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很重要,我们都是凭感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感觉好的人,活得比较开心,感觉不好或不太好的人,就不会开心,或者很不开心。《红楼梦》里的贾政,感觉多么好过,未必,多么坏过,也未必。如同曹雪芹在书里给他安排的,既不是主角但也不是配角的尴尬位置一样,上不去,下不来,高不成,低不就,所以,这位老夫子一直找不到感觉。
找不到感觉,通常的诉求之道,就是奋斗,奋斗到有了感觉时为止。但也有自暴自弃者,去他妈的,老子就这样了,那也未必不是一种活法。贾政,处于两难境地,想重振雄风,苦于没有那份力气,想破罐破摔,又缺乏那份勇气。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也常常碰上这样的尴尬。在文坛上,也不乏诸如此类的人,毋庸讳言,鄙人即其中一员。看起来,还在挣扎,还在熬煎,其实,不过是困兽犹斗。要是索性承认江郎才尽,跟文坛拜拜再见,又不那么甘心。懂得这滋味,也就了解贾政一二。他挺烦,这是肯定的。
不认输的,还是很多,铆足了劲想造出一些动静者,大有人在。但文学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你再英雄盖世,无奈“廉颇老矣”,怎么也是过去时了。应者寥寥,和者寡寡,当面捧场,背后撇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世上有常青之树,无常红之人,尽管抱大决心,可是无大本钱,尽管有屠龙志,可是无缚鸡力。还在折腾的这些大牌作家、桂冠诗人,什么时候能找到感觉,能大彻大悟呢?
贾政先生同样,一是找不到感觉,活得很累;二是悟不开禅机,则活得更累。
在金陵那条街上的荣宁两府里,贾政应名是家长,他的这份职衔,并不名正言顺。因为家族最高统治者为史老太君,年事已高,不能亲政,委托他代为履行职务。要是按封建社会中继承的尊卑秩序,长房为宁国府,那位住在道观里炼丹的贾敬,才是户口本上的一家之长。可此公一心想得道成仙,指望着白日飞升,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哪能接受组织上的这份安排。按兄终弟及的古训,接下来,该是荣国府的贾赦接棒,虽然他好讨小老婆,名声不雅,即使讨一百个妾,也是贾政的哥哥。然而老太太不喜欢他,硬是不让他当家长,也只好没脾气。
人上了年纪,倘不老年痴呆,就要成精,那很可怕。甚至那张脸也变得狰狞,所以,要搞起政治来,一个赛一个厉害。老太太为了将贾政推到前台,一、她把宁国府那边的贾珍提拔起来为分家长,二、把赦老爷的儿媳王熙凤定为内阁总理大臣,三、说得清楚,政老爷不过是替她主持家政,做她的代理罢了。这样,老太太一言九鼎,大家无屁好放,于是这位“代”家长,便坐在议事厅里,一天到晚,拉长着那张苦瓜脸,不苟言笑,装腔作势。
“代”,是一种状态。有其名,无其分。不“代”的人无所谓,“代”的人挺当回事。假设一位“代部长”,可以说你是部长,也可以说你不是部长。因为你做着部长的事,自然可以认为你是部长,但你的这个“代”字,标明你还不是部长。所以,英语中的“代”,为“acting”,就是“正在做着”的意思,而正在做着部长的事的那个人,和正式有部长头衔的那个人,终究有一点点不同。对局外人来说,也许体会不出什么差别,但脑袋上顶着一个“代”字的官员,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因之,政老爷对这个“代”字,总有一股邪火,但作为贾宝玉的父亲,却是货真价实,前面没有“代”字的。因此,“老鼠扛枪窝里狠”,敢对他的儿子发作。除此以外,说起来,他挺窝囊,挺脓包,但算不上是悲剧性人物,因为悲剧从来是庄严的否定。贾政有一些假道学,说得难听一点,还有点伪君子,与庄严无关。不过,他确实活得不那么快活,官做不顺,家管不好,心情不佳,脾气恶劣,既不妥为人子,亦不善为人父,作为丈夫,事事得听老婆的,养个小妾,又没有什么姿色。诗倒是写的,有一篇《归省颂》,是他女儿元妃省亲时呈献的。可能太过于肉麻吹捧,加之文采不足,所以只存其目,不录其文,大家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个啥东西。也许曹雪芹以写自己父亲之心来写贾政,为长者讳,把这篇大作给免了,不让他老人家出洋相。
在中国文坛上,像贾政这样说得多、写得少,甚至述而不作的作家、批评家,我们都曾领教过的。惟其少写,或不写,也就不会出错,或根本不会错。惟其不错,也就理直气壮地拥有指点众生、批评别人的天赋神权。新时期文学二十多年来,颇有几位自认为文学教父的作家、批评家,以我划线,结党营私,互相吹拜,屁话连篇,一时间,那些进京闯码头的文学新秀,必须向其朝拜,才有立足之地的黑社会老大的感觉,简直好极了。
贾政倒不至于像这班人下流无耻,至少他承认自己“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于这怡情说性文章上更生疏了,不免迂腐古板”,这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确实不具备大观园里年轻人的才情,贾政写不了什么东西,但他却扮演着文学教父的角色,既要制定荣宁两府文艺政策,又要管住大观园的年轻人们循规蹈矩,不得不整天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因此,很是“生的门答”。
“生的门答”为英语“sentimental”或“sentimentality”的音译。
30年代,如郁达夫、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等新派小说家,他们大都在日本留过学,受日本人爱用外来语的影响,挺爱在文章里使用外来语。“生的门答”,翻译过来的意思为“感伤的”,“多愁善感的”。一时风气之所至,如不说“香烟”,而说“淡巴菰”,不说“灵感”,而说“烟斯披里纯”,不说“意识”,而说“意罗狄”,不说“政变”,而说“苦迭打”,如时下新潮评论家的文章中喜欢用那些佶屈聱牙的新名词一样,存心让你不明白,是一种被视为时髦,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行文习惯。
当然,“生的门答”,似乎又不尽是感伤之义,还含有一点忧郁、惆怅、淡淡的哀愁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应该说,活得挺沉重、挺负担、挺孤独的贾政,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一个角色。
细看贾政一生行状,其实他同别人一样地“衣租食税”,过着寄生生活,毫无建树,当家不管家,主事不做事,连探春兴利除弊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干不好。除了他认为自己有板起面孔训斥别人的权利,他除了这项教导专业以外,此公在荣国府,真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因此,贾政在《红楼梦》里,算是个重要人物,但无重要性。这和文坛上大作家却拿不出大作品,名作家不知他写过什么东西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怪,正是这些人,偏偏最难侍候。别的人(包括老太太到王夫人到宝玉到众姐妹到众丫环)都为此十分地敬畏他。
在荣宁二府中,最高领袖是史太君,他连顾问一下也不可能。财权完全掌握在王熙凤的手里,他根本插不进手。袭了祖宗官职的,是他哥哥贾赦,他没份。自己房里的事,权柄属于王夫人,他是个傀儡。丫环袭人的名字,他听来刁钻,皱眉头表示不满,可王夫人也并不顺他的意旨改掉,说了等于白说。按说,他是贾府男性公民中惟一的“自幼酷爱读书”、“原要他从科甲出身”的人,而且“最喜的是读书人”。虽然大观园题匾额时,他连一副对子也诌不出来,但并不否认自己是此道中人,有着光荣的过去,就在说这番话时,还在撰写他的《省亲颂》呢。因此可以设想,他找不着感觉,自信还是有的,认为自己是荣宁两府里的文化权威。那位大概在政府意识形态部门负点责的北静王来了,得由他出面接待,可以想像他那种自负的神气。一旦他的自信和自负发生危机,也就是别人不当回事时,政老爷就要“生的门答”了。
他不但拿不出令人叫好的诗,很遗憾,其他方面,戏曲啦,说书啦,古琴古筝打十番的艺术欣赏啦,数老太太最有发言权。他只能在诗词歌赋上发表些相当正统、相当陈腐的见解,年轻人根本不听他的。亚文化方面,例如饮食,他怎么也吃不出老太太的水平。行个酒令什么的,那是职业选手鸳鸯的拿手好戏。至于猜谜、射覆、博弈、骑猎等等,也不是那几个纨袴子弟,如贾珍、贾琏的对手。
所以,他相当地“生的门答”,没办法,惟有在书房里和詹光、程日兴这班幕宾下围棋了。偶尔,抽冷子抓个机会,吼贾宝玉一顿,宣泄心头这股无名毒火罢了。日久天长,成了条件反射,一见他的这个儿子,就忍不住要发作。
贾政未尝不想自在,视察稻香村,遂生归农之意,也许只是一种士大夫式的清玄,但也反映他一些心态,他也未必很想扮演一天到晚把脸皮绷紧、作木乃伊状的这个角色。但在这样的大家庭里,不能没有一个应对场面的人物,一座寺庙还得有一位知客僧呢!一家合资公司也得设一位公关经理呢!老太太不能事必躬亲,可环顾左右,能不摇头叹息吗?那个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那个贾珍,是敢“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的主儿;那个贾赦,除了打鸳鸯的主意,抢石呆子的扇子,就是养小老婆的老不正经;至于贾琏、贾蓉,也都是些“膏粱轻薄之流”。人头屈指可数,拨拉来拨拉去,贾政就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了。历史上就有这个例子,他不行不配不称职不上台盘,可别人比他更不像样子,就只好把黄袍加在他的身上了。
老太太不选他,还能选谁呢?史太君的哲学是“乐得都不管,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这位实际上的家族领袖,倒很放手。所以一般的应酬,出头露面的事情,就由贾政来当这个代理家长了。无论如何,他能讲得几句四书五经,写过几句诗词歌赋,也许未必称职,但比贾府其他几块料,还算拿得出手,这位置也不能空缺着,就拿他来充数了。
所以,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大出殡,北静王世荣设路祭,怎么也该死者的公公贾珍、死者的先生贾蓉出面,于理说得通些,决不会因为这两人伤心过度,而疏于礼数吧?偏偏是贾政出来应付,贾赦等除唯唯诺诺外,也插不上嘴,这就证明他确实在过“代”家长的瘾了。
北静王很关心文学,据红学家考证出来,他的名字叫水溶,有可能是乾隆的七皇子永瑢,那就更是清时文坛的龙头老大了,还让宝玉到他的文学沙龙去坐坐,可见他挺看重贾宝玉。尽管他说,“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其实,话里话外,并不把贾政的文学成就看在眼里,他虽属资质平平,可并不傻,不是听不出来,在这个位置上,又无法不应酬。
再有,他女儿元妃省亲,这固然是大家庭得沐天恩的光荣,作父亲的他自是更有天大的面子。但作为“代”家长来接驾,又不得不一口一声地称臣,行安问参。按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长门长子是那位想成仙的贾敬,即使这省亲大典是荣国府的事,论理也该贾赦出头,他是长房,他该跪下叩问圣安。可是贾政越过了他,越过又如何呢,也并非真正的家长,仍有“代”字在前面挂着,因而,很“生的门答”。
为此,他要规行矩步,要匡正世道人心,要维护封建统治,要管束像贾宝玉这样可能萌生异端思想的年轻人。挺忙,挺正经(至少在装正经),处处得他出面,事事得他说话。虽然,他晓得他不受欢迎,尤其不受年轻一代欢迎,甚至被视作一个多余的碍事的人。有一次元宵灯谜晚会,他也想凑热闹,乐一乐,弄得年轻人好嫌他,一个个对这位权威“钳口禁语”。最后老家长把他撵了,他甚至很痛苦。“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采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予儿子半点?”
可见他的“生的门答”的心绪了。
当然贾政未必不羡慕别的老爷、少爷们那样花天酒地、妻妾成群,何况在那个社会的那个阶层里,“一味高乐不了”,并不稀奇。贾政的人,岂能例外?看他为“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的林四娘搞诗歌大联唱的积极性,组织了对这位巾帼英雄的追思礼拜,那难得流露的一往情深的样子,多少可以窥见其内心奥秘。证明他并非清教徒,如此膜拜一位英武的女性,难免有些“弗洛伊德”主义的。
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答挞》,对他儿子实施管教,应名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但贾政对儿子作为一个男人的风月事,并不过于计较,只是恨贾宝玉,“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何祸及与我?”这才下死手揍的。要害在于“祸及”到他,他才大动干戈。最后他在众人拦劝时说:“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考虑的仍是他个人安危,而且还上纲上线,拉上皇帝老子。看来,他并不反对风流,只是反对儿子风流错了对象。
贾政非但不敢学他侄儿贾琏,在小花枝胡同置了座外宅,偷娶尤二姐,也不敢学他胞兄贾赦,非要讨老太太的贴身丫环,没能如愿,再去买个小妾嫣红。最不兴的就是这个贾政了,难怪他“生的门答”。那么,惟一能够断定贾政必须装个正人君子,怕是由于畏惧王夫人的“阃威”了。
这倒有点冤枉王夫人了。
第七十五回的中秋晚会上,贾政讲过一个笑话,而且是个怕老婆的笑话。假如王夫人果真是河东狮吼的太太,贾政决无胆量以身试法的。另一点还可佐证王夫人对于这类事情不太介意,那就是她放纵袭人的政策。她比较早地选拔了这个丫环给自己儿子做候补小老婆。侍妾身份未明,当母亲的把话说到如此赤裸裸的程度,令人吃惊。她说:“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点心儿,别叫人糟蹋了身子才好。”听这话,简直有点教唆犯的味道。对儿子尚且撒手,哪有对丈夫不宽容之理?
在曹雪芹笔下提到贾政私生活惟一的地方,是七十三回开头两行文字,极含蓄,但颇传神。“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环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所以,王夫人生了个衔玉的儿子后,便不再生育;而赵姨娘却接连生了一个女儿探春,一个儿子贾环。从这段隐约的文字里,便可见贾政全部可怜的浪漫。
说了归齐,贾政并非没有领略一番旖旎风光的欲望,除了假道学之外,根子就在他实实在在的无能了。所有无能而又不肯承认无能的人,都常用假道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道貌岸然倒不失为一种伪装的法子。
这个一本正经的贾政,其实材质庸劣,虽说酷爱读书,但科举功名无望。由于“皇上怜念先臣”,才“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后来升到了郎中。终其生,放过一任学差,做过一任粮道,仅此而已。说起来,这官职和贾府赫赫扬扬的门阀地位,极不相称。尤其和他那位担任京城城防司令的内兄王子腾比,是小而焉之的角色。即使这么一个官,也当不好,差点捅了纰漏。凡无能的官僚,一般都是轻信小人,被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包围,哄得团团转,还自以为得计。冲他对兴隆街二爷也就是贾雨村那份赏识、引荐、敬赖,就证明了他不但脓包而且糊涂。
贾政到任后,重用一个品质很坏的李十儿,俗话说:“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事属正常。最后受其蒙蔽丢了官,也是活该。而且利益未沾到,反贴了老七,能不教政老前辈“生的门答”吗?他被参回京,谢罪出来时“满头的汗”,说话吐舌头,连称:“吓死人,吓死人!”活活画出狼狈窝囊的德行。但也不必可怜他,贾政在培养告密者、亲信谗言方面,并不逊色。无能之辈,一旦掌握权柄,多半借此来进行统治。贾政甚至在家庭中,也惯用这类伎俩。第三十三回的一段描写,是很活灵活现的。“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贴膝跪下,道:‘老爷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屋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见我母亲说——’说到这里,便回头一看。贾政知其意,将眼色一丢,小厮们明白,都往两边后面退去。”无能者和白痴的区别就在这里,一般来说,无能又不承认无能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些令人齿冷的名堂,还是有办法的。
当官不成,治家同样不行。他哪有王熙凤机关算尽的聪明、应变的能力和狠毒的手段。所以,贾政应名是主持家务,但他一脑袋糊涂浆子,根本也管不了这个家,惟有在外书房说嘴的份,权力中心早转移了。他也乐得不管,这种假托清高、其实无能的人并不乏见。若是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像贾政这样始则魂飞魄丧,乱了阵脚;继则推卸责任,洗脱自己,和所有这类无能之辈,在大难临头时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一样,是毫不意外的。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
“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的等候旨意。”
“贾政听着,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搅一样,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
接着,他便要把自己摘出来。
“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老爷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
“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得跺脚道:‘这还了得,我打量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
此刻,他更像毫无干系的局外人了,他似乎有权责备别人了。“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他仅承认过一次错误:“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若此!”但马上又怪罪开去:“倘或我珠儿在世,尚有膀臂;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老前辈“想到那里,不觉泪满衣襟”。这种“生的门答”心态,别人看来,自然有些可笑的成分了。
贾政对宝玉的诗,评语是“到底词句不雅”。对贾环的诗也不中意,批评为“难以教训”。这“难以教训”四字,足以代表一些称不上大家手笔、多少有些没落的文学前辈,对朝气充沛的后来者的嫉恨之情。其实,文学史上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都是十分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一代。只有像贾政这样一辈子只写了一篇《归省赋》的诗人,无才无能,自负变为偏狭,才会认为谁要不按他规定下的路走,便是不可救药。好像上帝赋予了他教诲和训斥别人的使命,人人都得对他恭而敬之,不得抗违。
他永远声严色厉:“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凡是这类原教旨主义者,只有维护正统观念这一点点本钱。可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文学也会变,大观园里的年轻人,如醉如痴地迷上了《西厢记》、《牡丹亭》这一类在当时是毫无疑义的新潮作品,并努力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根本不再惟他马首是瞻,对他的“东风射马耳”式的谆谆教诲,实际上置若罔闻。
这使得政老前辈不得不吼了,然则吼有何益?他骂贾宝玉“无知的畜生”、“孽障”、“无知的蠢物”、“你这畜生”,并且“气的喝命:‘叉出去!’才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巴!’宝玉吓得战兢兢的半日。”这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的现场描写。今天的青年作者可要幸运得多,不至于随便有被掴嘴的危险。这说明时代是在进步,这位“代”家长的恫吓,到底有多少人买账,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无人在乎的了。
吼归吼,但结果大观园里的匾额,仍旧采用了宝玉拟就的题名对联,贾政只好自惭弗如。最可笑的,省亲当夜,元妃亲自主持了一次诗歌大奖赛,既未让贾政来首应景诗唱和,也不给他一个评委当当。对他的《归省赋》不置一词,元妃也真叫她老爹栽面的了。不过,好在贾政能领会上头精神,既然元妃夸好,他也对年轻人的诗“称颂不已”了。
让他最苦恼的,还是那次元宵灯谜晚会。诗谜就是诗谜,本是游戏之作。年轻人嘛,什么都想尝试尝试,其中不免有些虚无出世、伤情悲观的词句,政老前辈也看得太重了,他认为文章乃千秋之大业,这怎么可以呢?忧心忡忡,“小小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看来皆非福寿之辈!”他也未免想得太多太远太沉重了。而且令他失望的是,非但得不到呼应,还要撵他走。看来,拥有读者和观众的还是这些年轻人。他“想到此处,甚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
年轻人的作品他不喜欢,他自己又写不出来,这就是贾政最大的“生的门答”了。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