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同学在早晨的大雾里丢失了指北针，围捕“二李”的行动的刚刚开始，她就弄丢了她的指北针，很沮丧地坐在一棵大树凸起的树根上，看上去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丢指北针的女孩名叫小碚。

　　小碚很瘦，在女生班里总是最倒霉的一个，早上队里突击检查，她的背包(军用棉被)总是叠得很烂，没棱没角，圆不溜丢像个大面包。多少次队里点名批评林小碚，说她内务卫生不合格，出操缺席，不假外出，是个坏士兵。

　　小碚很倒霉，常在夜里一个人坐在水房偷偷地哭。

　　班长以为小碚在水房补功课，就没去管她。

　　凡是白天做不完功课的人，都需要拿着大小两只板凳(其中一个当桌子)到水房去补功课。功课很难，是令人头痛的电路图，小碚永远搞不懂那些迷宫似的电路图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她在水房昏暗的灯光下做功课，关不紧的水龙头嘀哒嘀哒响着，小碚觉得疼痛难忍(是听觉得上的疼痛，她曾经拿铁丝将那些水龙头全部捆死，被别的女兵告到校方，小碚因此事受到一次处分)，小碚的听觉太过敏感，对别人来说习以为常的声音，对她来说就是“听觉灾难”。

　　她常跟我说，她受不了了。

　　她说受不了的时候，她的嘴角就像扁担似的被压弯下来；

　　我很难受，我说，受不了也得受着。

　　有时候想想，我也觉得委屈，军事校院严酷的生活，闷得使人发疯，可我还得忍着，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要这样的，关于军校的所有梦想都变成了很现实的东西，变成了严酷的训练、喝斥、白眼，在我经受一个北京女孩以前无法想象的一切的同时，我那些实验中学同学的甜蜜信件，正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

　　阮西慧考上人艺当演员；

　　严青到英国去读大学；

　　朴小美原来是数学尖子，却突然爱上了文学，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办校刊、成立文学社，成为那里的红人。

　　而我却没有一点点浪漫可言，每天都得训练，训得灰头土脸的，但总算没像小碚那么倒霉：我的指北针还挂在腰里，小碚的却不知去向了。

　　山林里起雾了，我们几个女学员在林子里帮小碚找指北针。不知为什么，我一走进树林就开始头晕，我很快迷失了方向，并且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拼命往前跑，只听见耳边的叶子唰啦啦响成一片，所有人都躲在雾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看不见他们，他们看得见我。树林变得密密匝匝，天空越变越小，后来干脆看不见了，我被闷在一个巨大的闷罐子里，罐子里充斥着毒气样的空气。

　　我继续往前跑。

　　我想冲出去。

　　那大闷罐子却如同长了腿或如浮在半空的空心汽球，他追着我、包围着我、抱我、想要按住我，他是谁为什么总跟着我我倒哪儿他到哪儿他到底想要干什么，问题一股涌上来，顶到帽子上，军帽骨碌碌地滚下来，当我弯腰却捡的时候，却看到一个男人的一双脚。

　　“哎，跟你打听一下，郑王庄的方向么走？”

　　男人忽然开了腔，把我吓一跳。他会不会是那个被通辑的人，也许是，也许不是，我想我应该跟踪他，看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可就在我一眨眼的功夫，男人像变魔术一样不见了。

　　我一个人在山里转了一整天，胆子变得大起来，我想我会一个人出远门，在某一年的暑假徒步走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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