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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诗歌奖（2017—2018）批评奖

　　卢辉

　　授奖辞

　　卢辉沉迷于在诗人与批评家的不同角色中的自由穿梭，在两者之间进行身份的游移和转换。他敏感于对各种诗歌现象的发现与命名，在与作品和作者的博弈中，对隐藏在诗歌内部的某种隐晦的真相予以指认，并完成对自我诗学风格的确证。

　　简介

　　卢辉，中国当代诗人、批评家。福建人。媒体人，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三明学院兼职教授，编著《中国好诗歌》。主要著作《卢辉诗选》《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等。诗歌、诗论散见境内外各大刊物和年度选本。获得福建省政府文艺百花奖、第三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第三届中国天津诗歌奖、中国（海宁）徐志摩微诗歌奖、《江南》杂志“奔马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现居三明。

　　诗选

　　新诗百年：“说诗歌”成为主打的诗歌生态圈

　　随着以博客、微博、微信以及智能手机App应用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以及“诗歌大道”“地铁诗歌”“诗歌墙”等一些公共场所诗歌视觉传播的快速兴盛，由诗歌作者、诗歌编辑、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传播、文化策展等构成的诗歌生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衍生出以“说诗歌”为主打的诗歌生态圈。

　　以诗歌小品或诗歌段子来“说诗歌”

　　自媒体诞生之前，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除了要经过期刊和出版编辑的层层遴选，还受到创作潮流、市场销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如今，通过各种自媒体，大量写作者拥有了崭新的发表和出版平台，他们借助新兴电子媒介发表作品、收获读者、自我经营，以诗歌小品或诗歌段子来“说诗歌”的样态出现在当下诗坛：嬉笑怒骂、愤青雅趣、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杂糅”现实之笔法，使阳春白雪的“硬”诗歌转向为下里巴人的“软”诗歌。比如，颜小鲁的类似于诗歌小品的《安全月》：“我想/如果我们/用标语、横幅/把地球/里三层/外三层/包了起来/地球一定/会安安全全”，用如此简约、白描的“说诗歌”来折射社会意识形态的弊端，这是对当下形式主义绵里藏针式的鞭策，这便是“说诗歌”的反讽力量！比如浪行天下类似于诗歌段子的《拆迁外传》：“显然，左胸狭窄的办公所在，已不能/适应心脏的身份，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夜里，有人对我发号施令/拆迁势在必行。从凌晨起/众多机械，轰隆隆进驻我的体内”，以荒诞的诗歌段子的技法来直击当下，尤其是以人的五脏六腑来演绎并诗化“拆迁外传”，这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但凡属于“外传”的事态仿佛都属于“坊间”野史，偏偏就是这样类似于“坊间”的野史用“说诗歌”的方式，给人以“新奇感”和“亲切感”，因为它少了很多史料性的肃穆与严谨，增添了主观性的“话语权”。比如，张广福类似于诗歌“无厘头”的《蜗居》：“前日他们带我去拍CT/把我的骨头从肉里剔了出来/在黑白分明的胶片上/我看清了自己的胸骨和锁骨/在我的心所在的部位/我的肋骨为它营造的窝/令我尴尬：它确实不如我预想的宽敞”。读他的诗，你总会有一种畅快的“说诗歌”的快感，一种“无厘头式”的快感。这样的诗，辛辣里“辣”得有板有眼，“辛”得有滋有味。说到这里，我觉得诗歌真的不是那种曲高和寡的东西，真的不是那种“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你的言谈的“投影”、禀赋的“惯性”、品格的“外延”而融渗出来的“符号”，张广福的诗就是这样给“融渗”出来的。

　　以“过滤”现实来“说诗歌”

　　自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等数百个诗歌微信平台的出现，对诗歌的大众化、“流行化”以及审美的多元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诗歌正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由于诗歌的短小与微信平台十分配搭，加上微信平台对诗歌符号驾轻就熟的小包装、小点缀，使诗歌至少在视觉上“流行”起来了。而能够流行起来的诗歌，则大多是“说诗歌”的式样，这些诗歌对现实的“过滤”法：既不一味地以“精神吸附”为磁力，也不简单的以现实的“毛坯”为质地，而是侧重对现实“过滤”之时的摩擦与渗透。这种“过滤”法所呈现的是作者渐次打开的那些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第二现实”。以毛子的诗歌《独处》为例。毛子“过滤”现实的能力特强：“河边提水的人，把一条大河/饲养在水桶中”、“某些时刻，月亮也爬进来/他吃惊于这么容易/就养活了一个孤独的物种”。在诗中，大河饲养在水桶中、水桶养活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月亮），你不得不佩服毛子对现实特强且特别的“过滤”能力，他没有一味地追求对现实“过滤”之时那种完美的诗意晶体和厚实的精神沉积，而是重在还原自己在“过滤”现实之时的“说诗”状态，而不是诗意结果。比如陈衍强的《向狗致敬》：“我最近回老家看父母/看见它向我点头我就想流泪/因为我远离父母/内心荒芜/是它在冷清得如坟地的山村/陪伴我年迈的父母/仿佛我的投错娘胎的亲兄弟”。陈衍强的诗对现实的“过滤”类似于诗歌化的“杂文”，他的那些看似唠叨的情感碎语，类似于家长里短的聊天。他的“说诗歌”常常是出其不意，一针见血，尤其是这首颠覆、反制、瓦解、自责的“说”诗，仿佛一下子将狗推到“万物灵长”的位次，而“人”则退而求其次，自觉的接受“向狗致敬”的道德理念，诚恳的接受古往今来纲常伦理的“拷问”！

　　以虚拟的“事件”来“说诗歌”

　　技术革命的崛起，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亦真亦幻的视觉画面、触手可得的新闻资讯、交融互动的个人体验无疑大大更新了受众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更具颠覆性的则是原本处于被动接受一端的受众一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动者和发起者。随着细碎、密集、互联、流畅、廓大的虚拟世界的建立，那么多含混的影像、位移的即景、浮沉的情状、跳动的心绪要变成虚拟的“事件”，这得仰仗诗人“说诗歌”的应变能力。说到这个分上，我特别要说的是诗人江非，以他的诗歌《我死在了博物馆》为例。读江非的诗，你一定要放弃诗歌意义“数值”的判断，否则，你将无法享受到他的诗歌为你带来的：无史不成诗，无诗不成史的“诗歌大观园”：“我死在了博物馆/我走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我的嘴里含着玻璃/和玻璃这个词/我想起了波兰/我不懂波兰语/也不懂希伯来语/我看见叶子是扁平的/时间是五点半/满眼都是送信的人/雨滴/我经过了一张黑白海报/我想起了黑色的洞口/黑色的果核/我想不起街道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是在哪里”。在江非的诗行里，你看到的俨然都是一些恍惚、含混、驳杂、骚动、迷离、跳跃的史迹与心性、即景与幻念的时空交错，让我们逼真地看到了“死而复活”的“历史”原来与我们挨得这么近。比如赵明舒的类似于虚拟的事件的《臆想中的火车》：“这些民工从没见过火车/只知道火车开得很快/他们拼命地往前铺（铁轨）/他们担心/被一列火车追上”。一次臆想中的“铺铁轨”，把市井百态中“愚化”的境遇与心态“说”得如此惟妙惟肖的诗歌还真不多见。这首诗以臆想反衬现实，以嬉戏反衬痛感，在看似“荒诞”的“说”诗里，诗人为我们拉开了一幕最底层百姓的“众生相”。

　　以情感的“保有量”来“说诗歌”

　　自媒体时代，人类拥有太多的碎片时间，世相的繁复、资讯的混杂、情绪的浮泛恰恰需要情感的“保有量”来支配碎片化的时间，好的诗歌恰恰具有这一力量。“说诗歌”这种短促而精准、上口而雅致的式样，最适合作为变废为宝的工具，协助热爱阅读的人，把碎片时间转化为绵延时态。在当下诗坛，消费“诗歌事件”往往能够搅动诗歌的“局面”，而真正“诗歌生态”的“生态”消费的多与寡，却少有人问津。那么，如何维持诗歌生态核心区“生态”消费的“保有量”则成了消费诗歌重中之重的一环，如何让诗歌写作的情愫、情态、情状、情势不至于成为“稀缺品”，这是每一位有担当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以余秀华的诗歌为例，当她的“睡”诗“睡”遍大半个中国的时候，而她的《一包麦子》却少有人问津，这是自媒体时代留给我们的“二极世界”。为何人人消费“诗歌事件”往往能够搅动诗歌的“局面”，而真正“诗歌生态”的“生态”消费的多与寡，却少有人问津？这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余秀华的《一包麦子》最经典的一“说”：“其实我知道，父亲到90岁也不会有白发/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就衍生出值得我们思考的个案。“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这是余秀华“说诗歌”里最经典的一句诗。是的，白发，千百年被许多文人墨客当作最飘逸、最洒脱的“文化遗存”，偏偏在时过境迁的当下，余秀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给“白发”以阳春白雪式的“夸饰”，执意呈现“白发”那种下里巴人的年龄表征和岁月沧桑。与此同时，在叙述成为当下诗歌写作“压倒性”或“一边倒”的言说方式的主导下，诗歌的“情感生态”往往成了消费诗歌的“稀缺品”，如何改变这一“单向”的诗歌写作走势，纯子的诗歌多少让我看到一点“亮光”。近期读到纯子带有情感肤色、情感脉动、情感声息的《旧相好》，在这个“寡情”的年代着实让人为之动容：“这三棵树少得不能再少了/风吹不动，雨淋无声/看上去死了一般。让人想拿刀子/从那儿挖出一个寄存的灵魂”。纯子的诗，她要留给我们的“旧相好”是什么？是环环相扣的情愫、情态、情状、情势的“感情生态链”，这多少应验了“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恒久咏叹！还有吉葡乐的《说话》：“太阳在天上照着/到处是影子/太阳用它的光芒在说话/太阳的话很多/有亮的/有不亮的。”这首诗的迷人之处在于“说”这一个字，这一“说”把这首诗的“绕”题之情味、韵味和盘托出！可以说：一个成年人能把看似童谣、童趣、童话中的那些稚气、情趣“绕”得如此“脱脂”而“干练”实属不易，删繁就简，简而不浅。

　　以诗歌的“底线”来“说诗歌”

　　自媒体时代，诗歌通过各种传播平台，借助不断攀升的粉丝数和订阅数，似乎正在变为“大众的诗”。一个时间以来，一些媒体、部分评论家以“诗歌盛世”来喻之，我以为这都是粉饰太平“玩噱头”的一种腔调。众所周知，诗歌的“公共性”说的就是诗歌易于被公众所接受和共享的传播方式，它的特点是传播的“形式感”特强，并与当下生活常态紧密相连。比如在诗界出现的“诗歌大道”“地铁诗歌”“诗歌墙”，等等，很显然，这种“形式感”特强的传播方式是想唤起大众对诗歌的注意度，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这也体现了一批有担当的、有胆识的诗人捍卫诗歌尊严的力道所在。但问题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唤醒，大众往往垂青并沉湎于形式的庄重也好、朴实也罢，往往忽略了诗歌自身的东西。为此，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公共性”的诗歌，而不是诗歌的“公共性”。谈到“公共性”的诗歌自然要谈到诗歌底线的问题。从高度，从极致，从品质来说，唐诗宋词是最好的“公共性”的诗歌，因为它首先具备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千百年来它作为诗歌的“坐标”，不仅入心入耳，而且进入我们的生活。如今，要想具备高品质的“公共性”的新诗，就必须具备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说“可读”，情韵是一个拐点，情势也是一种节奏；说“可感”，情态是一个空间，世相又是一种空间；说“可思”，“我在”是一次发现，“我思”又是一种牵引。“公共性”诗歌要的就是这样的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才能让诗歌真正走向大众。可惜的是，由于当下诗坛“同质化”现象严重，“叙述”几乎成为进入诗坛的“敲门砖”，而“叙述”的滥用使得一些诗作变得琐碎而乏味，尤其表现在不少诗歌刊物把“叙述”作为发表与否的“底线”标准，造成小刊看大刊，民刊看官刊的雷同化的效仿“标准”。试想一想，若许多诗歌刊物只有一个面孔这不是诗歌的取向。因为“叙述”光靠社会底层生态全息性还原还不够，还要善于打开遮蔽在常态生存中不会轻易显形的图像，叙事中要有智力的机锋和精微的细节力量。诗写者、编者乃至刊物要从“叙述”这个互仿性很强的“公共面貌”中游离出来，让诗成为陌生而独立的标本，真正具备卓越的创生能力，这才是自媒体时代诗歌良性生长的生态圈。

　　获奖感言

　　第五届中国当代诗歌奖尘埃落定，能与罗振亚、张立群两位老师一同进入批评奖榜单，我感到很荣幸，特别感谢组委会和广大诗友对我的厚爱和关注。从2002年起，以“卢辉点诗”命名的栏目就不断出现在各大官方网站、微信博客、报纸杂志。我深深知道，诗歌点评工作是一项琐碎、繁杂的精神劳作。然而，每当遇上一首好诗，不但眼前一亮，我还会像一个“淘金者”，少不了精神的贪婪与满足，正是在这样的心境支配下，我把每一篇赏析文都按照“艺品”来写，尽量使之不学究、不艰深、不高蹈、不走样，呈现出不一样现实图景、时代本相和灵魂刻度。或许，组委会和广大诗友正是看到了我这个“诗歌义工”的辛劳和艰苦，才给了我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意在鼓励我继续当好“诗歌义工”。

　　当下，大量诗人借助新兴电子媒介发表作品，收获读者，自我经营，特别是以“说诗歌”的原创作品大量出现在当代诗坛。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作为一名诗人兼点评人的我，如何协助热爱诗歌阅读的人们，把碎片时间转化为绵延时态，把浮躁而紧张的现实生活转化为殷实而灵动的精神生活，这是我继续当好“诗歌义工”的动力。借此机会，也请各位老师和诗歌同人对我编著的第二本《中国好诗歌》（赏析集）继续给予批评和关注。

　　再次感谢组委会和广大诗友，特别致谢为获奖者备厚礼的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余德水先生。 双年诗经：中国当代诗歌导读暨中国当代诗歌奖获得者作品集.201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