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种类繁多，特摘录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地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地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郎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郎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郎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代佛郎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嘉靖年间制造的大样佛郎机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参考消息

　　 明代火器

　　 佛郎机在正德年间传入中国，最初，佛郎机是指葡萄牙的国名，而不是指火炮。当时，佛郎机是伊斯兰教徒对欧洲的称呼，因为葡萄牙人最先达到中国，明朝人就沿用了这一叫法，以佛郎机称呼葡萄牙，后来将缴获的葡人火炮也称作佛郎机。除了国外引进的先进火器，当时军器局也制造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火器。明代的火器种类繁多，制造工艺先进，直到近代，左宗棠从地底下挖出了距离当时三百多年的明代开花弹时，也惊讶地发现，这些炮弹不但没有腐坏锈坏，而且还很好用。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儿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儿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地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这是一个十分客观地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儿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儿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地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儿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地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在吴惟忠地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地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出场次数不多，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参考消息

　　 吴惟忠的身后事

　　 吴惟忠的身后事，有两种说法：正史中说，吴惟忠由于在抗倭战场上的弹伤一直未彻底治愈，终于成了痼疾，后来辞职返乡，卒年不详；而根据吴惟忠老家义乌遗留的族谱中记载的说法（也是义乌吴氏普遍认可的说法），吴惟忠其实早就牺牲在抗倭战场上，头和一只手臂也没有了，还是运回尸身后填补的“假肢”。这两种说法各有不同，如今已很难考究。

　　 平壤之战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作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工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儿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儿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儿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地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儿，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本来就不是防御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儿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地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大明兵器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儿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地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地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儿，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余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儿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儿拉到朝鲜，不为破纪录，只为破城。

　　 不过说过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信用

　　 七星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三万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

　　 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儿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动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也不差，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于是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儿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地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一幕场景地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鬼哭狼嚎，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们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待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地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绝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儿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拼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地发展是这样的：

　　 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复”，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休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勿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地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儿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儿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首尔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一万八千七百人，现存六千五百二十人。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在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