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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牧笛：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银行某种程度上，是喜欢司马老师这样的，就是某一个时段忘记还钱。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信用卡跟美国的信用卡不一样，美国的信用卡是以商户的佣金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而中国的信用卡相对来讲薄利多销，现在某些银行的口号叫什么――“像卖白菜一样卖信用卡”。

　　 司马南：跑马圈地嘛。

　　 王牧笛：它靠什么呢？它靠的不是佣金，而是靠高额的利息，你如果忘记还钱了，那个利息是很高的。

　　 司马南：所以，银行它赚钱是有绝招的，这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开始稀里糊涂签协议的时候，你不知道欠债的时候利息会有多高。

　　 郎咸平：我从来不签，我也从来不用。

　　 量入为出是美德

　　 我们这种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美德到下一代就没有了，就是被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文化、泡沫消费文化席卷了。

　　 司马南：说到信用卡的问题，中国的信用卡危机即使比美国轻得多，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为了能够刺激信用卡的消费，我们的授权额度往往比较高。还有我们的监管功能弱化，这也导致了我们发卡发得太滥，所以现在关于信用卡的案子在增加。银行为了完成定额，大量雇人到街上发卡，您拿身份证来就行，没身份证的复印件也行，有的信用卡公司一次给你两张卡。

　　 郎咸平：买一送一。

　　 王牧笛：所以司马老师说，现在是“大学迎新，新生迎卡”，一进大学首先有一张卡。以前信用卡是财富、身份的象征，就跟十几年前拿大哥大一样。现在不行了，现在信用卡跟什么水果蔬菜、教授的盗版书一起兜售。虽说我们没有美国那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造成的金融黑洞，但其实问题也很多。你看2002~2003年，各大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都开始搞信用卡中心，发卡无数，现在中国城里人差不多人手一张卡了，也有很多的呆账坏账的问题。还有这里面有一个消费文化和信用文化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泡沫消费，他们是一种超前消费的思想；而中国相对来讲还是秉承老祖宗那种量入为出、细水长流的思想。

　　 郎咸平：就像我一样――量入为出，不用信用卡。

　　 王牧笛：但是你看现在媒体的评论，像《纽约时报》发表的言论，包括上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很多人就说，现在在消费领域里，中国人跟美国人开始有交叉了。之前咱们聊过美国储蓄率从0上升到7%，美国人现在开始不太敢花钱了，因为他收入下降了；而中国人在这个信用卡的刺激之下，开始慢慢地敢花钱了。

　　 司马南：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在向美国人靠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比较谨慎的，还是要存钱的。

　　 郎咸平：因为受过挫折的人都会比较谨慎。我很害怕哪一天万一出了什么事，还不上钱怎么办，我一直有这种危机意识。

　　 司马南：但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手上都有若干张卡，有的都有5张、8张，甚至10张卡。拆东墙，补西墙。

　　 王牧笛：这叫以卡养卡。

　　 司马南：卡族。

　　 王牧笛：你看中国过去的5年是信用卡发卡的高峰期，现在很多人说未来的5年将是信用卡的结账期，尤其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将迎来一个信用卡的危机。

　　 郎咸平：我很担心我们重蹈韩国的覆辙。韩国前几年也是消费不足，然后政府就鼓励韩国人消费，怎么消费呢？刷卡。

　　 王牧笛：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嘛。

　　 郎咸平：对，当时鼓励他们消费，后来造成了重大的危机。

　　 王牧笛：当时韩国政府是强制用卡，如果你这个商户不用信用卡的话，它就制裁你。到2003年，韩国的信用卡危机爆发，当时有360万的不良信用卡用户。

　　 司马南：政府过度介入任何事都会比较麻烦。

　　 郎咸平：它们才真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来讲我们中国。

　　 王牧笛：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是注重储蓄而不注重超前消费、讲究存钱养老的国家，它面对新的金融工具，也迅速被瓦解。

　　 司马南：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已经被美国的那种消费文化所影响，我们的文化要弱于人家西方的强势文化。

　　 郎咸平：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就是弱势文化。

　　 司马南：所以我们一下子被人家打败了，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郎咸平：我们这种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美德到下一代就没有了，就被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文化、泡沫消费文化席卷了，没办法。你只要把好最后一关――不要把信用卡负债转变成衍生性金融产品，只要把这一关守住，最差最差就是坏账。

　　 司马南：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那么干的话，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加减的问题，而不是乘除的问题，不是指数运算的问题。

　　 王牧笛：很多人说，这里包含着中西方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家庭伦理。美国人吃饭前会说“感谢主赐我衣，赐我食”，在西方人看来，这个主会平等地赐给他们财富，所以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后代考虑，因为有一个主是我们财富的给予者；而中国不一样。

　　 司马南：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当思一茶一饭来之不易，我们会念叨粒粒皆辛苦。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想到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说那钱是变来的。我们想到实体经济当然就谨慎。信用卡文化是什么文化？“喜唰唰、喜唰唰、喜唰唰”，刷的时候很有快感，和郎教授掏票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信用卡文化年轻人接受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东西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如果监管不力，发卡太多就麻烦大了。

　　 郎咸平：其实美国、韩国都是一样的，发卡太多，监管不力，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别人的坏习惯都学来了，但是有一点很好，咱们还没那个水平去发衍生性金融产品，因此不会有那种危机。

　　 司马南：您说的我太赞成了，我们还不会玩，美国信用卡已经危机了。

　　 郎咸平：所以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危机。很多人说，郎教授你这人讲话总是过于悲观，我没有悲观，我讲的是事实。中国的危机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信用卡危机，也不是金融危机，我们是制造业危机，这点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制造业危机将来更深化的话，它带来的金融危机也许是我们会碰到的。

　　 我们会重蹈韩国的覆辙吗

　　 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

　　 王牧笛：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就说美国人现在不是把信用卡都抛弃了吗？他们消费不起了，中国人应该接过美国人这些抛弃的信用卡。

　　 郎咸平：这就是叫我们重蹈韩国的覆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大部分人都很贫穷，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因此，政府如果想透过信用卡来拉抬消费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太贫穷，有些人是根本还不起钱的，任凭他多努力地工作结局还是还不起钱。

　　 司马南：就是还不起，绝对贫困嘛。

　　 郎咸平：现在我看我们也不可能走上这条路了，因为这个事我们上上下下都有警惕了。首先银行现在已经开始警觉了，银行它是要赚钱的，如果赚不了，那它就不这么干了。还有银监会有警惕了，银监会早就明令指出这些事要监管，不能出现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体制还是有自身的好处。

　　 王牧笛：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产生了信用卡危机，后来它自己也反省了，在它的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出来。有个韩剧叫《钱的战争》，男主角的父亲因为欠了高利贷，最后用信用卡割腕，割腕之后用血写了四个字――不要透支。

　　 司马南：东方人观念里面早就有不要透支的思想。我在20年前的时候，跟人家借过1000块钱，之后就日日如芒在背，后来还了，心里真舒坦。所以，千万不要欠人家钱。

　　 郎咸平：你不错嘛，这么有信托责任。

　　 司马南：基本的信用我还是有的。

　　 王牧笛：中国发卡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中国人认定的是高收入意味着有高信用，它审查的不是你的信用。美国再有信用卡危机，起码美国整个的个人信用档案是完整的，它可以根据你从小到大交房租、交学费的情况来判断你的信用。中国不是，中国先看你收入，收入高给你额度高一点，给你个金卡，甚至黑金卡。

　　 郎咸平：这个还好，我告诉你，我上次去银行想贷款100万，他们考虑半天说，郎教授虽然还算有钱，也很有名，可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信用贷款是有等级的，100万以上要副部级以上的。

　　 司马南：真的啊？

　　 郎咸平：按照政府单位的级别来算，郎教授的水平大概是副科。反正到最后没借给我。

　　 司马南：如果是真事，那我觉得太逗了，就算是正部级，假如不是贪官的话，100万他也还不上。

　　 王牧笛：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社会对信用的理解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郎咸平：所以，我们中国是个很可爱的国家，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发生，我们发生的事情美国也不会发生。

　　 司马南：这就是互补，很强的互补。

　　 王牧笛：但是你看，欧洲现在正在迅猛地追赶美国信用卡危机的步伐，尤其是英国，因为它跟美国的特殊关联，英国现在是整个欧洲信用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郎咸平：对，没错，然后它们的信用卡危机回过头来，绕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再一次冲击我们的出口制造业，到最后还是打击我们最痛的地方。

　　 王牧笛：现在这个信用卡问题还养活了好多其他的行业，比如说追债公司。现在银行不出面了，而是找那种专业的追债公司。

　　 郎咸平：我不晓得在我们内地是怎么追债，在美国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臭烘烘的，天天在你家门口等着你，把你弄烦了，你就会想办法还钱了。

　　 司马南：在中国他们是很横的，到你家来的，或者到你单位来的，都是大块头，留着寸头，胳膊上说不定还有一块刺青，戴着大粗金链子。

　　 司马南：中国的信用卡还养活了另外一批人，这批人专门负责发卡。比方说北漂一族，他们每天要发到多少张卡，然后就会有一定的提成。所以现在发卡如果不多的话，这批人就要失业了。

　　 郎咸平：没事的，他们转换得很快的。

　　 司马南：不卖卡就去卖郎教授的书（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