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应在那城里奔走了好几天，带卉去打胎，又想法弄吃的给她调养。要紧的是这一切都要瞒着学校，瞒着卉的女同学们。小应在那几天里搞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然而这样的事情又岂是能够瞒得住人的？小应人还没有回到北京，消息已经在老乡当中传开来了。小应后来再跟我们见面，双方眼睛一看，就知道什么事情都已经明明白白，没必要再把什么藏在心里。我们几个老乡中有一个是法律系学民法的，小应神色严峻地跟他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中心议题就是要不要去告那个诗人？能不能告得倒他？那老乡就反问小应：告什么呢？告通奸还是强奸？如果法庭到时候要传卉当证人，你愿意让她丢那个丑吗？再说还有证据，证据在哪儿？诗人连一封信都没有丢给卉，他约她出去还是用的长途电话。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干这种事情一定是轻车熟路，他一点把柄都没有给别人落下。那老乡把小应说得两眼翻白，一愣一愣的，悲惨得像个走投无路的孤儿。

　　告状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了。小应悲愤地对我们说，如果把他逼到了呼告无门的绝境，他就要孤注一掷，给那混蛋一点厉害尝尝。“你想要干什么呢？”我问。他把一只拳头攥紧，又松开，看着手心的皮色由白泛红。“我揍他！”他说，“我有几个铁哥儿们，他们会帮我一手。不就是一个写诗的臭文人吗？”我望着他，觉得挺能够理解他的心境。人干吗要平白无故把一口冤气憋在心里？有恩应该报恩，有仇应该报仇，没什么说的。诗人在北京声名昭著，他的住处不难打听，只是这种人一年倒有大半年游荡在外，行踪难定，一次两次不一定就等得着他。

　　小应大概果然没有找到揍他的机会，因为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任何消息。人嘛，就是这么回事，气头上火冒三丈，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什么话也可以说得出来，时间一长，性子一过，也就差不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总之小应后来再没提什么揍人一类的话。诗人照样活得耀武扬威，报刊杂志不断见到他的大名，走到哪里都有他的浩浩荡荡的崇拜者，他依旧是慷慨激昂地演说，为所欲为地做人。偶尔提及他的生活小节问题，人们也会宽容地一笑，说一句“文人无行”了事。而小应在那段日子明显地消沉了许多，变得几乎有点老气横秋了。“五一”节老乡们在北大聚会，饭吃到一半，小应忽然放下碗筷大哭起来，弄得大家顿时都没了兴致。

　　小应跟卉的关系变得异常微妙。小应从来没有对卉说过一句分手的话。他是不是希望由卉先提出来还是怎么，我不知道。但是他对卉的态度从沸点迅速地降至冰点，这一点大家都察觉得出。后来桦告诉我说，曾经有一个学期小应一封信也不给卉写，弄得卉三天两头往桦那儿跑，丧魂落魄的样子。桦有点儿可怜她，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小应到外地实习去了。卉望着桦，眼圈儿红红的像是要哭出来，吓得桦赶紧溜之大吉。卉当然知道桦是应付她的，哪有外出实习就不能写信的道理呢？

　　从卉这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她跟诗人的那一档子事，她也未必就能跟小应好到底。男女大学生谈恋爱谈吹了的事普通得就像练习本写满了要换一样，哪年哪月哪天都会发生。若真是有人一次性成功，别人倒反会觉得奇怪，免不了要从这里那里去寻根究底，推测原因。卉这个人我总共只见过几次，印象中虽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却也属于头脑活泛的一类，若不发生这次意外，四年大学读下来，又焉知她会何去何从？然而现在不同了，她有过了那样一回事，又怀过孩子打过胎，她在学生当中就属于被列入另册的人，她只好抱住小应这棵树不放，别无选择。因此指望她提出来跟小应分手也就决无可能。不管小应如今对她如何冷淡，在她来说只是忍辱负重，佯作痴愚罢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倏忽已到了毕业的时候。先是七七级，半年之后是七八级，一批一批满怀了怅惘和留恋离开学校，就像秋风刮起吹落满树黄叶一样。几个老乡之中，有一个因为害怕毕业分不回去，不能跟未婚妻团聚，迫于无奈考了研究生。另一个当初曾经头脑发热搞了部出版法提案，并四处拉人签名支持，毕业时便吃了一记闷棍：考取了的研究生资格被无端取消，发落到一个小小城市的小小专科学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年龄最小被称为“小弟弟”的，却是出乎意外地聪明和幸运，不声不响就考取了出国留学生，然后喜孜孜请我们吃了一顿，然后踌躇满志又惴惴不安地登上飞机，直赴大洋彼岸宾夕法尼亚州。我的命运大约属于不好不坏的一类：留京，但却分到商业部门的某家报社当编辑，成天要跟商品和货币打交道。

　　令人吃惊的当然还是小应，否则我不会花这么多笔墨专门米写他这个人。他有幸被分到***艺术局，却偏偏对此不屑一顾似的，主动要求到某所名牌大学工作。一个学戏剧理论的，分到理工大学会有什么地位？无非是辅导辅导学生的业余文化活动而已。这事情任何一个从文艺团体退下来的人都可以干的，何必是他？处在一群非自己专业的傲气十足的名牌大学生中，那滋味又将如何？我有时闭眼想想都会觉得无趣，亏了小应会作出这等傻事。

　　然而他竟是有他自己的打算。***专业人材济济，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甚差别，他去了，不过是一桌酒席中多添了一双筷子而已。从科级、副处级、处级一步步混上去，混到何时才有他露头的机会？露不了头，这日子过得有什么劲儿。没有人年轻轻血气方刚就想混沌一生的。到名牌大学干团委工作，却是相当有把握的进身之阶，不少人便是从这里得到提升，走上从政之路的，这一点大家真真切切看在眼里。小应他是又聪明又糊涂，他走对了路子，却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他的那种热情豪爽、激情焕发其实最不是搞政治的料。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那两届大学生都未免过于风发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总有点“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一厢情愿地把“拯救中国”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呕心沥血要做出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结果便陷于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夹档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头烂额，苦恼重重。这是小应的悲剧，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小应初到那大学的团委工作，的确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们精力充沛，热情浪漫，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干点什么不同凡响的事情，实在并不困难。小应这个人天生磁力场强大，极容易把人吸引到他的周围，他大概是明白自己的魅力所在才作出这种决定的吧？

　　团委书记委给他一个***长的职务。书记也是个热情的年轻人，那年不过三十来岁，小小的个子，肌肉结实，青春勃发的面庞聪明而且风趣，时时给人一种有主见、可信赖的感觉。书记跟小应一见如故。一天下来已经是称兄道弟，互相引为知己。小应滔滔不断讲了自己对团委文化工作的一整套设想，讲到得意之处不免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书记则听得全神贯注，双眼闪闪发光，一只手不住地在小应肩上拍来拍去，表示赞赏。两个人的生物场仿佛天生是属于互相吸引的一类，越讲越兴奋激动，日暮时分仍觉得兴意阑珊。小应模模糊糊地想，自己选择到这所大学来是对了，一切都很好，他非常满意，今后只需要豁出来干啦。

　　小应借住了朋友的一间房子，就在那所大学附近。他不愿意住集体宿舍，嫌吵，会妨碍他读书。那段时间他读书简直读得发了狂。我弄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对那些包括天文地理在内的五花八门的书感到兴趣。他后来告诉我说，他那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其余就都是书了，乱七八糟连个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他懒得收拾，也不会收拾得好。晚上回去泡两包方便面，算是晚餐，吃完嘴一抹上床，靠在床头看书，一直到深更半夜。“单身独居的日子也很快活，可以为所欲为。”他说。可我总觉得他这是一种变态，他在躲避什么，或者是企图忘记什么。

　　与他同时分到这所大学来的还有音乐学院的一个女孩子。那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北京姑娘，姓纪，眉清目秀，就是皮肤有点粗糙，远看还可以，近看就不那么耐看了。两人同时报到，小应当了***长，小纪却还是布衣一个。对此小纪相当恼火，很长时间见了小应总是一副傲气十足不屑一顾的样子。傲就傲吧，小应不买她的账。不就是北京人瞧不起外省人吗？可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是学习上强人一等，还是相貌上有什么特异之处？小应耸耸鼻子撇撇嘴，心里觉得好笑。小应这人虽说天性热情，自尊心还是有的，倔起来的时候也是个八头牛拉不回转的角色，从此他事事避着小纪，工作上也尽量少跟她打交道，坚信老人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教导不会有错。

　　办公室——食堂——宿舍，小应的生活从此就这样循环运转起来。日子过得轻松愉快，除了每礼拜要洗一次衣服这样的苦事，其余简直就无可挑剔了。

　　然而小应心里并没有满足。我说过，他到这所大学工作的目的是当官搞政治，眼下离目标还很遥远，甚至连影儿还没见到。小应他怎么可能安于现状，图个舒服自在？他像一只越冬的豹子，看上去在太阳下面懒懒地不想动弹，其实身子里面时时刻刻在积蓄能量，随时准备跳起来发出一声长啸，气壮山河。

　　这段时间，他的女朋友卉也已经毕业离校，分配到家乡县城的一所完中教书。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命运大抵如此，卉给小应写信的时候没有抱怨。家乡毕竟总是家乡，沾亲带故的熟人不少，日后若是有可能往北京调，卉相信县教育局不会刁难。小应看到卉在信上写的这一段时，淡淡地一笑，随即把信纸往床头一扔，拿起放在旁边的《比较政治学》继续往下啃。

　　卉那年二十六岁了。她那些中学同学大都当了妈妈，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街上走来走去。家里人不断催她结婚，学校里的同事们也总拿她和小应打趣。她是铁定了要嫁给小应的人。她一封接一封给小应写信，旁敲侧击或者直截了当，询问他对婚事的态度和打算。小应却躲躲闪闪不愿答复，甚至连信也不肯给她多写。卉有苦说不出，只得深夜里蒙住被子偷偷哭，第二天红肿着眼睛去上课，强作欢颜地对满堂学生说，夜里看书看得太迟了。没有人怀疑她的话。

　　有一回我意想不到地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小应。他背了个沉甸甸的旅行包，急匆匆地从对面走来，低了脑袋，满腹心事的样子。我叫了他一声，他有两秒钟时间几乎是愣在那里没有反应过来，然后立刻又变得兴高采烈，笑嘻嘻地跟我招呼，问这问那。我指着那只旅行包问他是不是在采购结婚用品？他嗤啦一声撕开拉链给我看，原来都是些新华书店的特价图书，三文不值两文的东西。我摇摇头，说：“该请我们吃喜糖了。”他啧一下嘴，变得心神不定起来，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写小说写诗的人都是狗屁，”我大笑，知道他还没忘记那一档子事。

　　机遇终于开始在他身上降临。那一年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全市高校要举行文艺大汇演，还要分别决出剧本、导演、表演各项奖。名牌大学毕竟是名牌，为面子起见，这类场合无论如何要冒个尖儿。校领导很重视，责成团委抓这件事。团委书记当即就召开有关人士会议，希望能拿出个方案来。校艺术团倒是有，从小应、小纪进了校就在抓紧训练。艺术团里都有哪些人材呢？能够拿得出什么出类拔萃的节目呢了舞蹈还是音乐？话剧还是曲艺？抑或还有什么别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绝活儿？团委书记眼巴巴地望着小应，示意他发表意见。小应咳嗽一声，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卷成一团的纸筒儿，拍在桌上，书记眼疾手快抢过去就看，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字：《五四之歌》。书记心中一喜，急忙就草草看下去，原来是一个音乐剧的剧本，用音乐舞蹈表现了青年学生从“五四”直至现代各个时期的生活。书记跳起来，对小应当胸打了一拳，说：“行啦，这回拿奖状看你的啦！”随即轻轻松松宣布散会。

　　 喜欢给你奏一支梦幻曲请大家收藏：(321553.xyz)给你奏一支梦幻曲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