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好给这篇文章取名字。一来要用为什么开头，以便与前面的文章网格一致；二是要突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这个群体；三是想强调他们都是自杀，而非他杀；四是题目还不能太长，得有个题目的样子。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我其实也是个非常纠结的人，如果我遇到类似杨宝德、陶崇园两个学生所面临的处境，不一定会比他们轻松，处理得下来。所谓当局都迷，旁观者清，事后诸葛亮好当，事前做吕端很难。

　　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青年学子们用花一样的生命定格出来的瞬间，绝不是用来围观的，是必须反思反省的。

　　更为艰难的是，社会的集体反思不仅需要经年累月、假以时日，更不知道需要多少人用生命才能启动这个程序。然而，作为生命的个体、普通的家庭却承受不起程序启动的代价，或者说，应该尽量避免成为社会进步的负面代价。

　　据互联网资料显示：2017年年12月25日夜，西安交大硕博连读生杨宝德跳河自杀。事后爆出原因，杨宝德主要是因为他的导师周筠不肯放其出国进修而绝望。此外，周老师存在对杨宝德过度控制的现象，比如拎包陪酒等，更重要是，周老师像是更年期感情无处寄托的女人，高兴时唤杨宝德皮特，不高兴的时候就是随意训斥，甚至语言中有很多暧昧的举动，已经超出正常导师的范围。

　　时隔4个月，2018年3月26日早上7点30分，武汉理工研三学生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一跃而下，最终经抢救无效身亡。陶崇园生于1992年，可能还不满26周岁。这个经常被同学称为桃子的高校暖男，身后留下了两项重要的遗产：一是证明他无比优秀的一摞摞证书，二是他的电脑。

　　在电脑中有四个内容：一个名为《捡贝壳的小男孩》的文件夹叫。陶崇园喜欢文字，喜欢文学，准备在这个文件夹里放置他的自传，只是还未曾动笔。一个名为《王攀的精彩操作》的文件夹，里面保存着他与导师王攀的对话截图。一篇有关性骚扰的文章。一段留给妈妈的话：“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王攀老师。”

　　事后，警察取证表明：排除他杀！

　　是的，杨宝德、陶崇园两个学生均选择了了却生命这样的方式作为故事的结束。不得不说，学子们受过的高等教育，在另一个层面提醒他们，不危害社会，……

　　我甚至感觉到，如果周筠、王攀不是步步紧逼，杨宝德、陶崇园极有可能会熬到毕业，或者脱离他们的控制而不会暴露出来。

　　真的为两位学子嘘唏！如果他们用江湖手段拉个垫背的，或者采取其他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细思极恐！

　　抽丝剥茧，我们来看看导师们是怎样一步步掌控学子，而学子们又是如何被迫就范，以至无法自拔，选择了却生命的。

　　首先申明：本人没上过大学，只是从事件中隐约发现的线索，从个人角度分析人类心灵的深层次原因，无意对制度体制之类的现实进行攻击。

　　所谓自杀与他杀，不过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而已，也可以说是一张纸的两面。自杀的人，只是不想打扰别人。旁观者不应该有咎由自取、自生自灭的冷漠。在管理者看来，自杀的人没有引发刑事世事纠纷，可以推脱管理者的责任，仿佛也没有危害社会。但是，社会对于自杀的人并不应当心安理得，也不应该无动于衷。不能让好人变成坏人，心怀“凭什么是我？要死一起死！”的戾气活着。

　　法律讲证据、重结果，无可挑剔，更无需指责。但是社会应该对形成结果的原因，或者说引起质变之前的量变进行探究，否则，社会秩序的功用就只能是事后救济，家庭只能坐以待毙，个人只有束手就擒。

　　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共同遵守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是维系社会有序、正向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对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组织）破格获取了个人利益，必然会影响和损害别人（组织）的利益。周筠、王攀就破格获取了个人利益（情感满足、控制欲满足、物质满足），杨宝德、陶崇园就是受害者（失去自主决定的权利，被成功乃至生存欲望绑架）。

　　说到底，每个事件的背后，都是欲望在起作用，个人的心理决定事件的走向。或许有人会说，人活在世间，不就是生存和欲望吗？没了生存和欲望，还活个什么劲啊？分析到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问得好！但有这样疑问的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多数人是有应对类似问题的方法的，或者说，多数人还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遇到破格获取利益的人（组织）和事。

　　周筠、王攀之前，破格获取利益的人（组织）和事，多数发生在经济领域、商务活动中，还有的发生在市井街坊。在商务活动和民事交往中发生经济利益纠纷，很普遍很正常，人们容易接受，最多骂一句破格获取利益的人（组织）“不地道”，埋怨受害人“太傻”，过不了多久，事件便烟消云散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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