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谭阅之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沈兰决定回家请一个长假。早上吃饭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谭阅之：“谭老师，我想回家去一趟。”

　　“那你还来吗？”谭阅之停下筷子，期盼地看着沈兰。

　　“你要是好了，我就不来了吧。”沈兰漫不经心的说。

　　“我没好！”谭阅之脱口而出。

　　沈兰差点笑出声，连忙低下头去：“那我也得回去请个长假。”

　　“好！请完假就回来，我还有很多事没讲呢。”

　　沈兰回家看望了日夜思念的父母，但她没有告诉妈妈北京发生的事情，她不想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担心。她只是告诉父母在北京为人写书。

　　接着沈兰又到文化馆见了馆长。她把要为谭阅之写书、及要整理出版民歌的计划全盘向馆长作了汇报。

　　听明白了沈兰的意思，馆长叹了口气：“沈兰，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和电视台签下一个栏目剧的合同。说实话，是给你签的，我对你很有信心的。怎么办呢？让我想想吧！”

　　馆长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和沈兰做了很久的同事，对沈兰的为人和才华都是十分的赞赏。沈兰作为他们文化馆的顶梁柱，没少为文化馆争得荣誉，所以对沈兰，馆长始终都是高看一眼的。沈兰要为谭阅之写的书，有可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还有对民歌的整理再创作也很值得期待。同时他也深知为谭阅之写书离不开对谭阅之的采访，也深知搞创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爱惜人才的馆长决定最大限度的支持一下沈兰。

　　第二天，馆长把沈兰找了来：“这样吧沈兰，那个栏目剧你可以在家写。”

　　“真的？谢谢，谢谢！”沈兰感激地看着馆长，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两全的好主意。沈兰高兴的差点给馆长鞠躬了。

　　看着沈兰高兴的离去，馆长叹了口气：“沈兰……”他叫了一声。已经走到门口的沈兰转过身来。馆长意味深长的看着她，半晌才说：“没什么，我知道沈兰很有定力！”

　　沈兰愣住了，什么意思？“馆长，我们什么事也没有……”还要解释，馆长眯起了眼睛，左眉毛向上一挑笑着问：“我说什么了？”

　　沈兰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她小声的嘟囔着：“你什么也没说。”

　　在家两天，刚把这些事情办完，谭阅之就给沈兰打来了电话，说是又想起了很多的事情，等沈兰回去讲给她听。本来沈兰想在家多陪父母几天，无奈只好提前回了北京。

　　在北京的这些日子，沈兰一直住在招待所里。谭阅之让她开着以前杨茹开的车。每天清早，她开着车去超市，买够一天需要的新鲜瓜果和蔬菜，然后再到谭阅之的家里。白天，她除了做三顿饭、打扫卫生、整理家务，就是与谭阅之讨论文稿，听谭阅之讲述他的故事，晚上收拾完，再回到招待所用笔记本电脑整理文稿，第二天再让谭阅之审阅。

　　谭阅之每一天的讲述内容，沈兰晚上都要整理完，有时候要写四五千字，边写边思考，沈兰往往要写上三四个小时。所以每晚沈兰都要很晚才能休息。尽管忙碌但沈兰觉得非常充实。

　　谭阅之的睡眠时间也很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就是阅读沈兰的记录，再就是回忆过去。每天早上他都早早的起床，满屋子的转悠，不时探头看看黑黢黢的天空。他盼着天快点亮，盼着沈兰快点来。

　　每天沈兰一进门，谭阅之都在门边站着，接过沈兰手中的东西放进厨房，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抓过沈兰的手提电脑到卧室去。直到沈兰做好了早饭，叫上几次才肯出来，草草地吃过饭，又回到卧室。

　　谭阅之阅读文稿的时候，沈兰就打扫卫生，完了再准备午饭。午饭后是谭阅之讲述和俩人谈论文稿的时间。但是谭阅之经常陷入回忆，他的讲述也时常中断。尽管他很急切，但讲述和记录却很缓慢。闲暇之余，沈兰就写那个栏目剧。

　　谭阅之的故事范围逐渐扩大，从和杨茹的家庭生活，扩大到了到边疆哨所、下海防一线、去抗洪抗震前沿演出的各种经历，以及在那里遇到的让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人和事。

　　“谭冉出生的时候，我正好到新疆下连队慰问。那是一个海拔五千多米的哨所，山上的雪很厚，车也上不去，我们就步行，每迈一步都很费力，走了一天，直到深夜我们才到达那个哨所，那个哨所也就五个人。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了，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有事情发生。高山反应也特别的厉害，吸着痒，头还是很痛。我想我是不是要死在那里了？可我不能死啊，我连我孩子的面还没有见着呢，是儿子还是女儿我都不知道。我忍着疼，吃不下就硬吃，吐了再吃；睡不着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居然挺了过来，还边吸氧边为战士们演出了一场。一个月后到家，才得知那个时候杨茹和我父亲都在医院，我的女儿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谭阅之的思绪逐渐从亡妻之痛转移了出来，转移到更多的人和事上。那些感人至深的记忆片段让沈兰深受感动。沈兰知道了很多知名演员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有苦有乐有艰辛。不知不觉沈兰的记录中注入了更多的感情元素，她用更加生动和优美的文笔、精辟的语言、满含感情的笔触记录着谭阅之的精彩人生。

　　“下部队演出时，战士们看见我们都很激动，把我们看成偶像。其实，我们都是战士，只不过所持的武器不一样，他们的武器是钢枪，我们的武器是嗓音。他们舍弃家庭的温馨，付出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我们只不过是为他们加油助威，他们才是军队的主角，但我们得到的荣耀却远比他们多。在他们面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为他们演出的机会。

　　“还记得有一次去一个抗洪现场慰问，一个战士为我献了一束青草，青草上带有两朵白色的小花，说是在泥水里捞出洗干净送我的，我非常激动。但就在那天傍晚，在又一次抗击洪峰的时候，他被洪水卷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离开了，我把那束青草白花又献给了他，含着泪为他演唱《送别》。

　　“第二天，我们来到医院看望受伤的战士，医生正在抢救一个处在昏厥状态的家属，说是刚刚失去丈夫，没有想到正是那个战士的妻子，刚到部队探亲，还没有见到丈夫，就与丈夫阴阳两隔了。那个女同志醒过来就哭，哭一会儿又晕过去，他们刚新婚不久啊！

　　“军人的家属，也应该是英雄。她们长期处于担惊受怕、牵肠挂肚、寂寞孤独的状态中，还要担负繁重的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付出不比军人少啊。

　　“看到她妻子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杨茹。如果走的是我呢？杨茹该是什么样的呢？在我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她是怎样的为我担惊受怕呢？军功章是我的，奖杯是我的，荣誉是我的，她呢？他的付出和奉献谁看到了呢？从那以后，我在外处处小心，我不属于我自己。也是从那以后，我在外边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和难处一概不告诉她！”

　　篇幅不断扩大，题材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拓展。谭阅之的思绪不时地转移，思路也不停地变化，弄得沈兰有时候都跟不上谭阅之转移的节奏。

　　回忆和阅读把谭阅之每天的时间占的满满的，他鲜有时间去品味失去妻子的痛苦。他有时候感到时间很紧，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一生的经历全给讲完了，让沈兰一下子全记下来。每当想起某个事情，他就急切地想告诉沈兰，见不到沈兰也会拿起笔记下来，生怕过会儿又给忘了。

　　四个多月后，谭阅之的讲述逐渐趋于尾声，随着篇幅的增加，记录已经累计到了二十多万字，沈兰觉得谭阅之的故事很精彩，也很感人。经过加工润色完全可以成为一部故事性强、知识丰富、充满激情和人生哲理的纪实文学作品。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谭阅之，谭阅之很是赞成，于是沈兰开始对整个文稿进行梳理、润色。

　　沈兰把谭阅之的生活也打理的井井有条，她很认真的安排谭阅之的每一餐，并坚持按照杨茹生前的习惯整理家务，这让谭阅之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变化有多大。

　　不知不觉沈兰在北京已经半年多了，她很想念年迈的父母，趁着节日又回家了一次，这次刚呆了三天，谭阅之的电话就来了，尽管没有催促，但用意显而易见，她只好再回北京来。

　　因为亡妻，谭阅之半年没有唱歌，甚至没有练声。谭冉很想让爸爸出去走走，但谭阅之不想，一是他经常走南闯北的演出，足迹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二是心情不好，再好的景色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三是他要在家里陪着妻子；四是他想和沈兰尽快完成回忆录。

　　但是，每年谭阅之都是有演出任务的，他不能一直待在家里。这天单位打来电话，中秋节快到了，要他参加中秋晚会。谭阅之有些犹豫地拒绝了，但沈兰觉得他应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就一再劝说：“该讲的你讲的差不多了，下面就是我的事了。你就放心的去吧，出去走走吧！”

　　沈兰花了一个上午整理好了谭阅之出门的物品，将谭阅之的西服、领带烫好，皮鞋擦好，皮包整理好，连同汽车的钥匙一起悄悄的放在了门口的柜子上。

　　当谭阅之看到摆放在柜子上东西的时候，明白了沈兰的心意。他看看沈兰，沈兰微笑着静静的看着他。于是他有点不情愿的穿好衣服和皮鞋，摇摇头拿着提包走了出去！

　　沈兰见他愿意出去活动了，心里很高兴。沈兰想，过段时间，再安排谭阅之的一些学生到家里上课，谭阅之的生活基本上就算是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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