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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我一直以为那份文件会很快找到的，因此我还没想找不到的后果。这真可怕。我想到舅舅和他的内阁同僚，想到由于我而给亲友带来的羞辱，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外交利益至关紧要，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有一个同事陪我到了滑铁卢车站，将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要是没有邻居同我一块儿乘坐这辆车的话，他肯定会一直陪我到家。那个同乘的人把我照顾得很周到，到家前我几乎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快肝肠寸断了。很明显，我的病不容易治好了，所以约瑟夫赶紧搬出了这间卧室，这成了我的病房。先生，九个多星期来我一直躺在这里，神经错乱，要是没有哈里森小姐和医生，我怕是早已去见上帝了。安妮白天照看我，晚上则由另一位护士守护我，最近三天，我的理智才渐渐恢复过来。我有时甚至宁愿它不要好了。恢复理智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福布斯先生打了一封电报。他对我说，没有任何线索。于是警方又怀疑上了戈罗特，戈罗特那晚下班后在办公室逗留了很长时间。他有两个疑点：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国姓名。可实际上，我没在他面前抄过此协定，他的祖先虽然是法国人，但不管从哪个方面看，现在他都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了。于是案件就此被打住了。先生，就看你的了，要是你也没办法的话，我将永远失去我的荣誉和地位了。”

　　 因为过长时间的谈话，病人感到疲累，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在飞快地思考。

　　 “你讲得很清楚，”最后他开口了，“我差不多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不过，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是否告诉过什么人你要做这个特殊的事情呢?”

　　 “没有。”

　　 “比方说，哈里森小姐?”

　　 “没有，我接到命令后便没回过沃金。”

　　 “这期间也没有一个亲戚或朋友去看过你?”

　　 “没有。”

　　 “他们知道你办公室的路线吗?”

　　 “呀，这个，我都告诉了他们。”

　　 “当然，你对谁也没有说起过协定的事，也没必要问这些了。”

　　 “我一点儿也没透露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当过很多年兵。”

　　 “在哪个团服役?”

　　 “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十分感谢。我会从福布斯那里得到详尽情况的。啊，多可爱的玫瑰花啊!”

　　 他绕过沙发，到了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嫩艳红的花团。手中拿着玫瑰花，我的朋友陷入了深思。几分钟后，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默。

　　 “是不是你认为有希望了，先生?”她用很大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了现实中，回答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有什么线索了吗?”

　　 “你刚才给了我七个线索，当然，我得试一下它们是否有价值。”

　　 “哪一个人嫌疑最大?”

　　 “我有些怀疑我自己了。”

　　 “什么?!”

　　 “我现在怀疑我是不是过早地下了结论。”

　　 “那你就回伦敦去检验一下吧。”

　　 “哈里森小姐，你的提议很好。”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认为，华生，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不要抱太高希望，费尔普斯先生。”

　　 “我很愿意和你再次见面。”这位外交大员高声说道。

　　 “好，无论如何，我明天还乘这班火车来看你。”

　　 “愿主与你同在，”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顺便说一下，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给我写了一封信。”

　　 “啊!他都写了些什么?”

　　 “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想是由于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重一点儿训斥我吧。我的前途是完了，革职是免不了的。”

　　 “啊，这是合乎情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走，华生，还有一天的工作在伦敦等着我们呢。”

　　 我们由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到了火车站，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我的朋友总是不说话，一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说：

　　 “我想费尔普斯不会饮酒吧?”

　　 “我想是。”

　　 “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我们应该想到全部可能性。这可怜的人已心急如焚，我们看能否把他拉上岸。你怎么看哈里森小姐?”

　　 “一个刚强的姑娘。”

　　 “不错，她是一个好人。要是我没看错，她和她哥哥是那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在去年冬天旅行时，他们订婚了，她哥哥陪她来和费尔普斯的家人见面。恰好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她就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觉得这里很舒适，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我还得继续调查。”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要是你认为你的业务比此案还重要……”我朋友有些刻薄地说。

　　 “我想说我可以停业一两天，反正这时正是淡季。”

　　 “太棒了，”福尔摩斯又高兴起来，“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案子吧。”

　　 “你已经有了线索?”

　　 “对，我们已有了好几个。但最难的是看不出到底有何犯罪动机。但此案应该有某种动机。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哪些人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那个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是的，只要需要，一个政治家也会这么做。”

　　 “他不是有光荣的历史吗?”

　　 “但这一点我们却不能小看。今天就去拜访他，看看他能否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在车站我给伦敦各家晚报发了一份电报，这个广告每家报纸都将刊登。”

　　 他交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的门口或邻近，从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请知情者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愿以十英镑作为酬谢。

　　 “你认为他是乘坐马车来的?”

　　 “对，我可以肯定。”

　　 “这看似有理。”

　　 “这是一个线索，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本案中最特殊的一点是那铃声。为什么他要按铃?在虚张声势?要不然就是有人和他一起进来，按铃是为了防止盗窃行为。抑或是无意的?或者……”他重新回到思索之中。

　　 三点二十分我们到达终点站，匆忙吃过午饭后，我们马上赶往苏格兰场。福布斯正迎候我们。他身材矮小，獐头鼠目，态度毫不友好，特别是晓得来意，对我们更冷淡了。

　　 “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先生，”他刻薄地说，“警方给你线索，你破案，让警方丢脸。”

　　 “正好相反，”我朋友说道，“我已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署过名，剩下的好处都给了警方。我无法责备你，你既年轻，又缺乏经验。要是在你的新职业中你想求得上进，那就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和我作对。”

　　 “我很乐意接受您的教诲，”这位侦探立刻改变了态度说道，“到如今我还没从办案中得过什么荣誉呢。”

　　 “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我全部时间都在盯着看门人，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不是很好，但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不过他老婆是个坏家伙，我看，她实际上对此案知道很多。”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她好喝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喝酒，可套不出什么话来。”

　　 “据说她家来过一些旧货商。”

　　 “是的，可她已经把债还完了。”

　　 “钱从哪些地方来的?”

　　 “看门人刚刚拿到年金，可他们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那天晚上她代替丈夫上楼来应承，她对此作何解释?”

　　 “她说他很累，她乐意替他干。”

　　 “是的，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如此说来这女人除了品行不端外，没有什么罪证了。为什么那天晚上她匆忙离开?”

　　 “她说那晚已经比平时晚了，所以有点儿匆忙。”

　　 “那为什么你和费尔普斯先生晚去她家二十分钟，却比她到的早呢?”

　　 “她说公共马车比较慢，双轮双座马车快。”

　　 “为何到家后她先跑到厨房去了?”

　　 “她说由于钱放在了厨房，要拿来付给旧货商。”

　　 “有没有问她，离开时，是否看见有什么不明身份的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她说只看见了警察。”

　　 “很好，该问的你都问了，你还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这九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可没有收获什么，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所事事了。”

　　 “你想过为什么电铃会响吗?”

　　 “呀，我承认我已被难住了。不管怎么说，这人胆子够大的，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对，这很怪。谢谢你。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告诉你的。”

　　 “现在去哪儿?”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家去，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首相。”

　　 幸运的是，我们赶到时，他还没走。福尔摩斯递上名片，他召见了我们。他是按旧式礼节接待我们的。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福尔摩斯先生，”他笑容满面地说，“我当然晓得你们的来意，能够引起你们关注的我们部里只有一件事。能否告诉我你们是受谁委托办的吗?”

　　 “费尔普斯先生。”我朋友答道。

　　 “啊，是我那可怜的外甥!你明白，我是不能循私枉法的。我担心此事不利于他的前途。”

　　 “要是找到了那份文件呢?”

　　 “那就完全改变了。”

　　 “勋爵，我希望能问您几个问题。”

　　 “我很高兴。”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您抄写文件吗?”

　　 “是的。”

　　 “就是说几乎没人能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绝对没有。”

　　 “是否对人说过您计划叫人抄写这份协定呢?”

　　 “从来没有。”

　　 “你敢肯定?”

　　 “完全肯定。”

　　 “好，你们两人都没说过，并且没有他人知晓此事，那么盗贼来办公室纯属偶然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文件拿走了。”

　　 这个内阁大臣笑了。

　　 “我可不会想到这个。”他说道。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想和您商量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您担心此协定一经披露，就会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内阁大臣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他说道：“当然。”

　　 “出现了吗?”

　　 “还没有。”

　　 “要是此协定已经落到，比方说是法国或俄国外交部的手里，您会有消息吗?”

　　 “我一定能收到消息。”这位大臣面色不快地说。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过去，一直没有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法、俄外交部还没得到此协定。”

　　 “福尔摩斯先生，我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偷走协定只是把它束之高阁。”

　　 “可能他在待价而沽呢。”

　　 “但是再等上一些时日，文件就不值钱了。因为几个月后，这个协定就不是秘密了。”

　　 “这点很重要，”我朋友说，“还可以猜想，那人突然病倒了……”

　　 “比方说神经病，是吗?”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飞快地扫了他一眼。

　　 “我可没有这么说，”他沉着地说，“浪费了您这么多时间，告辞了。”

　　 “不管罪犯是谁，都希望你能够顺利地查出来。”他向我们点头说道。

　　 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不过要保住他的地位，他还得再做一场斗争。他不太富有，可却有很大的支出。你当然已看到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我很希望你明天和我一起坐同一班火车去沃金。”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同去了沃金。他说，没有广告的回音，此案也没有头绪。他说话时面无表情。我记得，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欣赏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