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里，写过这样题目的一篇文章，这里套用一下。

　　先生说：“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要打一个扣头。”作家，好豪语，一方面，与这一行业中人的狂放不羁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吹牛皮不上税，起到某些助长作用。清人陈康祺的《郎潜记闻》，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料笔记，其中一则《吴俗三好》，就记述了清初一位诗人的豪语。文曰：“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

　　最后两句，居然要开杀戒，真是好大的口气！

　　王渔洋，是与朱彝尊并称的诗人，有“南朱北王”之说。文学史称他：“总持风雅数十年，于清代诗风甚具影响。”袁枚认为他的诗“为一代正宗”，《四库全书总目》评他，能“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创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由此可见王渔洋在清初文坛，确是一位领袖人物，于是，立德、立言、立功，以天下为己任，便是终生的抱负。所以，大家都仰着脸看他，一言一行，无不引起大家的关注。那时没有报纸，没有记者，只有陈康祺这样关注时事的笔记家，会作为轶闻记下来。

　　斗马吊牌，类似搓麻，敬五通神，涉及迷信，王渔洋发发脾气，挥斥方遒，似乎说得通。吃河豚鱼，弄得不干净，要吃死人，确实不是好事，但此物极鲜美，连苏东坡都认为“值那一死”，只要达到卫生安全的条件，大可不必列入禁例之中。而王渔洋竟然恨不得有斩马剑，也就是尚方宝剑，如唐代卢照邻诗“愿得斩马剑，先断佞人头”地诛杀起来，可想老先生在讲这番话时那够张狂的样子了。

　　老实说，尚方宝剑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拿在手中的，那是皇帝老子授给的，他给了你这把剑，同时也给了你先斩后奏的权力，王渔洋说这句豪语，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被授予这份特权的资格。

　　因为，此公不但在文坛举足轻重，在官场也一直春风得意。顺治十五年进士，翌年出任扬州府推事。康熙三年入为礼部主事，十五年由户部郎中改为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做到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气，加上首长意志，加上法官意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习惯性地以权势而非文人的口气说话。幸亏玄烨不曾授与他这把斩马剑，否则，不知江南地方该有多少颗士子的脑袋，斩于这把剑下。

　　一个文人，到达这种一言具九鼎味道的地步，古往今来，比较少见。

　　王老先生敢于肆意而言，道理很简单，因为康熙本人相当欣赏他的诗作，亲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操刀当责任编辑，为一位作家编书，世所罕见，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恐怕是绝顶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篇，解读伟人的作品，连篇累牍，甚是卖力；也未见到毛主席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动手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知识分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凡作家，心气比较高，都不甘雌伏，想法要比别的同行高出一点。文而优则仕以后，由于仕，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就能得到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要是凭笔下功夫，真刀真枪，想超过别人，就不是那么轻易了。所以，时下一些脑袋瓜子比较活的作家，省工省力之计，莫如走仕途。作家一当官哪怕当一个清水衙门的作家官也会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讲话有人聆听，名字马上见报，作品容易发表，书籍不难出版。不用费力就自我提高流品，本来三流都勉强，现在一流还富裕了。于是，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画脚，像模像样……

　　当然，他不会听到台下胡卢而笑的声音，因为鬼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其中不存在必然的规律。可是，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

　　因为我们看作家，是看他的脑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即使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作品该屎还是屎。但是，这些人的自我感觉的错位，也真是让人扼腕。一下子，琴棋书画，全会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弹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东西南北中，到处可见他抓住麦克风，哇啦哇啦喊得口吐白沫、地动山摇起来。这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哀。

　　每当遇到这样的壮烈得令人痛苦的场面，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亚说过的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想起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过的“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那些明公；当然也会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说过的一句名言：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增加了。我想，一条母牛下犊以后，自然会生出乳汁，但作家当了官，工资也许增加，才华是不会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于是好作品；评论或许要多一些，出镜率或许要高一些，那是冲着他身上的黄马褂而去的，一旦剥掉了这张皮，照旧狗屁不是。

　　可是清初诗坛上，王渔洋是当之无愧的、绝对的一流诗人，他这个一流，绝非硬往自己脸上贴的那徒有虚名的“一流”，而是他在文学上的创见，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豪语的背后，是王渔洋货真价实的作品在支撑着的，因此，底气充沛，有恃无恐，汪洋恣肆，毫无顾忌。他拥有这份资望、身份、地位，可以对他不喜欢的社会风气，不赞成的时代潮流，加以抨击；抨击不灵，加以棒喝；棒喝无效，祭起尚方宝剑，对作俑者严惩不贷。

　　倘非王渔洋，换个人，也用这样大的口气讲话，就怕别人要笑掉下巴，就会像鲁迅先生所说，给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了。

　　看来，作一个文化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很重要。否则，就是毛泽东嘲讽过的那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了。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