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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开放与自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政府主导型经济，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前处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可以看出，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导方向，自由化主要是指政府不断将权力下放给社会、市场和企业，充分发挥市场的微观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的对外开放体制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不例外，经历了不断自由化的过程，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初期，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并且进展缓慢，对很多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比如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很多其他贸易投资行为等，这些管制曾经让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避免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并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为“成功的开放战略”，但是在新常态时期，随着我国更加快速和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对对外开放中自由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此外，我国对对外开放的风险控制能力也在增强，所以对外开放体制的自由化将会明显加速，也就是说我国将实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在新常态时期，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另一个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将实现对外开放过程中货币领域和实体领域的共同进步，从而实现资源在国际间的优化配置。

　　外汇市场自由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交易基本由央行控制，主要表现在央行垄断了外汇储备，以及决定基准汇率的波动，其对外汇买卖和汇率的干预很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单一汇率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对外汇买卖和汇率波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单一汇率制转变为双重汇率制，包括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合称为“汇率双轨期”，但是大量的外汇在外汇调剂市场进行交易，导致央行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所以从1994年开始，国家进行了汇率“并轨”的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且确定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5年的“721汇改”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面临升值压力，但是为了出口的增加和外汇储备的保值，央行不断干预外汇市场价格。而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对外汇买卖和汇率的限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外汇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由政府管制的外汇体制转向自由化的外汇体制，包括外汇买卖的自由化和汇率决定的自由化。从外汇买卖方面来说，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自行保留或卖给经营结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2009年涉及强制结售汇的文件和法规被取消或修订，2011年起企业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国外，无须调回国内，所以我国企业和个人外汇买卖的自由度得到极大提高，但是目前个人仍然有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限制，针对于此，2015年国务院批复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DII2），首批试点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深圳和温州6个城市，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进行海外金融类和不动产投资，这就突破了个人每年5万美元购汇限制的局限，未来试点将会进一步扩大，条件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这也标志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外汇买卖将会朝着意愿结售汇、意愿持有外汇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方向持续迈进。从汇率决定方面来说，2015年的“811汇改”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之前，可以综合考虑上一日收盘汇率、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来确定中间价报价，这增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是我国汇率决定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国际游资恶意做空人民币，为了防止国际投机者的恶意做空和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还会采取措施管理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在合理的区间波动，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在新常态时期，我国汇率决定的总体方向将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政府的适度干预仍是必要的。从我国的外汇买卖和汇率决定可以看出，在下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市场将会更加自由化。

　　贸易投资自由化

　　出于国内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我国在对外开放初期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比如较高的进口关税、严格的投资审批程序、限制外资涉足国内金融市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这些限制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升级的阻碍，必须通过适当的改革加以调整，以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是趋势，我们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顺应这种趋势，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国际经济更为密切和深入的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贸易自由化，二是国际投资自由化。

　　国际贸易自由化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逐渐减少或取消贸易壁垒，实现产品和服务在国家间更加顺畅地流动，这有利于在国际贸易中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扭曲，以及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有多双边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其中多双边贸易协定是指两国或多个国家签订的针对某些或全部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优惠政策协议，包含一些临时性或特殊性的安排；自由贸易区是指在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自保留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经济集团；关税同盟指成员国之间商品自由流动并且各国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政策的经济利益集团；共同市场则不仅要求成员国之间商品自由流动，也要求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联盟是在要求商品、劳动力、资本等自由流动的基础上，还要求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一体化组织。我国目前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是多双边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已签署14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东盟、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协议，此外，我国积极参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它将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起构成未来世界上3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极大地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自由化。

　　国际投资自由化是指外国资本在我国投资，以及我国资本在外国投资的限制逐渐减少，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间接投资的自由化，其中前者是指相互之间设厂、兼并、收购和购买固定资产等限制的减少，后者是指相互之间投资股票、债券和衍生工具等限制的减少。我国由于资本项目并没有开放，所以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尤其是国际间接投资自由化方面进展缓慢，但是近年仍有发展，比如2014年11月，我国酝酿已久的“沪港通”正式启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进入新阶段，同月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RQDII），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2015年提出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DII2）也是对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限制的放宽，可以看出，资本项目有逐步放开的趋势，当然，我国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包括简化在境外投资办厂的审批流程、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以及搭建各种对外投资的公共服务平台等。在新常态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简政放权”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将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这将是一个渐进性的、任重道远的过程。

　　综合分析，我国将逐步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自由化，一方面是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包括外汇买卖和汇率决定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自由化，通过这些改革，我国将形成“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提的“对外开放新体制”，开创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