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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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市场机遇
全球技术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创新机遇期 注释标题 作者于2019年11月14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论坛发表了演讲，本文是根据该演讲整理而成的文字稿。
刘元春
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这几年我们人民大学团队参与了一些关于技术创新方面的前期研究。因此，我想把我们团队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全球技术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创新机遇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经济领域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成功摆脱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得高质量发展，第一要义就是创新驱动，就要从过去的要素型驱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TFP（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集约型发展进行转变。因此，对于创新的机制体制改革以及相关战略的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里，专门把创新引领战略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为凸显的就是把完善科技体制创新纳入经济领域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中全会决议的说明中专门谈到，与以往全会决议所不同的是，把科技体制创新作为一个重点纳入进来。而且反复强调创新型国家在机制体制上应当如何构建，在战略上应当如何进行把握。同时我们看到，当前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十四五”规划的前期布置，各个部门也都在进行准备。“十四五”规划要提出未来五年我们的创新战略如何进行定位，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认清我们是不是处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前期，或者说我们已经步入到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对这个前提的判断非常重要。如果已经步入这样的革命时期，我们的一些战略决策、战略部署与我们处于革命前期的战略部署可能完全不一样。
目前科技界和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很多。首先是世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很多论坛、很多媒体文章都在谈“第三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各种概念满天飞。我们经常谈到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物联网”、“3D（三维）打印”及“生物技术”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生产效率的革命。从里夫金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施瓦布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看出大家对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渴望非常强烈。但如果从学界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的分析差别非常之大。
2015年，美国科技界和科技史界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在西北大学召开了一次非常高端的会议。有位技术史和经济史专家叫罗伯特·戈登，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并没有发生新的技术革命。有人提问：手机的出现是不是技术革命？按照罗伯特·戈登的研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手机真正对社会和经济的驱动力，可能还不如抽水马桶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大，他的这些研究好像有点颠覆我们的基本认识。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人都在谈技术革命、都在谈产业革命，但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没有在经济增长中体现出来。这就是学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索洛悖论”。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时出现过，现在又出现了。在我们大谈技术革命的时候，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学讨论的却是全球经济的低迷和长期停滞现象，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前教授萨默斯讨论的“长期停滞理论”。这个理论是1937年汉森在研究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提出来的，2012年美国学者把这个概念进行复活，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概念不成立。为什么？大家认为大危机之后这种周期的变化还会成立，我们会很快摆脱2008年经济危机的低迷状态。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概念全面强化，因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又一个新低，并且这一轮新低会开启新一轮的低迷。因此，全球经济是一个“四低”的现象——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低贸易。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全是技术革命话题，各国政府也是以技术革命已经是迫在眉睫、触手可及来做规划安排的。继中国提出了2025年中国制造计划之后，世界各国也都推出了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规划的浪潮。
“索洛悖论”以及“全球长期停滞”现象的出现，马上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我们是不是对于整个全球技术变迁发展的周期定位出现了一些错误呢？我们在低迷期所期盼的技术革命是不是就是一种美好的期盼呢？我想在本文解读这些问题，包括整个世界的技术周期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以及如何来证明它。本文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产业周期和技术周期表明，世界创新并不乐观。新技术范式的大突破和颠覆式技术创新在近期依然是美好的愿景，我们难以依赖技术革命引领全球经济在近期走出低迷期。
第二，目前全球技术发展实际上处于旧周期和新周期的交接期或孕育期，这预示着当前的革命性变化不会马上出现。但恰恰在这种孕育期里，中国存在加速赶超和局部赶超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把中国技术创新的定位，放在世界技术周期的历史视野和长期视野里来看，我们的赶超机遇期并不具有以往所期待的颠覆性，依然属于加速赶超的范畴。我们现在提了很多新概念，比如弯道超车、变道超车、换道超车，什么概念都可以造，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理论和事实支撑，不能简单从文学角度来造词语。
第三，中国已经出现加速性赶超和局部赶超的迹象，未来不悲观。
第四，我们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关注点，并非很多人所预测和编写的故事那样。过去我们炒概念炒得太猛，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很多新能源原理得到突破之后，真正地应用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全新的突破。引起能源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是什么？是美国页岩气的技术革命，而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人预测的能源革命，比如热聚变、核聚变，甚至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能、光能等低碳的一些能源。因此，基础研究产生的核心技术突破以及大市场所孕育的应用型技术创新依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全球新技术周期、孕育期，我们的核心关注焦点应该在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和市场导致的产业技术创新上。
世界马上会迎来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吗？我们可以从几个理论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从各类长波理论看，我们发现停滞期和技术孕育期在15年左右，特别是下行期比上行期漫长。所以我们认为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即2008年以后的15年左右，甚至20年，它应该是一个技术的孕育期和深度调整期。第一个是康德拉季耶夫的技术周期，它是50年一个轮回的技术周期；第二个是戈尔茨坦的理想长波理论，基本上也是50年一个轮回。有很多霸权周期也反映了这个现实，每当一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往往都会带来一次技术、贸易、投资各个方面的低迷时期，有人把这个低迷期叫作马尔萨斯陷阱期。大家认为，市场经济体系一共经历了三次马尔萨斯陷阱。第一次是在1840年以后到20世纪初期，有欧洲工人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出现。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1929—1933年大危机。第三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继1929年、1933年以来对全球经济震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直接导致低增长区间的马尔萨斯陷阱。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技术周期本身来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上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预示世界正处于迎接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拓展期和缓慢期。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一般不讨论技术进步、技术变化的规律性，但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早期的老教授，最出名的就是搞技术经济学的。在技术变化规律性里面有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经济学理论就知道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生产力冲击导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之不相适应所出现的一种危机。因此，每一次大的技术冲击往往会带来结构性变化。如果用熊彼特理论来讲，这就是一个毁灭性创造。因此，每一次危机都预示着前一轮的技术冲击开始了全面扩展、全面破坏的阶段，它打破了过去的生产关系，打破了过去的利益结构，它在要求这个社会进行重构。因此，经济危机的爆发马上就会预示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吗？从理论上来讲不会，因为它说明上一轮的技术高潮刚刚过去。
从历史来看，没有哪一次经济危机是由马上到来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把它带出困局的。具体来看数据，现有数据均表明技术创新的速度在21世纪初已经递减。
根据表4-1统计的专利数据，我们看到，在1990—2006年，除了一个行业——应对气候变迁的技术专利是增长的，增长速度是提升的，其他各个领域都是下降的，比如生物技术、网络和电信、纳米技术，21世纪初都比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慢很多。我们上一轮的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技术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作蜂聚现象，在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里有一个规律叫作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强烈的边际递减，现在大家认为摩尔定律已经不成立了。我们对专利的申请量也发生了递减变化，更重要的是世界性专利的变化及各个行业的变化也是如此。从图4-1可以很明显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是专利技术出现蜂聚现象的核心年代，到现在已经开始负增长。
表4-1 技术创新的速度在新世纪初已经递减（%）
续表
图4-1 主要国家专利增速
一些最新研究发现，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在10年或者15年左右达到高点，后文我们讨论技术变化和革命的规律时也会看到这个规律。20世纪80年代ICT革命已经确定了这20多年的黄金技术扩展和产业的辉煌期。因此，目前的互联网革命，包括2G（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5G在本质上属于什么时代？很多人认为还是ICT革命的时代。云计算、物联网依然是由计算机加网络体系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变化。如果从专利、理论、基础理论、关键论文的变化来看，目前的专利增长速度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难以匹敌的。不过现在的媒体效应太强烈，“金融化”+“媒体化”+“互联网化”，导致我们不断在感官层面强化技术革命的浪潮。我们复杂的利益诉求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我们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时候总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技术革命带领我们走出低迷！随着我们愿望的不断落空，我们对新技术的渴望甚至转变成为一种焦虑。
第二，全球研发费用也出现了持续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GDP增速下滑，全球研发增速也出现明显下滑，最近研发的支出速度才有所回升。在2008年之后，经合组织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研发支出下降的速度更快。即使近期研发有所复苏，主要也是商业研发投资复苏比较快。研发包括几大块：一是基础型研发，二是应用型研发，三是试验型研发。试验型研发大部分集中在商业开发中。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首先要在基础研发上有大的投入、大的产出，然后在应用型研发上要有剧烈的变化，最后才是在商业化环节有所体现。但是目前是倒置的金字塔，这样一种商业研发支撑力并不大。研发再加上现代金融，使商业研发的投入成为金融化泡沫和科技神话助推的关键力量。这些年来，我们在一些上市公司和一些核心区域所看到的科技泡沫，已经成为近20年来重要的泡沫之一。大家利用科技预测、科技前瞻性来谋求资本获得，这个也需要关注。
同时，企业创新主要集中在产品和生产流程、组织和市场营销方面，也就是说核心技术并不是非常多。另外，服务创新正在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核心。大企业所专注的领域很集中，基本沿袭了传统路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第一块还是信息通信技术，第二块是健康与食品，然后是制造业、交通防护等，金融也在其中。我们对前40种关注度最高的技术进行分类，发现了200家世界最大的投资者所关注的投资领域有五个：第一，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第二，汽车与零部件；第三，技术硬件与设备；第四，工业工程；第五，健康护理设备与服务。大家会发现，在企业商业性研发里延续了过去的路径，并没有发生路径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商业研发路径，已经发生了重大结构甚至是革命性结构变化。新技术加速增长的四大领域主要是：第一，缓解气候变迁的技术；第二，老龄化健康与食品安全；第三，信息与媒介技术；第四，新制造业流程。这里面的顺序是化学、纳米技术、合成材料、新材料、3D打印与激光技术。
第三，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我在前文提到的索洛悖论再次出现了。索洛悖论是索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技术革命进行的测算，他很重要的一个测算就是索洛余值TFP。测算的结果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技术对于TFP的提升没有贡献。所以他说了一个很知名的话：“人人都在谈技术，但唯独在增长上没有见到它的影子。”目前，这种现象又出现了。对世界主要几个国家的TFP增长速度进行测算就会发现（见图4-2），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各国的TFP增速一直在下降，到了90年代才有所缓和。美国的TFP增速从1985年开始出现反弹，但是欧元区是直线下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测算结果是，高技术对于TFP值的贡献快速下降，整体的TFP值在21世纪之后出现强劲下降（见图4-3），而高技术对于TFP值的贡献在2003年之后下降得更厉害。
图4-2 各国年均TFP增速［HP（高通）滤波，λ=500］
图4-3 相比一般技术部门，高技术对于TFP的贡献快速下滑
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直到2008年之前，TFP值都不错，唯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是负增长状态，最近两年TFP值开始正增长（见图4-4）。我们有一些测算制度变化的指标，也有技术性指标，把这两个指标进一步分解后发现，有制度改革的贡献，也有技术进步的贡献。但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目前TFP值的反弹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马车。我们常讲新旧动能转换目前初步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新动能还远远不能取代旧动能来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展。
图4-4 中国TFP增速变化
今年，有几位日本学者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整个世界的TFP值，在近十年来作用明显下降。为什么最近增长乏力？有很多人讲我们的研发投入在下降，研究者通过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重新测算发现，不仅仅是研发本身在下降，同时研发推动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它的边际效应也在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欧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也比较快，劳动力分解这些年是历史上最低。因此从经济角度、产业角度、专利角度，我们能得出目前是处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时期的结论吗？肯定得不出来。
回顾一下刚才对几种理论的推演。我们认为，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导致整个世界危机的爆发，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预示着上一轮技术革命的调整期已经开始，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孕育期也刚刚开始，这是最简单的结论。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判断有几个大要件。第一个要件是，基础科学理论有没有重大的突破。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基础领域的关键性论文有没有一些重大突破。有人讲量子领域有重大突破，生物技术领域有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人工智能领域里一些基本性原理有重大突破，但是按照目前原创性重大突破论文数量的统计，我们目前处于一个低迷期。
我们经常看到《自然》和《科学》对很多重大领域的基础理论总结，你会发现有些总结每年看都是乏善可陈。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进行技术展望，预测未来有哪些技术会有重大突破，很多技术部门包括一些专家和很多网站也愿意做这样的预测和展望，其实这种展望是不负责任的展望，因为谁都可以展望。但实际上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好像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样。有一次，一个重要的部门组织很多专家开会，其中很多人是院士，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经济学的。我听了他们的讨论后就提问，到底我们的基础理论有没有重大突破？都说不出来。今年暑期我们的团队在全国展开了很多调研，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行业所布局的重点区域进行调研。我们到青海调研新能源的变化，这里的新能源目前的确做得很好，比如说光伏产业、光热产业、热核产业，并且很多都不靠国家补贴在自行运转。我问这些基础技术理论是什么时候取得突破的，他们讲，这些基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有了。我又问到他们在原来欧美基础理论上的技术突破是什么，他们说主要是工艺和成本控制，其他的没有。
我有一个学生在青海投了一个10亿的光热项目，那简直就是人世间的奇观。几十万个光热板对着一个发电塔和发热塔，把太阳光折射到发热塔，发热塔发热之后就开始发电。我参观完之后大致知道原理是什么，因为这些原理高中生也能理解。我问他的贡献是什么，他说贡献很简单，就是规模化，然后使成本降下来。原来西班牙也在做这个项目，但西班牙只能做到几万个太阳板，现在他做到几十万个，就能把成本降下来了。
第二个要件是，在基础理论突破基础上，重大技术和工艺的突破。
第三个要件是，是否出现了专利和应用性技术的蜂聚现象。
第四个要件是，商业化转化出现加速现象。
第五个要件是，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组织和社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我们判断，一种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往往需要这五大要件，如果这些要件一个都不成立，那我们可能就要反思一下。
ICT的变化路径，从1958年整个集成电路的出现一直到我们讲的2G时代，足足用了近40年的时间，在40年前，人们就做出了原创性的重大理论突破。在工艺上的突破，是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出现；在专利技术上的蜂聚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在社会组织上的这种重大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所以很多人说，目前大家所讲的很多新技术、新革命，可能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或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尾潮。
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的变化如图4-5所示。1990年的时候是以电信、银行、汽车为主体，到2000年微软排在第一。2019年微软、苹果等与互联网相关联的ITC企业独霸前几名。我们依然会看到以ITC为主体在经济社会上的革命性浪潮。
图4-5 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变迁
注：1.2006年3月，原东京三菱银行与原日本联合银行合并成为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现更名为三菱UFJ银行。2.NTT Docomo是1991年8月由日本公司日本电信电话（NTT）所分出来的，专营电信业务。
资料来源：查理·比莱洛，截止日期为2019年4月中旬。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需要等待，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我们已经步入第四次产业革命，甚至是第五次、第六次革命中（不同的专家划分不一样）。原因就是刚才所讲的几个方面。目前是停滞期、孕育期、调整期，依然是前一轮技术革命的余浪期，甚至包括5G，都是前一轮技术革命的余浪期。这是我们对世界的定位。
中国的机遇何在？前沿技术并不像很多人讲的那样如火如荼，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如果发现兔子在睡觉，乌龟就要赶快追赶。中国这些年跑得很好，第一个就是21世纪以来专利和高水平发文呈现出加速赶超。在2018年中国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432.3万件（见图4-6），同比增长19.1%，连续8年名列世界第一。很多人说中国专利水分多，但你想想原来1万件的时候水分也很多，但数量也不行，现在我们至少把数量赶上来了。2018年全球专利数达到20.53万个，相比于2017年增长3.9%，这个增长速度比较慢，原来都是百分之十几，高的时候达到20%的增长。2018年的专利数美国第一，有5.6万个，中国已经达到了5.33万个，只比美国低一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的专利数量要超过美国，这也是美国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4-6 中国专利申请受理量
经合组织在2017年做了测算，该组织认为，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测算，中国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也是美国很难容忍的一个原因。即使在2014年经济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的研发投入都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速度，很多国家的研发增长速度还是负的。因此，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技术交易合同和高新技术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比如2018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41万亿美元，占我们进出口总量的30%。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国家，这就颠覆了很多人的观念。以前我们的出口产品中，第一是机电产品，占50%多；第二是八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传统意义上的鞋袜、衣服等，占20%多。从技术和市场份额的分布来看，中国制造目前已经在世界占据非常可观的位置。如光伏面板，中国厂商提供的部件是75%~85%；高铁产品占79%~90%；数字支付、电子汽车占60%；货船占40%多。中国企业在中国的份额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份额占比规模已经非常之大。总书记在几次会议里多次谈到中国这种超大体量的市场和超大体量的技术潜力。中国的研发也一样，目前美国是5000多亿美元，我们是4100多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80%。经合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进行测算，得出我们是超过美国的，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在2013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的GDP，当时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的GDP是23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而美国GDP达到21万亿美元，我们的GDP估计要达到24万亿美元，这里是按现行汇价。
从研发投入的结构对比看（见图4-7），中国的基础研究占比太低，而美国的基础研究占比较高。目前，我们试验发展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大家要关注的几个方面，一个是试验研发占比达到83%，企业支出占比达到76%，政府支出占比达到20.2%。很多人说我们的研发是政府主导型，虽然可以这么说，但仅用政府主导型来概括目前的研发发展模式是不准确的。我们是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的一种模式，这个转变是从2008年之后开始的，转变得非常明显。
图4-7 中美研发投入结构比较
在国家与私人公司研发投资排名中，2017年第一位是美国，投资5110亿美元，中国是4520亿美元，日本是1660亿美元，日本跟中国的竞争基本上已经不在一个平台上了。一些私人公司很厉害，三星公司投资160亿美元，阿尔法公司投资160亿美元，这几家公司的投资水平跟瑞士一样。华为投资140亿美元，跟澳大利亚一样。目前由超级公司、平台公司所主导的研发模式、研发投入模式是一个世界新趋向。
中国劳动生产率异军突起，2009—2014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为8.15%，在2001—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提升得更猛，这主要是靠技术提升（见表4-2）。但是，我们在一些核心领域的投入力度并不理想，差距很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研发投入的密度，以及在关键领域里面的投入力度相对偏少。
表4-2 各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
用一个参数显示技术领域，如果大于1就表示在技术竞争领域是不错的。中国大于1的主要集中在电信、数字通信、技术通信、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很少。2015年，知识产权组织划分了35个技术领域，我国发明专利高于国外的有28个，而在光学、发动机、运输、半导体、技术程序、音像技术和医学技术等领域仍差距巨大，也就是在关键领域差距很大。最近有人专门把车床，特别是精密车床行业20年来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发现我们在中高端车床领域与世界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十大车床企业我们有两个，一个是沈阳车床，一个是大连车床，到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大连车床已经破产，沈阳车床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由于我们对大量中高端产品都采取进口，而自身的基础性工艺、基础性研发没有跟进，这些企业无法满足国内的市场和产业需求，所以才落到如此地步。
刚才讲到通信技术领域变化很大。最近，德国专利数据公司对2018年底发布的5G专利报告进行梳理后发现几点内容。第一，SEP（标准必要专利）华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三星。在5G标准技术里贡献最多的是华为，然后是爱立信。中国企业上榜的还有几个，比如中兴、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这说明我们在弯道超车上有很大的进步。有些人认为美国可能不研发5G，会直接研发6G，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玄机呢？因为我们不研究技术，所以不知道这些。
第二，区域分布和企业分布开始良性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开始向中西部进行扩展。目前很重要的研发是中三角，即武汉、西安、成都。这个中三角孕育了几个指标，一是独角兽增长非常快，二是瞪羚企业增长很快，三是发明专利数量也增加很快。
第三，这些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了一些突破性收获，特别是在专利文献方面，中国的赶超非常明显。但深入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一是科研产出与投入总量上的赶超，使得中国有可能在某些技术领域率先实现前沿创新与突破。二是总部位于美国和欧盟地区的公司在大多数的技术类别上占有优势。例如，测量、生物材料、医疗技术、有机化学、生物技术、医药、食品化学、基本化学、化学工程、环境技术、机械工具、机械原件、民用交通工程等。三是上述技术类别很多是环保、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基础性技术。在这些领域，中国还是处在模仿赶超的阶段。四是中国企业主要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四个技术类别具有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些领域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世界前沿技术的主要进步领域。五是在这些领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韩国公司，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首先超越韩国。
赶超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般认为拐点出现在2006—2008年，叫刘易斯拐点，第一轮人口红利开始递减。目前整个人口红利处于一个加速递减期，抚养比在2011年达到最低点（见图4-8），劳动人口数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流动人口数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同时65岁以上老人达到18%，老龄化加速现象已经开始出现。适婚人群数2013年也达到最高点。这些人口变化直接带来的是储蓄率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次人口红利。
图4-8 第一次人口红利指标下降
第二次人口红利会大规模出现，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有技术提升的大量产业后备军！本科生失业率和更高学历的失业率都不低。失业率最低的是文盲和小学，这有点颠覆大家的基本认知。原因是很多属于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当小工的人只要愿意出卖劳动力就永远不会失业。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使就业格局发生变化，有两类人容易就业：第一类是搞研发的人，第二类是机器不可替代工作的人。而处在这两类人中间的人，就业机会有可能大幅度消失。现在，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新近入职的工资水平开始拉近。2016年农民工基本工资是3200多元（见表4-3），而大学生的入职工资是3400多元，这意味着每年毕业的800多万大学生未来要跟农民工抢饭碗。这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和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开始替代传统以初高中文凭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这个替代会导致研发人员薪酬、技术工人薪酬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构建起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
表4-3 分行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及增速（单位：元、%）
在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研发人员薪酬排行中，中国的研发薪酬是排在倒数第三位的，也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成本很低，这是我们的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008年之前，我们就是靠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低下，迎来了中国制造的浪潮。下一步我们的技术提升很重要的依存，一个是依靠自身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另外一个是低劳动力成本。
不仅仅有第二次人口红利，更重要的是创业后备军很庞大。2018年本科毕业生是753万人，2019年是817万人。如果按照国家统计的科技人力资源，科学研发人员已经达到7000万人，而美国的工程师只有2000多万人。前段时间我到北美一些国家给他们讲中国的教育，这些年培养了多少工学、理学、人文类大学生，数字说出来把他们吓一跳，因为我们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就相当于他们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更重要的是，目前世界的研发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它是一个三角形：美国在上端，集中于研发和金融；德国和日本在中端，集中在高端制造；中国和印度在底端，集中在制造业加工和服务加工。但是，现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替代日本和德国，跟美国基本上平起平坐。
中国和印度是向美国输出技术创新人员最多的国家，印度每年是44.4万人，中国每年是35.6万人。这个循环近年来已被打破，每年输出的高技术人才基本上是50多万人，输入人口开始有20多万人，这个对我们的技术变化影响很大。在美国的很多领域，比如计算机行业、电子行业、化工行业、药物行业里，非欧美族裔的创新者占比很高。最近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技术战、人才战，会引起未来结构性的剧烈震荡。
我国的总体创新环境在加速改善，创新产出也在加速增长。
我们自己测算的中国创新指数如图4-9所示，2014—2015年的创新产出指数是加速上扬的。另外，在相关的各类参数分布中，创新环境指数上升得最快。其次是我们的产出指数上升也非常快。另外，瑞士的一个研究机构也公布了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该排名中瑞士蝉联第一，中国排名继续飙升，从2018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4位，成为前2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这个指数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创新效率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国在中等收入国家里排名第一，但投入指数排在第26位，产出指数排在第5位，相对应的产出效率在全球也是非常高的。当然，对这个创新指数也不能简单化认识。同时，还有研究公布了2010—2017年一些专利和相应的专利出版物的变化。中国总共公布了9.2万项专利，在药物领域公布了21.5万项专利，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美国生物行业和医药行业人士对在华专家进行了铺网式审核，这个审核主要基于他们的主观判断，那就是这些专利变化使他们总以为中国偷取了美国的一些专利，他们认为他们的很多专家特别是华裔专家把这些专利偷偷送给中国了。这些做法和想法都是毫无根据的。当然，个别打擦边球的可能有，但不可能存在系统性行动。最近我们查出医药行业的高倍发文和专利技术造假问题，学风问题和科研造假问题也很突出。成绩是有的，但问题也有。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技术战，是我们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相关团队也在研究，但研究这个最有优势的是清华大学，因为人民大学主要搞人文，对技术战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讲不清楚。很多技术变化不能简单从专利变化、产业变化、论文数变化来观察，需要很多领域真正懂行的专家共同研究，才能做出一些科学判断。目前有很多内部材料对“卡脖子技术”进行了专门梳理，有些团队已经梳理出34大类“卡脖子技术”，然后把这些“卡脖子技术”的技术链、产业链、核心突破点都分析出来，供大家研究所用。
图4-9 2005—2017年中国创新指数及分领域指数图
这些东西弄出来以后，特别是在网络上散布以后，一般老百姓就产生一些恐慌，认为美国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所引发的技术战和人才战会产生强烈的效应，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我们不懂科学本身的变化，但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史。我们研究的重要案例，就是在1871年到1945年德国技术的赶超进程，我们把各个模式赶超都研究了一遍，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最经典的是德国。在“一战”前夕，德国入侵比利时，世界各个国家都对德国进行谴责，同时所有国家对德国科学界发起了全面制裁，要求当时世界上顶级的杂志、最重要的协会和一些国际论坛与技术合作，把德国科学家全部排斥在外。当时德国所建的实验室、大学的研究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是在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国的技术水平一塌糊涂。当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加入制裁德国的行列，最后德国的技术和科学进步夭折了吗？没有，反而发展得更好！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原因很简单，在任何一个赶超过程中，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都不是偷来的，都不是模仿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研究的，科学的积累都得靠自己。因此，封锁恰恰促进了德国的科学体系焕发出它的潜能，这个体系就是国家体制为主导的创新体制，使德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引发的技术战，就是因为日本围绕着半导体、汽车等技术跟美国打，最后产业转移到韩国去了。很多人认为三星就是日美贸易战的产物，如果得出这种结论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日本的科技并没有停步，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此外，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技术传递和技术赶超与传统格局不一样，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另外，这一轮的全球化和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都不一样，它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分工化都很厉害，导致大量的技术外包、服务外包和制造业外包，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全球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最后，我们发现技术的创新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节点，这些节点导致的重要变化是市场为王，谁的市场大、谁的创新多，谁就是老大，这是变化最大的一点。一是平台式创新很厉害，二是市场主导性创新很厉害，三是政府主导的基础性研究很厉害，四是政府主导下的创新基础设施投入更加厉害。我们会发现产业链和技术链的变化导致创新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此外要关注的是，技术要脱钩最重要的是要与产业链、价值链脱钩。中美是不是会步入到新冷战？特别是在技术层面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问题？首先要评估的就是价值链会不会脱钩。欧美以及世界能不能舍弃中国市场这块大肥肉，这是要评估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次要评估中国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的路径。一个创新者对跟随者的技术创新战略，最好是等其不断地研发，一直到要产业化的时候，再把其已经产业化的技术转移给后发国家，把原来的研发全部打消掉，这就是我们反思的。过去有一种模式叫市场换技术，市场能换技术吗？换不来技术。因为等你研发得差不多了，你把市场让给他，他来进行产业化，结果导致原来所有的基础性原发创新都胎死腹中。典型案例有两个。第一个是大飞机。20世纪80年代的大飞机研发计划很厉害，后来由于我们引进了波音飞机和欧洲的空客，导致我们的大飞机计划停滞了几乎30年。第二个是汽车。我们在红旗轿车上的技术研发投入已经有20多年，20世纪80年代后引入了大量的汽车生产线，尤其是引入日本和德国的汽车生产线，直接导致红旗轿车下线。
真正的领先者与跟随者保持的最好距离，不是坚守技术一成不变或不进行外移，而是适时进行外移来控制后进者的研发动力，这是很重要的战略。大家要记住，欧美从来没有给我们转移过关键技术。比如，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及《瓦森纳协定》规定，整个北约体系对于只要跟军事有任何关联的技术都禁止转移，不是现在禁止转移，而是历史上一直是如此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技术层面，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从来就没有完全挂钩，现在即使松一松、脱一脱也不是坏事。
从我们的技术战略来看，一是过去20多年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二是世界技术创新正处在一个周期的交界时期、调整期和未来的孕育期，这恰恰是我们大踏步赶超的环节；三是我们必须要很好地利用大市场所产生的内生动力，同时要防止欧美在技术上提防跟随者的战略举措。中国经济规模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之大，把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就会为我们的技术进步提供无穷动力。
未来新征程要完成很多任务，比如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超越明斯基时刻，破解李约瑟之谜，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等。其中最重要就是李约瑟之谜，这是世界对中国所提出的疑问。李约瑟是一位科学技术史上的大家，原来在清华大学待过。抗战时期他在中国收集了很多中国的科技史材料，写出了一本《中国科技史》。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李约瑟之谜，讲到中国有四大发明，历史上的GDP增长也很高，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酝酿出像英国那样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呢？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力量、官僚体系太强大，压制了人们的创新力量。
我们国家目前的这套体系能不能进行创新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创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全力突破李约瑟之谜，把政府与市场在研发创新上的关系理顺。要想打破技术垄断，争夺产业链控制权的目标路径，现实前提在于把握好科学技术和市场的内在逻辑，充分发挥中国具有全球第一的大市场环境的绝对优势，追逐全球市场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
第一，没有市场难以赢得技术竞争；第二，没有市场体量也难以赢得技术竞争；第三，没有自主市场更难以赢得技术竞争。
这是三个承诺，一要依托市场体系；二要善于运用市场体量；三是这个市场体量不是简单地以别人为主、被别人控制的市场体量，而是自主、自我的市场体量。我们过去在创新动力构建上是成功的，这是构成经济增长奇迹和技术突破奇迹的重要基础。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中美技术摩擦，中美技术摩擦实质上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创新发展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对美国产生了压迫感和威胁感，所以美国才会如此。
市场导向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和基础导向的政府赶超体系是中国创新战略实施的两条腿，两条腿同时发力、相互配合十分重要。但目前政府这一端做得并不十分理想。政府主导的赶超体系为什么会在现在出现短板呢？重要原因是政府老想跟市场抢饭吃，没有专注于基础研究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必须要从核心技术和基础理论上扎扎实实进行根基建设，要在全产业链的构建和全创新链的构建上面做文章，而不是投机取巧。我们现在的创新体系，在分权体系下各个省都想有创新和技术突破，连一个县现在都有高新技术园区、战略产业园区了，全国各类园区一共5万多家。但真正的“国家队”不足1000家，再加上“省队”也就2000~3000家。其余的4万多个园区有没有真正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呢？现在很多理工科学校的基础研究差不多被掏空了，校产每年呈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基础领域的创新却乏善可陈。未来技术进步最大的障碍是泡沫化和金融化，特别是构建在技术神话基础上的泡沫化和金融化问题。所以我们一是要加强基础领域建设；二是要对目前过分分散、全局创新、过分金融化的发展趋势有所遏制；三是要真正建立市场导向、企业主体、平台导向的创新体制，政府在其中一些商业化领域一定要起一个补充性的作用，千万不能与市场争利。政府有很多的创业基金，适度投入可以，但遍地开花与私募基金争食就会出问题。在某些技术商业化甄别上，政府没有优势，政府的定位要更凸显基础设施、基础领域、国家战略，重要的是要凸显市场导向。
结论有以下四点。
第一，产业周期和技术周期表明世界的创新并不乐观。
第二，世界并不乐观，但我们很乐观，中国创新与赶超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
第三，我们已经呈现出加速赶超和弯道超车的态势，因此在制度创新上应该有基础性的制度自信。
第四，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还得进行机制体制的改革。总书记在解读党的四中全会报告时，专门强调科技体制的创新，是我们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的关键一环、重中之重，所以下一步的改革任务就很重了。
现在很多学者和很多规划，都简单把战略落脚点落到世界科学预测者所炒作的概念上面，这是一个天大的陷阱！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跟随施瓦布、里夫金走，施瓦布连个科普专家都算不上，他却写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本书，而最为恐怖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特别相信他，老是跟着他的观点走。我们说未来很多的技术革命还比较遥远，今天很多人讲未来是人机共存、半人半神，其实这个故事20世纪50年代就出来了。有些东西不可预测，但可以简单判断未来十年这些预测会不会变为现实，因此我们应对遥远事情的关键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在基础领域进行深入布局即可，大可不必组建很多公司，在还没有理论突破，也没有技术突破时，就开始商业化运作！不要相信神话和故事，必须讲基本规律。
小结一下本文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简单地驳斥一些流行性观点，技术革命、技术创新、产业革命还没有到来，世界处于一个调整期，处于整体经济的低迷期。
第二，我们的春天到来了，但我们还要注意机制体制的全面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要看到过去是胜利的、是成功的。
另外，我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在未来形成一些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有充分的数据和充分的理论逻辑做支撑，不能简单跟随一些网络概念进行判断。
市场化与创新 注释标题 作者于2019年5月9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论坛发表了演讲，本文是根据该演讲整理而成的文字稿。
张维迎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
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什么样的体制可以达到资源的最好配置呢？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会说是市场。这些说法有没有错呢？当然没有错。
我想在本文特别强调一点，市场最大的好处并不像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解释的那样，是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让每一种资源在使用方面的边际价值达到均等。我认为，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好的发挥。最好的结果是取得进步，主要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可量化的技术进步。
简单地说，市场是通过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增长：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配置效率。第一位是技术进步，第二位才是配置资源。道理很简单，如果仅仅是配置资源，一旦达到均衡状态，经济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运转，不会有任何增长，这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循环流经济。人类持续而显著的经济增长只是过去200多年的事情，这200多年里我们的所有进步主要不是来自已有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是来自不断创造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资源。
二、资源是内生于技术的，不是给定的“禀赋”
我要强调的一点跟产业政策有关。林毅夫教授提出一种观点，说资源禀赋决定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根据这个比较优势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经济就可以很好地发展。比如说，劳动丰裕的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充足的国家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等等。这种说法听上去很符合经济学逻辑，但跟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不太搭界。
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资源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内生的。什么是资源？什么不是资源？这依赖于有什么样的技术。比如，石油是我们现在认为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它并不是什么资源，而被视为一种废物。人们打的水井或者盐井，可能会被地下冒出来的石油污染，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需要人们花大量的劳动去处理。后来人们发现石油可以燃烧，于是就从中提炼出煤油用来照明，这时石油就变成了资源。但提炼煤油的副产品是汽油、重油，这些东西又成了垃圾，因为汽油容易挥发，燃点很低，43度就可以燃爆，非常可怕。后来人类发明了汽车，发现汽油可以做内燃机的燃料，从此汽油才成了资源。再后来又从石油中提炼出三百多种化学材料，发展出了石油化工产业。这样石油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资源。
再比如，在发明硫酸盐造纸技术之前，美国的纸浆工业只使用北方的云杉树和冷杉树，南方快速生长的松树是不可用于纸浆制造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硫酸盐纸浆技术之后，松木就成为纸浆原料，到20世纪中期，美国纸浆产量的一半以上来自南方。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不能假定资源是给定的，是所谓“禀赋”。人类现在使用的大部分资源其实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石油？石油储量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在理论上是有争论的。按照流行的说法，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前地上的植物和动物被沉积到地下，最终变成了石油和煤炭，所以石油储量是有限的。但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石油资源早该用光了。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油田被不断发现。
人类的进步来自新知识，来自技术进步。资源本身也是知识和技术的函数。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依赖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市场的真正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每个人的创造力。
三、经济增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
2019年是我关于企业家的第一篇论文发表35周年（1984年发表），也是我和盛斌合作的第一本关于企业家的书出版30周年（1989年出版）。我从做经济学研究开始，就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这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主流经济学里面有企业家吗？没有，你找不到企业家。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自身就可以非人格化地完全运转。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企业家功能，这几年我慢慢把它们归类，大概有两类：一是套利，二是创新。这两类功能可以用经济学的工具——生产可行性边界来描绘，但不完全准确，因为好多产品原来都没有，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来的。不过，用这个分析工具，我们也可以解释一部分道理，如图4-10所示。
假定社会存在两种产品，一种是玉米（用横坐标X表示），另一种是大豆（用纵坐标Y表示）。给定技术下能够生产的最大产量组合，也就是资源达到最有效配置时的产量组合，经济学家称之为“生产可行性边界”，如图4-10中的曲线X1Y1。沿着生产可行性边界，生产上达到帕累托最优：增加玉米就得减少大豆，反之亦然。增加玉米带来的大豆损失就是生产玉米的机会成本，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沿着这条边界，最优生产组合在哪里？它应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我们可以设想消费者偏好如图中PP所示，那么C点就是最好的，意味着资源达到了整体最优配置，任何改变都会使社会遭到损害。在这个最优点，由消费者偏好决定的产品价格刚好等于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生产者没有利润。
图4-10 用生产可行性边界表现的经济增长
真实世界里是什么样呢？一般不会在C点那里，通常会在如A这样的内点，或者在如B这样的边界点，这样就有企业家获得盈利的空间。A点意味着产量没有达到最大，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B点意味着资源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配置不合理。为什么处在A或B这样的点呢？因为人类的无知，或者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大部分人对获得盈利的机会没有警觉，或者熟视无睹，或者不愿冒险。最有能力发现赚钱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当他发现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并冒险利用这种机会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赚了钱，另一方面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带来了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总是与企业利润正相关。
比如说，如果实际生产达到了B这个点，在技术上讲是有效率的，因为你不可能再增加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但是结构上是不合理的。你生产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发现了这点，把资源从大豆生产中调出来，去增加玉米的生产，减少大豆的产量。增加了玉米的产量，经济也增长了。这就叫套利。由于不可能准确把握现实经济究竟处于哪一点、均衡在哪一点，所以套利是有风险的。企业家与常人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判断更准确一些。
到了C点，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没有了，就不再可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增长。此时，经济要继续增长，一定要靠创新，创造出新产品和新技术，把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移，如从X1Y1移到X2Y2。新产品和新技术带来新的不均衡，又为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一个套利和创新周而复始的过程。没有创新，套利机会终究会消失，经济不可能持续增长。
图4-10的问题在哪里？它假设产品是给定的，而真实世界的产品是不断增加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靠现有产品产量的不断扩大，它是不可能持续的。什么叫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是你生产的东西不是消费者需要的，这也是企业家的失职。GDP增长8%，不可能靠所有的产品增长8%来实现。随着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有的产品甚至会负增长，那怎么能增加8%的GDP呢？一定有很多原来没有的产品被创造出来。所以就没办法用图4-10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完全表示。在数学上可以用一个方式，用N表示已有的产品数量，经济增加就是产品数量从N变成N+1、N+2、N+3……不断有新产品出现。
这是这几年我理解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我还概括出一个我称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的概念，它比现在教科书上说的凯恩斯主义需求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都更符合历史，更有说服力，也更有预测力。
四、中国企业家要由套利转变到创新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过去这40年是怎么增长的？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范围看，是靠企业家的套利活动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为什么靠套利或者说资源配置改进可以带来如此高的增长？刚才讲人类很无知，我们不仅很无知，无知的情况下还搞出了另外一种反市场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的资源一定是错配的，你需要的东西买不到，你不需要的东西却在那儿放着，人们没有积极性和自主性纠正错误，哪怕这些错误非常显而易见。
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有了自由，人们可以经商办企业，企业家精神就能得到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就能得到改进，经济就增长了。
我必须强调，上文讲的套利是生产性套利，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的套利，而不是分配已有财富的非生产性套利。这样的套利，作为企业家的功能，对国家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些技术是哪儿来的？是人类过去200多年积累起来的。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和产品，都是引进的，我们可能做出了一点小的改进，但是最核心的东西都是别人创造的，并且很成熟了。西方积累的技术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政策相关。没有改革开放，企业家精神发挥不出来，即使有潜在套利空间，也不存在利用它的企业家。
我在2018年初写了《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从世界范围讲，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主要是纺织业机械化，之前纺纱织布都靠手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基本特征，是从1882年爱迪生发明照明系统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二战”之后，计算机信息化。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穿的衣服都是妈妈手工织的，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没有享受到；上学时晚上看书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我们那个村到1994年才通上电；我在生产队当会计时算账用的是算盘，是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发明的。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40年内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
在西方国家几百年积累的大部分技术被我们利用之后，套利空间在不断缩小，我们的增长越来越乏力，这是很自然的，全世界所有后起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接下来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发展要靠创新，创新就要靠企业家。我们要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相应地，企业家队伍也要发生变化。过去靠的是套利型企业家，他们市场意识很强，能看到赚钱的机会，放大胆子去干就可以了。创新型企业家可不是这样，他们要能看到未来，能看到眼前看不到的东西，这一类企业家比套利型企业家更稀缺，他们要求的素质不太一样，要求的体制环境也不太一样。
套利对制度的要求相对简单一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人搞投机倒把，今天买个东西藏在家里面，明天再偷偷卖出去，只要没被发现就能赚钱，一旦被发现了，就要被抓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投机倒把不违法了，最初的万元户都是靠投机倒把发家致富的。
创新型企业家，在别人都看不到任何机会的时候，却能发现机会。十几年前我用过一个比喻：山沟里面到处都是自然形成的石洞，你想当一个和尚比较容易，拿个扫帚进去扫一扫，把腿一盘坐在那里念“阿弥陀佛”，就会有人给你布施，你就能活下去。现在所有的洞都被占满了，你要是想当和尚，就得自己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来，这就很困难了。这是对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企业家习惯于赚快钱，赚容易赚的钱，赚套利的钱，而创新型企业家需要有更大的耐心，要应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要经得起长时间的亏损，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从套利转向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有一些成功的事例，比如任正非领导的华为公司，就是从套利走向了创新的典范。华为最初卖交换机，那是西方很成熟的产品。现在不一样了，华为能制造世界上最牛的电信设备，比西方竞争对手做得好。但整体来讲，我们离基于创新的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过去二三百年里做出伟大成就的人和国家很多。2018年我去了苏格兰，它现在有800多万人，200年前才100多万人，但可以数出至少几十位杰出的苏格兰人，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明分离式蒸汽机的瓦特是苏格兰人，钢铁大王卡耐基是苏格兰人，发明电话的贝尔也是苏格兰人，还有好多这样的人。苏联解体之前每10年至少有三个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个把人造卫星发射上天的是苏联，第一个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也是苏联。我们取得的成就虽然值得欣慰，但远远没有达到让我们骄傲的程度，比现在再多10倍、20倍、100倍都不一定值得我们骄傲。看一看现在的汽车，一辆宝马车里面的专利发明有数千项，有哪一个是我们的？没有。
当然，我们是很有希望的。套利不好赚钱时要寻找新的方式。在创新方面，过去十几年中国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的。
五、中国在创新方面有很大进步
经济学家一般有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第一个是研发投入，特别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国家层面），或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企业层面）。这个指标很重要，因为很多创新要花钱、花人力，如果不愿意投入，创新就很难。第二个是专利数量。创新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大部分技术创新会申请专利。第三个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这是创新的结果。
应该说，这三项指标都有很大的缺陷。一是花了很多钱未必能做出新东西来。用研发投入衡量创新，就像在大学里晋升教授不是看候选人的学术成果，而是看他申请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花国家的钱越多，他晋升得越快，名气就越大，真是荒唐！现在花的钱越多，以后拿到的钱也越多，好多科研经费实际上都被浪费掉了。企业创新也一样，不是说花钱多就一定有创新。
二是90%以上的专利都没有实用价值，有用的专利其商业价值也大不相同。瓦特的蒸汽机专利、爱迪生的灯泡照明专利、贝尔的电话专利，与我们现在的大量专利相比，其价值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所以专利指标本身也有问题。
三是新产品销售怎么衡量？什么叫新产品？别人生产了你没生产，你再生产的是不是新产品？所以新产品销售也有好多问题。
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我们现在能用的也就是这三个指标。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过去10多年中国在创新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这应该让我们感到些许欣慰。
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第一个是全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1995年GDP只有0.6%是用于研发的，到2016年已经达到了2.1%。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对科研、研发方面的投入都是越来越重视了。跟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一下，在1995年主要经济体里我们的这一占比是最低的，日本达到了2.7%，美国是2.4%。之后，其他国家也在上升，但我们上升得最快，到了2012年，我们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欧盟28个国家平均值。当然我们比日本、韩国、德国、美国要低，但我们体量大，是第二大经济体，GDP相当于美国的2/3，所以总的研发投入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是工业部门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大致来讲在1998年的时候是0.6%~0.7%，现在规模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到1%，大中型企业已经达到1.15%~1.2%，这也是不错的进步。当然在国际上我们还是比较低的，很多国际大企业一般都是把4%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投入。制药企业的新技术研发费用一般比较高，一个新药没有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是做不出来的。刚才讲到华为，华为有百分之十几的收入用于研发，这也是令人欣慰的。
第三个是专利。英国大概在1624年就通过了专利法（《垄断法规》），而中国是在361年之后，于1985年才出台的专利法。一开始主要是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逐步地，中国企业和个人申请的专利越来越多。以1990年为基准，2016年的国内专利授予数量是1990年的近85倍，其中发明专利增加了263倍，外观设计专利增加最快，是300多倍，实用专利增加较慢，是54倍。总的来讲，发明专利的比重在不断提升，这是一个好消息。有一些花拳绣腿的专利，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但我也不是说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创新都要有一定的保护，让大家有心去做，这是好事。但最终支撑我们经济增长的是发明专利所包含的技术创新。发明专利具有更多的经济价值。国外有按照引用加权的专利指标，中国没有系统的数字来衡量专利质量，我们只是“毛专利”，仅按数量来统计。
第四个是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大中型工业企业2008年是16.1%，2016年是20.4%；所有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10年是10.4%，2016年是15.1%。总趋势是上升的。
六、推动创新的是市场化、民营化和对外开放
中国创新的进步究竟是什么推动的？我简单概括一下：一是市场化，二是民营化，三是对外开放。简单说，通过市场化，中国才有了创新；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才有更多的创新；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引进外资），中国才有了更好的创新。
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通过跨地区比较。我国各个地区的差异很大，经济增长相差很大，创新相差很大，体制改革相差也很大。如果我们做一个跨地区的横向比较，可以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市场化指数，这是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做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1997年开始做，一直到2016年，给每个省的市场化水平打分。市场化指数包括五个分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包括外资的、民营的），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和法制环境，然后加权成一个市场化总指数。细节我就不讲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王小鲁、樊纲、余静文写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我认为这个市场指数基本上能够反映中国各省在体制改革方面的差异。
图4-11是1997—2014年全国市场化指数的变化。18年间，除了1998年和2010年两个年份，市场化程度总体是上升的。1998年略有下降，可能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政府力量变得强大，市场化进程就出现了逆转。2010年下降比较大，也容易理解。因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回来了，政府投资多了，干预多了，市场化程度就下降了。（图中的黑色线是2008—2016年的可比数据，总趋势是上升，2009—2010年在下降。）
图4-11 中国市场化总指数
但经济改革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分省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了这一点。图4-12是我用GDP加权计算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市场化指数，无论从哪一年看，东部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东部的市场化改革比中部和西部早，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东部1997年的市场化程度指数已经超过西部2004年的水平，东部2002年的市场化指数已经超过西部2014年的水平。
图4-12 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市场化指数
现在看一下各地创新差异与市场化差异的相关程度。图4-13的横坐标代表各省的市场化指数，纵坐标代表各省的工业企业研发密度指数（研发投入占销售比重）。图中每个点都代表一个省，我没有具体标明哪个省，大家可以猜想一下。位于东北角的主要是沿海的省份。从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研发投入占销售的比重越高，而且统计显著性非常高，相关系数约为0.8。如果我们用市场化指数的分指标，结论是一样的。比如，如图4-14所示，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越高。
图4-13 各省市场化指数（2014）与工业企业研发密度（2016）
图4-14 各省要素市场化指数（2014）与工业企业研发密度（2016）
图4-15的横坐标是市场化程度，纵坐标是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二者也是高度相关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越高。不同年份数据给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再看看专利情况。图4-16的横坐标是市场化指数，纵坐标是平均每万人被授予的专利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平均每万人的专利数量越高，统计非常显著。
图4-15 各省市场化指数与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占比（2014）
图4-16 各省市场化指数（2014）与每万人被授予的专利数（2016）
下面我们看一下人口流动与创新的关系。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户籍管制，人口不能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大城市仍然实行户籍管制，但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本市户口。这一点对创新非常重要。
人在什么时候最有创造力？离开老家更有创造力。有好几个原因。一是愿意离开老家跑到外地闯荡的人，天生就有一种不安分的基因，生物学上这个基因叫等位基因D4-7，被称为“移民基因”。通常人都愿意待在老家，上有父母庇护，周围有朋友帮助，所以敢于到外地闯荡的人真的了不起。深圳的专利最多，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有关。30年前去深圳的人都是什么人？是可以睡在火车站的那样一批人。二是离开了父母和熟人的监督，少了一些约束，人们的胆子就变大了。三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能靠父母和老关系生存，要靠自己立足，必须有点企业家精神。四是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交流和相互碰撞，更容易出现新想法。
衡量人口流动差异的一个指标是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总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图4-17表明，每万人授予专利与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高度相关，平均而言，非户籍常住人口比例越高，每万人专利越多。
图4-17 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与每万人被授予的专利数（2016）
政府规模和政府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创新？图4-18的横坐标是平均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纵坐标是平均每万人被授予的专利数。如图所示，一个地区人均政府机构越多，创新能力就越低，而且统计上很显著，相关系数在0.7以上。图4-19表明，城镇就业中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越高，人均专利授予数量也就越低，而且统计上高度显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政府部门喜欢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政府机构越多，干预越多，商业的正常环境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图4-18 每万人政府机构数量与专利授予数（2016）
图4-19 城镇就业中公共部门就业比重与每万人专利授予数（2016）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可能与工作安排的不确定有关。外国人——我是指发达国家的人，好多重要日程安排提前半年就做好了，很少改变。但是我们不行。为什么？因为人家是时间优先，我们是官本位的社会，日程安排不是时间优先，而是官位优先。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我组织过一个企业管理论坛，定好是4月29日星期六开会。但临开会的时候有好几个发言嘉宾告诉我来不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调休，星期六不休息了。这一调，政府领导原来没安排工作，闲着没事，就说把企业家叫来聊聊吧。政府领导叫去开会，企业家当然不敢不去，我的会议安排就全打乱了。中国人约会老说要到时候再确认一下，是因为有一个因素不确定，比你官大的人想什么时候找你就什么时候找，好像你一直在等着他的召唤。这就带来了连锁反应。如果市委书记的日程不确定，市长的就不能确定；市长的不能确定，各个区长的就不能确定；各区长的不能确定，所有企业家的都不能确定。这样，本来事先计划好的事情，由于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就没有办法按计划执行了。
企业家本来就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比如商业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客户兴趣的变化，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要减少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可以想象，政府部门多了以后，政府官员的安排就多了，每个人都手忙脚乱。深圳的一位企业家曾告诉我，两年没去政府那里了，照样该做什么做什么。深圳的创新能力强，绝对与政府干预少有关，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与图4-18和图4-19形成显著对比的是，图4-20表明，按每万人计算，一个地区的工商企业数量越多，专利授予数量就越多。也就是说，就创新而言，政府机构多是件坏事，但企业数量多是件好事。市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企业去创新。创新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群体效应。
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企业，它的创新能力就比较低。
图4-20 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与专利授予数量（2016）
所有制结构如何影响创新？图4-21表明，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量的比重与每万人专利授予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企业总量中国有企业数量比重越高，这个地区的每万人专利授予数量就越少。图4-22表明，城镇就业中私人企业与个体户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与每万人专利授予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私人部门就业占的比重越高，每万人专利授予数量就越多。
再来看看对外开放。图4-23的横坐标是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纵坐标是每万人专利申请数。如图所示，一个地区外贸活动比重越大，这个地区的每万人专利申请数量就越多。原因是用于出口的产品，必须质量高，否则就无法出口到国外市场。因此就迫使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要有创新，要不断改进技术，表现出的就是涌现出更多更高水平的专利。
图4-21 国有控股单位数量比重与每万人专利授予数量（2016）
图4-22 城镇私人企业和个体户就业比重与每万人专利授予数量（2016）
图4-23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与每万人专利申请数（2016）
图4-24表明，一个地区外资企业、港澳和台资企业的总数量越多，专利申请数量就越多（按每万人计算）。图4-25表明，按照每万人平均计算的外资直接投资与专利授予数量也是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资企业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通常来说，这些企业不仅自己有更多的专利，而且会推动本土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本土企业面临的外资企业竞争越激烈，创新的压力越大。
上述跨地区分析表明，市场化改革、私有企业和对外开放，是中国创新活动的主要驱动力。
图4-24 每万人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2016）
图4-25 每万人外资直接投资额与专利授予数量（2016）
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有希望、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中国市场中的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增长速度一定会降，这毫不奇怪；第二，降的速度要维持在适当水平，要靠企业家的创新。而创新本身依赖于我们的体制，尤其是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在体制上创造一个足够好的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未来的增长可能就不会符合大家的期待。
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来看，主要靠创新驱动的增长能达到3%就很了不起了，因为现在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大概在1.5% ~ 2%，再加上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套利空间，加起来能有3%的增长。所以美国GDP增长3.4%，美国人就高兴得不得了。凡是超过这个增长水平的全是后发国家。套利型增长比较快，不光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等，在1965年到1995年，都有过近30年的高增长。
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看看我们国家还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有几点是肯定的：一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二是加强法制，特别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出来；三是还要继续对外开放，绝不能自我孤立。我们如果不继续开放，现在引进来的技术可能会燃烧一阵子，但最后一定会熄灭。只有继续开放，这把火才会越烧越旺。我在两年前的一次演讲当中提到，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没有为人类做出像样的贡献，我们只是享受了别人创新的成果。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有希望、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努力。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