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可以简要概括为：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一）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就应当具有立体形象，我们可以勾勒为下面的分析框架。

　　1．开放活动的内容（即开放的部门和领域）

　　（1）商品流动：物质的生产和贸易；（2）要素流动：资本和技术交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3）服务流动：服务和信息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

　　2．开放活动的场所（即开放的空间布局）

　　（1）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的先期效应）; （2）沿江与内陆城市（市场准入的差别）; （3）边境地区（市场准入的差别）。

　　3．开放活动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

　　（1）双边经贸关系；（2）多边经贸关系；（3）区域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APEC等）; （4）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

　　互利共赢，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一个属性。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都是开放型经济体系，而且就目前的开放水平看也都比我国更开放。如果我们只是朝着继续扩大开放的方向与它们看齐，我们与它们就没有区别了，充其量不过是后来追上来的一个发达国家，富国俱乐部增加一个成员而已，那么我们说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特点了，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就缺乏亲和力了，所以我们强调互利共赢。怎样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呢？首先当然要研究的是中国自己市场的开放。货物与服务市场的开放都是贸易伙伴关切的问题，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要研究市场的公平竞争，哪些因素妨碍了公平竞争，实现哪些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让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分享中国巨大市场的利益。其次要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福利效应，对东道国的就业、贸易创造以及税收产生了什么结果。如果只对自己有利，而对东道国的贡献甚少，就可能产生“新殖民主义”的曲解。再次要研究贸易的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以及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国际规则制定的要求。最早西方发达国家鼓吹贸易投资自由化，说自由贸易的中性规则（或竞争中立）可以使交易双方都有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后，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勇对挑战、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和别人制定的商业规则，并努力使自己适应和运用规则，创造条件使自己在交易中获取相应利益，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是每个发展中经济体都能够像我们这样做到。因此，所谓的“中性规则”其实并非完全公平合理。现在我们已经成长为贸易投资大国，而且有条件接过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旗号去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涉自己应得的利益。对发达国家而言，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好，中性规则也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武器。在发达国家面前，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加强在规则制定中的能力，同时研究如何让这些规则照顾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我们需要研究“南南合作”中对双方都有真实利益的商业规则。

　　多元平衡，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二个属性。我理解的多元平衡主要是三方面的平衡。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内在性与外部条件的平衡，集中表现为内外需的平衡。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作为大国，发展经济只能以内需为主，根据过去我主持的商务部委托的课题“中国内外需协调发展研究”的计算，即便在1978—2008年这30年间，外需在中国经济总需求中的比重也不超过15％，所谓中国经济依靠外需增长的说法并无研究依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重大幅度下降。那么平衡究竟应该如何量化？通常外需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由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反映。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发展，境内外资金流动比过去自由和频繁，外汇进出和收支经常是由于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和利差所导致，并非真实贸易投资活动的记录。这就给我们依据国际收支来计算外需的数量带来了困难和误差。如何克服这个技术困难并给出内外需求平衡的量化概念，是研究要克服的难点。其次是与贸易伙伴利益关系的平衡，集中体现为进出口贸易平衡以及资本进出流动的平衡。其衡量标准不仅要看国际收支，还要看贸易投资活动的互补性以及双方社会福祉的增进。最后是国内深化改革与营商活动规则日益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不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体制性矛盾，无疑需要改革，但这些改革内容都具有复杂性和牵连广的特点，而不少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范式也处在变革或即将变革之中，因此要讲求两者之间的平衡，讲究顶层设计和试验先行，否则将导致进退失据、宽严皆失。所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安全高效，是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三个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开放，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要防范危机对我们的冲击。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必须具备的安全阀。因此要研究这个安全阀的设计、制造、安装、监测以及运行管理。所谓高效，是要求这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最低化、效率最大化。因此要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成本高、效率低。一般而言，体制障碍导致制度的交易成本高、效率低；机制障碍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技术障碍导致操作成本高、效率低。例如，对于推进贸易便利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是主要的体制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改革空间主要在这里；对于海关和口岸管理的各个部门，政出多门和不协调是主要的工作机制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间主要是整合这些管理规则和管理工作，实行“单一窗口”的改革试验；对于港口和码头作业的设施，技术落后会形成贸易便利化的技术障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间就是实现港口和码头建设的信息化、现代化。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个新体制主要包括六方面特征：

　　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还不够，因此要促进服务业开放潜力的释放。关于我国产业开放度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献，但是承诺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区别。承诺开放可以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或各种区域合作的议定书和协议中找到，但这不等于实际开放，还需要从服务业吸收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中，从服务贸易发展的数量和结构中，以及从国际比较中发现需要改进的空间。

　　第二是建立适应多种形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体制和机制。这包括：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增强投资主体权利。因此，要研究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的体制：（1）扩大备案制的适用范围。（2）建立核准制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出发点，以区域自贸区建设为重点突破。因此要研究加速区域自贸区谈判，升级现有区域自贸区；要研究可能增加哪些国际贸易新规则、新议题的谈判，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应对美国TPP酝酿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要追踪研究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展并总结其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地方大力复制和建设类似的自由贸易园（港）区。要研究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既为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提供借鉴，也为我国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要研究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对我国的实际影响，以及我国如何应对。

　　第三是建立具有战略纵深和双边、区域合作广泛利益共同体支撑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开放程度的不协调，更多体现为内陆沿边和沿海开放的不协调。内陆沿边开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力所在，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研究内陆与沿边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

　　要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展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增强我国开放体制的国际支撑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合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当有超前意识，要研究如何建立既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要研究如何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和海洋工程设施产业，使我国海洋工业从只会造船迈上更高的台阶；要研究海洋的服务产业如何从在岸贸易和运输基地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基地，海洋科研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以及海洋勘探、检测的服务基地方向提升转变；要研究什么是“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与发展海洋强国的关系，以及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重点是研究如何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重建。要研究“国际化”的坐标是什么，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过程，我们的建章立规工程如何适应动态化的国际规则。要研究塑造新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在不依靠优惠政策体现的条件下，优良的营商环境需要哪些条件和努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要研究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海关等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如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资改革，如何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为重事中事后监管；要研究服务产品市场化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构建、价格改革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问题；要研究人员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改革、境外人员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沟通所涉及的网络、移动互联等领域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管理工作的转变和完善。

　　（三）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供给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主要以价格低廉取胜，这使我国许多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较高的份额。随着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原来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并继续弱化，未来在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培育哪些新的潜在优势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作用的加强，我国部分产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如高铁设备和一些基础设施装备，这些产品将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我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进而使一些新产业和新产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价值链、供应链优势。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不仅布局国际生产，而且形成国际营销网络，形成由我国企业自主支配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这将使我国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第三是国内市场优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1.96万亿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货物市场份额，服务进口达到3835亿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服务市场份额。这样庞大的贸易规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必然对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作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四是体制优势。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要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但它继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动力很强，自我发展能力也很强；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规则和制度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个别超级大国，相当多发达国家一旦适应原来的国际规则，它就会比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应需要不断变化的国际规则，特别是不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国际规则变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能力恰恰具备这种适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优势。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有效的市场”，也强调“有为的政府”，从而使我国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优势。我国正在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这种优势也必然不断发展。

　　（四）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第一是完善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要研究什么是“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我国各个区域对外开放的起点不同，时间也有早晚，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开放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不同区域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建设也必然有其各自的特点，应当总结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研究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这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原有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要研究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中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是完善对外贸易布局。核心是要研究如何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强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它都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体现这些内涵的国家也不同，既没有“日不落帝国”，也没有在所有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全能冠军”。一般来讲，资源和要素禀赋、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贸易的支持条件（如运输、国内产业与贸易政策）是一国或经济体经贸发展强弱水平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根据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谓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准是：（1）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中利用已有比较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能力。（2）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的交换能力，国际的交换能力往往还取决于跨国生产能力、国际运输能力、国际营销能力等。（3）本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4）在国际交换中的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全球或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能力。技术标准和国际交易规则，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能够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国家，一般都是贸易强国。

　　第三是完善投资布局。要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未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导向是什么。“三个有利于”是未来完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导向，即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其政策取向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逐步开放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各类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着力吸引具有先进制造业技术、工艺、管理优势的外商投资。

　　同时还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的要求，要进一步研究未来如何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形成中国企业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网络；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的思路，并使之落到实处。政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鼓励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鼓励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在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研究针对民营企业的弱点和不足，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服务。同时要研究如何改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营的统计、税收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生产和提供一种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第一类是各种技术标准和国际商业规则，包括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区域的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提供运行载体和平台所提供的成本，还包括为特殊国际经济问题提供的援助，这些都属于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供给能力有关，供给能力取决于经济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硬实力以经济、金融、科技和重要资源为后盾，软实力则需要话语权以及自身的体制、机制的优势。为此要研究我国如何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要研究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备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如何使我们在国际交易中的话语体系更具有影响力，即能够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动听，更有亲和力。

　　还要研究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美国一直试图重新书写未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全球的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来打破美国孤立我国的企图。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的新运用和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