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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什么，如何“稳”

　　“稳”的核心是勇于面对挑战，有效化解风险。只有应对挑战与化解风险，才能实现“稳”。那么，现在的挑战与风险是什么？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因而“稳”就是要做好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稳通货膨胀

　　大家知道，由于2015年及2016年货币政策的宽松及杠杆率过高，2017年的通胀压力将会比较大。去年12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PPI（生产价格指数）是5.1%，都超过了预期。我们对PPI的承受能力是3%，超过3%就不行了。目前PPI已经超过了5%，所以2017年的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钱发多了。2015年股灾有2万亿元砸进股市，到现在还没回来。2016年1—3月，3个月内向市场投放了5万亿元。虽然GDP的总量上升到17万亿元，比2015年同期增加了1万亿元，但新增的这1万亿元GDP是5万亿人民币换来的。这就等于向市场投放1元钱，回报率只有0.24%，本钱都收不回来。过去我们向市场投放1元钱，换来的是3元钱、5元钱的增长。所以2015年和2016年的货币投放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真实需要，而是在GDP压力下的强刺激而已。后来国务院讲小阳春、开门红。结果5月的《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就大批所谓的开门红，小阳春，强调没有开门红，也没有小阳春，是强刺激，是乱搞，并严厉地批评了有关方面。2015年和2016年根本就不用这么多钱，但还是投放出来了，按照我国的货币运行规律，如果过多地投放货币，弊端一般在11个月后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通胀压力在2017年就会显现出来。因此要稳住通胀，CPI不能超过3%，PPI不能超过5%。现在其中一个已经超过了，另一个很快就会超过，因此决策层的压力就比较大。同时，我们又处于调整期，还是需要货币的投放，但是又不能让通货膨胀太严重，这样难度就比较大。

　　今年怎么来协调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不能过快。这就要看操作的水平怎么样。今年可能会适当收紧货币，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我在去年10月说：搞企业的可以提前购买原材料，因为2017年肯定会涨价，同时，资金可能会比较紧张，利率相应的要提高，因为紧缩货币导致货币紧张。企业2017年的困难会更大一些，因为企业最害怕原材料涨价，PPI恰恰涨得很快，超过了5%。原来预计PPI在2018年12月底是4.5%左右，但实际情况是5.1%，涨了很多。当然，一旦收缩货币，货币就会紧张，利息就会提高，成本就会上涨。企业在2017年所面临的是两难的选择，要么接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接受金融成本上升的压力，所以2017年企业经营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按常规来讲，我们今年应该适当地让货币再宽松一点，因为我们在调整结构，在深化改革。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这么大，导致的结果就是收紧货币。货币收紧会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我们实际上是两难的选择。无论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还是融资成本上涨都对企业不利。2017年的日子估计会比2016年更难过，因为2016年不需要应对通货膨胀的问题，货币基本上比较宽松，而2017年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就不得不收紧货币，从而导致原材料价格高，融资成本也会高。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经营的困难。因此，稳通货膨胀就是指今年不能让通货膨胀过于加重，不能让CPI上涨到3%以上，不能让PPI继续维持在5%以上，同时金融成本也不能上升过快。今年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特殊，稳通货膨胀成为第一要事，一定要稳住才行。这是“稳中求进”中“稳”的第一件事。

　　稳外汇就是稳外汇储备

　　外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一个是外汇储备量。2018年10月以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非常大。汇价不断在降，同时外汇储备也在减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保哪一个？不可能两个都保，是保汇率，还是保外汇储备？2018年10月以来一直摇摆不定。我当时的判断是，会保外汇储备，不保汇率，所以建议对外投资的企业赶快多换外汇。一旦保外汇储备不保汇率，就会严格控制外汇的兑换。果不其然，就是保外汇储备而不保汇率。从2017年1月1日起，所有人买外汇都得填表，非常详细。现在都是大数据，得填准了，否则就会受处罚。

　　我的学术观点也是保外汇储备，不用保护汇率。汇率的波动取决于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自身的情况，另一个是美元的情况。我们的自身情况没有变化也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因为美元的情况在变化。这次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就是美元加息。美元加息让所有货币对美元都贬值了。我们是贬值3.5%，日元是10.5%，欧元是7%，英镑是8%。我们是贬值最少的。既然贬值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就不要保汇率，否则就要消耗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是3万亿美元了。如果不保外汇储备量，麻烦就会更大。汇率不用保，该贬就贬，贬值反而有利于中国出口。贬到一定程度，美国就会着急，所以只要保外汇储备量就行。我们算了一下，美元的指数最高会到110，到了110以后就会自动回落，而且是一直处于回落状态，这时美国和全世界都会着急了，因为所有货币对美元都贬值。美元现在的指数是103，继续上升就会顶不住。我们估计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会贬到接近1∶7。如果真要贬到接近1∶7，美国就急了，所以保外汇储备是对的。再说人民币的贬值是美元加息引起的，管它干什么？如果要保汇率，那就得消耗外汇储备，需要不断购买外汇才能把汇率稳住。这反而会给特朗普口实，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既然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完成，汇率不再由政府决定，而由外部的供求关系决定，那我们还保它干什么？所以2017年在稳外汇问题上基本已经定下来，是保外汇储备，而不保汇率。既然汇率保不住，那么外汇储备量就要保证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有好处。

　　总之，2017年“稳”的第二件事是稳外汇，就是稳外汇储备量，方向基本已经清晰了，只是企业一时适应不了。针对人民币贬值，大家应该有思想准备。

　　稳定资产价格就是抑制货产泡沫

　　稳定资产价格也叫抑制资产泡沫，是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我们的资产价格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股价，二是房价。CPI是消费价格，PPI是工业品价格。股价和房价是资产价格。稳定资产价格就是我们所讲的抑制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不能涨得太快。2017年稳定资产价格的重点不是股市。股价在2017年不会出现太大的上升，因为2015年发生股灾，投资者被打了一巴掌，还没忘记疼。从目前来看，这次股市要上涨的话，保险资金就必须入市，但保险资金刚进来就被挟制住了，甚至被称为野蛮人。其实，全世界的保险资金都可以进入股市，而且很正常。巴菲特炒股票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下面有一家保险公司。险资进入股市可以做长期投资，所以稳赚不赔。保险资金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保险资金进入股市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框架没有制订好，是短进短出，成了炒股票，因此决策层就有点紧张。证监会之所以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这么强烈，就是因为2015年股灾虽然爆发在证监会管的股市上，但实际上是银监会信贷松动引起的。2015年的这场股灾实际上是银行资金的场外配资进场引起的，但最后是证监会顶包了，股灾成了证监会的罪过。应该说，险资入市一旦被控制住了，2017年的股市泡沫就不会爆发。这样一来，资产泡沫就不在股市，因为股价不可能涨得太多。因此，2017年稳定资产价格的重点实际上是房市。

　　评价房地产泡沫有一个重要指标，即购房的三大需求比例。大家知道，人们买房子有3种目的。一是为了住，叫刚性需求；二是为了投资，以后收房租，叫投资性需求；三是为了炒房价，叫投机性需求。这3种需求在购房系统的比例就反映房价的泡沫大小。2007年以前，75%的买房是刚性需求。去年10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5%的买房是投资型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既然买房不是为了住，最后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泡沫。房子的泡沫有多大主要取决于房子的供求关系，即房子的供给不能超过刚性需求，一旦超过刚性需求就说明泡沫产生了。一旦泡沫被刺破，麻烦就比较大。其中的关键就是对供求关系的判断，即房子的供给和刚性需求的关系，因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子之所以有投资和投机价值，就是因为它能住。如果房子一旦多到因为过剩而没有居住功能的时候，泡沫就破了。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投资需求或投机需求所占比例到了75%，这说明泡沫正在形成。因此必须要防止泡沫继续吹大，但是这个泡沫又不能刺破，因为一旦刺破就不得了了。现在的房地产跟我们整个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句话难听了一点，但是可以用紧紧连在一起来形容。从5个方面可以说明经济和房地产连在一起了。

　　1.经济增长。

　　现在每年经济增长的20%都是房地产贡献的。房地产一旦出问题就真不得了了。

　　2.金融风险。

　　房地产是杠杆率最高的产业。现在105家房地产上市企业的负债率是4万多亿人民币，恒大的负债率是98%。如果房地产出事就会转变为金融危机。

　　3.就业。

　　房地产的背后是建筑业、建材业、建筑装备制造业，而这3个产业恰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一旦出问题，就业就会受影响。

　　4.地方财政。

　　现在好多地方政府已经不是税收财政，而是土地财政，靠卖地生存。房地产一旦出问题，地方财政就会出事。

　　5.全体老百姓。

　　房价跌就等于人民的财富缩水。中国老百姓一生的主要财富表现为房子，房价波动会涉及所有人。

　　以上5个方面说明房地产和中国经济是连在一起的。一方面是泡沫不能继续吹大，另一方面又不能刺破。在这中间要形成一个平衡点，难度比较大。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形成于1985年，在1990年被刺破。

　　日本之所以短期内形成房产泡沫，第一是因为信贷宽松。从1985年开始，日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钱多了不知该往哪里投资。这个时候银行就找有钱人，你们买房子、买地、买不动产，就抵押在我们银行，我们银行按抵押资产的70%放贷，你们还可以继续投资。于是所有人都开始不断放大自己的财富。买房买地之后抵押给银行，拿到70%的贷款就再买房子。这种买房子的行为不是为了住，而是出于投资、投机的需求。可见，拉动房产需求的是信贷宽松。

　　第二个原因是外资。美国在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就是美国剪日本的羊毛。《广场协议》里面重要的一条就是，日本保证日元在未来5年内每年升值5%。因此大量外资涌入日本，每年什么事都不做就有5%的收入。这些资金进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好投资的，也是投向房地产，外资大量地买房买地又把这种投资和投机的需求拉动起来。

　　上述这两大力量拉动了住房需求。为了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日本这个时候只好修改建筑法。当时日本的建筑法明确规定：不能把旧房子炸掉盖新房子，尤其是东京、大阪这些城市。建筑法修改以后，大量房子就供给出来了。拉动房子的两大需求不是刚性需求，但是大量房子确实被供给出来了。到1989年时，日本精英们就发现要出事，他们建议日本决策层应该赶快紧缩。日本先收紧了信贷，但没想到却把股市的泡沫刺破了，大量上市公司亏损甚至破产。上市公司为了弥补亏损，防止破产就卖房子。就像中国最近的上市公司一亏损就卖房子一样，卖不动产弥补亏损。紧接着外资要撤走，因为，1990年《广场协议》到期了。外资要走了所以也要卖房子，外资大量抛售不动产。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出了个馊主意，日本实行房产税，即房子多的人得交税。于是个人也开始卖房子了。上市公司、个人、外资全部都卖房子，房子的供给远远超过刚性需求的状况就暴露出来了，所以泡沫被刺破了。

　　决策层对房产税一直很谨慎，因为这是柄双刃剑，有可能把泡沫刺破。但是有人不知道轻重缓急不断地喊，所以政府一直在摇摆。日本就是因为房产税把泡沫刺破的。我们会不会呢？北京现在的房子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还有多少刚性需求？我们对北京户籍人口做过抽样调查，每家平均有4套房。虽然这个抽样调查可能并不反映全部情况，甚至有很大的偏差，但如果大家一起卖房子会是什么局面？房产税为什么迟迟不出台？因为有日本的前车之鉴，而且我们现在不知道房子供给超出刚需多少。一旦出台房产税，大家就要卖房子。企业、个人都卖房子，很可能会远远超过刚性需求，泡沫就会被刺破，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现在资产泡沫的重点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不能刺破，也不能继续吹大。我最近和清华的一个学习似乎不太认真的学生聊天。我说：你小子不好好学习，天天晃荡，出去以后怎么办？若能力不行，你的收入还不够买房子，怎么行？他说：老师您错了，我有房子。我可以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可见，他们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他们可以继承财产，不用去买房子，因此他们不想这个问题。中国若到了这个阶段，房子的供给应该做到多大？所以我们很担心。如果供给继续增大，到那时候供给超过刚性需求太多，麻烦就挺大的。现在挺矛盾的，一方面不能继续吹大泡沫，另一方面刺破泡沫又不行，是一个挺艰难的选择。

　　没办法只好限购限贷，这是唯一的办法。限购限贷限的对象都是买三四套房子的人。按规定北京户籍可以买两套房子，再买就说明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投资或投机。如果把这种投资及投机性需求拉起来就麻烦了。开发商讲：既然大家买房子，那政府就大批量地盖房子吧。但如果每家都是5套房子，泡沫破了谁负责？开发商把钱赚跑了，老百姓怎么办？所以还得想办法限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只好限购限贷。但是很难限制，因为有些中国人已经没有底线了，比如假离婚买房子。婚姻多么神圣，怎么可以为了买房子而随便假离婚。现在有人为了买房子可以什么都不顾。我在杭州就见过很多因为买房子而离婚的。那些人已经有两套，还想再买，就只有选择离婚。人若处于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欲望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这种私利导向是必然的。就像明明股市已经不能进了，股指太高了，还是照进不误，只有一巴掌打过来，即股市暴跌才能清醒。但是房子不能像这样打一巴掌，一打就出事。股市打一巴掌可以，但是房市不行。泡沫不敢刺破，一旦刺破谁都受不了，没办法只好磨，也就是让别的产业渐渐代替房地产行业，淡化房地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慢慢实现软着陆。

　　今年因为担心房地产会出事，所以调控举措会更加严厉一点。现在搞了一个领导责任制。哪个城市的房价涨得太高，先把一把手免了。这招比较厉害，现在所有城市的一把手整天关注的就是房价，而且都有一点不尊重市场规律了，例如房子要卖多少钱，报上来一看价格太高了就不批，结果房子就卖不了。卖可以，但是必须降价。为什么这么严厉？因为剑悬在头上。一旦房价统计结果出来，先拿一把手问责。所以2017年的行政手段会更重些。

　　我估计，2017年的重中之重是稳定资产价格，重点将是稳定房价，而不是股价。房价要稳定，既不能把泡沫刺破，也不能把泡沫继续吹大。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限购限贷，追究地方责任。因为谁都清楚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因而准备用5年的时间完成房地产的软着陆，即2016—2020年，泡沫没刺破而且又平稳下来。这实际上就是给房地产5年的调整期。我跟许多房地产商讲：别拿地了，能撤就撤，价格一旦好就卖。现在不是买地的时候，而是卖房的时候。谁都知道房子供给超过刚需这个数字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住房供给超过了刚性需求，麻烦就大一点。

　　例如，北京现在在严格控制户籍人口，再加上搞京津冀一体化，房地产的压力就很大。什么是京津冀一体化？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首都功能就是4个中心，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学创新中心。除这4条之外都不是首都功能。第一，首都不是经济中心。北京现在不适合创办企业，有四五千家企业要搬走，现代汽车、奔驰汽车都得搬走。奔驰打官司说，当时吸引我来时没说要让我搬走，我刚建好就让我搬走。对不起，就得搬走，因为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下一步将会对央企总部动手。三峡公司把总部放在北京干什么？搬回三峡去。凡是进行重组的央企，只要有一个机构在外地，就都得以外地为中心。我估计许多央企可能都要迁出北京，政府很快就会动手。第二，首都不是教育中心。北京的许多大学都得搬走，只留搞科学研究类的大学。北京2017年的招生数量和去年相比压缩10%，外地生源压缩10%。北京大学已经正式宣布取消了所谓继续教育的本科学历。北大、清华不会搬走，但是想扩大是不行的，一寸土地都不给，要扩大在外地办分校可以。北大在深圳办分校。清华大学的机械系想扩大就在天津滨海新区办机械学院。在北京就不行，因为这里不是教育中心。第三，首都不是医疗中心。现在在北京看病的80%是外地人。北京所有的好医院在北京一律不准扩大规模，但可以在外地办分院，在北京不行，这里不是医疗中心。北京市政府和市委都搬出城中心了，搬到通州去了。那里不叫首都服务中心，而叫北京城市服务中心，不是首都。北京和首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是首都在北京，但不能说北京就是首都。

　　各地房地产投资的情况都要取决于对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判断。供求关系是房子供给和刚性需求的关系。凡是产业及人口聚集度很快的城市，房价还会有继续上涨的空间，但是人口和经济停滞的城市就不可能。我估计，黑天鹅事件会在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要警惕一点。因为这次的调控和前几年的控制房价不是一个概念。前几年从来不谈资产泡沫，主要是讲房价太高，人们的承受能力不够。现在是按照资产泡沫来控制，而且强调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的，不能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这说明思维模式已经调整，建议大家关注这一点。估计会有不少中小型房企开始倒闭。

　　稳实业与去产能并举

　　目前实业的经营压力非常大，而且破产倒闭的压力也非常大。实业压力大的原因主要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既要去产能，还要能稳得住实业才行。单纯强调去产能，稳不住实业也不行。除了产能过剩之外，实业还有所谓的“互联网+”的影响。例如网上购物就对实业的影响很大，到商场看一下，除了吃饭那层，别的楼层基本没人。许多人都没有工作了，现在一个手机几乎解决了所有问题。一个老总告诉我，说他的秘书最近就很紧张，老问他：什么时候不要我？过去需要她买机票、订车票，现在手机一点就行，她就没事干了。北京的机票代售点都没有了，好多实业面临着巨大冲击。产能过剩再加上这种新技术的冲击，实业真的有点受不了。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上比我们早得多得多，但是为什么不做网上购物？因为要考虑就业和实业的承受力。我们现在的80后、90后连饭都不做了，手机上点一下就送来了。这样一搞之后，很多人就没事干了。许多实业想要生存就得降价，但一降价就会赔本，所以各种招数都出来了。因此，我们还得想办法稳住实业才行。

　　在产能过剩问题的处理上，我们还得从稳实业的角度想出适当的办法。从这一点来看，产能过剩主要是用3个办法来解决。

　　1.让一部分产能转向国际。

　　中国与世界进行产能合作，因为我们国家20%左右是现代产能，是有国际市场需求的。福建的搞汽车玻璃的曹老板到美国去办公司、办企业，因为他的技术是一流的，而且美国的成本、税收都比中国便宜。这类企业要让他们走出去，不能控制，而且不让他们走也不行。一部分产能真的是要走出去才行。

　　2.要去掉一部分僵尸企业。

　　国企的僵尸比例太大，许多国企的下属公司就是僵尸企业。只要僵尸企业存在，产能便永远过剩，效率又很低。

　　3.还有一部分企业需要推动升级换代，产品不升级不行。

　　这部分企业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主要是产品不行，需要推动产品升级。我这次去泰国参观正大集团，正大有不少企业属于传统制造业，我发现正大做得真的很精细，而且越来越精细，从源头上开始控制成本与质量。未来有一部分好的企业会留下来，但要让这部分企业升级。

　　我们对实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不能一味地采取放任不管的办法，还是得想办法稳住才行。现在都没人愿意做实业了，因为很累，回报率很低，风险很高。大家都去做金融了，现在中国的金融类公司越来越大。最近一位商业地产商从地产退出来，用50个亿搞PE，就是搞股权投资。股权投资也要尊重创业者，不能老去揩油。人家辛辛苦苦办公司，你动不动就拿走了，这也不行。现在有钱就是大爷，实体经济因为资金紧张没有办法，只能让他们进来，但是他们又不会具体搞这个事情。因为PE这种投资公司根本就没人进经营班子，熟悉经营的人并不多，是纯粹的股权投资。该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尤其是现在的PE公司要求的回报率还挺高，这怎么可能？所以必须适当保护实业才行。实业公司可以直接上市，不一定非要让PE去包装上市。总之，我估计，2017年我们会想办法稳住实业，不稳不行。

　　稳金融必须减税和降成本

　　现在金融的风险压力很大，不能让它爆发，要稳住才行。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从经验来看，我们越强调什么的时候，就越有可能是出大事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爆发点是债务风险，债务风险很大，会转变成金融风险。债务分为3种，一种是政府债务，一种是企业债务，一种是个人债务。个人债务不是太大。去年七八月新增的贷款基本都是个人买房子，算了一下，虽然增长快，但是也不大，没有到红色警戒线。政府债务无所谓，反正政府也不会破产。欠着就欠着，这届还不了下届接着还，对老百姓来讲还可以是个投资平台。现在主要是企业债务，企业债务不能再增加了。现在企业债务太大，如果继续放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减少企业债务。欠债还钱，企业只有赚了钱才能还债，才能减少债务，不能拿嘴吹，因而应该让企业赚到钱才行。因此防范企业债务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企业赚钱。

　　在别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除了通过提高效率赚钱外，还能通过两个办法赚钱，第一是减税。税减了，企业利润就增加了，利润增加了就能还债了，所以必须得减税。最近因为是否应该减税展开了一场激辩，例如搞汽车玻璃的曹老板讲税太重，但有人觉得很正常。天津财大的老师提出死亡税率，说中国有个死亡税率，现在中国企业都处于死亡税率的边界上。有人一听就急了，中国怎么可能是死亡税率的国家？所以有人口风就变了，说中国税负不高，宏观税负不高。他们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既然税负不高，那喊什么减税？“十三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减税，已初步确定2015年减5000多亿元，“十三五”减3.6万亿元。既然税不高那减什么税？税就是高，得承认才行。不减税，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增加，无法还债，债务就降不下来，只有还钱才能把债降下来，所以必须减税。我估计，讨论一段时间之后还得大幅度减税。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说：我算过账，如果华为按照现在减税的条件把税减掉，就需要200人做这件事，但是这200人的工资比减的税还多。企业家是算成本和收益的。我可以抵扣，但是需要200人来做这个工作，结果工人的工资比减的税还要多，那我就不做了。任总的意思就是减税的程序或手续太烦琐，你们要改进才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减税的梗阻现象太严重。国家可能是真想减税，但是税务系统不同意甚至抵制，这就比较麻烦。

　　我们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是企业债务。企业负债不能太高，债要降下来，企业只有赚钱还债才行。而目前赚钱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减税。

　　言归正传。企业赚钱的第二个办法是降低成本。现在企业的成本太高了，尤其是劳动成本太高，劳动成本得适当降低。大家知道，既然国家收了那么多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就应该降低才行。税收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是成反比的，税收高，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就应该降，既要多缴税还要多缴社会保障金，这怎么行？税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当社会保障金。政府收税只要做好4件事就行，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基本社会保障。但结果是政府拿了税收干别的事情，导致企业的成本过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真的要赶快修改。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前面是专门处理劳动纠纷的地方，整天人山人海。现在工人告老板一告一个准，百分之百老板输，最后都是老板拿钱摆平。这种状况搞下去谁还愿意办企业？这么高的成本，而且一旦出了风险还要企业家自己承担。现在企业在政府办个事需要很多人去干，什么事都要政府审批，结果是越放权审批越多，企业得搞个很大的公共关系团队跑这些事。简政放权了这么长时间，政府却越办权力越大，企业要为此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估计2017年必须减税、降成本，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赚钱，才能还债，债才能降下来，才能防范金融风险。我认为决策层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现在是如何操作的问题。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