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亲友篇 改变的私生活

　　生命中的每一方面都会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发生变化。婚姻关系和伴侣关系越长久，越会面临经历更多变化的考验。因此，想要避免增加出现裂痕的风险，他们需要灵活变通。家庭拥有更少的孩子但是更多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就会出现四世同堂的情形。这也为老一辈人指导年轻人、年轻人赡养老一辈人创造了机会。对于父母来说，一旦将孩子养育成人，他们仍然有时间来将重心放在友谊上面，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多元化，因为他们会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遇到那些拥有同样想法和热情的人。

　　在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的模式上，工作环境也发生着变化。许多家庭成员开始工作到70多岁，有些甚至80岁还在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传统的家庭角色将进一步瓦解。家庭成员间的角色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选择为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父亲。这种效果会由于父亲们开始需要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来支持他们的多阶段生活而得到加强。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本章谈论长寿对于人们个人生活的影响时，要谈到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家庭内部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多代人的生活将如何运作。

　　家庭

　　加里·贝克在他1981年的论文《关于家庭》中，提出了一个基于他称之为“产出互补”的家庭经济理论。在这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分别经营市场和家庭，因此比分开经营更富有成效。

　　◎ 婚姻

　　当杰克结婚时，就像他之前的几代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只是遵循了这些经典的角色分化规则。正如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弗里德曼所言：“早期的一代男性认为自己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追求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是一种无缝对接、无冲突的思维倾向。”杰克专门用他在工作中赚来的钱来供养家庭；吉尔专门抚养孩子，为家庭建立一个温暖的、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最简单地说，杰克的工作是建立有形资产（金钱、养老金、住房），吉尔的工作是建立无形资产（情感支持、一群更广泛的朋友）。

　　杰克生于1945年，尽管他以传统角色的模式开始了婚姻，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发现他所认为的大部分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他见证了结婚率下降，同居率上升，结婚和生育年龄上升，离婚率上升，然后再下降，以及再婚人数增加。这些变化的背后有很多驱动因素：比如避孕的发展、立法的改变、社会和经济对性别不平等的态度的改变，当然还有更长的寿命。

　　这些发展变化对吉米的生活产生了更有力的影响，在他的人际关系处理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塑造了他对伴侣关系的期望值。吉米出生于1971年，他进入了一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现代社会。比如婚姻，它们的活力开始和以往各种社会秩序形式都不同，它们削弱了传统的习俗和习惯，以及它们的全球影响力。

　　这种活力在吉米的例子中很明显，因为家庭和婚姻的变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果吉米生活在欧洲或美国，他年轻时就经历过性革命，这导致了女性性自治的转变和同性恋的合法化。对吉米而言，当时地域流动性和大众传媒开始削弱传统社会生活当中的许多要素时，传统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观念就发生了变化。吉米16岁时，雪儿·海蒂（Shere Hite）发表了《女性和爱情》（Women and Love, 1987），引发了一场关于女性角色的风暴，开始了一系列社会辩论、重新调查和进一步的辩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更广泛的公开谈论的一部分，但也改变了人们对性的看法、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以及家庭的组成部分。

　　简出生于1998年，她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的父母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个人生活将如何发展？在五阶段人生中，我们为简构建了一个相当传统的个人生活。在她的成年生活中，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并和她的伴侣若热生育了两个孩子。在决定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的时候，简的经历与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经历一样。而这种拉长的双职业伙伴关系将对这些女性、她们的伴侣以及她们的雇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了以上这些社会和经济趋势，简还将探索长寿和多阶段生活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期这会对她的看法和选择造成影响。在更长寿的生命里，选择变得更有价值，所以人们选择晚婚，尤其是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长寿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在整个人生中，我们花更少比例的时间集中在抚养孩子上。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而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这种影响已经被察觉到了。1880年，75%的家庭都有孩子住在家里；到了2005年，只有41%的家庭有孩子在家。在你的生命中，大量时间没有和孩子在一起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尽管这种结果进展缓慢，但是贝克提出的产出互补性及其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和被大众认可的适当性下降得非常明显。

　　这种劳动分工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当吸尘器、冷冻机、洗衣机、洗碗机和已经做好的食物可以为她们做许多工作时，妇女不必专门从事在家工作。与此同时，逐步缩小的男女工资差距，进一步破坏了各种活动的性别分离。当双方都有机会赚到同样多的收入时，这就大大增加了将一名家庭成员投入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

　　如果在合作关系中，贝克的产出互补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在吉登斯看来，会取代其地位的是“亲密关系的转变”，这是一种纯粹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以传统的契约为基础，而是仅仅寻求关系本身能给双方带来什么。这样的关系是本能地组织起来的，对不断的重塑和提问持开放态度，而不是静止的，容易产生惯性阻力；它们有回旋的余地。承诺和奉献在这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承诺的人愿意承担牺牲其他潜在选择的风险”。因此，这取决于伴侣之间的相互信任：每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他们的共同纽带能够经受住未来的创伤。也许对于每个伴侣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认同是通过自我探索和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来达成的，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当然，这种纯粹关系的最大矛盾在于，这种承诺需要某种保证，这种关系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然而，纯粹关系的特征是，它们可以被终止，几乎是在任何特定的点上都可以被任意一方终止，或多或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存在很大可能的紧张和冲突，而在长时间内，处理这些紧张和冲突的能力至关重要。

　　在这种亲密关系发生转变的同时，婚姻的经济特征也悄悄地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双收入家庭的兴起，人们不再那么关注夫妻双方的产出互补性，因为现在两个人都在工作了。相反，大家更重视的是消费互补性。从双方关系角度来说，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为自反性和共享历史提供了背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种合作关系有效的部分原因是，相比两个单身人士独自生活，两个人共同负担一间大房子、享受一个假期或者经营一个家庭会比较便宜。这里面也包含了风险分担的重要优势。这在简和若热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的夫妻也能这样彼此承诺，共同承担风险。这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婚配”的这种重大变化，即双方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在贝克的传统婚姻观中，当伴侣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时，产出互补性就会最为明显，从而给比较优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然而，当潜在的收入差异变小，夫妻双方就更容易来共同分担风险，最容易产生这种效果的就是夫妻双方赚钱的能力都差不多。

　　在吉米的一生中，婚姻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贝克的“产出互补性”的概念被基于“消费互补性”和风险分担的优势这种“纯粹”的关系所取代。毋庸置疑，简的漫漫一生还将有更多变化。在贝克的模型里，是妻子通过她对家庭和家人的关注创造了无形资产。在简的多阶段生活中，需要生产的无形资产也会延伸到生产性资产。因此，我们相信，事情将回归到传统的专业化和“产出互补性”的概念，但这一次是基于生产性资产的创造，并让每个伴侣在各自生活的不同阶段都处于领先地位。

　　很显然，在长期的伙伴关系中，这种变化需要高度的互补性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这些多阶段的生活将涉及许多转型，而这些转型想取得成功并不容易，它需要以下这些支持：提高技能、应对新的挑战和投入新的网络里。伴侣之间亲密无间的配合会让这些变得容易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高质量的伴侣关系如此重要。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他们为彼此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并为讨论艰难的决定和真诚的批评提供意见。伴侣们帮助对方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为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精打细算，健康地生活，而且慎重地做一些选择——有时候是很艰难的选择，比如工作、旅行、家庭管理和社区活动的投入度。让这些伙伴关系长期有效，需要的不仅仅是大量的技能、承担责任的能力和资源协商。

　　这种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一旦成功，就能够为深层次的协调创造条件，在创造无形资产的同时，让家庭维持一定的收入。在三阶段人生中，那些双收入家庭倾向于要么拥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挣钱者而另一个中等收入的伴侣，要么是同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在多阶段的生活中，我们预计更多的家庭会有双收入，而他们的角色将在上述两者之间协调转换。在不同的阶段中，当双方中的某一方变为主要的挣钱者，就会发生转换。有时候，这种转换是不可预测的，但更常见的是，它是对未来具体规划、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承诺的结果。在一个三阶段人生中，双收入家庭需要学会如何在每周的工作中平衡和协调他们的家庭责任。在一个多阶段的生活中，这种平衡和协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不仅仅是几周的时间，而且需要高度的信任和大量的计划。

　　从简的五阶段人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的伴侣和家人对她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将经历许多转变。她正过着一种期望和规范都迅速变化的生活，她将在那里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她现在也开始做出一些需要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果的承诺。考虑到这些转变，如何才能让这些伙伴关系修成正果呢？

　　人生百年，无外乎是为那些积极的选择做出准备，并理解其后果。它也关乎做出承诺并信守诺言。这将使谈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谢丽尔·桑德伯格对即将毕业的女性的建议：“你要做的最重要的职业决定就是，是否要有一个伴侣，以及那个伴侣是谁。”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对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桑德伯格而言，高质量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在长时间内实现公平的分配，并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共同的成功愿景，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在一个长期且有成效的生活中，很显然男人和女人都将被要求对彼此的看法和行为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程度是相当巨大的。

　　我们在这里假设婚姻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这并不否认其他形式的婚姻的出现，我们会看到其他多样的且被大众接受的婚姻选择，比如同居或者单亲家庭。然而，我们相信，从长久的伙伴关系里的收获、婚姻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以及离婚案件中的财务安排，如果有的话，都会通过多阶段生活中需要的那种协调性得到增强。

　　◎ 孩子

　　我们为我们的三个人物——杰克、吉米和简提供这样的场景——我们对他们成为父母一事觉得非常敷衍了事。生孩子好像就是碰巧发生了一样。尽管更长的人生意味着花在养育孩子上的时间更少，我们认为对于如此重要的话题来说这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讨论长寿问题上的重点是人们可以做出的许多选择。但是，有个条件限制依然是非常不灵活的，那就是女性的生育期。无疑，随着生育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比如冷冻卵子，将扩大生育期，但这不大可能与年龄完全脱节。尽管许多人的寿命延长了，并且带来了新的选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生育期依然不太可能变得很灵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留给女性回答是否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以及和谁生这些问题的时间并不多。寿命越长，这些选择的意义就越深远。

　　可以通过改变简和若热的生孩子的年龄来考虑这些选择。在五阶段人生中，他们开始组建家庭时，已经将近40岁了。我们可以为简和若热创造另一个场景，那就是让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成为父母，这将给他们一个30多岁时建立职业生涯的机会。但是，他们在20多岁时相遇的可能性是多少呢？那么，“探索期”阶段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发现他们的选择吗？而且，简和若热真的能够在生命的早期找到一个人生伴侣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阶段人生中，他们将近40岁，第一个孩子才出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和寻找合适的匹配对象，这让20多岁和30多岁的他们可以专心投入职业生涯。缺点是，一旦他们决定要在将近40岁的时候生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怀孕，当然他们也会是年长的父母。

　　当然，在伴侣关系和孩子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简（以及若热）在寻找什么样的伴侣。简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实现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的伴侣，让她自由地抚养孩子吗？如果她想要这样的配对，她能找到一个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吗？或者，也许简更喜欢和想要那种双份工作的配对。简甚至可以决定不去找一个伴侣，而是独自抚养一个孩子，由她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可能是曾祖父母抚养。在她人生的多个阶段，简可以集中精力在早期阶段抚养孩子，然后有事业，然后在60多岁的时候考虑婚姻和陪伴。这些都是杰克和他的妻子从未真正面对过的问题。但是，这些决定以及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的后果对于像简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敏感的。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弗里德曼一直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他们对伴侣的愿望。这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精英群体，因此从他们那里获得全球视野是一种莽撞的想法。然而，他在1992—2012年的20年间所观察到的变化意义深远。

　　与20年前相比，越来越少的年轻男女说他们打算生孩子，许多人把活力和朋友作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期的伴侣关系以及为人父母一样重要。在1992年的一项调查中，弗里德曼发现，78%的学生表示他们打算生孩子；到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42%。这些学生在22岁时想要的能作为他们真实行为的预测吗？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意图与之前的群体截然不同。

　　这一群体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他们对未来伴侣关系安排的意图。大约1/3的女性希望找到一个伴侣，并成为那种传统的各司其职的角色，她们都是孩子的主要角色；大约1/3的女性想要双重职业；大约1/3的女性想要一个没有孩子的伴侣关系。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对于他的许多学生来说，“他们不再是对母亲的渴望，也不再是盲目地进入一个预先确定的未来；他们也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

　　这些影响对男性和女性都是深远的，而且指向了持续变化中的性别角色。弗里德曼认为，性别角色的转变源自双方。他指出，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有一个职业母亲作为女性榜样，并认为父亲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因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一个双收入家庭，并且愿意走出传统的养家糊口的角色，期望花更多时间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并且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多地投入其中。如果婚姻要适应百年生活的挑战，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必需的。

　　尽管人们可以生育的年龄在所有可能性中都是不灵活的，但在多阶段的生活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机构中，可能会产生比目前更广泛的选择。有这样一种可能，很多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建立一个小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决策：背负学生债务，需要更多的储蓄，许多人可能会对承担更多的孩子的经济负担持谨慎态度。一些女性会尝试推迟做母亲，这样她们就可以在决定抚养家庭之前先探索和发现各种可能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表明，推迟做母亲的女性会增加她们的终生收入，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最高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和更大的可变性。一个拥有祖父母支持且能独立养活自己的女性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单身母亲，或者通过和伴侣的合作让她专注自己的事业，而她的伴侣专注抚养孩子；或者她抚养孩子，她的伴侣专注追求自己的事业，然后当孩子们离家之后，在伴侣的经济支持下，开始新的职业生涯。父亲们的选择也会更广泛，他们可以决定全职工作，做全职爸爸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协商不同的角色。

　　工作和家庭

　　工作是家庭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女性工作的范围。20世纪，女性在工作场所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对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总结。她表明，男人和女人在以下方面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小：对工作的投入度和时间，不管是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所，工作性质和部门工作的类型，以及工资上的差异。

　　◎ 女性和工作

　　然而，尽管差异已经缩小，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和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些差异仍然存在，那么在百岁人生中，女性面临的选择与男性面临的选择将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男性和女性可能的生活将不同。因此，我们必须为两性阐明不同的情况。当然，如果未来几十年这些差异有可能缩小，那么男性和女性的处境将更加相似。这些问题本身就很重要，但也会影响到家庭和伙伴关系的发展。不同的工作环境和不同的职业选择将导致不同的家庭伙伴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情况不明朗的时候，谁最初要扮演何种角色的谈判就会出现。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经合组织中，工作妇女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80年，25～54岁之间的女性在就业或寻求就业的平均比例为54%；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71%。尤其让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小孩儿的母亲。例如，在1970年的美国，70%有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都是在收入群体之外——他们大概就是杰克和吉尔的特殊婚姻模式下追求做全职家庭主妇的人。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36%。尽管如此，女性依然不成比例地从事着兼职工作（在经合组织中，80%的工作都是由女性兼职完成的），这是因为她们更大程度地参与了维护家庭和养育孩子的工作。所有这些对女性工作模式的改变，都促成了婚姻的深刻转变，以及家庭的运作方式。

　　虽然在大多数国家，工作妇女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在各国之间步调并不统一，而且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如图9.1所示，日本、意大利和韩国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最大，而挪威和瑞典的差距最小。在你所居住的国家里，人们对传统标准的速度变化的猜想是有趣的。比如，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日本政府就采取了许多计划让女性加入工作群体中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期待国家之间的差距会更小。在这一差距依然存在的国家，女性在如何构建百年生活的问题上仍将选择较少，而她们和伴侣的关系更有可能采用传统的形式。

　　这些差异的起源是复杂的。有些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一些人反映出在家庭福利、税收补贴和对儿童保育的支持方面存在显著的政策差异。另一些则反映的是更为直接的经济现实。当一个家庭中的合作伴侣计划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是他们的计划基于两个关键问题：谁来做家务，谁最有可能得到最多的报酬？当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短期资源分配决策，而并不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大部分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责任都是由女性完成的。2013年的一项对美国家庭的调查发现，即使父母双方都在工作，女性也会在育儿和家庭活动上花更多的时间。这可能是基于美国的数据，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即使在双收入家庭中，男性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女性在家里花的时间更多。研究表明，男性每周都要多花11个小时在有偿工作上，也比女性多4.5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而女性则更多地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展望未来，如果国内劳动力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变得更加平等，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如果他们都在从事高技能、高强度的职业？毫无疑问，如果双方都平等地参与到家庭中，这将给传统角色带来压力。在漫长的一生中，因此导致冲突和重新谈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吉米的三个半阶段人生中，我们强调了他和他的伴侣如何积极地重新协商他们的家庭角色，这样她就有机会更新技能和开始全职工作。在五阶段人生中，简需要和她的丈夫进行更多的协商，以便家庭工作量更平均地分步，尽管并不是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如此。当然，在多个阶段，每个伴侣都可以在承担更多家庭职责的角色中切换。

　　图9.1 2014年男性与女性参与率之间的差距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

　　这就剩下第二个问题了。在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传统伴侣关系中，谁最有可能赚得最多？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趋势。我们知道，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男女之间的参与率在不断缩小，而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差距正在接近消失。事实上，在许多职业中，年轻女性在进入工作岗位时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在一些职业中，比如医学和教育，这一比例超过了50%，而在工程、IT（信息技术）和投资银行等其他行业，这一比例显著下降。因此，对于这群年轻女性（她们和简年龄相仿），这种性别平衡将在她们的工作生涯中持续下去，因此她们将在家中成为同样养家糊口的人。

　　尽管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赶超男性，与男性的教育和工作差异在缩小，但她们的薪水更低。图9.2显示了美国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时期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我们可以看到：在25～69岁的全职工中，男女（平均）年收入比在1980年是0.56，2010年是0.72，2014年是0.77，差距在逐渐缩小。坏消息是这个差异仍然较大，而且随着职业生涯的展开，差异还将扩大，女性高管比例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2014年，许多大公司约30%的中层管理者由女性担任，而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女性比例明显减少，在15%左右。

　　图9.2 不同性别收入差异

　　来源：克劳迪娅·戈尔丁，《如何实现两性平等》，米尔肯研究所评论

　　随着年轻一代的女性比过去进步更大，情况在发生变化。但是，差距仍然明显。在对芝加哥MBA毕业生的研究中，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比女生多1.7万美元。然而，1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超过15万美元。研究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差距可能与工作时间的差异，进入商学院前的职业中断和就业路径有关。

　　如果这些都是不同性别收入差异的原因，这是否可以解释戈尔丁所说的“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男女收入比大幅提高，但近十年收入比几乎没变动”？女性薪资水平还能赶上男性吗？展望未来，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缩小工资差距。现在从事第一份工作，简的性别会被平等对待。后面会继续平等吗？简会不会和2014年的女性一样都觉得很难成为一名高管？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15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妇女和未来的工作》（Women and the Future of Work），预测如果考虑到当前变化率，那么至少需要70年才能实现男女工资平等。那就是2085年，那时候简87岁，已步入耄耋之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 工作弹性

　　戈尔丁深入剖析了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的原因，她认为男女工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男女从事的不同职业所附加的价值。这里似乎涉及五个关键的维度：一是时间压力，指工作中遭遇严格时间规定；二是工作的结构化程度，更高的结构化程度意味着更少的自主性；三是工作灵活度，越灵活日程安排越自由；四是保持联络，指工作中必须与团队其他成员经常保持联系的要求；五是取代性，是否只有某些人有能力完成任务，别人很难执行。这些都是高薪工作的标志，弹性非常小，目前男性比女性更为合适，尤其相比于有孩子的女性。

　　例如，与法律相关的职业通常处于这五个维度的极端，从业者时间压力非常大，缺乏自主性，日程安排不灵活，需要经常与团队其他成员联系，可替代性小。

　　假设简决定从事法律职业。参加最初的法律培训后，如果她有孩子了，或许会想让工作更灵活。当客户需要简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她很快会发现自己对于公司的价值开始下降。因为不经常在办公室和同事交流，也不经常在开会等场合和客户互动，简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无形资产，例如隐性知识，开始被侵蚀。如果简缺席，她会被排除在谈话内容之外。正如戈尔丁所言，那些喜欢工作时间更少、更灵活工作的人如果从事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例如法律、咨询、投行等），会备受折磨。

　　在这一点上，站出来审视戈尔丁的观点和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是有用的。目前，由于女性需要照顾小孩儿和老人，她们大多选择灵活度高的工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她们经常会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展望未来，男性也会做出这些选择吗？如果是这样，那将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年轻律师简和她的男同事面临怎样的职场选择和取舍？选择不胜枚举，每一个都需要简权衡利弊。如果她想成为一家法律公司的合伙人，她的工作高度结构化，没有什么灵活性，要7天24小时待命，时间压力很大，内容不可预知，自己不能决定工作的地点与时间。简选择了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职业发展会受到重大影响。当然，她会得到一笔高额补贴，也很可能还有一份有趣而有意义的工作。

　　正如其他的行业，法律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路径。简可以权衡做出以下决策：第一，离开一家大型法律公司，尽管持续工作很长时间会有加班费，成为公司一名总法律顾问，她的工作更灵活，花费时间更短。第二，从一家大公司跳进小公司，付出的代价也相对较小。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虚拟技术的完善和人们接受度的提升，简将能够加入一家虚拟法律公司，在家里办公。她面临的取舍显而易见：由于灵活性和自主性的提高，薪酬将下降，工作或许将少些丰富与激动。

　　第三，走另一条职业通道，具备更大的时间弹性，更少的客户和联系，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都是戈尔丁所谓的弹性，她的分析表明：在科技工作中更可能找到这些条件。科技工作者的性别工资差距很小，而且不随时间扩大。当然，有趣的是，这些都不是女性所热衷的职业。比如：药学工作者。据戈尔丁的分析显示，目前这是一种高取代度的职业，所以一位药剂师离开，另一位可以轻松取代。当然，他们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律师、咨询师或投资银行家。如果这种替代发生在法律关系中，那么合作伙伴必须向客户说明这种替代性，律师必须紧密合作来证明这种替代性，因此律师可能要付出更多。

　　戈尔丁的数据发表于2014年。展望未来，有关灵活性和利弊权衡，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在简身上发生大的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对世界各地灵活工作的态度、采用虚拟技术的速度、工作规范化的程度、高管花时间陪孩子的多少等。

　　这对男性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当人们选择更灵活的工作时，收入会相应减少，这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往往是在当父亲之后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多。然而，研究表明，如果男性因为家庭原因减少工作时长，他们的收入会减少，未来职业发展受限，工作弹性变小。

　　◎ 转换的影响

　　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回顾一下。在五阶段人生中，我们假设简有段时间和若热都在做全职工作，但有时也会抽时间陪孩子、构建知识体系或准备转型。我们期望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某个或多个阶段会经历职业中断和灵活就业，涉及高附加值的工作、家庭责任和再创造，让他们交换角色。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数百万人有与此相似的工作生活。男女之间的职业转换有什么影响？目前，工作弹性让男性和女性都为之头疼。如果男女职业中断变得更普遍，情况还是现在这样吗？结果会不会是工作灵活度对我们的影响在减少？这里有个事实，更多的人会把职业中断视为多阶段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平等。同样的论点可能也适用于弹性工作制。由于多阶段生活的存在，如果更多人追求灵活的工作模式，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有两种可能。首先，男性将体验灵活的工作模式，工资减少，结果是男女都为之郁闷，薪酬更平等。此外，更激进地来说，工作将被重新设计，弹性工作的企业或个人花费成本不同。换句话说，如果人们都更喜欢灵活的工作方式，那么工作性质很可能会从根本上被重新设计。

　　转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在合作的某个阶段，A追求事业，7天24小时待命，B灵活工作，帮助抚养家庭；在另一阶段，他们的角色转换。显然，这样复杂的联合多级生活需要很多协调，夫妻间的信任与合作，也需要雇主改变他们如何看待工作、年龄和性别的方式。然而，尽管复杂，这将有助于男女终身收入的汇聚。也许从某个时间点来看，A的收入低于B的收入，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他们做出了相同的贡献。尽管这或许是个乐观的解决方案，它的确充分利用了百岁人生可能的相互作用、人生各阶段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 离婚

　　有个场景是假设简会和若热白头偕老。实际上，我们还假设杰克、吉米和他们的妻子携手走过了一生一世。中年离婚时构建无形资产流是复杂的，我们不想让事情更复杂。当然，前面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婚姻是一项非常成功且持久的制度。实际上，目前的数据表明，65岁以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结婚，16～65岁也一样。这反映了男女预期寿命的延长，婚姻上男女年龄差降低，离婚增多后再婚率在提高，导致对再婚的社会歧视减少。

　　这是真的，当杰克和吉尔结婚时，他们可能有点儿害怕他们以离婚收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只有12%的白人女大学生遭遇离婚。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增至约24%。当吉米长大时，他会把离婚更多地视为一种社会规范。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多数时候，美国的离婚率在上升。20世纪70年代，48%的婚姻在25年之内以离婚告终，因此“半数婚姻是以离婚收场”这种说法很流行。早在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指出新的典型生活是“结婚，离婚，再婚”。他认为婚姻破裂的现象还将继续。

　　然而，事实证明，切尔林所观察到的不是连续增长，而是峰值。如图9.3，对于那些1970—1979年结婚的人来说，美国离婚率处于峰值，原因之一是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按照传统结婚模式，许多人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有明确的男性和女性分工角色，后来才发现彼此没有享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此外，案件积压之时，引入“无过失”离婚使得婚姻更容易破碎，出现了一个高峰。在1979年以后结婚，离婚率下降。

　　2014年，结婚年龄推后，离婚和再婚不再常见。事实上，美国那些近几年结婚的人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愿意待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婚姻的基础从生产转变到消费互补，人们在不同的标准上选择，婚姻更持久。此外，因为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创造稳定婚姻的基础，他们的结婚时间变晚，因此离婚变少。

　　百岁人生对离婚率有什么影响？增加或减少，皆有可能。

　　显然，如果寿命延长导致离婚率上升，只是因为生命持续的时间变长，更多的事情会发生，人们会经历更多的过渡和改变。因此，活100多岁的离婚可能性高于70多岁，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可以认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生命的长度，他们准备离婚和再婚的时间更晚。当你70岁婚姻不快，预期活到100岁和75岁是非常不同的，这可以从离婚数据上明显看到。虽然总体离婚率确实在下降，却有越来越多的老人离婚。例如，美国有10%的离婚事件涉及60岁以上的人。与1990年相比，60岁以上的美国离婚率增加了两倍，英国则增加了三倍。人们都意识到寿命延长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从离婚中恢复，有更多的时间来重建财务资产和无形资产。

　　图9.3 美国几十年间的离婚率

　　来源：贝琪·史蒂文森、贾斯汀·沃尔夫斯，《婚姻与离婚：改变及其动力》，《经济展望期刊》，2007年春季卷（总第21卷第2期），第27—52页

　　然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趋势推测离婚率可能在下降。在我们假设的一些场景中，离婚的代价变得非常高，比如五阶段人生中的简和若热，他们之间的协调对长期以来保持稳定的婚姻关系非常重要。当然，辛苦地经营这段关系也有风险，因为这对他们公平的交涉能力、彼此承诺和相互信任都是有压力的。分手的成本也高，即使财务资产是公平共享，各自的无形资产大多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关系破裂时刻，人们需要对他们的生活计划做重大修改。所以，在五阶段人生的情况下，离婚的成本会增加。

　　总的来说，这种推理表明，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人们会分手再离婚，结识不止一位伴侣。离婚的财务问题始终是重要的，百岁人生更是如此。确切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伴侣，也在于国家的法律制度。离婚后当然会有双方资产变化的问题。在传统的婚姻里，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结婚乃至离婚后的一段时期内养家。在双职工家庭里，情况更复杂，百岁人生更甚。这引发了许多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得不需要考虑。例如，如果简挣钱养家而若热掌握财政大权，下一个阶段他们角色互换，如果简和若热在阶段过渡时期离婚会发生什么？简是否必须工作去帮助低收入的若热？他们离婚之后应该平等分割财产吗？他们应该遵守不同阶段做出的相互经济扶持的承诺吗？

　　多代同堂的生活

　　当我们在考虑如何随寿命延长而过好个人生活的时候，很显然这将对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多阶段的生活和传统习惯有助于形成年龄隔离的西方模式：青少年读书，老年退休休闲，而其余时候在工作。多阶段的生活不是按照年龄划分，更成熟的人也可以变得年轻，变化在于内心。

　　◎ 家庭关系

　　当我们访问亚洲，尤其是印度，那些很少在西方看到的事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孩儿、父母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当我们和几代同堂家庭的朋友们聊起来，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有很多好处。孩子们有机会与他们的祖父母生活，父母工作的时候有更大的动力，老人觉得他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代关系可以促进长寿。老来孤独是可怕的，让老人融入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有益的。当然，我们的亚洲东道主也提到了这样做的缺点：缺乏隐私和代际关系有可能产生摩擦。

　　受亚洲影响，西方国家跨代相互作用四五十年前成为规范，现在已经减弱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较小的家庭单位。孩子们与父母待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在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但是当他们离开父母，可能会建立一个较小的家庭单位。在一些国家，譬如丹麦，家庭规模越来越小。2013年，家庭平均人数为2.1人，不可能包括一位老人。这种年龄隔离一直是重大的社会转变。例如，在1910—1980年的美国，65岁以上的独居或同居人群比例从20%上升到74%，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从61%下降到16%。所以尽管老人经常和孩子、孙子们交流，异龄频繁互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反转，西方家庭单位看起来会更像亚洲家庭？

　　让我们回到简和若热的故事。他们出生于1998年，在35岁的时候，也就是2033年，很可能他们的双亲（出生于1973年前后）都还在世，他们的祖父母（出生于1948年前后）也可能还在世。所以，在他们的孩子年少之时，可能有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由于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下降，简和若热可能没有兄弟姐妹，他们双方的父母也可能来自小型家庭。此外，在五阶段人生里，如果简和若热离婚，他们的家庭就会不同了，小孩儿会有继父母和继祖父母，家庭结构更趋复杂。

　　这些数代同堂的家庭成员都会做什么呢？简和若热的父母都是60岁出头，所以他们可能做全职工作或从事一系列投资组合活动。简在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后来都各自再婚，所以她的孩子有两对祖父母。简和若热的祖父母都80多岁，所以他们有可能退休了，在安享晚年。祖父母也有可能在做着和简的孩子相似的活动，比如上老年大学、周游世界、学习新技能。这种返老还童的方式可以为几代人交流建立坚固的桥梁。如果这些大家庭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可以享受更长、更健康的生活，那么家庭的总体幸福感将大幅提升。

　　通过一些角色模型做指导，以实验为例，我们可以谈论一些复杂的多代关系。随着家庭成员寿命延长，祖辈焕发青春，代际关系的试验将更为明显。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观察到的，他们都需要想办法做到最好，构建自己新的道德生活，尤其是在联系密切的大家庭承担的义务。在过去，传统决定义务。例如，是否借钱给家人或如何当一位父亲。展望未来，人们必须通过一系列问题工作：如何抚养四代人？作为继父母，他们对子女有什么财务义务？或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数代同堂的家庭可以给大家提供了解彼此的好机会。如前所述，年龄隔离是工业化的影响之一。由于国家适龄入学的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工作场合之外，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他们的生活隔离趋于正常化。随着年龄逐步制度化隔离，空间隔离也形成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再占据相同的空间，因此也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有三个空间对跨年龄互动有潜在的重要性：家庭、邻里和日常活动的场所（例如工作、学习、娱乐、祭拜）。虽然邻里的组成有时是有意按年龄安排，但往往是无意产生的。年龄是可以划分成不同阶段的，因为许多日常活动围绕着年龄而形成，例如青年交响乐团、老年人活动和高级旅游团，而且不同的文化扎根于各年龄组。年龄隔离限制了人们形成稳定的跨年龄关系。不同年龄的人相互交流，熟悉彼此，分享知识的愿景难以实现。也许多代家庭可以弥补这一点。

　　当彼此的关系跨越年龄限制，成见和偏见就越少。持续的熟悉感似乎很重要，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就越稳定持久。多代家庭也许会像亚洲部分地区一样生活在一起；年龄隔离被打破后，他们也许会更多地了解彼此和相互支持。很清楚的是，这种共享精神会对年轻和年老的一代人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影响。

　　◎ 朋友

　　随着寿命延长，核心家庭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集中。从历史上看，生育和抚养孩子是人一生中的核心，漫漫一生看起来没有任何进化优势。然而，随着生活的继续，抚养孩子已不再是曾经的全部消费活动，一段友谊或许会出现。朋友与我们共享家庭支出，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核心家庭新的组件。

　　沃顿商学院MBA学生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ewart Friedman）在他20年的研究中，从他20多岁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这种趋势。在最近的研究中，他发现学生们非常强调友谊作为主要的关系纽带，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够支持家庭按传统方式培育的关系。

　　正如多代家庭可以允许跨年龄的联系存在，也许跨年龄的友谊也会对当前社会新老隔离产生积极影响。在非工业化社会，年龄不是个人的重要标记。在三阶段人生中，年龄已经成为人生经历的分割线。贡希尔德·霍格斯塔德和彼得·乌伦贝格描述了美国和荷兰的数据资料，表明当朋友网形成，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与同龄人交往。例如，底特律男人的非亲属网研究表明，72%的亲密朋友和他们的年龄相差不超过8岁。只有3%的年轻人在53岁以上结识非亲属朋友，约25%的老年人会接触36岁以下的非亲属朋友。

　　当相同年龄的社交网相互接触时，他们倾向于加强群体认同感，对生活持有相同看法，并把彼此介绍给同龄人。作者认为年龄隔离与老年人歧视紧密联系，因为它鲜明地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并导致陈规和偏见。当三阶段变成多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人就有机会拥有类似的经历。正如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反对陈规和偏见的一个武器是组群联系。也许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网络时代的年龄同质性将开始瓦解，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一起分享经验，由此建立友谊。也许老年人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