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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中求进”是我国近些年来一直坚持的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它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是我们长期要坚持的经济工作的总体指导方针。但什么是稳中求进？我们认为所谓“稳”，就是指要认真应对与化解经济改革开放中的风险与挑战，使经济总体上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所谓“进”，就是指要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推进新体制的形成，在稳中求进。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稳中求进要将“稳”放在前面，似乎只有“稳”才能“进”，而不是“进”中求“稳”。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一个风险高发期，我们只有在“稳”中才能求“进”。因此，稳中求进是总基调。当然，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不同的，改革开放的举措也有所不同，因而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也就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2017年如何“稳”中求“进”，因而可以帮助大家以2017年为例，理解“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中求进”的核心是“稳”

　　“稳中求进”的核心是强调以“稳”为基础，虽然最终目标是为了“进”，但没有“稳”这个基础，“进”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认为，将“稳中求进”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由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所决定的。

　　改革必须以“稳”为基础

　　第一，我国的改革已从原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革转向五位一体的改革。即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文明改革，改革面非常宽；同时，改革已极其深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都极其尖锐，属于啃硬骨头的范畴。改革的广泛性、深入性及艰难性，决定了改革必须以“稳”为基础，若不“稳”，改革就很难推进，甚至会引发各种风险，中断改革。

　　防止债务危机需要稳定的环境

　　第二，中国在高速增长及快速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各种风险，这些风险的消化与处理，需要稳定的条件与环境，若不稳，就会引爆这些风险。例如，我国宏观负债太高，债务的处理既不能引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又要有效地处理与降低债务，以防止债务变为债务危机，中止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需要稳定的环境与条件。又例如，由于过去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风险压力较大，我们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到松紧有度，既不能因为流动性不足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又不能因为货币供给过大而使货币风险压力增大，这本身就是以稳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体现了稳的要求。可以说，对于风险的化解与防范，从某种程度上讲，基本上都是两难的选择，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以“稳”为主基调，稳中求进。

　　经济发展需要先“稳”才能“进”

　　第三，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其背后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更有体制性原因，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诸多经济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特征，而且各种问题相互影响的关联度又很高，有时有很强的负面叠加效应，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稳”的基础上，若不“稳”，便会出现一些冒进行为，其后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处于动荡状态，改革与发展均难以进行。因此，“稳”是基础，只有“稳”才能保证“进”。

　　处理效率与公平需要“稳”

　　第四，我国经过40余年的改革，已由穷转为富，并向强的方向过渡，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们不再单纯考虑温饱性问题，甚至不简单计较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全面发展，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有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求与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比解决温饱性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使得我们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更加困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稳”为基础，稳步推进，在“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实行令人满意的社会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医疗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实践表明，不少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以“稳”为基础的，只有“稳”才能“进”。任何的社会动荡都会打断“进”，动荡与“进”是对立的，“稳”与“进”才是相辅相成的，只能稳中求进。

　　中国稳定才能促进世界的稳定

　　第五，国际环境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以美国独大为特征的单边主义的治理世界的国际秩序要发生变更，人类社会将走向多边化治理方式，在这种大变局中，中国必须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中国自身的稳定，中国的稳定才能促进世界的稳定，才能在和平中实现世界治理方式的转变。中国的稳定至关重要，可以说，中国的“稳”是世界稳定的基础与保障，因而我们必须以“稳”为基础，“稳中求变”，“稳中求进”。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由目前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GDP总量的巨大与审慎的需要性成正比

　　第六，中国GDP总量在2018年年底已达9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如此巨大的财富总量，若稍有不慎，发生经济动荡，其结果必然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增速因为经济动荡回落一个点，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将受损。财富的巨大性与审慎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古语讲“船小好掉头”，但船一旦很大，掉头就很难了，因而中国这艘巨轮不能出现方向性错误，一定要方向正确才行，否则掉头会很难，甚至会翻船。因此，一个国家的GDP总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以“稳”为主，在“稳”的基础上才能“进”。GDP总量与社会动荡的危害成正比，GDP总量越大，社会动荡对经济的损害度就越大，经济不稳往往会引发更大的经济损害。因此，我国目前在GDP总量已非常大时，“稳”就成为重要的问题，只有“稳”才有“进”，才能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稳中求进”确实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总基调，这个总基调的确定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更不是某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保守，而是根据我国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环境做出的科学选择。最近有的同志对我说，“稳中求进”会不会因为过度强调“稳”，而放松改革的推“进”，耽误时机，错过机遇，出现求“稳”而放弃“进”的倾向。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稳中求进”虽然强调“稳”为基础，但并没有放弃“进”，强调“稳”的目的是为了“进”，为了“进”而求“稳”，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进”。如果因为不注意“稳”而推进改革与发展，这不仅不能有效地“进”，而且还会使已经取得的成果因为不稳而化为灰烬。因为社会动荡不仅不能使我们继续“进”，而且还会破坏已经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上述分析表明，“稳中求进”并不是不改革，不重视增长，而是为改革的深化与高质量增长提供应有的条件与环境，有效协调好“稳”与“进”的关系，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进”。实际上，有效处理“稳”与“进”的关系的关键，是补短板。补短板能实现“稳”，因为不稳往往与短板有关，是短板导致了不稳，同时短板往往是改革的对象与内容，属于“进”的范畴，因而补短板实际上就是“进”，“稳”与“进”在补短板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例如，我国汽车生产的能力增长很快，在2018年达到了年产量3000万辆的水平，但是短板是停车场不足，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极为不方便，导致人们意见很大，甚至因此出现了各种纠纷，而且也影响了汽车工业的有效发展，这就要求必须有效解决停车场不足的问题，这种补短板既是“进”，也是“稳”。因而“稳中求进”是一种更有效的“进”，以“稳”为基础的“进”。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年破8%，在2015年破7%，可能会在2021年破6%，这是否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这不是标志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而是与GDP总量的基数增大有关系。一般来说，当GDP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GDP增速与GDP总量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相反方向的变化，随着GDP总量的增加而降速，甚至GDP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GDP增速就会稳定下来。GDP总量与GDP增速的这种内在联系，也恰恰说明了GDP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稳”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没有“稳”，就没有增长，只有“稳”才能“进”。“稳”与“进”的关系在GDP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以“稳”为基础，增速回落是必然的，这种回落不是衰退的标志，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财富增长没有因为增速回落而减少，而是由于基数的增大而增加了。因此，我们需要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

　　当然，“稳中求进”虽然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都要坚持的总基调，但“稳中求进”在不同时期是有其自身特点的。我们对2017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分析，发现2017年“稳中求进”就有其自身的特点。

　　2017年总体的经济指导思想叫“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提法就是告诉大家，今年会把困难看得更重一些。因为“稳”放在前边，“稳中求进”，先是“稳”，然后才是“进”，所以把困难看得更多一点。

　　之所以将困难看得重一些，其原因来自我们自身，例如目前的结构调整和改革似乎还没有太大的起色。从2016年年底的情况来看，我们在改革与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工作上，还没有太大的起色。同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刚一参加竞选，就有人预测过两件事，第一是特朗普会不会上台？第二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会对中国怎么样？我当时就知道他会上台，而且一定会上台。美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所有的精英都在特朗普能否上台这个问题上被打脸，他们都预计特朗普不可能上台。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特朗普上台是一个反常的行为，所以叫作黑天鹅事件。特朗普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适应了美国目前的社会情况，即反全球化的思潮。

　　第一次全球化是1750—1950年，200年的时间。第一次全球化是以欧洲国家为主导的，比如英、法、德、意等国。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遗产”就是殖民地，通过殖民地的方式推动了全球化，所以第一次的全球化以殖民为特征。从1950年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的主要遗产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成为第二次人类全球化的浪潮。在第二次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是后半场加入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加入这次浪潮中的。因为我们是后半场加入，所以就有许多优势。这就像打篮球一样，我们在人家累得不行的时候上场了。中国是这次全球化中获利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旦反全球化，中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国际压力很大的同时，国内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周期原因、体制性原因、结构性原因等深层次原因而引发的各种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还是很尖锐的，风险点确实不少，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比较大。中国现在仍然还是经济增长掩盖和淡化了别的社会问题的国家，因而经济增长一旦下滑，必然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和动荡。因此，国内经济情况并不太好，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会逐渐显现，经济与社会问题交融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总之，我估计今年的内外情况总体都不太好。反全球化是美国挑头，全世界似乎都对中国开始了行动，欧盟国家、美国、日本都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于2001年签订世贸协定，在15年之后就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果时间还没到，他们就宣布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既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我们如何征税？就要选一个参照国，参照这个国家来征税，结果就选了新加坡。新加坡的成本肯定比中国高得多，中国怎么可能像新加坡那么富有。接下来就是他们认定中国搞倾销，他们就要搞反倾销，惩罚中国。15年之后还解决不了市场经济国家这个问题，是因为发达国家几乎都在反对中国。中国现在的国际情况令人头疼，而且中国内部的调整还没做完。我与几位企业家聊天，大家都觉得现在钱不好赚，日子很难过，没有几个说日子好过的。这是因为我们内部还没有调整完，外部反全球化又开始了。中国现在讨论如何应对，能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全球化，所以习近平主席飞到瑞士去参加达沃斯年会，阐述中国的主张。我估计中国会不断地推动全球化。第二次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肯定是不行了，第三次全球化能不能成功还不得而知，但中国必须努力去推动。

　　上述可见，2017年中国的内外压力都比较大，风险点较多，诸多尖锐性问题，所以提出“稳中求进”。“稳”是第一位的，在“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具体来说，“稳中求进”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稳”什么，如何“稳”？另一个是“进”什么，如何“进”？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