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以传统的目光去看，京襄此时似乎更应该重点防范葛氏在浙南会有什么异动，同时也更得担心韩时良据淮东会不会心存异志。
不过，第二次淮南会战刚刚结束，渡淮作战延到秋后则不能再拖延下去，数以十万计的将卒家眷北迁安置工作，持续到今年底都未必能完成，各方面的钱粮度支捉襟见肘，徐怀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放到流民北迁庐舒和等州安置之事上。
磨刀不误砍柴工，庐舒和三州除了会有二三十万民众返乡外，预估还能安置近百万流民。
这一项工作要是能在接下来两年内做踏实了，徐怀压根就不怕葛伯奕、魏楚钧之流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因此除了调范雍到江南东路主持清田军屯司外，更为重要的举荐郭君判、姜燮、王明启等人出知庐、舒、和诸州事，从荆州、南阳等地抽调近千乡吏，以实际推动诸州的清田屯垦之事。
徐怀希望熟悉江淮事务的晋龙泉暂时以幕职的身份，协助范雍协调相关事宜。
徐怀此时前来建邺，除了商榷迁都等事外，还将正式出领枢密使及司空之衔。
大越立朝以来，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太尉、太师，与“开府仪同三司”均为朝堂重臣的加衔、加官，不是什么实职。
不过，徐怀这次出领枢密使兼司空，将正式以司空的名义开府，以司空府取代之前临时性的天下兵马勤王招讨使司，统领诸路兵马。
到时候除了京襄路受司空府直接管辖外，寿、濠、汝、蔡、申、光及淅川等地作为战区，与驻守这些作战区域的选锋军、靖胜军、天雄军、宣武军、骁胜军以及诸路轮戍兵马都将接受司空府的直接统辖；甚至魏楚钧离开之后的五路度支使司，也将正式成为司空府下辖诸司之一。
司空府除了长史院、司马院、主簿厅以及选吏司、工造司、军械监、群牧监、各级军事指挥学堂、马兵步院、铸锋堂、五路度支司等职能部门外，徐怀还计划将军情司正式升格为军情参谋司。
曾经的军情司除了以刺探军情、战前侦察以及地形勘测等为主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诸多作战计划的拟定。
在战事规模有限，以及徐怀有极大精力，能够事无粗细的亲临一线，直接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以往的军情司是足够用的。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战争规模今非昔比，徐怀再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个战场，也不可能深入到作战的每个环节中去。
传统的做法则是依赖于对各级兵马主将的选拔，一定级别以上的高级将领也将聘请私人幕职协助处理复杂繁琐的军务。
事实上，大越立朝以来，皇帝依托枢密院处理繁琐的军政事务，着枢密院拟定大的作战计划，负责军事情报的侦察、搜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参谋部的雏形。
可惜的是，出乎对武人的防范之心，枢密院的主要官员都由不熟悉作战的士臣担任，没有从军官中选拔。
而从枢密院下派到军队的文臣官员，也不甘心处于辅助、参议的地位，常常依照立朝以来以文治武、以文御武的传统及惯例，直接掌控战场的指挥权，而是将统领兵马的军官将领置于从属地位。
这些都直接限制了枢密院在战争中的正面作用。
升格的军情参谋司，徐怀当然会尽可能去避免这些弊端，而将掌握除兵马编成、组织、后勤补给以及军法监察等事务之外的主要军政大权，做为司空府的核心。
第二百一十章 迁都
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但无论是他作为先帝旧臣的核心代表，还是他与潜邸系理念差距太远，又或者世人皆以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与葛伯奕残留在荆湖南路的人马尿不到一壶里去，甚至还能彼此牵制。
作为洞荆湖寇主要肆虐的区域，荆湖南路的生产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口流失严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滞留。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当然，徐怀也得防备朱沆有别的谋算，另荐程益出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以便司空府对荆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怀还将继续兼领制置安抚使，程伦英则出任京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执掌漕司、仓司，兼知南阳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马都部署，执掌帅司，即负责京襄路地方守军的编成、组织以及除泌阳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怀还举荐周鹤长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举刑狱公事，执掌宪司；史轸长子史珣出知泌阳县事。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史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
军情参谋司升格为与长史院、司马院同等级别的一级机构，除了军情侦察外，更主要侧重于作战筹划及执行等事务，实际将成为司空府的作战指挥中枢。
以往主要负责军情刺探等事的周景、张雄山就难以胜任主官之职了，徐怀则将陈子箫调入司空府，执掌军情参谋司，周景、张雄山以参谋军事作为陈子箫的副手，共同执掌军情参谋司。
陈子箫离开之后的蔡州行营，由唐盘出任都统制兼知蔡州府事，韩路荣为副都统制。
此外除了铸锋堂调归司空府直属外，云阳、淮源等地的工矿基地，也都随着军械监、工造监的升格，从京襄路划分出来，归为司空府直属。
虽说“逃京之变”令预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来，但也为以京襄为主，梳理帝国方方面面的军政事务提供了难得的缓冲时间，为淮西地区的生产恢复，为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将卒家小的迁徙、安置，争取了难得的缓冲时间。
包括从牛首山义军及建邺府军中招募将卒新编一镇战兵隶属于宣武军麾下、驻守建邺等沿江地区，靖胜、宣武、骁胜三军总计十四万将卒，家小总计六十余万，全部迁往潢川、固始、光山、商城等县，共完成坞寨、城垒修善四百六十余座，修缮、新建屋舍三十万间；恢复及新垦田地一百五十万亩。
虽说诸军眷属安置工作进程还仅完成三分之一，后续还需要新建三十余万间屋舍，新垦三百余万亩田地，以及修缮大量的堤坝、河渠、道路等配套设施，才能算初步完成安置，但看到京襄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快速推进相当事宜，诸军将卒的士气也是难言的旺盛。
靖胜、骁胜、宣武诸军皆仿效天雄军设立十数座中初级军事指挥学堂，对全军基层武吏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军事轮训；同时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军将，也都到设于泌阳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轮训。
庐、和、舒、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也逐步展开。
传统的流民安置，都是由州县出面，发放少量的口粮、农具，使之开垦无主荒地，开垦后田地皆为自有，可以免除一定年限的赋税。
由于流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放养式的开荒安置，过程极其艰苦，流民需要长期忍受饥病、风餐露宿，大部分人都未必能熬到苦尽甘来之时。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开垦的土地以及半熟地，又常常会被勾结官府的士绅宗缙大规模侵占，从一开始就导致土地授配不公。
京襄主导的流民安置，工作则要细致得多，会调派大规模的乡吏进行人员组织，主持垸寨、屯寨以及道路津桥、河渠的修造，会集中人力物资、成片的开垦荒地，建造屋舍，保证安置期间流民的口粮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
当然，所开垦的田地都隶为官田，不直接授以私有，耕种不仅需要缴纳赋税、田租，流民青壮还都需要编为相当于预备役的辎屯兵，进行操练，承担一定工造之事，必要时还需要转为守兵参与守城，但最终也会根据相应的服役年限及立功情况进行授田。
虽说如此模式的流民安置，需要预先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但这也能直接解决了后备兵员不足的难点，从而拥有极大的编制弹性——就像京襄在收编洞荆流民之后，常备兵马虽然会控制十万左右，但极限时可以扩编到三四十万之巨。
也就是说，随着庐、和、舍、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逐步展开，司空府兵员储备也就迎来新一阶段的规模扩张……
除此之外，包括江西、江东、浙西、荆南、荆北五路在内，地方州县以徭役所征编的兵马，参与淮河防线诸城以及后续渡淮作战的轮戍也形成定规。
虽说定期参与轮戍的诸路兵马总规模将进一步控制在五万左右，但轮戍周期延长到一年，可以进行更为系统的营伍及守战操训。
同时诸路参与轮戍的兵马，以失地农民为主，在完成轮戍之后返归地方时，徐怀要求地方将参与过轮戍的兵卒列入预备役进行管理，优先拿出官田租佃给他们耕种，租赋皆减半征收。
这些事务，中枢由枢密院执掌，地方由之前虚授的团练使执掌其事，保证必要时能从地方征募到足够多的合格兵员。
第二百一十一章 风声
数名骑士勒马停在一座平岗上，看清濛濛晨曦笼罩下的淮河以及两岸的平野，就像沉浸在明澈的湖水之中，有一种异样的通透之感。大水早就退去，却给两岸留下了极其辽阔的芦苇荡，有如汪洋一般，风吹过卷起漫天芦花似雪。
这时候有两艘帆船从对岸的潢水河道驶入淮河，立时引起数名骑士的警惕，有人站到马背上远眺，就见被河口三角洲芦苇荡遮住另一侧的潢水河口以南，数百艘战船有如脱弦之箭正扬帆往淮河驶来。
骑士看到这一幕脸色惊变，摘下腰间的牛角吹号“呜呜呜”吹响起来，低沉的吹号声贴着大地传荡，就像暮秋的第一缕寒风刮过，令北岸游荡的哨骑探马闻声禁不住都打起了激灵。
仲长卿其时正在军营巡视，听到城外一声声传来急促的吹号，心惊肉跳的疾步登上城楼。
除了上百艘大小战船从河口驶入淮河外，在淮河以南的潢水河道里还有好几大股水军战船已经完成集结，气势汹汹随时都会杀入淮水之中。
而淮河上游方向，密密麻麻的舟船就像乌云一般笼罩住汝水河口外侧的水域。
看规模京襄在潢川、罗山、楚山等地的水军舟船这一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
然而在这一刻，仲长卿却如释重负：
六月中旬南朝迁都襄阳之后，为试探高峻阳、顾继迁、韩时良以及葛伯奕等人的态度，静惮宗王府、平燕宗王府分别遣使前往汉中、金州、楚州、越州联络——作为镇南宗王府的核心将领之一，仲长卿对几方面联络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西秦路制置安抚使高峻阳不仅留下静惮宗王府遣使所携带过去的礼物，还准备了赠礼着使者携归。
高峻阳及其背后的高氏，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出人意料。
在南朝“逃京之变”事件发生后，不仅高峻堂辞去名存实亡的荆湖北路兵马都部署一职，率领子侄、扈从两百余人返回西秦，高峻阳还在秦岭中西部山区全面收缩针对静惮宗王府的守御，将一部分精锐兵马调到汉中、广元等纵深腹地。
高峻阳早年作为熙河路经略使，身居西军五大巨头之列，与郑怀忠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有将楚山众人放在眼里，建继帝在襄阳登基之后，与楚山众人的关系向来疏淡得很。
而一直以来高氏都有意收编契丹残部，但京襄不仅不遗余力助契丹挣脱高氏的钳制，甚至在高氏视为后花园的西蜀嘉州、黎州暗渡陈仓、秘密布局，不计一切代价的打通邛崃山道，助契丹残部在邛崃山西麓立足。
此举也令西蜀路西南嘉州、黎州彻底脱离开高氏的控制。
这些都足以令高氏对京襄愤恨戒备。
然而淠口一战过后，南朝军民士气大振仅仅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逃京事变”，葛伯奕、魏楚钧等人为代表的潜邸系软弱的选择妥协，这令高峻阳及高氏心里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京襄再不满、再愤恨，也只能暂作隐忍。
高峻阳虽说此时已有据西秦自立之心，但高氏既不敢与南朝公然决裂，仲长卿也知道高氏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前，也不会轻易公开投靠赤扈就是了。
当然了，能确认高峻阳及高氏这样的态度，静惮宗王府一方面可以将更多的兵马集中到关陕地区，通过子午道及武关道，加强对东川路及京襄路淅川地区的攻势，一方面也可以加快对吐蕃诸部的征服，尽早应对退据邛崃山西麓的契丹残部的威胁，甚至进一步通过京襄在邛崃山南麓修造的通道杀入川蜀南部地区，彻底降服高峻阳及其背后的高氏。
静惮宗王府同样遣使前往东川路，却被顾继迁拒之门外，没有受到理会，这也不令人意外。
徐怀早年率部守戍朔州、西山时，就与顾氏来往密切，不仅最初率部经顾氏所据的府州南逃时得到顾氏的帮助，率部千里突袭太原时，顾氏也是直接参与者。
赤扈扫平党项后，顾氏一度想坚守秦岭北麓的蓝田等地，保住北出秦岭、进攻关陕的桥头堡，顾氏当时曾请求京襄助守商洛一线，却被京襄拒绝，令双方的关系有所冷淡。不过，随后赤扈在中路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证明了京襄对局势的判断更为精准。
这次南朝还都襄阳，东川路制置安抚使顾继迁特地提前数天亲自赶到襄阳恭迎绍隆帝还都，之后还着其族弟顾继朗留在襄阳任职，这都表明顾氏未必会服膺于京襄，但短时间内没有谋求从南朝割据出去的野心。
平燕宗王府遣使前往越州联络葛伯奕，也被拒之门外。
葛氏不比高氏，他们在浙东立足未稳，“逃京事变”刚刚过去，余波还未消呢，他们哪里敢叫京襄抓住通敌把柄？
却是韩时良在楚州的反应，最令人费思量。
一方面韩时良将嫡系精锐兵马都收拢回楚州城及附近地区，另一方面平燕宗王府两次遣使，都叫韩时良割下头颅悬于楚州城门之上。
当然，韩时良其部仅三万众，又没有水军，虽然不能无视，但就目前而言也谈不上举足轻重；毕竟平燕宗王府在徐、泗以东也备以四五万兵马，守御淮河下游北岸地区。
真正决定未来走势的，还是在淮河中上游及秦岭东麓伏牛山等地的争夺。
自南朝迁都襄阳之后，仲长卿没有一天不在等待京襄率先渡淮发起攻势，这两三个月他茶不思饭不香、提心吊胆、心绪不宁。
仲长卿以为京襄会赶在静惮宗王府兵马部署调整完成之前，趁其西线还不用承受多大军事压力之前，就率先发兵强攻淮川、下蔡等城，却不想京襄竟然拖到秋粮完全收割完成的九月底，才正式发动渡淮战役。
不过真等到京襄大举发动渡淮作战的这一天，仲长卿却是释然了。
他心绪平静的看着滔滔淮河上舟揖如林，心绪平静的看着战船甲板上所站着的密密麻麻的甲卒，心绪平静的听着低沉而急促的号角声在耳畔吹响，他就想看看京襄是足够自信，以为这个冬季静惮宗王府能调十万精锐兵马增援河淮也无所畏惧，还是说南朝内部确实是拖到这时才安定下来，令京襄才敢举兵北上？
这个冬季，镇南镇王府、平燕宗王府从种种蛛丝马迹，也早就料到南朝一旦发动渡淮作战，前期攻伐重点一定是淮川、下蔡。
下蔡与寿春隔淮相望，下蔡城正对面着东淝河口，西临焦岗湖，南朝兵马一定要夺得下蔡，寿春周边的形势才算完成，才能更好的兼顾淮河下游濠州、泗州以及上游霍邱、固始等地的战事。
而淮川与潢水河口相对，距离汝水入淮口仅二十余里。
而自年初以来，南朝兵马及物资的集结、筹划，也主要是针对这两城做准备。
当然，除了地理位置重要外，哪怕是提振己方的士气，或是尽可能消耗南朝的有生力量，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两地，也为此做了周密的部署。
仲长卿目光眺向远处。
他此时已经无法去想平燕宗王府守御下蔡等地的情况，就想着曹师雄据河洛，在得到关陕兵马都总管府的援兵增强之后，会沿伊水南下，侧击汝州，尽最大可能拖住京襄西翼的精锐兵马，镇南宗王府这个冬季能腾出十数万精锐兵马集结于汝、颍下游，怎么也能守住淮川这座城池了吧？
视野远处，京襄水军战船很快就对汝水河口完成封锁，一艘艘运兵船在距离淮川河十五六里外的一处高地靠岸。
仲长卿神情冷峻的看着一队队南朝甲卒通过栈板搭建的数条栈道快速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