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歌》既然是音乐剧，音乐便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剧本是小应下了功夫不声不响弄出来的，音乐的配备理所当然落到小纪身上。为这事小纪不知给小应看了多少脸色。她心里是想：你在领导面前讨了好卖了乖，凭什么我就给你打下手当无名英雄？她于是就想跟小应捣蛋，存心把音乐配个七零八落。谁知她把剧本拿在手里一遍两遍看过之后，想法又完全变了过来。她不得不承认她喜欢这本子。她被那里面自始至终洋溢着的激情和诗意完完全全感动了。音乐的效果在这里面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作为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她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才能。她知道她必须珍惜这个机会。与小应不同，她被分配到这所大学来并非自愿，她是因为很不理智地跟班主任闹了意见以后被胡乱塞过来的。学生文艺工作跟音乐本身有多少关系？为此她难免有一种凄凉感，看什么都不顺心，一度意志十分消沉。她以为她就要窝窝囊囊胡混一生了。就在这时候她看到了《五四之歌》。她觉得眼前突然一亮，希望之火在闪闪烁烁。对啦，为什么不可以漂漂亮亮干出点什么来给他们看看？为什么不能跟自身的命运抗争一番呢？这样想了以后，她心里便充盈着一种创作的欲望，只想把音乐写得比剧本更加出色。

　　那段日子在小应的一生中举足轻重。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在突然之间火山爆发一样，高热度的岩浆几乎要把他自己烧死。那一次我出差路过家乡，他母亲托我带给他两袋肉脯。我打电话叫他来取，他立刻拒绝说：“不行不行，我忙得要死了。放你那儿再说吧。”我想想放我这儿总不是个事情，就抽空给他送去。到那儿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小应在排练室里指挥着一帮学生练唱《毕业歌》，那个叫小纪的姑娘在一旁用钢琴伴唱。猛一见小应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他脸色黄中带黑，头发又乱又长，眼睛里的神情又疲惫又焦躁，说不出来的狼狈。一问，老先生到那会儿还没吃晚饭，中午也就啃了个馒头。我说你怎么比个大学校长还忙？他就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合唱一摊子，舞蹈一摊子，朗诵一摊子，乐队一摊子，舞美一摊子，零打碎敲的时间还得排独唱，靠他和小纪两个人扑腾，怎么顾得过来？“亏了小纪还能干。”他说着瞥了小纪一眼，神情里很有点感慨。就在我们说话的那一会儿功夫，练合唱的那些人已经散了队形，三五成群的扎堆儿聊开闲话了。小应只得丢下我去照应他们，赶鸭子般地把人赶开，招呼小纪弹过门，让大家再来一遍。等学生们唱开了头，他又挥动拳头对他们做了个威胁的手势，再跑过来继续跟我说话。我说：“够你操心的。”他摇摇头，表示不必再说。可我总觉他喜欢这种忙碌，在他表面的疲惫和焦躁之下掩盖着快乐。

　　艺术团的后台老板是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石立中先生。此公据说年轻时参加过《白毛女》的演出，到如今对于艺术的兴趣丝毫不减。学校里每逢有文艺演出或者系里有联欢晚会，主办人若知道石校长的喜好，必定会去请他参加，他也就居然每请必到，绝不摆出校长的架子。当初小应成立艺术团，答应得最干脆的便是他。答应了还有行动：拨钱买乐器，划出一栋小楼做排练场和道具仓库，亲自召见艺术团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当个业余艺术家。《五四之歌》开排以后，石校长简直比小应还要兴奋，隔一两天就要来转一转，问问有什么困难，关心一下排练的进展。每次来过之后照例就绕到食堂去，吩咐值班的人给艺术团做夜宵，每人两碗馄饨。有那些嘴快的学生背地里便喊他“两碗馄饨校长”。小应是不听见则罢，听见了总要瞪他们两眼。他觉得这些学生嘴太损人又太不懂事。没有石校长哪来的艺术团？日后要是轰轰烈烈起来，当不能忘了校长的一片盛情！

　　年轻的团委书记天生是个学生头儿，他非凡的领导才能总是能把艺术团的工作纳入正轨。若没有他，《五四之歌》恐怕也不能排到那个水平。一帮子又热情又自负的年轻人凑到一块儿，争吵是常事，赌气是常事，为一点小事僵持不下也是常事。这时候小应便急得大吵大嚷，奔来跑去，眼珠子红红的像条狼。小纪则抱了膀子坐在旁边看笑话，嘴角还带上点冷冷的笑意。学生们不买小应的帐，这是件奇怪的事。他们喜欢他，亲近他，却从不把他当老师，当领导，虽则他胸前别着跟他们不同的红校徽。所有的人（包括小应在内）习惯于把团委书记当艺术团的头儿，有了矛盾去找他解决。他来了，总是随随便便往桌上一坐，双眼迅速地扫视四周一遍，说：“好吧，听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学生们立刻就雀跃起来，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叽叽喳喳吵成一锅糊涂粥。小应站在后面，连连叉着双手，无可奈何地望着团委书记，仿佛对这种场面有点内疚，又仿佛在说：“你瞧，就是这些爱争吵的家伙，个个都有自己的主意！”团委书记就朝他笑笑，并挤挤眼睛，表示能够理解。等大家吵得累了，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团委书记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惊讶地望望大家：“怎么？就这些吗？”大家顿时就不好意思，就笑。团委书记这时却严肃起来，腾地从桌上跳下地，站在人们中间，简单扼要的几句话使人们心服口服。这位年轻的团的领导人实在是聪明机智，他那副脑袋瓜子里永远装着数不清的花花点子，随时随地都会抛出几个。他又仿佛是世界上最懂得“适可而止”这个词的人，几句话说完，推说有事，抬脚便走，决不多作停留。他懂得领导和群众要保持一种距离感的艺术。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小应来做了，他自然会按照书记的指示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没有人再表示反对。

　　很快就到了全市各高校汇演的日子。正式演出之前在校内作了一次公开的彩排，几个食堂前刷出了大幅海报，校刊上预先也写了介绍文章，发过剧照。结果彩排那天到了大批热心的观众，把小礼堂挤得满满腾腾。演出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小应神经绷得快要爆炸，一颗心又随着剧情的起伏或喜或悲，或冷或热，受尽了折磨。可怜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一场戏下来已经接近瘫软，走上台去接受校领导祝贺的力气也没有了。白发苍苍的石副校长特地到后台去找到他，握住他的双手连声说：“奇迹！奇迹！我们的学生能演出这样一台节目是个奇迹！”老校长双手发颤，泪光盈盈，是发自心底的欣喜，惹得小应眼圈也跟着红了一回。

　　汇演结束，《五四之歌》自然成了一颗令人瞩目的明星，惹得各校演出队议论不止。小应和他的伙伴们高高兴兴捧走了包括剧本、音乐在内的四项一等奖，几家报纸和电台采访报道了他们，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节目片断。于是艺术团名声大振，好些高校竞相邀请他们去演出，算是对学生的传统教育之一。整整半年时间小应和小纪领着一帮学生南征北战，出尽了风头，听够了好话，那段日子无疑是小应一生中的华彩乐章。

　　暑假小应没有回家。他已经连续三个假期没有回家了。那时我正好在家探亲休假，发现旧日的朋友和同学都有了孩子，变得一副为人父母的模样。我的父母整日在我耳边唠叨岁数呀、结婚呀这些事情，听得我厌倦不已，后悔作这一趟忧伤的旅行。于是我打算收拾行李提前回北京。父母有点不高兴，我推说报社里事情忙，他们也就无可奈何。

　　临行前一天卉忽然来访。我一看到卉的模样真是大吃一惊，她出乎意料地变得丰满起来，皮肤白如凝脂，脸上的红晕妖艳异常，竟比两年前出色了许多。她站在门口，穿一身淡绿色真丝连衣裙，无领无袖，阳光从她身后透过来，隐隐照出她娇小丰腴的身躯，每一根线条都柔软圆润，令人赞叹。我真是想不出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怎么会突然之间鲜花开放。

　　她说话之前先对我笑了笑，笑得似乎有点寂寞。她看上去并不想在我面前掩盖她的失望。她问我什么时候去北京？我说明天吧。

　　“你认识他住的地方吗？”

　　“不认识。”

　　“听说在他学校附近。”

　　“用不着认识那地方，去学校找他也一样。他平常一个人，总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多。”

　　她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仰脸望望我，又低头看看她的淡绿色的连衣裙，最后下了决心，说：“明天我跟你去北京。”

　　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吃惊。既然卉和小应是这么一种关系，小应不肯回来，卉盯紧点儿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我处在卉的位置上，我大约也会找上门去的。我就说：“好吧，明天赶早班汽车。”

　　我们坐汽车到省城，又排两小时队买着了第二天的火车票。因为没有事先托人，买的当然是坐票。这已经就算运气不错了。

　　一路上卉很勤快，抢着帮我倒开水、买饭、买点心小吃什么的。我心里想，小应如果不计较那件事，卉其实不失为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白天我们面对面坐在敞开的车窗前，阳光时而照在我们身上时而又移开，混合着尘土的热浪在车厢里翻卷，烤得卉满脸发红，眼睛灼亮冒火。她喜欢讲话，絮絮不停地讲她大学里的同学，讲县城里的熟人，开始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免碰到那个话来，后来她忽然就猜到我知道这一切事情，便索性大大方方讲了个明白。

　　“如果你是男的，你会怎么看我？”她紧盯着我的眼睛问，一副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样。

　　我想了一会儿：“大概……也会恼火吧？不管怎么说，你起码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她用眼睛望着桌上茶杯里的残茶，叹口气：“是啊，小应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我心想这就对了，你不能完全责怪小应的冷淡，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件事。卉接下来往后一靠，头仰着，呆呆地望着车厢顶上的吊灯和污迹，表情有点沮丧。

　　车到北京，天气炎热异常，车站前的广场上阳光一片白亮，无数衣着凌乱、满脸油汗的人挤来挤去，汗味葱味汽油味尘土味扑面而来，熏得人头晕想吐。卉站在出口处，脸色发白，迷迷糊糊地望着车站前被烈日烤得几乎死去的几排植物，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知道她心里有些慌乱。她第一次来北京，面对着这么庞大这么喧闹的首都城市，她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好。

　　“唉，算了，还是我送你去吧。”我心一软，又折回到她身边。

　　她忸怩起来：“啊呀，这多不好意思，你还要上班呢。”

　　“谁叫我们是老乡的呢？”我说。

　　她朝我讨好地一笑。这一点使她浑身上下发射出一种磁力线，刹那间让我晕晕乎乎的。我突然意识到，卉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的魅力隐藏在身体里面，不注意的人也许就察觉不到。难怪我第一次看见她时惊讶小应的选择。

　　我们一共换了三趟车，才到了小应的那个学校。一路上车挤太阳晒，还时时为爬不上车门焦躁气恼，那滋味真不是好受的。我好几次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何苦大家都拥在北京受罪？找个安安静静的城市生活工作不好吗？然后又想：那么我呢？现在要让我回家乡去当个秘书办事员什么的，我甘心吗？唉，人哪人哪，人就是这样：又尊贵又下贱。为求得那份尊贵，再下贱的罪都肯去受。这么想着我就在心里苦笑。

　　我估计小应那会儿应该在学校，就带着卉直奔他的办公室。团委和学生会共用的小楼里静悄悄的，几乎每扇门都关着。我忘了小应在二楼的哪个房间，就挨个儿看门口挂的牌子。后来我看到了“***”这三个字。

　　“就是这间屋子。”我对卉说。

　　“好像没人？”卉望望我。

　　门关着，听不见一点声音。我估摸小应也许到图书馆或者游泳去了，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谁知竟传出来小应拖长的声音：“进来——”

　　“他在呢！”卉兴奋地说，一扫刚才的疲惫，连忙用手指去梳理头发。

　　我大声地喊：“看看谁来了吧。”一边就伸手去推门。门很轻，一推就开，我看见小应和小纪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表情都有点惊愕。屋里的气氛像是刚刚举行了一场谈判，严肃而且微妙。窗户大开着，一架16时的绿色电扇嗡嗡地转来转去，把桌上的纸啦墙上的宣传画啦吹得唰啦唰啦直响。

　　小应的目光越过我，落在卉身上。一瞬间我说不出来那目光是惊讶是嫌恶是慌乱还是欣喜。我真的不会形容那样一种复杂的含义。小应咳了一声，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怎么……突然就来了？”

　　卉殷勤地笑着：“你很久不回去了，我不放心你。”

　　“咳！这不是好好的吗？”小应微微皱了下眉头。

　　“好好的那就更好。你妈你爸整天在嘴里念叨你，怕你有什么变故。”卉仍然笑微微地，并不看小纪一眼。

　　“我能有什么变故。”小应嘟囔着。

　　小纪这时站起来，大大方方地说：“这就是你的女朋友吗？怎么不介绍介绍？”

　　“哦，你们在谈工作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卉睁大眼睛，一副惶惑无知的模样。

　　我忽然听出来小纪和卉的话里都有骨头。我也奇怪小纪这会儿怎么会坐在小应的办公室里，他们不是一向互不服气的吗？

　　“啊，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故意大声说：“我得赶紧回去洗个澡，睡个好觉了。路上真累。”我用这话暗示小应赶快送卉到他的住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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