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无须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陕西提督就变成了辽东提督，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等这帮嫡系外，还要等杂牌，奉宋应昌命令，归其指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左中右三军统帅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儿，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词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是为暗度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斗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儿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儿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位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待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地命令。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小西行长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地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在路边又唱又跳，浑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敢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地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令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明白了。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于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儿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哪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在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的动向，希望找到对方的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作出了最终地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作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命令如下：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地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平壤之战兵力部署对比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情况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清朝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雍正的养母和隆科多为一母同胞，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账，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