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生于雍正，死于乾隆，但他写的《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年代，应该是康熙盛世。这位皇帝多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其行宫，因此，这也是曹雪芹家族史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岁月。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是清代的鼎盛时期。执政晚年，虽有点力不从心，吏治松弛，纲纪紊乱，但比之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最后昏庸糊涂，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还算差强人意。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仅以国土版图而言，与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来的江山之大，达到了中国的有史之最。虽然，中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忽必烈王朝曾经横跨欧亚，了不得的大，以致欧洲人大呼“黄祸来了”。其实，立国元大都的王朝，不过是与四大汗国以及吐蕃并列的一部，统属于大蒙古帝国。历史上的元朝，实际管辖的地区，仅为中国和蒙古。而康熙御宇以来，汉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湾，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库页岛，都纳入了他的版图之中。

　　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统治者就会表现出一种坦然的自信。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这位皇帝“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清人著作，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赐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徐珂：《清稗类钞》）

　　想不到这种花竟是康熙由外国引进的。可到了他后代的后代，就很不争气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符体，六神无主。于是，狭隘畏缩，闭关自守，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清代末季更是江河日下，国势衰颓，一个赛一个不成气候。恐外排外，惧洋畏洋，躲之惟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

　　玄烨不是那样小气，他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历法测量，都下功夫钻研过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娘诊病，毫无防微杜渐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师崇文门，也就是哈德门。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惨不忍睹的。

　　可他每天要上朝，因为他是老佛爷和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个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师傅，不能不恪尽厥职。于是，他让他的轿夫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笑话；但他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应该具有的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卢、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强大的国家，绝不忌惮洋货，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

　　汉唐称外国人为“胡人”，与近代称外国人为“洋人”，是一回事。从西域来，故曰“胡”，从海上来，故称“洋”，很长时期内，人们习惯把“洋货”叫做“舶来品”，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70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的传记。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到了。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文革”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质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嘉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更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人。尽管，他写到每桩事情、每件物品，都会让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无边无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国人灵魂中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自慰情结，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身上，不可能一星半点都没有的。虽然他在北京西山写《红楼梦》时，已经没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回忆到繁华岁月的往事，尤其笔墨落到洋货的点点滴滴时，仍旧耐不住要炫耀的。

　　虽然，按刘姥姥的话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但是，“内囊儿已经尽上来了”的“钟鸣鼎食”之家，没落衰败的颓象，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也遮掩不住。可作者喝着薄粥，啃着咸菜，还在那儿大写特写莲叶羹、鸽子蛋、烤鹿肉、拌茄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经穷得“饔食有时不继”，还殚精竭虑地、事无巨细地，记录下那奢华年月里，从服饰、器玩，到食品、药品诸多方面的洋货。也许，这是文学大师深刻揭示封建贵族由盛而衰的真实过程所必须，可也让我们窥察到曹雪芹对于他家族显赫的昨天，那多少有点病态的留恋，近乎癖嗜的宣扬。

　　大师，请恕我失敬了！假如，我拥有过这一份辉煌的记忆，大概也是很难忘情的。

　　现在，来看看曹雪芹笔下的舶来品展览。

　　首先，也许是作者出身织造世家的缘故，在服饰方面的洋货，写来更得心应手些，列表如下：

　　在奢侈品的消费层次中，女性从来是最勇敢的花钱者，而且也是毫不犹豫让别人为她解囊的中坚分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不如此。

　　其次，在器玩方面的洋货，曹雪芹写了：

　　再次，在食品和药品方面的洋货，还有：

　　从上述表看，洋货出现的频率，前八十回要高于后四十回。续书者高鹗先生的购买力，比之出身于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大概要差得远远。这应了鲁迅所说“闲且惫矣”的评语，不过，让他豁出胆子、卖弄洋货知识的话，也会驴头不对马嘴，与其如此，不若藏拙。正如巴尔扎克写贵族，总是不如托尔斯泰写得那样地道、自然。巴尔扎克笔下的贵族，几乎与他一样，有桶粗的腰，有盆大的脸，有厨师的身躯，有手艺人的臂膀，透出俗不可耐的市民气。而托尔斯泰的伯爵，即使在那里干木匠活，也有贵族的高傲派头。

　　所以，曹雪芹尽管落魄西山，除了那副傲骨外，已经一无所有，而且可以肯定，往昔的“把银子花得像海水淌”的繁华岁月，他也没过上几天，能在他童年记忆中那张褪色发黄的照片上，写出如此纷繁多端、花样迭出的洋货，他的创造力、想像力，绝非凡夫俗子的我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方面，内府派遣出来的江宁织造的差使，官阶不高，但那是康熙安排在人文荟萃的江南，起到克格勃作用的重要角色。那些一心想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自然会看重这个能够上达天听的衙门。因此，织造署拥有当时富庶阶层尚不能获得的洋货，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曹雪芹其生也晚，盛世不再，可天才的他，能将听到、见到、感到、意识到的，有关家庭的点点滴滴，赋予鲜活的艺术生命，再加上他那一份感伤和惆怅，便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洋货，只是一个由头，但洋货的生聚散失，表现了一个贵族之家的崩解，于是，在那些生动的故事、变化的情节、凸显的细部，以及一个个人物命运的后面，为后人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遂造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

　　现在，回过头去看舶来品进入中国的始末，倒也足以引发一些思考。汉唐时期，那些本属异域的胡瓜、茄子、辣椒、土豆，终于本土化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没有人认为这些蔬菜瓜果为洋货。先驱者张骞、班超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或者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这种生产性的引进，开发性的引进，是对民族有利、是对国家有益的。相反，像贾府里满坑满谷的叫吃的穿的玩的乐的洋货，则是消费性的引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求满足欲望的引进，只求骄奢浮靡的引进，而无生产发展的长远打算，而无立足在我的自强奋发，久而久之，像一个永不愈合的流血创口，最后直到坐吃山空、河枯海尽为止。这也是满清政权在咸丰以后，急转直下，走向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曹雪芹的了不起处，就在于他细微地写出贾府两类洋货使用者的不同。老太太一时兴起，从箱底里翻出孔雀毛和野鸭毛织成的两件氅衣，赏给宝玉和宝琴，可见证明她对于洋货的爱好。而王熙凤，不但是绝对的享用主义者，还具有贪婪的物质占有欲，从上列表格，仅其衣着一项，这位舶来品的消耗大户，国家得拿出多少外汇啊！江青用几个彩色胶卷，以显示其特权，相比之下，未免太小儿科了。

　　但是，在大观园里年轻人眼中的洋货，有其享用的一面，也有为他们打开窗户的一面。这扇窗户，使他们生出渴求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愿望。第五十二回，宝琴讲了她“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马，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由洋货讲到洋人，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围了上来，渴慕之情，好奇之心，嘤嘤求友的迫切欲望，溢于言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于世界的认同。

　　很难要求康熙年间的这些贵族子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观点，但他们的视野，从洋货到洋人，能够超越樊笼似的深宅大院，展望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这种思想上的腾越，实在难能可贵。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在启迪民智，在引导潮流，在加强交往，在促进理解方面，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这样，本来具有叛逆意识的贾宝玉，走得更远。在晴雯的病情，喝中药，闻鼻烟，一再不能奏效以后，便说出：“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这句话虽短，隐含对于旧传统的扬弃，对于新事物的肯定，意义深长。在礼教统治的高压社会里，实在是一件有大勇气的行为。“依弗哪”，不知是什么西药，其用药法，也颇古怪别致。与洋货并来的新潮，使得这位没有沉重历史负担的公子哥儿，敢于破的同时敢于立，还不能笼统归之于一时心血来潮。

　　而探春，在她成为大观园三驾马车的领导班子成员时，实行的股份制试点，那离经叛道的改革精神，更值得我们刮目相看了。

　　虽然，她只不过将园内的花草树木因地制宜，分片包干，因人而用，各司其责而已，说“承包到户”，比较准确，说“股份制”，还距离甚远。因此，小说中的这一回，题目便是“敏探春兴利除弊”。但是，她的方案实施以后，一方面减少了账房补贴，一方面增加了个人收入，这个经济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同是园子里出力劳动的人，便丰歉不均、肥瘦不等地拉开了收入的距离，少数主其事者的积极性，和多数不主其事者的消极性，形成新的矛盾。

　　于是，探春采取了使非主事人也能获得收益的共享成果政策，“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调动了全体劳动者的参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所推行的，应该说是具有最原始的股份制因素的分配方式。康熙年间，资本主义市场并未形成，士农工商，商的地位很低，商业行为视为末技，一位贵族小姐能果断地作出这样的改革，实在是石破天惊的行为。

　　曹雪芹在小说里，总是以赞扬的口吻，谈及这位《红楼梦》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的女孩子。其实，这样的小改小革，根本无救于这个贵族家庭的没落衰亡。然而，这些眼光渐渐开阔、思路渐渐放开的新生代，意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开始作出改革的尝试，说明了即使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无奈状态下，也不是绝无生机的。

　　《红楼梦》的结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干净，对失去者来说，也许很痛心，但对没有任何历史负担的后来者讲，岂不是获得更多挥洒自如的余地？时间是不停滞的，思想也应该是不停滞的，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新世纪里，洋货还会有，舶来品还会来，但怎样趋利避害、富国强民，便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了。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