亚雷泰，1998）。

　　在这些领域，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已经开始出现。在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上，由阿里巴巴集团提出的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得到了G20国家的认可。这是一种新的公私合作行动计划，是一项由私营部门牵头，汇集了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倡议，目的是营造更自由、更具创新性和普惠性的国际贸易环境，消除中小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促进跨境贸易。2017年3月，马来西亚加盟该平台，成为首个海外合作伙伴。2018年10月，该平台在卢旺达设立了第一个非洲中心，并且扩充了平台名称eWTP中“T”的内涵，变成了4T：贸易、旅游、培训和技术。

　　数字技术的发展路径

　　从中国的数字技术渗透经验中获得的一条重要启示是，降低技能门槛至关重要，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学习机会，建立新的连接和协调机制，承担和管理风险。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增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首先是因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健康的关系，其次是因为公共部门鼓励私营部门进行试验，最后是因为公共部门支持数字平台的发展。

　　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同

　　要发展数字经济，就要清楚地了解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对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是如此，对数字经济来说尤其如此。公共部门必须发挥什么作用？这取决于其能否营造友好的监管环境，而后者又取决于其能否正确地预测私营部门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人们普遍误解了中国政府在数字技术发展和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一样，新兴的数字经济不仅由私营部门开创和推动，而且由公共部门提供了关键性支持，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监管环境和发展高效的基础设施等。

　　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农村到制造业、服务业，再到产业集群的完善，都是私营部门在遇到瓶颈时主动出击。反过来，基层公共部门也在努力消除各种壁垒，并积极为私营部门下一阶段的创新以及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投资奠定基础（见图5.17）。

　　图5.17 典型“淘宝村”发展三部曲

　　资料来源：罗汉堂。

　　二、试验和最佳实践的广阔空间

　　数字技术是新生技术，发展非常快。因此，对于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政府需要鼓励人们进行尝试和试验，这就意味着要勇于面对风险和失败。中国政府特别成功的地方在于允许创业者进行尝试和试验，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

　　究竟什么模式适合非洲和中东地区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新的数字技术已经让人们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雁行模式”产生了怀疑，怀疑这种发展模式是否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非洲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需求。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唯一模板。但让数字技术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组成部分，肯定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在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方面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能力将发展新技术作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优先事项。如果说农村就业和工业化是重要的发展目标，那么中国“淘宝村”和“淘宝镇”的经验可以成为值得复制的有趣模式。地方政府首先必须仔细考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技术的采用是否滞后、人们是否缺乏相应的技能、是否有轻微的腐败，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地方政府肯定会从培训中受益，如使用第三章所说的阿里巴巴开发的系统。既然数字技术和经济一体化对普惠性增长必不可少，那么积极地推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贸易协定，发展具有良好数字商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区就是未来的优先事项。

　　除了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以鼓励私营部门创新外，充分利用外部知识和经验对非洲同样非常重要。以经济复杂性指数衡量，很多非洲国家的内部增长能力远不及同一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楚，2017）。有人认为非洲经历了过早的“去工业化”，与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数字技术硬件制造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罗德里克，2016）。因此，即使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技能门槛较低，非洲国家也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需要更多帮助。

　　给非洲带来进步和希望并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任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采用数字技术并从中获益的竞赛中落后了，而在每个国家内部，有很多机会有待开发。但是，非洲确实是下面将要讨论的最大一片“蓝海”，我们迄今探讨的所有启示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三、数字平台的关键作用

　　平台企业是数字增长的核心，值得特别关注。这类企业在经济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垄断”力量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方面。这些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关注，我们将在第六章展开讨论。然而，目前尚未获得应有关注的问题是平台企业在促进熊彼特式竞争方面发挥的独特而关键的作用，这也将在第六章中被探讨。熊彼特式竞争是指通过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来降低产品价格以及推出各种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它已经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摆脱了贫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经济一体化和普惠性通常与数字平台，而不是其他部门或其他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天生的适配性。

　　即使在缺乏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以数字平台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也可以在促进普惠性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就像“新零售”业务中的线上线下整合一样，这种以本地线下网络作为辅助力量的模式正是成功的秘诀，可以在其他新兴市场中被复制。实际上，中国很多小额贷款机构已经与平台企业展开合作，为更多农村地区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低成本融资服务。正如尼日利亚研究人员提到的那样，在提供贷款时，中国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通常使用3万~10万个数据点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评估。尼日利亚的Lidya等金融机构一般仅使用100个数据点进行信用评估。在很难获得高质量、连贯数据的地区，100个数据点已经算得上是相当牢靠的数据集了（路易斯，2019）。

　　建立新的市场和推行“蓝海战略”是促进平台业务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方式（金姆和莫博涅，2014）。“蓝海战略”就是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以开辟全新的市场空间，创造全新的需求。这种战略的实质是开创和抢占还没有人争抢的市场空间，从而使竞争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蓝海”主要是由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占据的。这也是为什么淘宝在其发展初期，经常被戏称为“被遗忘之人和绝望之人试图出售被遗忘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曾鸣，2018）。那些因为太穷、太偏远、太陌生而无法被服务的人，现在成了有利可图的客户。那些下岗失业、穷困潦倒或被认为不适宜与人共事的人，如今找到了融入正规经济的出路。那些规模太小或者不太正规的企业，现在对金融机构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

　　平台企业的崛起，也许是数字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平台及其参与者将更能体会到这种“造性建设”带来的各种好处。在更具支持性的监管环境有助于创业者充分利用新的数字技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它们就能在“蓝海”深处找到更富饶、更具普惠性的栖息地。

　　前文已经说过，数字技术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为文化水平最低、技能水平最低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机会；显著地促进了两性平等；帮助了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进入市场；为政府创造了收入，使其能够提供原本无力负担的社会安全网。随着新一轮数字技术浪潮的到来，以及创新和结构性改革的持续进行，即使在数字技术尚未渗透的领域，人们也有很多理由感到乐观。

　　当然，在数字技术发展进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赢家。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年人。前文提到过，对于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智能手机上的网购应用程序变得更加简单流畅了。然而，许多老年人仍然无所适从。在未来，这些数字技术设备可能会使用自然语言而不是通过“点击”来帮助人们挑选商品和下单，从而为那些因实体商店的消失而深受其害的老年人扫除障碍。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增长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加剧了一些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而把另一些地区抛到了后面。这一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导致“大分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全球化和扩散，“大分流”开始得到了纠正（鲍德温，2016）。虽然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已经首次开始好转。数字技术的传播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进入一体化全球市场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传播，全球不平等状况将进一步好转。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