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德里战役

　　国大党还在争论不休，英国人对抵抗还尚在存疑，俄国人就已经南下了，二十余万俄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在德里与英军展开了攻势。

　　德里战役并没有多少可圈点之处，俄国人武器显然还有些落后，虽然也得到了不少德式以及奥地利人的武器，但是与英国人比较仍是显得有些单薄，但是人数和士气上的优势却是英国人难以向背的。

　　二十五万俄国人以及三万穆斯林与五六万英军甫一交锋，英国人便感到整条防线到处都是漏洞，不得不不断得收紧他们的防线，向德里市郊收缩，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德里的英军已经陷入了困境。

　　当时的驻印度英军统帅吉利选择了突围，他认为德里周围是宽阔的平原，并不适合进行防守，英军的主力已经退到南印度去，在那里有大片的山脉和森林，足以构筑坚固的防线。

　　不过这个建议遭到印度副王也即是印度总督乔治.寇松的断然拒绝，乔治.寇松要求英军顽强抵抗。

　　印度总督是英国在印度的管理首脑。1773年这个职务被任命,与总督头衔被授予福特.威廉。福特.威廉在印度直接控制和监督其它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官员。不过在印度大起义之后，该职务由政府任命。

　　印度总督寇松出身于英国的贵族家庭。1885年，他牛津大学毕业后就投奔了保守党，成为党魁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秘书。1886年，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在他的举荐下，寇松的仕途之路最初就颇为顺利：1886年当选为议员，1891年1892年出任印度事务部次官。在仕途得意的同时，1895年，他迎娶了芝加哥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玛丽。之后，他再度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

　　寇松在学生时代就对英帝国的东方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入仕之初的“权势财富”生活让他增添了少年得志的骄傲，增加了驰骋政坛的雄心，东方也成了他展示才能的重要空间。1888年后，他曾以议员身份周游世界。根据游历、考察的体会，他陆续出版了。在这些著作中，他指出，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

　　1892年，他曾前往当时的前清中国旅行。他在两年后出版的一书中，记述了在津做客直隶总督衙门、会晤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乘着绿色的轿子来到直隶总督衙门门前，步行穿过几座略显脏乱的偏狭前院。建筑陈旧、油漆斑驳，也许这就是官不修衙的表征。在总督接待来访的房内，中间摆着长桌，四周都是座椅，布置简单。寇松没想到，总督办公地竟如此俭朴。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在翻译帮助下，二人就共同关心的时政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1898年，寇松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他那些维护殖民帝国的海外疆土“理论”开始付诸实施。检查民族报刊，强化对学校的控制，为了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他承袭了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原则，他公布了把孟加拉省划分为两个行政管理区的法令，用了孟加拉复杂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煽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破坏和分裂孟加拉人。他把印度视为英国同列强争夺中亚、远东的基地，以便宰割、兼并远东那些在他看来“政治边界”尚未确定的国家，因此他在英属印度实施高压政策。为了同俄国在中亚展开“大角逐”，他还曾想过派荣赫鹏率军侵入中国西藏，攻占拉萨，并且逼签，不过此事由于新国的崛起而作罢。

　　此举曾被揭露出来，后来整个新国国内热闹过一阵，甚至在国联未成立之时，新国就有了远征印度占领这片东方土地，把寇松这个家伙吊死的念头。当然，这个策划并没有付诸行动，恰恰相反，新英两国又跨入了蜜月期。

　　可以说，寇松是英国政府内部最激烈的反俄派，他认为俄国人对英国的威胁更大，首先对付的应该是俄国。不过自战争爆发之后，内阁倒是希望制定对付俄国人计划，但是由于欧洲战争使英国脱不开手脚，反而被俄国人打的满地找牙。

　　在这种背景之下，寇松的反俄政策也得到了重视，一方面，英国不断的对印度派兵，一方面授予了寇松全权。

　　吉利将军的意见并没有错，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退往南印度确实能够更好的稳住脚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处在平原环境确实是极为不利的，俄军已经开始对德里进行合围，一旦完成，那么后果极其严重。

　　可是寇松的考量也并没有错，他更多的是思考政治上的影响，英国人现在仍是这里的主人，合法性不容质疑，印度教和国大党内部虽有分歧，但是总体上还是认可英国人统治的，可是这种关系十分脆弱，一旦英国人失去了德里，那么这个关系也即告结束了，不只是印度，整个世界都会认可俄国人对印度的统治，几万英军沦落到南印度，能有什么作为

　　寇松认为，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得到国大党领袖巴纳吉的支持，他希望这个国大党领袖能够发出声明，号召印度人抵抗俄国人进攻，只有这样，英国人才能将入侵的俄国人拖垮。

　　达达拜.瑙罗吉是印度棉花贸易商人,亦是国大党奠基人之一。在印度人中享有很高威望,被誉为印度之父。

　　瑙罗吉1825年9月4日诞生在孟买一个帕西人祆教教士家庭里。父亲是南部古吉拉特邦纳夫萨里的拜火教神职人员，在他4岁时去世。由目不识丁的母亲拉扯大并供他上学。在艾尔芬斯顿学院念书时,他就因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教授们也对他另眼看待,称他为“印度的未来”。大学毕业不久,他被任命为这个学院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是最早在大学里任教授职务的少数印度人之一。

　　十九世纪上半期,随着印度近代民族资本的出现,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开始了。一些受过欧洲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映资产阶级的要求,成了正在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瑙罗吉就是其中之一。

　　1851年8月1日他成为拜火教晋铎，1852年，瑙罗吉为了纯洁拜火教信义，在孟买建立了一个宗教协会，大力倡导社会改革，主张推广西方教育。它是这个管区最早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其目标是要求殖民政权实行“改善国家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这个组织把孟买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瑙罗吉还建立很多社会改革和文化教育团体,号召和组织印度人向陈腐的社会习俗宣战,争取印度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样的组织总计不下30多个,影响遍及孟买管区。他还办了杂志,宣传进步思想。瑙罗吉成了孟买民族主义者的公认领袖。

　　随后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利物浦成立的商业机构卡马事务所任职，并迁居伦敦。1858年，基于信仰理由，他又辞去现职，翌年创建了专门从事棉花贸易的瑙罗吉公司。同时还在伦敦大学兼职讲授古吉拉特史。在这里,由于看到英国公众受官方舆论蒙骗,丝毫不了解印度的真实情况,就设想在伦敦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宣传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张。1865年他建立了“伦敦印度协会”。不久和另一个叫“东印度协会”的组织合并,他担任主席。这个组织在英国积极开展活动,其成员到1871年发展到千人以上。1869年国内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地也设立了分支。1874年，瑙罗吉回印度，出任半独立的巴洛达首相，两年后返英格兰参加自由党。在此后的数年里积极推动了印度各地区民族主义组织的联合。

　　印度的民族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出现了新局面。由于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等地的地方性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各自积极开展活动和相互间加强联系的结果。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的政治组织的趋向。瑙罗吉是这一新趋向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参加了1884年12月在马德拉斯召开的17人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建立全印政治组织。这个组织1885年12月正式成立,这就是印度国大党。当国大党首次会议在孟买举行时,他是会议核心人物之一。第二年国大党举行年会,他当选为年会主席。1893和1906年又先后两次当选国大党年会主席。他虽然经常住在英国,但对国大党活动一直很关心,是国大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除了直接组织运动以外,瑙罗吉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是早期资产阶级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殖民剥削政策的人。他提出的“财富外流论”深刻地暴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成了国大党确定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像其他活动家一样,瑙罗吉对英国的思想和代议制是极为崇拜的,因而对英国统治印度认为是神的赐福。他相信英印联系对双方都有极大好处,相信英国能够逐渐地把印度带到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道路上。然而从实际生活中他又发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他想象的英国的进步精神不相符合,英国人来印度不是为了帮助它的经济政治发展,而是为了榨取印度的财富。

　　在细致观察现实并搜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1867年,他在伦敦东印度协会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印度财富外流论”,此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1873年写了一书,对英国的剥削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全面剖析。1876年在对这本书作进一步修改补充时,他的理论已完全成形。

　　这套理论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集一书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

　　瑙罗吉认为,英国统治固然给印度带来了安全、秩序,但其代价是无休止的榨取印度财富。他说:“英国统治者站在大门口,让世界相信,他们在保卫印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而实际上却通过后门陆陆续续地把他们在前门所守卫着的那些珍宝都偷偷运走了。”英国人在印度是达官显贵,又是投资者、商人。英国人每年做官、经营企业得到的薪金、各种津贴、利润、利息以及英印政府的各种行政、军事花费都是来自印度人民缴纳的赋税。每年,英国官员和企业家要把所得的大部分汇回英国,加上印度政府在国外的开支及偿付外债利息,这就构成了印度财富的年年大量外流。其数量1867年瑙罗吉估计为800万英镑,占全年印度税收的14。他认为,这样多的财富流往国外,这就是印度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瑙罗吉把英国在印度的榨取和以往外来入侵者的掠夺作了对比,认为英国的榨取最厉害。以往的入侵者通常是一种短期的掳掠,多半是在印度掠夺,在印度消费。而英国则是长期榨取,并把掠夺所得大部输往国外,根本不允许印度有恢复创伤的机会。他比方说,以往的入侵者像是屠夫东一刀西一刀,而英国则用锐利的手术刀直取心脏,这样,“印度的命运就极其可悲了”。他指出,大量财富的外流,不但造成印度人的极端贫困,而且破坏了印度的资本积累,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然而,当问题触及到如何对待英国殖民统治者时,他却表现了温和态度。他认为,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背离了英国正义自由原则,是“非英国式统治”,那些在印度贪婪榨取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损害印度利益,也从根本上损害了英国利益。他相信,只要向英国舆论呼吁,晓以大义,英国人就会考虑英印双方利益的大局,改变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进行宪政鼓动,即用呼吁、陈请的方法提出印度人的各种要求。

　　瑙罗吉这个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和印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英国人为他所激怒,而印度民族主义者则觉得很受启发,思路为之开阔。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来所说,瑙罗吉的一书,“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作用”,“给我们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瑙罗吉的“财富外流论”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揭露、抨击英国殖民剥削政策的主要武器。一个英国人写道,他的论点从每个讲坛都可听到,他的理论“造成了一种反对和不满气氛”。瑙罗吉因此也就成了全印度民族主义者公认的领袖之一。

　　瑙罗吉在印度有极大的影响，只要他愿意发表声明，将会有无数的支持者站出来，俄军对占领区的统治也将日益艰难，这正是寇松所希望的，问题是，该如何说动这个老家伙呢。

　　这可犯了难，不得不说，瑙罗吉对抱有极大的好感，甚至希望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同时，他对殖民当局亦是讨厌的，他认为错误不在英国，而是殖民当局这个机构，对于寇松，他多次毫不掩饰的在公开场合对发牢骚，原因在于寇松上任之后，一直对印度采取高压政策，煽动印度各族的矛盾，还有镇压各地的民族分子。

　　当然，寇松也知道，瑙罗吉对俄国人是抱有敌意的，也就是说，瑙罗吉宁愿让殖民当局存在，也不希望俄国人来统治他们，这个立场他曾多次表露，或许是因为瑙罗吉在英国留学以及长期旅居英国的关系，接受关于来自俄国的负面消息较多的原因，此外，俄国人支持穆盟也让他很是恼火，谁都知道，穆盟与国大党如今已经势同水火，不管是国大党温和派还是激进派，双方都认为穆盟已经成为了他们首要的敌人，寇松打算亲自去拜访这位国大党领袖，只有这样，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才有希望持续，而得到了印度人的支持，德里也有抵抗俄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