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赏这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一秋风”，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土，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

　　金饼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银，价值不菲，手笔也够大的。那些得不着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

　　上述“后七子”的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来得太快了点。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这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吗？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不值当嘛！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榭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人，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了。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时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王世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青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谢榛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但好景不长，马上受到李攀龙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一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的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王世贞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此公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我在想，他最后的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因此，我对“后七子”的第一首领李攀龙，几乎没有好感。此人的领袖欲太强，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矜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誓不汙其毫素”，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的。连王世贞也认为：“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明史》也称他：“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一个令人不能卒读的诗人，非要把谢榛压下去，也真是令人气短。

　　看来，为名作家，却无名作品，有高位置，却无广为人知的文学声望，古已有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官位，却记不住他写了哪些诗篇。凡这类作家和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从来不会脸红，真了不起。不过，他有一首写谢榛的诗，题为《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倒还可读，而且可以看到他与谢榛没有全“掰”之前一些还算融洽的情景。

　　凤城杨柳又堪攀，谢朓西园未拟还。

　　客久高吟生白发，春来归梦满青山。

　　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

　　闻道鹿门妻子在，只今词赋且燕关。

　　题中提到的谢茂秦，即谢榛；元美，即王世贞。李攀龙写此诗时，谢榛正是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李和王都得仰着脸看他，就像当代新进，自封的文学大师，从西欧、北欧或北美放洋归来，那腰板“别”儿硬，那脸色“别”儿酷，许多人来不及诚惶诚恐趋前问候一样。明代的谢榛，虽然眼睛只有一只，可有资格比他们更牛，因为，与谢茂秦来往者，可不是外国的瘪三汉学家和三流出版商，而是正经八百的藩王。藩王者谁？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请到紫禁城里坐龙椅的候补天子。

　　他的诗，可唱，他的歌，即诗，所以，这些王爷都把他当作上宾礼遇。

　　“谢榛，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己而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歌，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明史》）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朝野异闻录》）

　　根据以上这些史料，此公当是一位快活人。

　　赵穆王、赵康王，有可能是两个人，但也不排除为同一人。按谢榛的能量，诗情，机敏，活动能力，兼两份差，拿两份薪水，同时担任两位王爷府上的贵宾，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不也一方面写出长诗《鲁克丝丽受辱记》，讨好他的恩主扫桑普顿伯爵，一方面将其十四行诗集献媚地题献潘布罗克伯爵吗？用词赋去燕关的诗人，有这点需要，耍这点聪明，是无伤大雅的。

　　明代中央高度集权，分封世袭的王爷们闲得没事干，声色犬马之余，附庸风雅，弄几个文人清客在身边凑趣，还得算是品味够高尚的休闲活动。加之明代后期淫佚成风，色情事业发达，歌女乐伎，弦索唱吹，有一个需要流行歌曲的大市场，适逢其时的谢榛，得其所哉，也不足为奇。

　　因此，这位独眼龙诗人、畅销歌词作者，能够受到多个特权阶层关照，名片上印着这个王府的文学顾问、那个王府的文学侍卫等等头衔，也蛮唬人的。书斋里有秀色可餐的美女为其弹奏琵琶，活得相当滋润，是毫无问题的。难怪同是诗人的李攀龙，心里怪不是滋味，要写出这首酸溜溜的诗了。清人沈德潜评点李的这首诗，“诵五六语，如见茂秦意气之高，应求之广”，连隔代的沈老夫子也对谢榛之火、之红、之快活得令人眼馋，有微言焉，李攀龙能受得了？

　　所以说，文学之争，有多少究竟纯属于文学性质的论争，是大有疑问的。归根结底，人事的升沉而已，升者怕沉，沉者要升，升者要长升，就得使别人老沉，沉者要上升，就得使升者往下沉，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角力态势。

　　所以，日子过得很快活的谢榛，心灵深处却豁达不起来，因为，李攀龙要升，他就得沉。后来，他客死大名，李攀龙成为明伪古文潮流的李梦阳第二，如愿以偿。但上帝不怎么支持这位升者，很快使其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攀龙殁，（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如果李攀龙不死，王世贞也断不了要跟他“掐”的。

　　李攀龙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与谢榛还能谈得来，尚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吟诗。世家子弟王世贞，自然也是相当会凑趣的人物。如果仔细品味诗中的语气，李的口气中有一点酸味，或许就埋伏了将来绝交的征兆。

　　因为李攀龙要当这个沙龙的龙头老大，“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明史》），无论这三位诗人友好的时候，亲密无间，好到恨不能同穿一条裤子，分手的时候互为仇雠，恨到不咬一口就死不瞑目的程度；也无论这三位诗人，怎么扛过文坛的大鼎，怎么“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地对文坛起到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只能是属于一笔带过的人物，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是很令兴致冲冲者气冷的。那些自认为主导潮流、气横宇内者，那些自以为文学领先、已经不朽者，其实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因为文学史不可能无限制地装进去只具有相对时值的作家和作品。时愈远，值愈低，现在，除了研究明代诗的专家学者，还有谁去关注“前七子”或“后七子”呢？甚至在当时很有名、超过王世贞和李攀龙的谢榛，一直到明末清初，这位独眼龙诗人，仍不断受到评家称誉。陈子龙评曰：“茂秦沈炼雄伟，法度森严，真节制之师也”；钱谦益评曰：“茂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七子五子皆不及也”；沈德潜评曰：“四溟五言近体，句烹字炼，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但文学的淘汰，说来也真是无情，如今，几乎不大为普通读者所知悉。

　　“升沉不过一秋风”，其实是很短促的，如李攀龙，如王世贞，甚至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疵议了。

　　最有趣的，莫过于王世贞的儿子，就起来造他的反；“同伯之论诗文，多与弇洲异同，尝曰：‘先人盖弇山园，叠石架峰，但以堆积为工，我为泌园，土山竹树，池水映带，取其空旷而已。’予笑曰：‘兄殆以园而喻家学欤？’同伯笑而不答。”（《列朝诗集》）

　　更令人忍俊不止的，王世贞晚年，病重卧榻，有人去探望他，看见这位誓不看唐大历以后书的文坛领袖，枕头旁边，放着一本《苏子瞻集》，他自己也一百八十度地变化了。

　　所以，袁弘道对王世贞、李攀龙的清算，最为彻底：“唐自有诗，而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亦皆有诗，而不必盛唐也。欧苏陈黄，亦乃有诗，而不必唐人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与不工，取而读之，其色鲜妍，今人之诗虽工，拾人豆订，才离笔砚，已成陈腐，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摹拟，所由来者异乎？”“中郎之论一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以涤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历朝诗选》）

　　这位袁弘道还有一句名言：“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便是时下那些腰板硬、脸色酷的伪大师们的最好描写，也是那些春风得意、功夫全在文学外的准不朽者的最佳形容。

　　“升沉不过一秋风”，为画家李苦禅句。还有一上联，为“君自横行侬自淡”。是其画蟹的题词，两句连在一起，又使我们联想更多更多。在这个舞文弄墨的圈子里的男女老少，无论是暴得大名者、浪得虚名者，或者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者，甚至还包括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东放一屁，西嚼一蛆，搞点小耸动，冀获微名者，横行也罢，不横行也罢，乐开颜也罢，几声抽泣、几声叹息也罢，对淡淡的旁观者来说，即使不从文学史的角度衡量，这班货色充其量“一秋风”而已，又能闹腾多久呢？

　　文学，终究是文学；文学以外的东西，终究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想到这里，也就顿觉豁达多了。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