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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理解和应对难以预见的挑战

　　尽管数字革命已经取得了各种进展，前景光明，但它也面临着意料之外的挑战，必须妥善应对。纵观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为回报更高的投资和报酬更高的工作创造长期的机会。然而，数字技术浪潮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特别是在新技术的影响发挥作用之前。

　　正如熊彼特（1942）所预测的那样，这种“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竞争所造成的商业和就业机会的丧失——有时伴随着社会和政治上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焦虑感。那些面临投资损失、技能过时和失业风险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技术革命忧心忡忡。如果想维持社会和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创新者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技术进步也要求政府允许企业在竞争中失败。维持“僵尸银行”和失败企业（该银行的贷款对象）将降低宝贵资源的利用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起）和欧洲（自2008年起）经历的增长停滞中，支持“僵尸银行”和失败企业的政策是罪魁祸首之一，阻止了有望获得成功的企业的崛起（卡巴莱罗等，2008；阿查里雅等，2019）。

　　不过，政府也不能任由失败的投资者及其技能过时的员工自生自灭，而是要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在一个具有自我毁灭倾向、残酷无情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1932）中拥有竞争力。

　　我们从技术创新的历史中学到的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是，必须正确理解技术创新的机遇和风险，以便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同时尽量降低可能无法逆转的伤害，最终实现温和的而不是迅猛的经济增长，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并不希望淡化处理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数字技术对就业、竞争、平等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潜在不利影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普遍担忧。但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现有证据做出准确评估。

　　数字技术与就业

　　一、定义问题

　　人们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担忧愈演愈烈，担心这些技术会大规模取代人工。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失业率在2018年11月达到了3.7%，创1969年以来的新低，就业机会超过了求职者的数量。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机器取代人类的担忧反复出现，但实际上每一项新技术都提高了生产率，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未对就业造成持久的不利影响（莫基尔等，2015）。然而，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不一样。仔细审视既往事实，厘清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可以为这样的讨论提供些许有益信息。

　　二、探寻证据

　　1.技术革命和人口增长并未导致失业率上升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和劳动力供应出现了空前增长。人类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60万年前，但截止到18世纪，全球人口从未超过7亿。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多年间，全球人口暴涨逾10倍，于2017年达到了75亿。自1990年首次有相对可靠的全球失业率数据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近20亿，而全球失业率始终稳定在6%左右（见图6.1）。

　　图6.1 1990—2017年全球工作人口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罗汉堂。

　　尽管工业化时代早期的统计数据可能有些问题，但多项经济研究表明，以往几轮技术革命并未导致失业率上升。原因显而易见：无论技术进步的程度如何，劳动力市场都会进行自我调节，使失业率回归均衡状态，不过前提是要保证自由竞争和没有破坏性的刚性规定，如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他干预市场的政府法规、过高的税收以及影响人们再就业积极性的福利转移，也不能有原料和产出方面的强力垄断，因为这会阻碍劳动力和资本流向能创造最大价值的领域。

　　在经济衰退时期，工资可能必须降至非常低的水平，才能达到“凯恩斯均衡”。这时候，政府是允许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以较低的工资水平运行，还是插手干预，冒着失业率上升的风险抬高工资水平，而非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把所有人救出火坑？这是事关社会选择的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承受得起国内大量劳动力长期失业。即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适得其反，持续的高失业率也非常罕见，因为社会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这体现在几个方面：政权更迭，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著名的竞选口号“笨蛋，关键在于经济！”；防止出现动荡的结构性改革，如德国哈茨改革；在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就业机会转移到统计机构无法统计的非正规市场，哥伦比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就是如此。

　　尽管如此，对技术革命影响就业的合理担忧仍不容忽视。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较低、收入较高的工作被机器取代或消灭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亨利·福特的汽车流水线生产模式使得成千上万的马车生产者失业，虽然他们的工作被淘汰了，但新生产模式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将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了每天5美元（按通胀率调整后，相当于现在的每天126美元，每小时15.75美元）。然而，20世纪初的工人平均工资仅为每天1.5美元（按通胀率调整后，相当于现在的每天38美元，每小时4.75美元）。对比一下，历史工资的平均水平远低于现在工资的平均水平。

　　也可以研究一下早期“数字技术”的微小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拨号电话使美国电话接线员的数量从1956年的755万降至现在的不足1万，而保住工作的电话接线员的时薪为18.47美元（美国劳工部和劳工统计局）。这个例子表明，当机器可以比人类更好地完成一项工作时，对劳动力的相关需求就会枯竭，即使不需要支付劳动者报酬。尽管如此，就整体经济形势而言，就业率随后出现了大幅攀升，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都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在历史上，机器每夺走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有至少一个生产率更高、报酬更高的新就业机会出现。然而，有些人担心这次不一样——机器学习将改变游戏规则，人工智能会使更多人失业（哈拉里，2018）。诚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没人确切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本书作者同样如此。

　　不过，从现有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并探讨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可能不存在），以应对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2.截至目前，全球自动化并未导致失业率上升

　　没有证据表明，因全球自动化的加速推进而消失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它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进而导致了失业率上升（世界银行，2019）。1990—2017年，全球机器人出货量增长了4倍多。在全球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只有瑞典的失业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2）。作为全球数字技术采用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失业率仅为4%，与美国相差无几。这些数据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国家对机器人导致人类失业的担忧。

　　图6.2 2017年机器人渗透率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罗汉堂。

　　不过，如果更深入地探究机器人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会产生一些合理的担忧。虽然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有一项研究发现，在每千名美国劳动者中每增加一台机器人，就业率就会降低0.18%~0.34%，工资也会减少0.25%~0.5%（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17）。另一项研究发现，在16个欧洲国家中，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人均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还提高了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并未对总工作时长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格雷茨和迈克尔斯，2018）。在德国，没有证据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导致了就业机会整体减少，但似乎导致了就业机会向服务业转移（多思等，2017）。机器人替代了部分中级技能、较年轻的劳动者，但尚未对工资水平造成影响（基亚基奥等，2018）。这些研究表明，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基础结构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研究，才能充分了解自动化带来的全部影响。

　　请注意，这些研究衡量的是机器人这一特定数字技术在行业内部的微观经济效应。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17）写道：“机器人的影响不同于提升了整体生产率的其他信息技术资本的影响……”的确，如上文所述，数字技术，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工资和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在新兴市场中尤为明显。越来越快的网络连接对就业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甚至对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率也如此。在12个非洲国家，几乎没有就业机会被机器人取代（约尔特和波尔森，2019）。这得益于高技能岗位的就业率提升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大规模的出口和更高的生产率。

　　在许多新兴市场，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所产生的正面溢出效应（技术进步促使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增加，这降低了单位产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足以抵消新技术对劳动力的任何替代效应。对12个亚洲新兴国家的一项综合分析表明，2005—2015年，在劳动力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机器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采用使就业率降低了66%，而更低的产品价格导致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涨，就业率随之提高了88%。这足以抵消数字技术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并带来额外的就业机会（亚洲开发银行，2018）。

　　我们认为，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带来了之前无法想象的就业机会（布林乔尔夫森和麦卡菲，2014）。电子商务和零工经济的兴起，让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卡茨和克鲁格，2019），这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浪潮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与人类所知的其他发明一样，数字技术的快速采用和渗透为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扰动”，使那些无法适应新技术的人陷入了困境，但这次的情况与以前的工业革命和通信革命完全不同。工业革命和通信革命使某些职业整体消失了（如马车生产者和电话接线员），使那些无法获得必要技能去从事生产率更高、报酬更高的新工作的人，无法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广泛好处。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创造性破坏”势必会淘汰现有的人力和物质资本。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帮助人们学习必要的技能、从事报酬更高的新工作，受影响的家庭就会遭受重创，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如何构建能适应技术变革的人力资本，即重塑教育和培训系统？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一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工作性质的快速变化带来了严峻、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这关乎劳动者的权利和就业环境，其中与就业保护相关的政策改革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旨在帮助劳动者跟上工作性质变化的步伐，有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世界银行，2018；卡茨等，2018）。

　　相比购置成本和维护成本较高的工业机器人，技能门槛相对较低的数字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对当地就业和工资待遇的直接负面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但通过正规教育和培训来开发人力资本的速度通常较慢，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因此，新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密切关注本国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必须要有所准备，在劳动力市场问题变得难以驾驭之前就着手解决。

　　总而言之，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数字技术用生产率高、报酬高的就业机会取代了生产率低、报酬低的就业机会，从而对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数字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经济得以扩张，自动化和非自动化任务对劳动力的需求均有所上升，这种情况在服务业中十分常见，因为机器人的编程和运营仍然依靠人力。由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资本积累也会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往往会提高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拉升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不是导致人类被取代（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17）。

　　与此同时，我们并不知道数字技术是否在非自动化经济部门中创造了更多的间接就业机会，也不知道教育和培训能否跟上新技术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发现数字技术蕴藏的更大机遇，制定相应的政策使技术创新更具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即便是短期的破坏性。政策制定者应该始终牢记凯恩斯的箴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死去。”

　　案例5：中国和美国的零售业就业情况

　　电子商务是数字技术渗透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我们将更仔细地审视电子商务对零售业就业情况的影响。

　　零售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埃里斯曼，2017）：

　　•零售1.0：以夫妻店的形式经营的本地杂货店主宰着本地零售业。在20世纪的零售2.0革命期间，许多此类杂货店被取代。

　　•零售2.0：目录商店和大型百货商遍布美国各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一阶段以美国蒙哥马利·沃德和西尔斯百货的兴起与杂货店的衰落为标志。

　　•零售3.0：以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为代表的超市和仓储式会员店兴起，加剧了竞争，削弱了当地商店的市场影响力。在美国，仓储式会员店和超市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涌现。随着竞争的加剧，许多本地商店倒闭，零售业生产率在1987—2007年提高了一倍，价格则大幅下降（豪斯曼和李柏泰格，2007；投资百科）。

　　•零售4.0：电子商务创造了新的零售业态，即线上零售。线上和线下销售的结合有助于改善消费体验和降低零售价格，从而降低所有人的生活成本。

　　美国正从零售3.0转向零售4.0。而在中国，零售2.0、零售3.0和零售4.0同时存在，这导致了以下结果：超市和仓储式会员店逐渐取代传统的杂货店和百货商店；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电子商务以平台形式运行，将超市、仓储式会员店、杂货店、百货商店统统整合到了一起。

　　这些趋势对销售和就业有何影响？近年来，美国零售业的就业机会有所增加。随着就业机会向电子商务领域转移，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被消灭的就业机会。2007—2016年，电子商务行业创造了12.43万个就业机会。电子商务从业者的年增长率大大高于零售业（见图6.3）。2007年12月—2017年6月，电子商务每周为消费者节省6400万小时的购物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转而被用于其他创收活动（曼德尔，2017）。

　　图6.3 2007—2015年美国电子商务和零售业就业人数增长率

　　注：电子商务就业是指电子购物和邮政公司的就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分类，普通零售就业计入所有的零售相关行业就业。

　　资料来源：埃尔卡·托佩伊，2018年；美国劳工统计局。

　　2013—2016年，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尤其引人注目（见图6.4）。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电子商务和一般零售业总共创造了37.3万个就业机会，大致相当于美国零售业在20世纪90年代最辉煌的三年（1997—2000年）中创造的就业机会之和。

　　图6.4 2009—2018年美国零售业就业总人数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2005—2017年，美国零售和批发业以及普通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稳步增长，从2556万人增加至2704万人（见图6.5）。这主要是因为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更低的网购成本导致消费者对零售服务的需求增加。

　　图6.5 2005—2017年美国零售及相关行业总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2005—2017年零售和批发业以及普通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的就业实现了更强劲的增长。同一时期，电子商务兴起，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中国零售和批发业以及普通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从980万增加至2000万。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349人万和664万人（见图6.6）。零售和批发业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还提高了薪资和福利待遇（www.chinabriefing.com）。这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可支配收入和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由于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新增加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抵消乃至超过了就业和替代效应。

　　图6.6 2005—2017年中国零售及相关行业的总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数字时代的竞争政策

　　一、促进竞争的原则

　　数字平台能产生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网络对每个用户的价值会随着使用同一平台的其他用户的数量的增加而上升；间接网络效应是指网络对其中一方（如买家）的价值会随着另一方（如卖家）数量的增加而上升（罗契特和梯若尔，2003和2008；阿姆斯特朗，2006）。如第五章所述，数字技术边际成本低和技能门槛低的特性放大了这些网络效应。每个用户同时成了平台的生产者和受益者。实际上，数字平台与一体化市场高度类似，覆盖的地理范围越广，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越大，对社会的价值就越大。

　　但这些平台如何影响竞争呢？相对于更具竞争性的系统，这些平台是否会变成垄断者，抬高价格，减少产品多样性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审视竞争政策的几条一般原则。

　　首先，竞争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影响力被滥用，而不是惩罚赢家、保护输家。在美国，竞争政策的焦点是保护消费者，而不是保护想赢得消费者青睐的企业。如果一家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源于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更好的产品，那么这家公司根本不需要惧怕反垄断机构。但如果该公司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和雄厚的财力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转、阻止其他公司争取自己的客户，那么它就要当心被反垄断机构找上门。

　　如果新进入者在公平竞争中失败了，且赢家是因为向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胜出的，那么输家不应该指望反垄断机构搭救自己。竞争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应该为输家兜底，应该允许它们被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的公司打败（瓦里安和夏皮罗，1998）。这样的失败其实是一种胜利，有助于通过竞争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其次，正如梯若尔（2014）所说，竞争政策的范式是丰富而复杂的，除了规模和市场份额外，还涉及许多其他考量因素。“统计公司数量或其市场份额，只能大概知道市场上是否存在竞争。”各个行业均有其特殊性。“相应的，经济学家往往主张通过一事一议或者‘合理分析规则’来解决反垄断问题而不是采取严格的‘本身违反规则’。”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多样性、增加产品价值而取得的市场主导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反垄断和其他公共政策应该加以鼓励。

　　整个生态系统的覆盖范围和影响也应该纳入考量，对双边平台来说更是如此。新进入市场的小平台和成名的大公司都会利用网络效应和非对称定价策略，如只向某些用户收费、不向其他用户收费，来服务客户。梯若尔（2014）表示，“监管机构不能把标准的反垄断观念生搬硬套到不适用的地方”。

　　最后，竞争政策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可竞争性，即市场新进入者可以在公平竞争中超越现有竞争对手。竞争政策应该确保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市场是可竞争的。效率相同或更高的新进入者会对现有企业构成威胁，这有助于促进创新、拉低价格，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这种威胁会迫使现有企业提供更好、更有创意的产品和服务，维持甚至增强自身竞争力，而这些产品和服务是防范潜在进入者的必要条件。

　　可竞争市场的关键特征是新进入者可以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德姆塞茨，1968；鲍莫尔，1982）。必须允许高效率的竞争对手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它们面临的障碍应该仅仅来自现有竞争对手的更高效率，不是任何的人为障碍。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允许现有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

　　二、探寻证据

　　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电子商务市场中关于竞争的一些主要事实值得重新审视。某些数字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很高。例如，谷歌占美国在线搜索市场63%的份额。亚马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低价的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以至于市场正快速接近一个临界点，即在亚马逊网站上花钱购物的消费者超过了其他所有零售商的消费者数量的总和（伦顿，2018）。在欧盟，近45%的网站仅拥有欧盟10%的流量，而覆盖了所有欧盟国家的不足1%的网站，拥有近50%的流量。

　　如此之高的市场集中度使一些人认为，平台正在扼杀有效竞争，就像百年前的敛财资本家一样。有人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垄断政策，拆分最大的那几家公司。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数字平台用其获得的海量数据，在自己周围构筑了牢不可破的“护城河”。有人认为，这些数字平台利用巨大的网络效应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导致了权力的垄断和滥用。

　　在评估数字平台对社会的总体影响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赢家通吃”是假设还是事实？作为中间人的某个数字平台是惠及了所有人，还是只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机会？高市场集中度会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妨碍公平竞争？消费者是否同时在使用多个平台，因此平台的规模和大小其实并不能作为垄断的衡量标准？

　　中美两国的情况值得分析，而中国的情况尤其具有启发性。在中国，虽然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但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竞争，这表明可竞争性处于健康水平。我们发现，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非银行支付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二是无论就支付量还是资产管理规模而言，传统金融行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金融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降低了，从业者工资提高了，这使数亿用户受益。传统金融行业还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合作。

　　问题并不在于现有主导者的所谓“垄断力量”（用效率优势以外的其他力量将潜在对手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在于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能够让新商业模式成功落地的新进入者。政策制造者没必要想方设法打破现有的“垄断”，应该基于效率优势和消费者满意度来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策制定者应该制定规章制度，鼓励“来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型企业的竞争……竞争力并非源于现有企业的利润和产出，而是源于其根基和生命力”，培育“产业突变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又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熊彼特，1942）。

　　美国的情况同样表明，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多数行业很难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在过去20年中，许多大型互联网公司都运营着专注于内容的数字平台以吸引观众户，并向广告商出售对内容的访问权限。然而，以受关注程度来衡量，领先企业的起起落落正体现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剧烈变化。在每年排名前10的网站中，1996—2006年有9家网站跌出榜单，2006—2011年有6家，2011—2016年有3家（见表6.1）。

　　表6.1 独立访问量排名前10位的网站

　　续表

　　注：在2013年之前，ComScore（美国一家全球性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网络媒体资源排名仅基于个人电脑端的访问量，在2013年之后，则基于个人电脑端和移动端的访问量相加。

　　资料来源：ComScore。

　　在线预订平台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虽然不同平台的市场份额起伏不定，但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市场份额正在向少数平台集中。包括爱彼迎、猫途鹰、亿客行、好订网（Hotels.com）、普利斯林（Priceline.com）在内的所有平台都没有破产倒闭，没有迹象表明预订短期住宿的消费者正在向某一个平台集中。

　　数字经济具有两大独有的特征：一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数字平台通常提供的是差异化产品；二是，属于平台一方或多方的客户可以同时使用不止一个平台。这两大特征使得竞争长期存在，几乎不可能出现某家企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我们并没有探讨与竞争相关的所有维度，也很难说掌握了相关公共政策的全部影响，但比较肯定的是，目前的讨论错误地聚焦于平台规模，而不是平台的动态竞争要素。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竞争要素对社会大有裨益。另外，数字信息的力量基于互联互通和彼此合作，而不是相互隔绝和竞争到你死我活。为了避免做出草率的、在经济和政治上适得其反的政策选择，正确权衡平台的利弊非常重要。

　　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方向值得考虑。正如梯若尔（2014）提到的，参与性反垄断程序也许可以应对目前的一些监管挑战（见图6.7）。另外，监管沙盒可以作为试验场，用来测试和培育那些不在现有监管法规的适用范围内但能促进竞争的新商业模式。专利池和数据协作策略的范围和程度也值得探索。

　　图6.7 优化参与性反垄断的程序

　　资料来源：让·梯若尔于2018年10月10日在TSE发表的主题演讲。

　　数字技术与隐私保护

　　一、定义问题

　　隐私权是指“个人决定自身哪些信息可以被他人所知的权利”（韦斯廷，2004）。在所有社会中，隐私权都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它有助于保持个人自主权，释放因扮演社会角色而产生的压力，提供一个可供自我评价的安全空间。最重要的是，隐私权有助于保持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和巩固彼此的社会联系（韦斯廷，1967）。社会受益于个人的心理健康、个人的创造性成果以及强大的社会网络。经济同样受益于这些因素，因为如果通过挖掘大量的数据，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揭示出其“既存状况”，则很多交易，尤其是涉及保险的交易，可能就无法达成（赫舒拉发，1975）。

　　个人数据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信息（欧盟，2016），是个人参与数字经济的媒介。通过向数字平台提供这些数据，个人可以获得更具个性化的服务，节省时间，获得更多好处。但未予明确的隐性约定是，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平台不得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第三方。

　　二、平衡利弊

　　当人们更愿意分享个人数据时，数字经济就会成为一种更有用的基础设施。个人信息是数据驱动型创新的关键因素，而数据驱动型创新可以带来（培育新产品、新工艺的）新知识和（为消费者创造附加值的）新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另外，数据的使用会在规模和范围上产生报酬递增效应（规模越大，范围越广，平均收益越高），这是数据驱动型生产率提升的源泉。

　　然而，隐私问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隐私没有得到适当保护，那么当事人很容易面临巨大危险和伤害，机构做出的数据驱动型决策可能导致歧视，对个人造成财务上和心理上的伤害。不幸的是，个人数据大规模泄露的事件越发频繁。

　　隐私保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问题，人们必须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不同的取舍。隐私保护不应该以公共安全和政治经济稳定为代价。但的确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很难判断某些因素是不是比其他因素更重要。隐私与人的尊严和幸福有关，这使得相关考虑比任何此类著作的论述都要复杂得多。

　　三、应对意料之外的挑战

　　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个人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共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信息技术公司和监管机构达成这种平衡的能力必须值得信任。高度的隐私保护更侧重于感知到的个人隐私需求，而有限的隐私保护更侧重于对商业效率和安全保障的考量（韦斯廷，2004）。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场，这取决于收入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如果想让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普惠性增长的潜力，就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隐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达成平衡（世界经济论坛，2014）。

　　隐私保护面临的挑战类似于商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即信息不对称和执行机制不健全会破坏信任并抑制交易。很少有人清楚他人、机构或政府掌握了自己的哪些信息，以及那些信息会被如何使用、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导致了隐私悖论（巴恩斯，2006；阿西等，2017），即人们总是声称非常关注自己的隐私，但他们在网上的行为却往往忽略了隐私风险。阿奎斯蒂（2014）根据社会学和行为科学对隐私的研究结果，归纳出了以下三个主题：人们并不清楚隐私被侵犯的后果；人们对隐私的关注程度取决于环境；人们对隐私的关注程度容易被商业和政府利益所操控。

　　数字技术虽然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但也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关键是要使技术工具在各个环节遵循以用户为导向的数据保护原则。如图6.8所示，在收集数据之前，应获得实际受益的数据拥有者的明确授权。在数据被首次存储但尚未被任何人访问之前，需要对其进行脱敏和加密。数据只应该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被使用。用户应该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除了这些技术和法律保护外，数字平台的建设者还必须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让用户相信这些平台收集的个人信息是安全的，在没有获得当事人明确授权之前，平台不会分享或出售个人信息。

　　图6.8 隐私保护的机制设计

　　资料来源：罗汉堂。

　　新技术使隐私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以安全多方计算为例。在进行协同计算时，这项技术不需要任何参与方提供可被其他参与方追溯的原始数据，就能达到融合多方数据的目的（见图6.9）。安全多方计算既能使用户受益于数据共享，也能让用户避免数据被窃取的风险。

　　图6.9 安全多方计算

　　资料来源：罗汉堂。

　　技术与不平等

　　一、定义问题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不平等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尽管经济学家不再用“精神蒸汽机”或“智能机器”这样的词语来讨论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史密斯，1835），但目前人们对新技术的担忧与200年前如出一辙。近年来，随着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与不平等的关系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二、探寻证据

　　众所周知，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技术使数亿乃至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工资大幅上涨，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无数机遇应运而生，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谁受益和受益多少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也是许多经济学研究和辩论的主题。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问题，但对那些想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十分重要。

　　是什么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先来看几个有关结果不平等的典型事实。这不应与有关机会均等的事实相混淆，后者涉及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首先，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2014年，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72%的财富，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拥有不到0.5%的财富。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获得了47%的收入，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仅获得了13%的收入。2015年，中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67%的财富，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只拥有6%的财富。最富裕的10%的家庭获得了67%的收入，最贫困的50%的家庭获得了13%的收入（见图6.10）。皮凯蒂（2015）强调，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一直都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图6.10 美国和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

　　注：灰色曲线是前10%家庭财富在所有家庭财富中的占比。黑色曲线是10%家庭收入在所有家庭收入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罗汉堂。

　　几十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收入比普遍有所上升，表这明财富不平等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其次，邦尼特等人（2014）和龙利恩（2015）指出，与财富不平等加剧密切相关的是房价上涨。1970—2015年，除了美国和日本外，所有发达国家的家庭资本收入比大幅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住房财富收入比上升所导致的（见表6.2）。

　　表6.2 1970—2015年资本和国民收入比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2018年世界贫富不平均报告，罗汉堂。

　　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很难说。有观点认为，房屋所有权不平等加剧的一个原因是，建筑业的生产率增长相对有限，从而导致建房成本上升（博里和赖希林，2015）。与技术进步直接相关的可能是其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常常被视为不平等加剧的另一个原因。过去30年间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工资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技术进步被当成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解释被称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假设，即认为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上升，进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加剧。

　　然而，上述假设仍然缺乏明确的实证证据。克鲁格（1993）指出，在将标准的劳动者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可以发现，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劳动者的收入比不使用电脑的劳动者高15%~20%。许多人将这一发现作为直接证据，用来证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工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迪纳多和皮施克（1997）发现，使用电脑、电话、钢笔或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以及伏案工作等所谓“白领”的习惯，与使用电脑的习惯几乎一样重要。这些结果表明，使用电脑的人可能拥有某些未被注意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与电脑没什么关系，但能够被劳动市场所认可并带来高回报，而电脑不过是率先被引入了这些领域而已。

　　卡德和迪纳多（2002）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设不足以解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资结构的变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该假设在工资结构的几乎所有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电脑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工资不平等状况却趋于稳定。该假设也无法解释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种族之间工资差距的稳定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年轻劳动者和上年纪劳动者工资差距的急剧扩大。

　　新技术永远无法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所有技能带来同等的好处。新技术引起的震荡对一些技能有利，对另一些技能不利，这取决于技能与高效使用新技术所需条件之间的互补性和可替代性：互补性越高，新技术对技能越有利；可替代性越高，新技术对技能越不利。研究表明，二战后，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导致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工资上升（戈尔丁和卡茨，2008）。最近，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相关技术的采用使得对不同技能的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对中级技能需求的下降使得拥有这些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水平遭受了重创（澳特尔等，2006和2008）。同时，教育系统的调整速度跟不上技能需求的变化速度，也推动了工资两极分化。

　　三、应对意料之外的挑战

　　社会流动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对每个社会的福祉都至关重要。因此，各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令人担忧。但现在并不清楚技术是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人们过于相信主观臆断，而不是去仔细审视事实。除了我们收集的上述证据外，世界银行（2018）的研究也表明，2007—2015年，在41个经济体中，有37个经济体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有所下降或者保持不变。

　　我们认为，通过为多数人提供机会，而不只是为少数才华横溢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提供机会，数字技术为更具普惠性的繁荣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途径。由于技能门槛低，数字技术为那些曾经无法获得新技术红利的人打开了新的大门。数字技术将一个国家内的广大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不同地区连在了一起。通过连接邻近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企业和消费者，本地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将贫困和富裕地区的经济融合在了一起。

　　数字技术已然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数字技术是否和如何影响各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应该被视为机遇而非风险。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指出，政策目标应该是尽力提高生产率，创造经济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在特定行业或地区盲目追求结果平等。

　　结语

　　本书主要以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分析数字技术如何为普惠性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兴的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冲破了重重障碍，进入了过去效率低下的领域，跨越了种种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体系中的参数和关系，实现了“创造性建设”。基于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中国经验提供了全球性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普惠性增长最为欠缺的地区。

　　本书的要点如下。

　　第一，对数字技术的很多分析都聚焦于该技术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和风险，但数字技术也为普惠性增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皆是如此。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服务并赋能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部分女性、穷人和残障人士）。数字技术及其“传染性”的传播甚至推动了中国最偏远、最落后地区的发展。数百年来，这些地区的人与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上选购产品，这缩小了他们在市场准入方面与中国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想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做到这种程度，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二，数字技术的成功归功于其独特能力——能够突破传统市场中历来令人望而生畏的信息壁垒。数字市场的独特性（技能门槛低、建设必要基础设施的成本低和网络效应强），特别适合解决匹配、合同执行以及建立和维护和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方面的问题。就提升数字技术的渗透率而言，降低技能门槛的重要性不亚于提高技能水平。数字技术实现了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巨大飞跃。数字平台提高了市场效率，吸引了更多参与者，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在重塑生产模式和创建一体化数字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生态系统有助于促进创新，催生全新的协作方式。可以说，数字技术就是为普惠性增长而发明的。

　　第三，移动互联网、可负担的宽带接入等基础设施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至关重要。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一旦可以参与到现代数字经济中，就会在技能、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形成强有力和可持续的正反馈循环。当然，这不会自动发生。想要成功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或其他经济，有一些因素不可或缺，如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有效合作、促进市场一体化、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力量。

　　第四，在这一充满变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意料之外的挑战，比如，数字技术可能对就业、竞争、数据隐私和不平等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时，首先要分清事实与臆断。数字技术的最大受益者是话语权微弱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偏远地区，这意味着需要对数字技术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共识并制定解决过渡性问题的具体政策，将大大有助于获得支持，推广数字技术，释放其促进普惠性增长的潜力。

　　如今，新兴经济体正在同时经历多种技术革命，不仅仅是数字革命，还有工业、交通和电气革命。为了完成这几项革命，发达经济体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可能走上与发达经济体大为不同的数字化道路（格申克龙，1962）。以前，新兴经济体的很多零售和金融服务都是由地方性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如今，在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帮助下，中小微企业大量涌现，即使客户远在数千公里之外，也能享受到这些企业提供的优质服务。

　　展望未来，数字革命的长期经济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将更加显著，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成功道路和发展机遇，人类社会刚刚开始对此做出反应。与此同时，数字革命还远未完成。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波数字技术浪潮正在成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遗传学、可再生能源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另一波技术浪潮即将到来。我们如果能把握好这些机遇，就可以实现更具普惠性的增长，从而为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促进下一代的繁荣和普惠性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

　　数字技术彼此互补，并以全新的方式重塑了关键市场。数字技术的独特性大大缓解了采用滞后，加快了渗透速度，带来了更多机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普惠性增长。数字技术似乎是专门为全球穷人量身定制的，他们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和创造越来越多的消费需求。

　　但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我们越了解数字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和利弊，就越能更好地实施各种战略，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创造性破坏”变成“创造性建设”。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应对相关挑战（通过设定恰当的风险和回报水平），那么数字革命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革命，不仅可以避免重蹈“大分流”的覆辙，还能形成“大融合”的局面，通过“创造性建设”造福所有人。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