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玄烨南行巡察河工，途中，在皇子胤祉的奏折上批高邮、镇江、苏州三处的“粮价单”。这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一位“日理万机”的最高统治者来讲，能够留意到与老百姓切切相关的稻米菽豆的价格，比历史上那些或荒淫无耻，或杀人无算的帝王要强得多了。

　　应该说，历代帝王中间，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是统治中国较长时间的君王之一。在他统治期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抵制沙俄，巩固边疆，使大清王朝达到全盛状态。他本人好学敏求，勤于政务，“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一位比较杰出的君主。

　　现按他所记，将1707年夏四月的三地粮价，列表如下：

　　夏四月正青黄不接之际，三地虽有一江之隔，但粮食市场差价相当接近。粮价没有大涨大跌，对“民以食为天”的老百姓来说，这日子应该说是相当安生了。

　　这一次是他第六次南行视察河工，帝王出巡，官员护拥，伞盖遮云，旌旗蔽日，那阵势之威武，场面之壮阔，可想而知。时人张符骧作诗记事，对此颇发几句牢骚：

　　“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宵人未毙江南狱，多分痴心想赐麻。”

　　“忆得年时宫市开，无遮古董尽驼来，何人却上《千秋鉴》，也博君王笑一回。”

　　也许没人告密的缘故，诗人竟成文字狱的漏网分子，实属他的幸运。但“金钱滥用比泥沙”的感叹，倒是这位皇帝晚年统治的谶言，堂堂大国，他死后的国库里，空空荡荡，只有七百万两存银，也太惭愧了。任何英君明主，无论当初怎么伟大正确，年事高了以后，难免昏聩，总是以一塌糊涂告终。他的孙子乾隆，统治中国六十年，比他少一年，活了八十八岁的乾隆，传位嘉庆，大清国也就走下坡路了。

　　不过，玄烨五十岁至六十岁，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三年前后，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治绩最辉煌的岁月。看四十六年的这份账单，一石米价能稳定在银一两以内，这是相当难得的太平盛世。

　　清代衡制的斤，要大于现在公制的市斤，近七百克为一清代斤。按现今在超市出售的富强粉每五百克约为人民币三元的话，清代白面每斤九文，换算下来，与今天的面粉价格大致持平。那么，当时的货币白银，每两折合如今的人民币，应该是四十元左右。《红楼梦》里，那个胡庸医为晴雯看病，乱施虎狼药，麝月打发他出诊费，给了二两银子，难怪那大夫高兴得抱头窜耳而去。现在，即使特级教授看专家门诊，也没这么高的挂号费。

　　康熙所记，“银每两换钱一千文”，这一千，俗称一吊。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八》：“是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说明吊是以千计数。但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多少钱为吊，并不一致。旧时北京，就以一百个制钱或十个铜元为一吊。所以，一吊钱价值多少，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很难说出准数，最准确的答案，莫如就说是一吊钱。

　　明代道长们的聚会，各人掏钱一吊，真够宰人的。道人吃斋不吃荤，无须酒肉，十三吊钱办一桌素席，应该相当丰盛了。若依这种伙食标准，来衡量康熙一餐饭的花销，倒也不算奢靡。据当时内务府的一件奏闻：“备御膳一桌，需用银十五两左右。计有猪二，羊二及鸡、鸭等其他菜八碗。其中五十斤猪二只，需银六两，羊二只，需银四两。”

　　康熙的一餐饭，只需十五吊钱，合人民币约六百元。现在一些款爷招待干部，吃什么翅鲍席，动辄万元一桌，开一瓶洋酒，再加好几千元，相比之下，康熙这位皇帝当得有点窝囊。内务府的报告，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上奏的。也许，此时的玄烨，年过花甲，肯定其消化能力大不如现今吃鲍翅席、喝人头马的这个长或那个长，因此，即使御膳房给他上满汉全席，老人家未必消化得动。

　　另外，康熙本人崇尚俭约，因而也使马屁精无法铺张挥霍。所以，玄烨与他老子不同，顺治老讲崇祯的好话，而他对那位上朝皇帝的宫廷侈糜之风，很不以为然。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与大学士谈明季史事，谕曰：“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日以数千万斤计，俱取诸昌平等州县，今此柴仅天坛焚燎用之。”从他这番话，便知他要求自己颇为严格，注意细节，要不然，不会在南行途中关心到自由市场上的黑豆、黄豆、江米、芝麻价格的。

　　他在这次与大学士的谈话中，还讲了两则关于崇祯的笑话，这是他从宫中当年留下来的明代太监那里听来的。一是崇祯修大内建极殿，从外地采买来的巨石，经运河运抵通县，再人挽马拉，移至紫禁城前。耗时费力，不计其赀。谁知石大门狭，无法进宫，运石太监只好启奏崇祯，说这块石头不肯进午门，该如何处置？崇祯吩咐：那好办，将它捆起来，打六十御棍！二是崇祯学骑马，那场面很壮观，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鞍，刚刚将他扶上马背，还未坐稳，就滑落下来。摔了的崇祯，气急败坏，发出御令，将此马打四十大鞭，然后罚往苦驿当差。

　　讲到这里，康熙不禁感叹：“马犹有知识，石则何所知乎？如此举动，岂不令人发一大噱？总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我想，玄烨能如此批判，有他最起码的清醒，也就理解他日理万机，还关心一两银子兑换一吊钱这样小事了。

　　如今，不知人情物理的年轻人，何以谓之一吊钱，恐怕未必说得上所以然。虽然，他们会使用“半吊子”这个詈词，但由这种钱币单位衍生而来的出处，未必知晓。因为一吊乃一千，半吊则五百，不能满串，才用来形容知识不丰富，偏做出学问很饱满；技艺不熟练，但装出很在行的那些人，蔑称为半吊子。

　　文学界，也是容易孳生半吊子的地方，凡能书写汉字者，都有可能当作家。看了几部外国现代派小说，五迷三道地照猫画虎，像又不像，不像又像，这些作家和作品，便给人留下半吊子的印象。还有等而下之的，连皮毛也学不到家，便号称自己为后现代，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便是二半吊子，四分之一吊，正好是二百五，这称呼，好像也不怎么体面。一吊钱的古老说法，谅不会再现，除非拍古装戏；但半吊子、比半吊子还差池一点的二半吊子，也就是二百五，大概永远不会消失。

　　辛亥革命以后，制钱消失，改用铜板，吊的说法，民国期间虽在沿用，但已经无法像清代那样，能够方便地将钱串吊起来。安娥、聂耳的《卖报歌》里，有一句词：“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铜板无孔，没法穿起来，只好放在口袋里。我小时也用过的，沉甸甸地怪累赘。

　　中国人使用制钱，比使用铜板的历史长得多，据《汉史·食货志》，那时就有“钱圜函方”的货币。方孔，最初是为了弥补冶炼时边缘不圆、再加工时的操作方便而设，但到了后来，冶炼技术高明了，方孔沿旧习不变。我们看《资治通鉴》，唐高宗跟他叔叔李元婴、哥哥李恽开的玩笑，便知道那时也在使用外圆孔方的硬币。“元婴与蒋王浑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五。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基本通货就是这种外圆内方的制钱。因为，在钱的中间留着5×5毫米大小的正方形洞眼，可用绳索贯穿其中，有其实用价值。北方老农有一种叫做“褡裢”的布袋，现在犹能在穷乡僻壤中见到，前后等长挂在肩头，若一吊钱，为一千文制钱串在一起的计算单位，其长度，正好分挂在身前身后。“吊”的原义，或许由此而来。

　　由于这个方孔，制钱获得了一个谑称，叫“孔方兄”。

　　晋代鲁褒，有篇名文，题曰《钱神论》，就从钱的形状写起的：“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由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明人王世贞《鸣凤记》里，说得更传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问道何以故，家中有孔方。”“有钱使得鬼推磨”，岂止拿钱买官呢？所以，鲁褒颂钱为神，只要有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蓬。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纷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雠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因此，一吊孔方兄价值多少，就要看是什么人，用在什么地方了。

　　其实，老百姓手里一吊钱的分量，和康熙手里一吊钱的分量，是不一样的。《红楼梦》里元春探亲，赵嬷嬷回忆当年接驾盛况，接的正是这位皇帝。据史载，从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康熙先后六次南行，视察河工，其中有几次曾经到南京，以江宁织造曹寅的府邸为其行宫。这固然是无上荣光的事情，但也是一次“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高消费游戏，“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这就是诗人所讽刺的“金钱滥用比泥沙”了。

　　如果说穷人的一吊钱，当命，富人的一吊钱，当水，那么皇帝的一吊钱，恐怕只好当屁，甚至连屁也不顶。就在南行记粮食细账的同年，到了年底的例行赏赐时，这位皇帝不去计算九文钱可以买一斤白面，大撒把地洒起银子，赏赐面之大，赏赐额之高，如果折合粮食，一辈子也吃不完的。

　　现将他发放给皇亲国戚的红包数额，列表如下：

　　封建社会就是等级社会，康熙不搞平均主义，同是皇子，有受封与未受封的差别，因此赏赐待遇不一。玄烨六十四岁时，第二十四子出生，自康熙十一年出生至康熙五十五年，共生子（生女不计在内）三十五人，然其中十一人早夭。存活下来的儿子为二十四人，未受封的仅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从这里可以估算到每年的年终赏赐也是国库的一笔沉重负担。

　　《红楼梦》中的贾府，不知属于上表的哪一级，在除夕祭宗祠时，举家也在等待贾蓉到礼部去领这份皇上的恩赏呢！看来，康熙在皇子胤祉的奏折上记的豆腐账，若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是一次故作姿态。封建社会里的所有帝王，无论其如何暴虐、淫乱、昏庸、无能，在他还未从金銮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时，都要把自己打扮出英主明君、爱民如子的样子。

　　尤其做皇帝久了以后，更是抓住一切机会，表现他亲民爱民的形象，让臣民们为他山呼万岁。这种表演欲，是情不自禁的，即使清醒如康熙者，也不例外。他需要臣民对他五体投地，对他顶礼膜拜，对他歌功颂德，对他敬若神明，和历史上所有统治者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虽然，康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曾经对历代帝王作过一些评价：“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至不克而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右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鉴此，深为耻之。”固然，他在开头说了，“自秦汉以后有年号之二百一十有一位帝王中，有位久者朕为之首。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预先随笔自己，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

　　其实，这是他对自己迟迟不肯立储的辩护，由于太子废而又立，立而又废，举棋不定，诸王子及其人马之间的夺嫡斗争，愈演愈烈，以致这位老爷子烦不胜烦，歇斯底里发作，到了罢勋戚、杀大臣的失控状态，这都是老年统治者挑选接班人时信疑不定、首鼠两端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他晚年期间，吏治渐弛，贪风日炽，地方亏欠，国库虚空，才是老人统治的直接恶果。诗人曾言“金钱滥用比泥沙”的后患，终于在他驾崩前后暴露出来。

　　雍正暧昧不明地接班上台，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登基时，康熙留给他的固定资产，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和两千五百万人口，但国库里的流动资金，只有区区七百万两银子，实在是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呀！雍正在位十三年，苦熬苦挣，精打细算，不停抄家搜括，扫地出门，《红楼梦》里的贾府，也被抄得一干二净，这才使国库有五千万两存银。

　　最滑稽的，近几年写雍正的电视剧、小说，最津津乐道的事，莫过于雍正攒下的五千万两银子。说来可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那个康熙最看不上的崇祯，当他在景山上吊的时候，他的国库里存银是康熙死时的十倍，是雍正死时的一倍有余，为七千万两。看起来，姓朱的亡国之君，要比姓爱新觉罗的两父子盛世帝王，腰更粗一些呢！

　　这父子皇帝的后代所签下的《辛丑条约》，要向列强赔款的本息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银子的天文数字，康熙的七百万，加上雍正的五千万，真是可怜巴巴，连零头也不够。所以，我对电视剧、小说中拖着辫子的皇帝，敬谢不敏。这些统治者的手上，都沾满了老百姓的血汗，即或撇开这些改朝换代、镇压异己的历史不计，试想一下，大清朝国库里的银子，难道都是他们从关外发祥地带来的吗？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道理，所有的钱，都是全中国的劳动人民，一文一文、一吊一吊地创造出来的。

　　因此，一吊钱价值多少，若从民脂民膏的角度考量，那简直是无法计算的。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