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实践篇 期待变革

　　本书讲述了世界上许多人活到100岁时会发生的事情。最紧迫的一点是怎么解决财务问题，但是当我们关注无形资产的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洞见。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提出，长寿人生需要对生活进行根本的重新设计，并且重新调整时间结构。只有这样，长寿才是礼物，而不是诅咒。

　　当我们观察可能的生活、情景和阶段时，我们很清楚，即使已经在进行变革，仍有许多事情需要被完成，而且它们也分布于不同层次上。其中一些变革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有关；一些与我们工作的公司和他们提供的职业环境有关；一些与教育机构，以及它们怎样满足我们不断变化的需求有关；还有一些变革与政府与政策有关，它们会影响到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抉择。这些都是大的变化，在支持那些十分幸运、人生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人时十分重要，对于并没有这种福分的人而言也十分重要。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今天预想到这些变化，而不是在日后突然跟它们撞个满怀。如果没有积极的计划和行动，长寿有可能成为一种诅咒。所以说，我们应该进行更为广泛的讨论，这十分重要。这样一来，人们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到他们的处境，更充分地考虑他们的选项和选择。

　　当在此做出总结时，我们发现，长寿对我们的自我认知产生的根本影响令我们震惊：它对更广泛社会的意义让我们关切；教育机构、公司和政府的反应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为何变革如此缓慢，我们又该如何推进行动？这也让我们感到迷惑。预期寿命的提升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来得很慢，我们早早地就可以预测到它的到来。我们需要抓住这个优势，确保我们做好相应的准备。

　　自我认知

　　当考虑百岁人生的意义时，我们很显然会意识到有很多事情可以实现。在为吉米和简制定的情景中，我们将他们的生活分成了各自的组成阶段和转型阶段。然而从根本上说，漫长的人生是一趟完整的旅程。当然，这是定义了你生命的一趟单程旅途，你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这趟旅程的形式如何？”以及“它怎么样才会确确实实成为你的旅程？”答案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做的选择和你所秉持的价值观。这些东西会定义并塑造事件、人生阶段和转型的顺序，它们组合在一起，便会成为你积累起来的自我认知感——也就是你的身份。

　　◎ 身份

　　道德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t）用心理连通性和连续性来定义身份——他的用词是“关系R”（Relation R）。你遭遇到了长寿的潮流，它是一条由身份组成的细线，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并且定义了你的自我认知。在三阶段人生中，这种连通性相对容易受到管理；在多阶段的生活中，这将对你提出更大挑战。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生命都十分短暂，面对食物短缺、疾病和持续的暴力威胁，时刻进行着一场生存之战。随着生命延长，财富增加，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的人们也越来越多，所以情况便出现了变化，大多数孩子都能保持安全，接受教育。工作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他们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体验一些休闲活动。随着生活的进一步延伸，人们将被迫摆脱僵化的三阶段人生，面对更多的生活方式选项。生物有一种繁衍后代的进化需求，而对于人类而言，一百年的岁月大大超过了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时间，百岁人生也使得人们考虑财政安全的时间延长了。如果不能繁衍后代，积累财富，那这些额外年份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额外的岁月可能会分散在整段人生中，这会给你带来时间和机会，让你探索自己，并且走向一种更接近你个人价值观和希望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你出生时所在社会的传统行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也许是长寿可以赐予我们的最大礼物。

　　在百岁人生中实现这种身份感，获得完整的人生阶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人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高度自省感是他们无法获得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阿彻（Margaret Archer）就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所需要的高度自治和自省。她认为，大多数人都会顺其自然地生活着。因此，大多数人都无法塑造自己的生活。我们却不这样看，我们认为新的榜样会出现过剩，旧有的因循守旧做派会消失，这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常态，会逼迫人们自己做出决定。采取这些行动之后，人们会发展出更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更强的自省能力。这一力量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它将因为百岁人生所创造的巨大转变而大大增强。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对于过去的几代人来说，传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应该如何表现？”、“我该穿什么？”和“我想要什么？”人们按照父母的表现来表现，或许也会按照他们的社会阶层或职业规则来行事。他们穿的衣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想要获得的东西跟父母一样。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可供你获取的心理和社会信息流。你或许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你的人脉真真切切地遍布世界各地，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既流行于周围又风靡世界的理念。在过去，你的父母和祖父母们依靠传统和仪式来了解他们是谁，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现在，在你面前有一大堆过剩的榜样，他们取代了过去这些传统。全球媒体使我们大多数人成为其他地区各种事件的观众，并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实际上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榜样。结果则是这样的：当你想到你是谁，你能成为什么时，你可以看到许多种可能性。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并描述了后果，但我们最终只能以个人身份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将如何生活？”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无法忽视这些问题。

　　◎ 计划和实验

　　要想创造成果丰硕的百岁人生，中心内容是计划和实验。计划和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它们可以确保长寿人生的不稳定因素不会破坏财务状况和无形资产。实验是必需的，通过实验，人们能思考并检验可能存在的自我。这些计划和实验加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了目的和个性，以及塑造个人身份的心理联系性。

　　规划和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人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更多的人生阶段需要联系起来；有更多让糟糕的决定产生可怕后果的时间，以及更少的标准化榜样。对百岁人生的规划迫使每个人都做出关于他们想要做什么，以及他们想要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关键决定。危险之处在于，他们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关键决定。相反，用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话说，他们被妄想的乐观主义所驱使。人们之所以不会做出适当的行动，创造适当的计划，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行为的后果，而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和对自己有着非常乐观的看法。我们都倾向于玛格丽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所说的“视而不见”解释。长寿带给人们的挑战在于，错误的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即使有时间亡羊补牢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看重规划和准备。

　　这也是为什么尝试如此重要。传统的榜样一去不复返，而且有无数可能的自我存在，所以你需要尝试找出适合自己的东西，理解你喜欢的、看重的东西，并且清楚地了解什么东西能跟自己的性格和个性产生共鸣。实验不仅仅是针对年轻人的——它对于所有年龄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实验指引着我们来到下一个目标处，并揭示我们该如何驾驭这种转变。事实上，贯穿生命的一部分线索，正是这种实验和探索的感觉。

　　在简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将这种自我感觉看作人生旅程的一部分。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简的回答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将不断改变。事实上，在任何时候从原则上讲，都会有很多个版本的未来的简。对于简的同龄人而言，与过去几代人相比，这些都是强烈的行为转变。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反映出的是人们实现了长寿，而并未反映他们出生时的特定年份所带来的任何神秘的“千禧一代”或“Y世代”效应。对这个年龄群的一种普遍批评是他们缺乏承诺和一种权利感。但是从漫长人生的角度来看，他们很明显在旅途开始时投入了更高的自我感，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构建人生阶段和进行转型时的关键因素。

　　◎ 精通

　　长期以来，奉献和专注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要精通什么事情，那你必须坚决地进行数百个小时，甚至进行数千个小时的学习、排练和重复，这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你是否准备好这样做了呢？无论回答如何，都可以说明你学习的动力有多强。有些时候，你面对的是一条看起来更容易走的道路，而不是在为任何转型阶段做导航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吉米的三阶段人生中，我们仔细研究了默认情况，这种情况下他只会重复过去的行为和路线。这使得他的晚年生活十分不舒服。

　　我们之前宣称精通的关键是功效（知识和能力）和能动性（采取行动的倾向）。在功效方面，要确保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时，要清楚地了解他们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希望像这样的书能够创造一种让人们更公开地进行讨论的环境，并且让人们更具体地思考人生规划。显然，教育机构、公司和政府在让人们更好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未来，以及在创造人生的导航工具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就无形资产进行更多对话至关重要。令我们担心的是，大部分辩论都是由有形资产支配的，其中包括养老金、退休储蓄和住房贷款等。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话题存在——例如怎样利用闲暇时间，或者该怎么跟合作伙伴许下承诺。

　　就能动性而言，长寿的挑战在于人们能设想出更多的未来自我。百岁人生需要更多的储蓄而不是开支，要把更多的娱乐时间转化为再创造时间，也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意愿，与伙伴们就角色和承诺进行富有挑战性的对话。它包括即刻做出艰难的决定，从而在将来得到潜在的收益。这通常被称为自我控制，不过当面对漫长的人生和未来可能的自我时，“自我控制”这个词比较含糊。也许“自我分享”能更好地描述这一挑战。

　　有证据表明，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这些差异从小就能表现出来。例如，对幼儿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三岁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够进行自我控制和推迟满足。具体例子是这样的：现在先不把手上的那颗棉花糖吃掉，而是接受研究者的承诺，在30分钟后吃掉两份棉花糖。由于学到某种技能通常需要推迟短期的快乐感（比如等一会儿再看下一集电视剧），从而获得长期收益（比如学会意大利语），所以推迟满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这种自我控制是一种学习行为，人们也可能会得到教育，推迟满足，以精通于某物。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发现，人们应对严峻挑战的能力不同，精通或完成某项目的能力也不一样。那些有她所谓的成长心态的人可以坚持面向未来的计划，把自己赶出舒适区，专注于前方的道路。那些不愿意经历她所说的“当下苛政”的人总是在寻找短期奖励，当面对一些费时更久的事情时，他们会变得很沮丧。她认为学习方法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些受到鼓励和教导，尝试接受耗时更长任务的孩子，如果发现任务难以完成的话，就更有可能拥有这种成长心态了。我们认为她给那些决意在更长人生中获得更多成果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建议：设定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然后集中精力并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显然，鼓励人们通过效能和能动性来进行计划和实验，并精通于各种事物，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教育者和政府都将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长久以来，学习和教育都至关重要。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将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学习，由于大学本科课程将包括更多的实验性内容，他们在大学里度过的日子也将增加。读研究生的人会增加，职业训练和学习方面的创新也会增多。这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在年轻时接受教育的时间会增加，也意味着人们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进行重要投资，学习新的专业知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更新并刺激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教育机构和学术或专业证书的涵盖范围很可能会显著扩大。

　　教育机构如何回应呢？这将十分有趣。教育这门产业是比较保守的，毕竟它是以前几代人创立的想法为基础，来教育现在这代人的。此外，当教育市场化时，人们也觉得精英主义和选择性至关重要。这是教育在声誉方面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精英机构中更是如此——这让新机构和新的证书更难以站稳脚跟。当然，教育机构确实在不断发展，但从历史上看，它们一般都会选择渐进式发展，产品只有微小的变化，产品提供者也是稳定不变的。

　　很显然，技术创新与长寿相结合之后，对这个传统行业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将有新的提供者、新的产品和实现现有目标的新途径。为了支持那些注定要长寿的人，教育机构面临四个问题：如何将新的学习技术和体验式学习整合进来；如何打破年龄组之间的界限；如何更深入地传授创意、创新、人性和同理心；如何提升实用性，确保教育在与科技的竞赛中胜出。

　　因此，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认为，技术将使得教育的“破坏性创新”时机成熟，对终身学习将产生积极影响，这并不奇怪。对数字化创新的投资将通过在线教学、慕课、数字化学位以及新提供商和新加入者来改变课堂。展望未来，简和她的同事们将发现，他们在思考如何学习、在什么地点学习、在哪里学习、以什么价格学习时，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如果克里斯滕森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将使现有的在位者赶不上变革的脚步，并越来越多地被取代。

　　数字技术给百岁人生中的学习提供了巨大优势。我们可以看一下慕课的主要提供者之一Coursera（免费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的课程。他们调查了超过5万名参与者，发现有72%的人为了获得职业方面的利益而参加了这些课程，87%的人表示他们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注册该网站的人中，83%的人具有大学或更高学历，中位年龄为41岁（31～55岁的人占总数的一半）。毫无疑问，这些课程的灵活性使其成为帮助人们更新专业学术知识的理想形式。鉴于对工作场所学习所存在的需求，我们期望有更多的这种慕课能成为职业性课程，帮助人们培养受认证、适用于各种工作的技能。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期望更多的大学和在线提供商建立起信誉，拥有精英机构的威名。

　　当然，大多数传统教育机构的运作方式都反映了三阶段人生观。正如养老金和退休被视为“生命的终结”问题一样，教育就是“生命的起点”。像社区和友谊团体一样，大多数教育机构都是“受年龄分层”的，每个课程都适合不同的年龄层次：中小学、本科、研究生或“成人学生”课程。其结果是年龄出现了同质性，班级是由年龄相差无几的人组成的。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各年龄组人群之间的隔阂，在各年龄组之间创造了更大的区分，并鼓励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存在。年轻人跟老年人隔绝开来，失去了分享后者生活经验、接受后者指导的机会，而老年人则无法与年轻人进行有意义的交往。

　　毫无疑问，年龄隔离将受到多方压力。当追求多阶段生活的不同年龄层群体希望并需要得到再培训，也要重新振作起来时，他们会寻求教育机构的支持。这将对过去的学习模式造成压力。对于那些为了学到东西而花费数年过渡时期的学生而言，现有的标准学位模式可能会起作用。但是那些不想这么学习的人，那些希望将娱乐转化为再创造的人又该怎么办呢？由于人们在一周之内，以及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了更多的时间，所以兼职教育的相对重要性肯定会增加。

　　这些力量将打破年龄的同质化，迎来一个跨世代交融的时代。这一切都是好事。随着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开始交流，他们会发展出深厚的友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开始瓦解；这反过来又鼓励人们从多个角度去看待世界。用社会学家瓦莱丽·布雷斯韦特（Valerie Braithwaite）的话来说，学校和大学可以创造出“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并发展合作关系的空间，这些空间将再度充满和谐精神”。目前这种空间还十分罕见——也许教育可以创造出这么一块空间来。

　　长寿也无疑会对教育与工作之间的互动施加压力。在传统的三阶段人生中，结束短期的教育之后，人们会立即投入工作。雇主通常会寻找那些愿意与他们一起进行全职工作的人，并期望高校能够确保他们未来的员工“完全成型”，技能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这种希望尚未被实现。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雇主报告说他们招收的毕业生不具备他们所需要的技能，特别是在创造力、创新、人情世故和同理心方面。他们希望学校和大学更多地关注这些生活技能。这种压力将在各方面造成影响。从课程角度来看，它们将更重视体验式的学习，让学生亲身体验那些培养更强同理心或创造力的活动，并能够学习怎样在模棱两可、没有确定结论的情况下进行判断和决策。同时，更多的人会在加入公司之前自主决定该学些什么。他们会通过成为一名探险家或独立生产者来积累经验，磨炼技能，从而保留灵活的选择权。人们有时会在开始全日制教育之前这么做，有时则会在教育结束后这么做。教育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三阶段人生中传统的“第一阶段”的需要，但我们猜想它们会一直处于追赶模式，因为它们试图满足多阶段者的愿望，还要跟快速发展的慕课一争高下。

　　这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工作生活不仅被我们的愿望和欲望所塑造，而且也是由企业的实践形式、流程、文化和价值观所塑造。未来的几十年中，企业和个人之间将经历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社会将要尝试重塑生活。为了满足员工的需求，企业必须在根本上重新设计它们的政策。

　　从积极的计划开始讲起，要想支持那些拥有百岁人生的人的话，企业必须做些什么呢？我们想提出六点建议。

　　首先，企业有必要重新平衡有形和无形资产。目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由有形资产调节的，包括如下内容：支付多少工资，提供怎样的养老金、汽车和住房补贴等等。

　　然而正如吉米和简的情景那样，有形资产虽然很重要，但只是生活天平上的一部分，不会成为未来所有工作阶段的主要关注点。

　　这种平衡如何转移？承认和辨识无形资产将十分有用。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头，但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专属企业的无形资产出现。如果能了解无形资产对每种职业的贡献，那我们将得到很大的帮助，能弄清执行某项工作是否会导致生产力或活力等无形资产诞生。它是否有助于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外建立无形资产？如果它能够帮助员工建立无形资产，那我们就有可能在员工的选拔和培养过程中提到这一点，并且以最清晰易懂的方式告诉其他人。这种叙述将使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做出明智的选择，决定要选择哪个职位。在任何时候，他们的工作动机都将反映他们生活的多维度方面，以及无形资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其次，企业需要支持并认可员工的转型，也要认可他们培养和保护转型技能的强烈需求。大多数员工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转型，企业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支持他们。企业可以让他们接受培训，从而在转型时期提升技能水平；可以保证人们能发展动态而多样的人际网；也可以让雇员通过使用同行反馈来形成自我认识。我们知道转型资产是凭借磨砺而得到提高的，所以企业应该考虑把员工暴露于“体系边缘”的可能性，把它囊括到企业培训之中。公司需要将其定为拥有多阶段人生的新成员加入公司时要走的流程，也要把它当作吸引新员工的一种方式。

　　第三，企业必须将企业职业生涯的实践方式和流程进行重新组合，从过去的三阶段转换为多个阶段。看一下吉米和简的情景，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经历和需求的多样性。吉米希望能工作到超过60岁，他也需要这么做。他希望保持机警，并希望建立一种投资组合，靠这一组合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他想选择一种新的方式：他想让人们改变对退休和老去的态度；他需要得到支持，以保持生产力；他希望自己的公司能更有创意地思考付给他的报酬；他也能接受薪酬水平持平甚至下降的情况。简早年是一名探险家，所以她需要公司来寻找她，以及寻找跟她一样技能熟练的人。她希望能有机会休长假，或者在人生不同时期于工作和待业之间来回切换；她希望在转型阶段得到支持，并以增强活力的方式来工作。许多企业已经开始面对这些挑战了，不过它们往往是在零散地回应退休员工或新员工的个人需求。企业将越来越需要从这种一次性交易转向更加透明、可预测和公平的交易。

　　第四，企业将不得不考虑家庭在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列出了长寿对伙伴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在人生结构更加多样化的情况下，双职业伙伴关系将变得更加流行。它也将成为管理家庭财务的一种手段，具体是通过让每个合作伙伴在高收入和低收入角色之间切换来实现的。随着家庭结构更为多样化和多阶段化，企业需要对不同职位的要求做出更清晰、更具体的分析。正如戈尔丁所说，有些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时间压力大，时间自主性有限，日程灵活性有限，需要不断与团队或客户联系，受到替换的机会也有限），因此有很高的薪水。要清楚这一点：在人们想要成为十分负责任的父母的时期里，他们基本上无法从事这些工作。其次，企业需要在能力和资源规划方面将性别考量抛在一边。如果我们相信年轻男子目前所存在的趋势，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就都会想成为负责的父亲，并准备围绕这一选择来塑造他们的工作。这意味着灵活性不仅仅是女性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是许多人都想要的东西。

　　第五，我们认为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将是改变公司对年龄的态度，并开始向年龄不可知论转变。商业是帮助巩固年轻人和老年人隔阂的组织之一。企业对退休的支持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企业试图以非对抗的方式为更多年富力强的劳动者腾出工作岗位来。就连职位头衔也强化了这种年龄的分离：“初级”和“高级”等标签都是与年龄有关的头衔。这在三阶段人生中是合理的，此时存在一个主要的职业阶段，但在多阶段的人生中则毫无意义。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不同年龄段的人将有非常相似的经历。如果公司不理解、不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他们的形象就会遭到损害。

　　越来越多的法令在迫使企业采取反年龄歧视政策，但我们很清楚，企业不能仅仅做到“反年龄歧视”。在多阶段、更为长寿的人生中，诸如年龄这样的名义性衡量标准，将不再像在三阶段人生中那样具有强大效力。在三阶段人生中，年龄有明确的划分日期。当三阶段人生是主要模式时，人力资源政策大可以暗中通过年龄这种简单的手段来衡量员工的绩效和激励情况。然而这种模型并不适用于多阶段人生。在招聘、晋升和薪酬设置方面，取消隐含的年龄歧视，并将其替换为与年龄和建立在年龄之上的同行评价无关的客观标准，将是十分巨大的挑战。举个例子，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三段式人生中的年龄是经验的简单代名词，并且直接体现在薪酬和升职上。在多阶段的生活中，年龄和相关领域的经验之间将不断分离开来。

　　最后，企业必须准备接受并理解实验，既要在他们准备采用的工作模式中采取这种态度，也要在审查他们所招募职员的简历时采取这种态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们将适应他们不断变化的生活，像吉米这样的一批人，将在职业生涯中段做出适应。他们没法找到指引前路的榜样，所以将摸索着进行实验。其中一些实验将起作用，而另一些则不会。那些成功了的实验会迅速得到关注，然后被人追捧。由于人们发现它们能够奏效，并且希望效仿，因此，它们将迅速扩大规模。所以企业应该意识到这些实验的存在，并准备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思维中。目前，在现阶段的三阶段人生模式规则下，无论是出于实验还是其他原因，一旦个人的简历显示出了“间隔年”的话，就都会遭到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将走过这一阶段，以此来管理自己的无形资产，企业需要对此更加宽容。

　　这些建议代表了当前人力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人力资源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因此，我们预计会有相当大的阻力存在。这在部分程度上会反映出企业不愿意脱离现有的用人政策，因为在这种政策下，仅年龄一项就足够显示出大多数员工的需求了。当这种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需要获得更多涉及个人谈判的选项，而非被限制在一系列具备固定时间段和关卡的固定政策之中。这些很难受到管理，并且会让人们担心程序上存在不公，因为一些员工将能够通过谈判得到比别人更好的条件。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对标准化的远离和复杂性的提升将被许多公司抵制，因为这种变化是具有挑战性的，而且前进的方向还不够明确。

　　公司之所以会抵制这些转变，还存在其他原因。复杂性往往是有代价的。在经济遇到压力的时候，标准化做法有很高的价值。百岁人生所需的灵活性对于有些人来说根本没有商业价值。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将灵活性列入考量了。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要求设定工作标准和统一的工作时间。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前工业革命时那一阵一阵毫不规律的工作模式太昂贵了，他们在工厂和机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资本投资，而且也希望持续而统一地使用这些投资。这一要求的结果是人们引入了为期6天、总共72小时的工作周，这成了定义“工作周”的初始模式。毫无疑问，当时的工人们对工作模式的改变和灵活性的损失感到很愤怒，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也因此受到了改变。但那个时候，企业占据了上风。当公司和劳工组织间花几十年的时间进行重新谈判之后，公司对标准化的愿望依然存在，工作周仅受到了缩短，而并未变得更加灵活。

　　时至今日，不肯改变标准的公司是否能够胜出？无论吉米和简想要从雇主那里得到什么，雇用他们的公司可能根本不会出于商业原因而应允。虽然有些企业无疑会紧咬标准化不放，但我们认为大部分企业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适应措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经济与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现在增加值最高的产业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而非以物质资本为基础。这为高技术雇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得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有许多高增加值行业便开始采取弹性工作模式，在退休方面进行创新。毫无疑问，他们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才争夺战正在进行，创意与创新也日益变得重要，这都意味着许多企业十分看重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的能力，并愿意倾听和回应他们的需求和要求。

　　而且，机器正越来越多地体现着智能。虽然这导致了更大的空洞化，但同时也扩大了工作类型之间的差距，以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那些人机合作完成的工作可能会有更多的灵活性，因为工作的常规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而且如果技术意味着所需标准化程度的下降，那么它也能帮助提升组织内的协调程度。数据分析将使高管能够超越标准化，得以应对不同的工作模式，而无须付出相关的成本。当协作技术使团队工作人员联系起来，并且不断对个人绩效进行测量和监控时，人们便会更容易进行灵活的工作。

　　毫无疑问，一些公司会坚持简单的标准化政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佳的，但对员工而言并非如此。但我们预测很多公司会试图改变。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把提供更多样化的就业政策看作一个重要的战略优势，在人力资本发挥关键作用的高附加值产业更是如此。然而，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觉得这样做有利可图，这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重大的问题。你所拥有的才华越是珍稀，你的谈判筹码就越多，因此便有更多的选择来构建你的生活，充分利用你的百岁人生。但并非人人都有这种谈判优势，或者拥有这么多的选择。

　　公司们在这方面有多少进展？作为这项百岁人生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听取了一些公司的汇报，看看他们为这些新工作方式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这成为林达指导的未来工作联盟（Future of Work Consortium）的主题，该组织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管。2014年10月，我们先是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然后在伦敦进行了一次研讨会。在此期间，我们讨论了他们将如何充分利用这种百年大礼。我们发现大部分公司没有做出什么努力，只有小部分除外。

　　目前许多公司尚未发展出用于处理吉米和简生活复杂性的工作模式和流程。大多数人一直坚持着五十多年前创造的招聘和培训传统。他们以毕业生招聘作为主要切入点，从而排除决定进入探险阶段的那些人，以及决定在人生中段再进入企业的那些人。学习过程通常是在人生前期进行的培训，所以30岁以上的人便很少获得学习和教育机会。公司很少有系统的休假流程，因此会迫使人们辞职而非放上一段时间的假。在家庭方面，许多工作场合下默认的假设是女性将成为家事主管者，对于想要承担更多父母责任的父亲而言，所能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也许最大的挑战是对退休的普遍态度。大多数公司假定员工将在60岁出头时结束全职工作。其结果是那些想长期工作的人被视为特例，而非正常情况。60岁以上的人被视为“老人”，人们觉得他们或许无法应对工作中涉及脑力的挑战。在“退休”之后会出现“硬着陆”，这当然会让老年职员彻底失去成为更灵活的指导和辅助角色的机会，他们也无法积极地建立起一套投资组合。

　　当然，这将会发生改变。公司将接触到探险家；他们将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为这些人提供学习机会；他们会鼓励员工休假，帮助父亲们更好地参与家庭活动；他们将使员工在公司待上更长的时间，创造更为多样化的工作；他们将发展“软着陆”，鼓励老年人主动从事某些方面的工作。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做好面对各种变革壁垒的准备。

　　关于政府

　　企业为工作创造了环境，而政府政策则建立了大部分生活环境。政府的立场是什么，他们需要多久才能赶上新兴的长寿现实？政府有无数事情需要做。正如个人要重新设计生活一样，政府也需要重新调整法律、税收和福利制度，在就业上设立大量法律，以及创立处理教育和婚姻的机构。为了让人们成功地重塑自己的生活，政府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规则和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为解决长寿问题而做的辩论和议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以不变的退休日期、更长的寿命和更高的养老及医疗保险费用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存在不可持续性，这导致人们在宏观和财政领域进行了实质性分析，采取了实际的政策。正如我们在第2章的初步回应中所说的那样，政府在面对百岁人生的前景时，直接的反应就是集中精力解决财政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真正的挑战来自对无形资产的管理，这是政府的政策存在滞后的一个领域。

　　当我们思考规划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挑战时，一个重要的数据点是长寿人生到底能长到什么程度。这方面的信息不一。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样，有两种估计预期寿命的方法：周期估计和人群估计。我们强烈建议各国政府和精算行业不要再将对预期寿命的周期估计当作他们的核心假设。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辩论方面的一个误导性假设，也会造成公民的思想混乱，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已经说过，周期估计假设今天出生的儿童在8岁时，存活的概率就跟他们到了40岁、50岁甚至70岁时一样，或者跟今天年满40岁、50岁甚至70岁的人一样。在实践中，这种估计排除了在未来40年、50年或70年中营养、公共教育和医疗技术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周期估计下的预期寿命目前约为80—85岁的原因了。相比之下，使用人群估计时，未来因素将被考虑到预期寿命中，此时预期寿命将超过100岁。从图1.2可以看出，从19世纪开始，人们的预期寿命一直在提升。两种估算方法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担忧的。这意味着政府不仅可能低估未来公共财政的压力，而且也无法向公民宣传挑战的紧迫性。

　　除了财政政策之外，长寿还会为政府政策创造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挑战。现在的许多政策都以三阶段人生为出发点。在这种模式下，某些年龄段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人们的实际年龄是教育、政府机构和公司政策中的核心因素。在政府立法和监管方面，有很多依赖于年龄的例子。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统计就是一个例子。目前大部分政府统计数据将0～15岁的人看作“儿童”，16～64岁的人看作“工作年龄”，64岁以上的人则是“退休”群体（隐含着“老龄人”这个含义）。然而在现实中，随着生命的延长，人们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看法也会出现变化。政府的这种分类未能捕捉到我们所预言的年龄层和人生阶段的变化。教育机构需要花时间赶上这种正在出现的现实情况，政府也是如此。

　　要理解三阶段思维的危险性，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关于如何让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大多数政府正在试图实施各种政策，以提高退休年龄。但如图10.1所示，许多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55～64岁的人群有着低就业率。

　　人们退休的年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使用的是“过渡到经济不活跃阶段的平均年龄”这个术语）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为什么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比挪威人、瑞典人和新西兰人要早10年左右退休？研究表明，政府立法和财政政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增加的工作年数是否会增加养老金，这是否又存在一个上限？养老金储蓄和养老金如何满足税务目的？退休前要获得伤残抚恤金有多难？为了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大多数政府正试图通过消除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来解决这些差异。然而政府所面对的挑战比这更复杂。多阶段的生活对退休年龄等关键因素关注得更少，它会促使各年龄段的工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政府必须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里程碑，而不是在某些固定的日子里进行转型。

　　多阶段生活的出现、年龄与阶段之间的脱节以及因循守旧的打破，都让人们有机会自己构建自己的生活。政府和公司一样需要改变政策。不仅仅是要改变退休日期和缴费率，这些东西都反映出了三阶段人生的思维方式。政府要做出的税收和福利改革要比现在所做的深刻很多才行。这将包括对终身津贴和终生信贷的更多关注，而非跟现在一样，过分关注与年龄有关的时间表和即将退休之前的那十年。终身津贴将为人们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人生选择，以便于让他们管理人生的不同阶段。政府将不得不让人们更灵活的使用养老金和储蓄计划。我们强调了这一点：人们都应该学习如何平衡开支，也要理解储蓄的必要性。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还必须做出重大努力，要鼓励储蓄，并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金融知识。当然，必须改变的不仅仅是政府，金融部门也是如此。财政规划和金融产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数千万人从三阶段人生过渡到多阶段人生，这反过来又要求政府监管做出重大变革。

　　图10.1 55～64岁人口的就业率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

　　三阶段人生的解体也给政府带来了其他挑战。许多政府已经为生活的第二阶段——工作阶段——确立了各种法律，并假定工人要么全职，要么兼职，每一类工作都得到了明确定义。正如我们对闲暇时间和工作周所进行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将需要允许人们在大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简单的“全职”和“兼职”分类将毫无意义。这在所谓的“共享经济”中已经很明显了。优步和爱彼迎等共享经济企业的发展，已经让人们思考起诸如“什么是员工”和“谁负责医疗和养老金等福利”之类的复杂问题。在过去，工会会为其成员的集体权利发声。这些工会的形象才刚刚出现在共享经济中，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进行更多的斗争，因为在这些工作十分灵活的部门中，雇员的权利受到了法律的质疑。

　　我们对转型和伙伴关系的讨论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目前在立法分析中，人们所使用的单位是以“户”区分的家庭。由于家庭受到融合，过渡更为频繁，政府不仅要让人生不同阶段下的财政、税收和就业法规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还要为处于其他形式的伙伴关系和家庭模式下的人提供类似的灵活性，政府议程影响深远而复杂，将维持几十年。就像在工业革命时期，政府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而进行了数十年的立法过程一样，我们也可以期待他们为了应对长寿而进行数十年的立法过程。但是，其中一些变化将比重新立法更微妙。长寿有一个令人着迷的方面，那就是四世同堂家庭的兴起。我们想知道这种跨越年龄群体的混合，是否会影响到人们考虑他们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时所采用的时间框架。在兰佩杜萨（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中，王子认为他只应该关心他亲身接触和爱着的那些人（他的儿子，也许还包含他的孙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许多人会赞同他的话。人们很难关心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福利。但长寿使得人们能与更多的世代接触。考虑一下吉米的情况；如果他在2031年成了祖父母，那他的孙辈可能有50%的机会活过2140年。一些从事气候变化建模工作的科学家估计，到2100年时，气候将明显变暖。现在看来，这个日子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他们所描述的，是这种气候将给那些我们可以接触到，可能爱着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 不平等的挑战

　　对于政府来说，长寿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不平等。他们面临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人们的预期寿命正在增加，但并不是所有人的预期寿命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着。现在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富人的生活比穷人要长得多。换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有百岁人生这样的前景。第二个挑战在于，如果要让百岁人生成为一种礼物，而非一种诅咒的话，就需要具备大量的自我认知、相当不错的技能和教育程度，支持转型阶段所需的财政资源以及和雇主进行谈判时的筹码。这些是收入达到人口前1/4的人们会具备的属性，在专业和技术性高的职业中更是存在这些属性，但它们不一定是人人都具备的。鉴于目前的政府政策，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我们所概述的选项。

　　图10.2说明了第一个挑战。它显示了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人的预期寿命与192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以及男女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少差异。我们应该注意到人们的预期寿命增速不一，贫富差距也在扩大。这不仅是存在于美国的现象，也是个全球性问题。更糟糕的是，对于低收入阶层的男性来说，预期寿命实际上在这20年间有所下降。总的来看，富裕人口的预期寿命比穷人多了12年以上。随着预期寿命不断上升，增速不一，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将继续增加，我们预计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将成为越来越多的辩论主题和政策的焦点。我们尚不清楚政府会怎么回应。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些旨在把资源投向穷人的重大政策，以及旨在缩小这种健康差距的公共教育措施。这不会消除差距，但会缩小差距。长寿不应该只被少数权贵阶级享用。

　　图10.2 不同收入群体的预期寿命变化

　　来源：B. 博斯沃斯、K. 伯克，《健康与退休研究中的不同死亡率和退休福利》，布鲁金斯学会油印品，2014年

　　第二个挑战是那些（终生）收入较低的人在消除三阶段人生所需的灵活性和技能方面会处于不利地位。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生活将是“讨厌、残酷而漫长”。与之前一样，我们也是从霍布斯那借来的这句话。那些缺乏技能和知识的人将无法维持长期的退休生活，并且不善于应对转型。他们面临着失去长寿潜在好处的风险，而不是从中获益。他们的生活可能看起来更像我们祖先的生活——祖先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直到离开人世为止，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面临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政府的部分回应办法是保持退休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对于公民来说，在年老时若是能保证休闲时光和金融安全，将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就。一个解决办法是让政府政策产生分叉。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应该保留国家养老金，并让养老金的目标对准他们。他们更可能过着三阶段人生，第二阶段会更长，退休时间也会延长。对于收入较高的人来说，则应该自行筹集养老金，这些人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多阶段人生。可悲的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预期寿命较低，因此这个群体所增加的退休年龄将不会特别长，他们的退休时间将因此缩短。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考虑到百岁人生提供的多样选择，这似乎不是一个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对于无形资产而言，无论收入水平如何，从16岁一直干到70岁的漫长工作生涯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也可能是低收入人群预期寿命较低的原因之一。倦怠、疲惫、无聊，难以在工作和家人朋友之间做出平衡等问题并非富人所独有。然而富人有更高的消费能力，能过上健康生活，所以拥有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而且相比熟练工人而言，技术的更新更可能会让不熟练的工人失去工作，因此，漫长的职业生涯将在收入分配的底端重复地创造技术过时（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

　　因此，政府很可能不得不向低收入者提供支持，以便为转型提供资金，为未来的人生阶段做好准备，并让他们花时间建立无形资产。许多国家在20世纪引入了失业保险、疾病和残疾补贴、产假和越来越多的陪产假，以及国家养老金。所有这些政策都有助于为贫困人口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应对过渡和冲击——以前只有富人才有这种能力。如果过渡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是再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引入国家提供的终身津贴，将可以使人们享受时间或价值固定的带薪假期。劳工运动也许会再次引起注意——这是一种代表了低收入群体的群众运动，它也要求政府立法支持工人享有自由时间，避免无休止地进行工作。

　　生命的延长在克服不平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人生阶段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克服人生的糟糕起点或者人生初期遭遇的负面事件。然而，如果是投资（健康、教育、人脉、储蓄等）的差异导致了不平等，那么在长寿人生中，在各种资产上做出投资将更为重要，这样一来，就存在不平等的危险了。20世纪时，各国对免费教育和婴幼儿保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是三阶段人生投资的关键时期。如果增加预期寿命使得多阶段的生活得以出现的话，还会出现很多需要类似投资的其他阶段。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政府肯定会参与到这方面的争论中来。

　　在长寿方面，人们重视的是财务、收入和储蓄。这些都是投机性的想法，但其中的逻辑是我们所熟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管理无形资产，从而让它们支持更长的寿命。目前，针对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财务问题。随着寿命的延长，它们的重点将不得不扩张。如果有尽可能多的人有福享受长寿人生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紧迫而具有挑战性的。在许多国家，现行的社会政策通过创造三阶段人生来帮助增加福利。如果三阶段人生现在受到了破坏，那么20世纪创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政策也会受到破坏。

　　为什么变化这么慢？

　　令人惊讶的是，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社会将出现的变化程度与公司和政府相对有限的反应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普遍缺乏对这一过程和问题的认识，这更值得人们关注。说企业和政府“被甩到了后面”都算是客气了。

　　更长的寿命将带来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那为什么他们所做的变化这么少呢？第一个解释是最简单的。社会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寿命会缓慢增长，而不是突然增加。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把一只青蛙放在一锅慢慢加热的水里的话，它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水沸为止；一开始就把它扔进沸水里的话，那它即刻就会跳出来。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这样的：当一些东西慢慢累积起来时，人们很难采取激进的行动。因此，受到政府立法支持的社会变革便会趋于缓慢。例如在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直到1802年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试图对童工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1802年以后，历时40多年，英国才出台了各种工厂法令，规定8—13岁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6.5小时。所以相比快刀斩乱麻而言，在未来几十年内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大量的政府立法，它们将使个人和社会适应更长的寿命。

　　变化迟缓背后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深刻。这也是一个与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问题——一个短期主义问题。就像减少碳排放所需要的改革一样，我们现在会承受改革的成本，而收益则会归于后来人。值得庆幸的是，长寿的问题并不像可持续发展那样严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许多受益于当前改革的人还没有出生。而在长寿方面，目前18～30岁的人肯定有发言权，他们可以影响政府，让政府做出改变，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但在许多国家，这一代人占的人口比例比过去要小，而且往往不太和政治打交道。以2012年的美国大选为例，45岁以上的人投票率占2/3，25～44岁的占50%，而18～24岁的占1/3。年轻人似乎对政治越来越失望。1964年，有一半人投了票；到2012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3。投票较少的较小年龄群将难以引起政府注意。更大、更具政治活力的婴儿潮一代让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退休和老年医保方面。年轻人在终身教育、技能发展、灵活工作和过渡等方面的意见可能会被忽略。我们论点的一个主题是这样的：人们不会只在年老时追求更长的寿命。但是，如果年长的选民受到了政客关注的话，那么改革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可能是有缺陷的。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会反应缓慢呢？另一个原因是在于，当社会试图找出回应长寿大礼的最佳手段时，社会的异质性就会出现。随着每一个新阶段或新转型的出现，社会必须先做实验，然后才能出现变化。在时间推移之后，人们才会弄清政府跟企业该如何行事，并弄清这些新的人生阶段又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没有某种共识的话，重大的变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十年中，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目前的做法和规定是无效的。但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人们可能提不出来。而且决策者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使开始出现社会共识，人与人之间也会有相当大的异质性。三阶段人生创造了因循守旧，这些人生阶段只能以一种方式排序；相比之下，多阶段生活的排序方式则十分多样，具体取决于个人喜好和所处环境，这种深远的变化使得人们更难以在对行动的看法上达成一致。

　　◎ 什么是改变的催化剂？

　　这么说，这一切是否都毫无希望？人们是否永远注定要伴随着不适合这种新兴现实的公司政策和政府条例，来享受自己的长寿时光？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变革的推动者不是公司或政府，而是人们。当面对长寿的挑战和机遇时，将进行实验、解构、重构、讨论、辩论并且感到痛苦的，会是个体、伙伴、家庭，还有朋友们所组成的人际关系网。

　　他们所进行的行动和讨论之中所孕育出的东西，并不是成果丰硕的生活所应遵循的模式。相反，它可能是对灵活性和个人自由的共同渴望。当然，这种对灵活性和个人自由的渴望正是企业反应迟缓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这将是应对长寿时，社会的一个主要斗争战场。企业和政府会希望坚持简单的标准化模式，但是个人会为更大的灵活性和个人的自由裁量权奋斗。社会必须在官僚效率和个人喜好之间做出权衡，从而决定自己的位置。我们认为天平会倒向个人，而非各种组织。高附加值行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公司的成功取决于积极进取的员工队伍。

　　那么，改变会如何？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做出反应，不过还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比如改变退休年龄、养老金水平和易得程度，以及颁布反老龄歧视法案。但政府也开始了改革税收和金融体系，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终身收入、财富和津贴上，而不像过去以年为衡量标准。这些对个人更灵活的措施将得到企业的支持。金融机构更是如此，这些企业会在帮助人们重组财务状况时，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收取费用来获得商业利益。由于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终身灵活性，他们也将开始调整立法，消除三阶段人生所支持的、隐含于其中的年龄歧视。

　　那公司呢？公司有许多资源，他们可以用这些资源保留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现实情况，这些现实情况正面临着挑战。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大学生在一毕业后就高高兴兴地投入工作之中去，所以公司便没有必要去接触探险者们。或者说也会有很多父亲准备把大部分养育子女的任务留给他们的伴侣，所以公司也没有必要为高层的人员提供更公平的工作方式。事实上公司或许也能获得足够多的年轻职员，他们技术熟练，足可以让公司把60岁以上的职员放走，也不需要费上一番力气，设想该怎么样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来重新雇用这些职员。

　　所以，改变将是零星的。比如说，在坚持现有政策的同时，企业将开始容许特例存在，并稍微做出一些变化，以满足个人的不同要求。对于那些在退休年龄上提供了一些变通的公司来说，这已经很明显了。他们会让个人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前休息几个月，或者让一些工人的周末休息日延长到三天，又或者让他们只用干半天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特例会越来越多，人们也会提出更为独特的要求，这将促使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做出更充分的回应。由于雇员短缺，工资便会上升，才干出众、经验丰富的雇员也会威胁公司。除非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会离开。这样一来，人手就会变得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认识到对工作周和职业道路所进行的改革有哪些优势。

　　事实上，人手已经开始出现不足了。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些高素质人才想要建立自己的公司，过段时间之后再跟更大的公司合作。许多企业就这样失去了利用人才的机会，真是可惜。一些高技能的男人和女人要求公司意识到，他们存在着成为父母并照顾家庭的责任。有一大批60岁左右的人将要退休，他们离去之后，航空工程和制药等行业就会出现巨大的技能缺口。这种技能缺口将使这些部门处于真正的风险之中。

　　所以在这些压力逼迫之下，变化将会来临——但它可能会比许多人所希望的更慢，更温和，更具试探性。因此，最终应该由每个人自己来明确自己的需求，并加速企业变革。企业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一个为三阶段工作而打造的公司，将极度难以应对接下来的情况。

　　面对政府和企业规范所带来的挫折，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希望自己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一切都会带来好处。我们认为，这一系列实验将为许多人创造机会，真正探索对他们重要的东西，个性和多样性也将得到鼓励和庆贺。多样性将更上一层楼，从中将孕育出百岁人生这一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