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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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第四
仁为美：环境对人的影响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这句话强调了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孔子说，人一定要尽量和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
我解读过一本书，叫《瞬变》。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有些家庭居住在治安不好的地方，导致孩子学习成绩差，而只要换个环境，孩子的成绩就会慢慢地变好。美国政府甚至曾经花钱补贴一些穷人，让他们搬离混乱的贫民区，若干年后，政府通过追踪发现，那些搬了家的孩子发生了特别显著的积极变化。
这就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和改变。
社会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破窗效应”。如果你家门口有一辆汽车，车窗被砸烂了没人管，再过两天，轮胎就会被拆掉，汽车会变得越来越破。如果一个老旧街区的房子，窗户被打烂了没人管，慢慢地，其他房子的窗户也会被砸烂，这个地方的治安会变得越来越差。如果有人在一面墙上涂鸦而没有及时清理，不久后这面墙上就会被人画满乱七八糟的甚至不堪入目的东西。
这些研究，都提醒我们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未来才能变得更美好。
回到这句话本身。“择不处仁，焉得知”，此处的“知”同智慧的“智”，一个人总想着买大房子，却没有关注自己是不是和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这怎么能够称得上明智呢？
孟母之所以三迁，有她的道理。孟母发现住所周围的环境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时，就立刻搬家，最后搬到能够为孩子的教育带来正面影响的地方。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是不是必须住在学区房呢？我认为并不是。当下，有的家庭过于放大学区房的作用，他们买学区房并不是为了寻找仁德，而是获取上学的捷径。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真正的“学区房”永远都是自己的父母，父母有仁爱之心，对孩子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很像是孔子跟自己的学生讲的。孔子很看重邻居的品质，他希望周围住的都是仁德之人。最初孔子开馆教学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还不多，随着孔子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学生搬到离孔子近的地方住，慢慢地形成了仁人相聚的景象。我们想象一下，孔子的附近住着子贡、子路等学生，莘莘学子聚在一起，周围都是自己喜爱的德行出众之人，这是孔子非常理想的晚年生活。
我们从这句话中学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地找机会与仁德之人相处。
仁者安仁：如何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句话给过我很大的激励。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约”是困顿的意思。一个不仁的人，无法长期待在困顿的环境之下。如果生活变得很糟糕，他为了摆脱困境，将无所不用其极，做很多冒险的事。“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以长处乐”：不仁的人，无法长久地安于好的环境。当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时间一久，就有可能会陷入小人得志或者乐极生悲的境况中。
为什么一个不仁的人，穷了也不行，富了也不行呢？原因很简单，不仁的人，他的内心是为外物所役的，他高兴与否、幸福与否，都取决于外在的物质，取决于外人的评价。
当他待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时，时间长了，便会麻木，体会不到这份美好的来之不易，就开始“作”。很多一夜暴富的人后期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幸，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幸福的方法》这本书里讲到，有人中了彩票以后，生活却越来越糟糕，原因就是太多的钱会突然之间击溃一个人生活的惯性。
同样，让不仁的人待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过穷苦的生活，他也无法坚持下去，会做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仁者既可以“久处约”，也可以“长处乐”，“约”和“乐”都只是外在的状况，这无法影响他内心的平静。仁者不为外物所役，有自己的天命和自己的理想，如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无论在多么简陋的环境里，哪怕肚子都填不饱，他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地生活，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宋儒曾研究孔、颜之乐到底是什么。孔子和颜回两个人，为什么在那么糟糕的生活环境下还能那么欢乐？再比如富有的子贡，如何做到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无论外在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让他们变得极度贫穷或者极其富有，他们的内心都分毫没有动摇。
反思当下的生活，人们大都生活在“不可以久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的状态里。扪心自问，我们一年中有多少天是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快乐的？很多人工作的时候总期待放假，处于假期中又觉得无法忍受平淡的生活，必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去旅行了，一路上却开始抱怨，觉得舟车劳顿，旅途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浪漫，恨不得赶紧回家。
当我们能够学会求仁，去求不被外物所役，去求自己能够有一个天命与理想时，就能真实地体会到生活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恒久的，无论贫富，都不会消散。
接着，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即便粗茶淡饭，也能安住于仁的当下。在仁者眼里，哪怕环境再恶劣，也是“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看一个地方好不好，不在于是否富丽堂皇、是否环境优美，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能不能让自己内心平静。
“知者利仁”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
可以理解为智者以仁行利。智者能够将仁发挥出更大的价值，运用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理解为以利养仁。一个人就算生活富足而美好，能够“长处乐”，他依然应该用仁来修炼自己的品行。
还可以理解为智者对仁有利。智者可以为仁赋能，在仁这件事情上能有更多的发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使得仁的边界不断地扩充。因此，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处，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自尊》，将仁和不仁做出心理学的界定。
《自尊》讲到，拥有较高的自尊水平的人，接近于孔子所说的“仁者”，他有着稳定的高自尊，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对其影响都不大，他能够愉快地生活。如果一个人处于低自尊的状态，他就会活得很痛苦，他对自己的评价、对生活的感知，完全取决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反馈，这就是“不仁”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孔子的这句话来自省，努力做一个既可以“处约”，也可以“处乐”的人。人生起起伏伏，生活有好有坏，用作家麦家老师的话，叫“人生海海”。说不清你什么时候会过上好的生活，什么时候又会忽然跌入谷底。
既然如此，就不要陷入其中。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这并不可怕；无论生活好坏，都不接受，那才最可悲。
唯仁者能好人：人际交往中，如何分辨小人与君子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是喜欢，“恶”是厌恶。
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追求仁的人，才能够“好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个人，也能够“恶人”，发自内心地表达出对他人的不喜欢、不接受。
关于《论语》的解读有很多，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论语》没有逗号和句号，标点符号是后人添加的，在解读时，有时因为断句不同，理解也不一样。
关于这句话的解读很多。你可以理解为，孔子说，一个仁者，可以好人也可以恶人，要爱憎分明，不要做墙头草。
孔子讨厌乡愿。“乡愿”就是老好人，树叶掉到脑袋上都怕打到头，跟谁都说好，看世上没有一个坏人。孔子说这不是好人，而是没有原则的人。人一旦没有原则，就会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任何时候都没有勇气指出坏人。
“好人”和“恶人”合在一起，是成为“仁人”的条件。仁者既能够看到他人的闪光点，也敢于指出坏人的缺点。
我个人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就是将这句话拆开进行阐释，同样成立。
“唯仁者能好人”，仁者好人，是因为仁者具有人性之光辉，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个人。当一个人在喜欢他人、欣赏他人时，不因为头衔，不因为地位，也不因为当下的青春容颜，而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这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与仁者不同的是小人，小人爱的不是某个人，他爱的是物，是地位，是外在的东西。
我为什么敢这样理解？因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如果能够爱人就可以被称作仁，那么，“唯仁者能好人”是能够成立的。
“唯仁者能恶人”，指出仁者与小人的不同。小人有利就不恶，比如，我知道老板品行不正，是个坏人，但只要老板对我好一点，我立刻觉得他人不错。哪怕他坑蒙拐骗，至少没欺负我，还给我发工资……
小人不会认为坑蒙拐骗的老板是个坏老板，只要老板对他好即可。
将“能好人”和“能恶人”拆分，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好人”和“恶人”，到底是因人还是因物？我们可以以此来判断某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小人是以利相交，君子是求志同道合。君子不喜欢一个人时，能够坦率地指出这个人的缺点和错误，因为他与别人之间不存在无原则的讨好关系，不需要攀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为了利益迎合任何人，他认为不对就是不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君子还有一个特点：即便不喜欢某个人，依然可以在不打破原则的前提下，与对方一起共事。君子并不是杠头，不是刺猬，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个人，就立刻翻脸。
《论语》中有“君子易事而难说”“小人难事而易说”。“君子易事而难说”，就是和君子一起合作是非常容易的，但想要取悦君子是很难的。比如你的老板是君子，你给他送部手机，帮他搬个家，送一面锦旗，他不会因此而高兴，更不会因此而提拔你。虽然你难以取悦他，但你跟这样的老板合作很容易，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对你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你只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足够了。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当他用人的时候，你只要做分内之事就好了。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难事而易说”，跟小人合作，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外在的事物取悦他。只要谁拍他马屁，他就高兴；谁送他手机，他都乐于接受；谁替他接送孩子上下学，他更是求之不得。他会表扬对他好的人，但你真跟他合作起来，却感觉非常困难。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出卖你，因为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动辄便会苛责你，一旦事情出现问题，就要让你承担。
核心道理就是“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既好人也恶人，但可以跟所有人良好地合作，能够和而不同，这就是孔子所追求的仁者的境界。
这句话提醒了我们该如何与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分辨君子与小人，知道哪些人应该亲近，哪些人你可以表达出自己不愉快的意见。
苟志于仁矣：美好的目标，会让我们成为美好的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无恶也”，恶有两种读音——è和wù，但意思完全不一样。
“苟志于仁矣，无恶（è）也”，如果一个人有心去求仁，便不会做太多坏事。
一个人有心求仁，就说明他有比较高的精神追求。即便他一开始的方法可能不对，还达不到仁者的要求，但只要有这样的精神追求，他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关于“苟志于仁矣，无恶（wù）也”的解读是，如果一个人有精神追求，想要成为一个仁德之人，那么，大家都不会讨厌他。
我个人更偏向把它读作无恶（è）也。当然，我的结论也不一定对，因为对《论语》的解释本身就有诸多门派。
我读了一本书，叫《论大战略》。这本书中讲到林肯。林肯做事有大方向，他追求平等，要求解放黑奴，这就是“苟志于仁”。在这个伟大的精神追求之下，他做事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在某些时刻，他会有维护奴隶制度的举动，因为如果他不适时维护奴隶制度，可能美国就分裂了。细究他做事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他也做过错事，走过弯路。
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志于仁”的话，他所做的这些事都不算是坏事，因为他是为了伟大的目标。
林肯对此的阐释，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指南针能够把人带到南方，准确地引导人走向正确的方向，但如果只沿着指南针走，就会掉进沼泽地。所以，得学会绕过沼泽地，避开陷阱，甚至还要走一点回头路，只要心中知道，最终要走到南方去。这就是指南针和行走智慧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孔子的时代令人很难明辨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大家都是靠传言在塑造彼此的形象。像孔子经常提到的管仲、晏婴，我们都很难准确地评价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孔子的这句话提醒我们的是，一个人内心笃定，大方向是对的，就不会做特别糟糕的事。在小事上，是对还是错，不容易分辨，但是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到足够长，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而做，他的方向在哪儿，那么好和坏就容易分辨了。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立大志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仁是一种舒服、惬意的状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段话曾入选过我学生时代的课本。在我大学时期曾经参加的一次辩论会上，有辩手就引用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孔子这句话的力量。孔子很少说这么使劲的话，但这句话真的是超乎寻常地振聋发聩。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与贵是人们都想要的，但是如果不以正当的、符合道的手法去获得，他是不接受的。其实，孔子是有机会贪污的，他做过中都宰、大司寇，假如他曾经贪污、谄媚或者拉帮结派，是有可能变得富与贵的。但是用这些方法获取的富贵，孔子不要。在孔子看来，即便得到了这些东西，内心惶恐，无法平静，那也是不值得的。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们都不喜欢贫贱，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去’也可以读成‘弗去’）”，意思是如果不以其道让我摆脱贫困，我也不需要。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仁德，要那么大的名声有什么用？这句话能够给我们当下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启发。比如很多人见到我都会说：“樊老师是网红。”我自己也会琢磨，什么是网红呢？或者是，网红的价值是什么？
网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词。我看到很多网红都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在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但是也有人为了当网红而不择手段，在网上进行各种低俗的表演，对着镜头吃各种奇怪的、无法下咽的东西，甚至表演虐待小动物……他们似乎从不担心被小朋友看到，不在乎这些恶趣味会给观众带来怎样负面的心理感受。他们只求一件事：先出名。
也许他们想过出名以后再“洗白”，又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洗不洗白。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不要想办法通过怪力乱神来博眼球而成名，通过怪力乱神成名，到最后伤害的一定是自己，因为德薄而位尊，结果一定是不好看的。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终食”是吃一顿饭的意思，在吃一顿饭的过程中，君子都不会违反仁。这听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似乎是要求一个人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不能违反仁德，哪怕在吃饭的时候，也要牢记这一点。其实，孔子不是这个意思。梁漱溟先生说，孔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找”，也就是不使劲。孔子已经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需要刻意地约束自己。
比如吃饭时，别人为自己上了菜，我们要向对方道一声谢谢，这需要使劲吗？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吗？
如果我们养成了道谢的习惯，根本不需要刻意地提醒自己，吃一顿饭也能够自然地处在仁的状态中。我们在餐桌旁，不会挑挑拣拣，也不会频繁地转餐桌转盘……一切举动都是自然而流畅的，根本不需要用力地约束自己。
我个人觉得吃饭的过程可见人品。很多人平常工作、说话、交际都还算得体，但一到饭店吃饭，就颐指气使，冲着服务员发脾气。为什么呢？可能他觉得终于到了自己可以随意发泄情绪的时候，觉得没必要尊重为自己服务的人，没必要善待和自己利益无关的人。这就是“终食之间违仁”，吃一顿饭就把自己的品行出卖了。
看一个人的修为、修养，绝不能只看他如何对待自己，还要观察他怎么对待普通人、陌生人，以及最亲近的家人，这是我们从“无终食之间违仁”这句话中得出的启示。
于我们而言，吃饭是修炼自身品格的好时机。修炼到孔子的状态，做一切事情都会自然、舒服、流畅，不用使劲，不必刻意提醒自己，这就是最适宜的状态。相反，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拍桌子、发脾气、骂服务员，当这种失控的状态成为常态之后，相应地，平常善意而平和的状态反而属于“不正常状态”了，我们需要刻意地装作有修养，用力地掩饰，费劲地约束自己。
“造次必于是”：匆忙、急迫的时候也是这样。
“颠沛必于是”：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哪怕遇到再紧急的事情，哪怕境遇再不好，甚至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也应该自然地保持仁的状态。
据传王阳明当年逃难时，形势极其严峻，宁王已经派人追杀过来了，王阳明要第一时间坐自己的官船离开，到别处避难。此时，所有人都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王阳明站在那里，冷静地说：“有个东西没带。”
大家疑惑。王阳明说：“没带顶盖。”顶盖就如同回家的钥匙，官船如果没有顶盖，别人就认不出，到时候可能连城都进不去。
这样一段极简单的文字、一个小小的场景，就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仁人”，他在造次、颠沛的时候，内心依然是淡定的，依然可以清醒地去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仁的状态有时候接近于禅，是活在当下的，是活泼的、生动的、不使劲的。如同王阳明，没有因为别人要追过来就六神无主、慌慌张张，说“什么都不要了，赶紧跑，逃命第一”。如果因为局势紧张，就慌乱而不知所措，行为不得体，这就丧失了人所该持有的伦理道德，违背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原则。
仁是一种舒服、合适、惬意的状态，假如大家愿意去追求仁，就会理解孔子提的要求并不是一个高要求。当人们真的愿意让自己进入这种舒服、合适、惬意的状态时，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用使太大的劲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不需要在吃饭的时候，或者造次、颠沛的时候，刻意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自然能活得很坦荡、很畅快。
我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往前走，就能抵达目标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段话很难理解。
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欢仁德、讨厌不仁的人。喜欢仁德的人，这就已经很好了，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讨厌不仁的人，这就是在追求仁义的标准，不让不仁的东西加在自己的身上。有没有人能够一整天都使劲让自己保持在仁的状态中？我没有见过真正力不足的人。也许有，但是我没见过。”
这样的解读令人费解。接下来，我们来对这段话进行逐句拆解。
先来解释“力不足者”。
孔子的学生冉求对孔子说：“我不是不喜欢夫子您说的道，我是力不足，所以做不到，您有天赋，才做得到。”
很多人在聊天时也曾对我说：“樊老师，您读书的本事我学不了，因为我没有您这样的天赋。”说这样的话，说明他想自我放弃了。
孔子说：“我一辈子没见过真正力不足的人。”真正力不足的人，往往是中道而废，在通往目标的途中就失败了。我们能够看到他在不断地努力，只是他实在做不到，不得已才放弃。可很多人的情况是，根本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就放弃了，画地为牢，说自己做不到，就不再行动了。
在此，我也把这个道理分享给所有读者。我们先问问自己，到底是真心想要去做，还是完全不想做。如果你发自内心地想达到某个目标，就去行动，别再给自己找理由，认为自己力不足，所以一定做不到。毕竟无论怎么力不足，只要往前走，至少也能达到自己所能做到的部分。
在《刻意练习》这本书里有个原则，如果有人能做到一件事，其他人就都能做到。比如，如果有人能把π背到小数点后一万位，而其他人大多只能背到一千位，这只不过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背，他们觉得背到π后面一万位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这说明很多事情人们都是能做到的，只是选择不做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就别推托说自己力不足而做不了了。孔子说“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是开了个小玩笑，说也许有这样的人吧，但他没有见过。这只是孔子的一种轻松的表达方式。
再从头看这段话。“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个人理解“好仁者”和“恶不仁者”是两条修行的路径。“好仁者”是见贤思齐，“恶不仁者”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好仁者”的做法是，当看到了一个比自己好的人时，内心会迫切地希望和对方一样，进而要求自己努力地向对方看齐。一个人真的喜欢仁这件事，就会这么做。
孔子为什么说他没见过“好仁者”？这话是不是听起来太绝对了？孔子的学生那么多，其中也不乏仁者，为什么孔子竟然说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也不算夸张，我们要理解孔子说话的语境和背景。有时候，孔子说话也随心情，他心情不好就可能会发点牢骚。我们能因此就说颜回、子贡这些学生都不算“好仁者”吗？孔子有时候只是不高兴了，他觉得大家不够努力，所以用这样的话来鞭策大家。
我为什么敢这么理解？是因为孔子在后面发过更大的牢骚，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孔子的名言，但这话说得就更绝对了。孔子在此想要表达的是，“好仁”与“好德”都是不容易的，孔子经常说“我未见”，其实代表着达到这些境界非常难。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有人也把它理解成并列条件，两者共同存在，既好仁又恶不仁。但实际上我们联系后面的话，就能发现“好仁”与“恶不仁”两者是独立的。
“好仁者，无以尚之”，意思是只要“好仁”，这就足够了。当一个人真的能够发自内心地爱“仁”，而不是爱物、爱色、爱名、爱权时，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大部分的人在一生中所爱的东西，都是名、利、权、情。这四者还有更形象的称呼，叫名缰、利锁、权牢、情关，它们常常将人桎梏在现实的世界中，迫使我们不顾一切地去追逐。我们要经常扪心自问：“我内心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这也可能是孔子在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好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往里深究，发现自己也爱名、利、权、情。所以，他说未见好仁者，就是没有见过一个发自内心、真真正正喜欢仁的人。
有的人口口声声说喜欢仁，追求仁德，想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实际上，他们更想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教授、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一个青史留名的人……这些人喜欢的依然是外在的东西。
孔子说，他从未见一个真正的“好仁者”，而好仁是一条自我修炼的路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一条路径；“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另外一条路径。“好仁”，就会见贤思齐，属于“择其善者而从之”；“恶不仁者”，是择其不善者内自省也，见到了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立即进行自我反省。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句话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恶不仁”。很多人嘴上说自己讨厌不仁德之事，但往往经不起考验，如果稍微做点违反仁德的事，就能得到利益，他们就会动摇，会安慰自己别人也都这么做，自己只是稍微权变一下，并不过分。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任何不仁的举动，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坚决地排斥它。这条修炼的路径，本质上就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别人做得不对、不仁的地方，立即进行自我反省，不要让自己陷入不仁的境地。
孔子所讲的两条自我修炼的路径——真的“好仁”和真的“恶不仁”，都不容易做到。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是说我没见过能够一整天都真正做到一心追求仁的人。
这有点像我们说净土宗。净土宗的法门是一心不乱，念“南无阿弥陀佛”。好多人一开始觉得这太容易了，只要不停地念就可以了……但是真去做就会发现，想做到一心不乱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能不能做到一整天都不违背仁，让自己处于仁的状态之中？这当然很难，但我们可以练，从一天开始练。
“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结合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孔子的意思是，真的好仁，真的恶不仁，确实不容易，但是从一天开始总是可以的，不要再推说力不足了。
所谓的力不足，往往都缘于不是真的喜欢，不是真的好（读第四声）。
什么叫作真的好？这个感觉其实很容易找。想想你的初恋，想想你曾经发自内心爱一个人的时候，每天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想的都是对方。有的小朋友喜欢玩游戏，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游戏打得更好。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感觉，就是好。
孔子提醒我们，如果你能将这样的精神用在仁这件事上，哪怕只有一天，你都是厉害的。
不妨经常问问自己，到底是爱名利权情，还是爱追求仁德。要始终心无杂念地追求仁，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境界，但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真正“好仁”的状态。
观过，斯知仁矣：从一个人犯的错误，看穿这个人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表面上看，说的是人的过错都是有分类的，就像不同类型的人往往会犯不同类型的错误，某一类人会犯某一类的错误。但孔子又没继续说明有哪些门类，导致意思比较模糊。
“观过，斯知仁矣”，看一个人犯什么样的错误，就能知道他的仁德如何，进而大致了解这个人。
有一天，我和一位作家讨论他的小说，他跟我讲到这部小说的人物设定。他听过我解读《你能写出好故事》。这本书提到，写一个精彩的故事要注意制造悬念和冲突，他可能从中得到启发，认为女主角开场的时候，一定要犯一些错误。但是我提醒他，让女主角开场就犯错误可以，但一定要注意错误的尺度，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
比如，这个女主角一开始的性格并不完美，她有点小贪婪、有点小嫉妒、有点小强势，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不好，这些都没问题。但如果女主角一上场就杀了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角色就不成立了，她成了反一号，不可能变回女主角了。
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能够知道这个人大致的品格如何，就好像讲“无良症”的一本书——《当良知沉睡》中所说的，有人做了错事以后，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完全无法感受自己对别人的伤害，认为自己之所以做错事，是因为别人对不起自己，是别人在逼迫自己。遇到这种人，我们要想办法远离他，因为这类人缺乏对他人的感知。
很多教派对人所犯的错误都是有分类的。电影《七宗罪》里，基督教对罪的分类是：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佛教里的分类是：贪、嗔、痴。这是把世界上所有的错误集合在一起进行归类，再用最精炼的方式表达出来，认为人们所犯的错误，要么是贪，要么是嗔，要么是痴。
在儒家，孔子没对错误进行归类。我个人觉得，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归类，可能是这样两类：过和不及。
孔子看到人们通常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么是过，要么是不及。比如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意思是我听到了，是不是要立刻去行动呢？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意思是你的父亲和哥哥都在，你怎么能听了就去做呢？你赶紧回家问问你父亲和哥哥。因为提问的人是子路，他脾气比较急，有时会比较轻率鲁莽。
另外一个学生冉有也过来问“闻斯行诸”。孔子说：“你听到了，为什么还不去做？你还在等什么呢？”
旁边站着的学生不明所以，为什么对于同一个问题，老师的回答却完全不同？
孔子解释道，子路和冉有这两个人不一样，一个是急性子，经常因为莽撞而做错事；一个人是慢性子，很多事情琢磨半晌，就是不行动，经常耽误事。对于不同的人，我的回答当然不一样了。
急性子是过，慢性子是不及。
在孔子看来，世界上大量的错误，本质上都是由于过和不及。
“各于其党”告诉我们，看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就能知道他在仁德方面大概有怎样的偏差，应该怎样去调教他，把他拉回到中道上。
“观过，斯知仁矣”，对孔子来说，这句话其实是判断学生的重要方法，是在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把脉。老师要通过学生所犯的过错，明白是应该让学生缓一缓，还是要给他加把油。这也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过犹不及”就出自《论语》，我们生活中大量的错误都能够诠释这个词。比如，一个人太过节俭就是吝啬，太不节俭则是奢侈，这都是不合适的，只有回到中间，过上朴素的生活才是适宜的。
再比如人的性格，特别容易愤怒，脾气急如张飞、李逵；或者性子太慢，凡事都漫不经心，对社会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冷漠淡然到极致；又或者古道热肠，热情张扬到极致。这都是孔子很不喜欢的。你要能够回到中间来，既愿意为社会做事，又要知道不行不可则止，做不到的时候便不做。
孔子所追求的不犯错误的境界，其实就是中庸。而和前面说的“好仁”的境界一样，中庸的境界也是非常难达到的。
综上所言，我个人觉得，孔子如果将人所犯的错误“各于其党”，是可以分为过和不及这两类的。不敢说我的分类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按照孔子的思路尝试分更多的门类，只要能讲得通即可。
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的乐趣，在于对真知的追求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很多人经常引用这句话。孔子说，早上听到了关于世界的真理，哪怕晚上就死都可以。
这句话很有力量，它所表达的其实是我们如何看待沉重的肉身。沉重的肉身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道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得特别好，而是跟宇宙的联结。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目的。
孔子说，只要你让我追求道，我抛弃这个身体都可以。这有点像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一直在研究宇宙公式，他在践行“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希望自己在死之前，能把世界运作的规律用一个类似于E=mc的公式表达出来。如果能做到，他就满足了。
很可惜，在目前看来，所有的真理都只能让我们无限接近，我们很难真的做到“闻道”，人们也不必因此放弃自己的肉身。
既如此，追求道的意义在哪里呢？
孔子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钱够不够用，受困于目前的经济水平时，其实应该在内心想想这句话——“君子忧道不忧贫”。你不用担心自己穷不穷，你要担心的是自己生活得是否合乎道。
“君子谋道不谋食”，这句话提醒我们不必每天苦心钻营，逼迫自己去赚更多的钱。你每天应该想的是怎样去追寻道，怎样努力地去做一些正确的事。
道是什么？
道有大道，也有小道。什么是小道？比如修自行车这件事情很小，但也有它的规律和道。我小时候学过修自行车，一开始手笨得要命，但后来熟练了就发现很轻松，所有的零件都能够顺畅自如地拆卸、安装。经营一家公司也有道，如果能找到像修自行车一样的窍门，公司的运转也会轻松高效。
大道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荀子说“天行有常”，整个宇宙的运行过程，如果没有道，一切将多么混乱，我们将为此操多少心？正因为找到了道，宇宙便能够自然、和谐地运行。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家企业、一个家庭……抑或你自己的一点手艺，万事万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道。
《师说》里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按照韩愈的说法，我们要经常“闻道”，但再套用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人生岂不是马上就到头了？
当然不是。道有大有小，谁都不可能全部掌握。你可以在一个法门上掌握一点，在另一个法门上再掌握一点，不断地扩充自己闻道的范畴。
这句话与当下一些流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对照。比如“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有人觉得只有中彩票，或者家里拆迁赚了大笔钱，才能开心起来。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那种开心最多持续不到一个星期。你很快会发现，比自己有钱的人多的是，你得到的这笔钱很快就会被花掉，这样一想，你的幸福感又降低了。
我们总是将幸福寄托于外物，以为改善了外在的物质条件，就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痴心妄想。从外界获取的幸福感，永远是稍纵即逝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你真的想让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悦，你要抱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态度。
如果暂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那就先装作到了这个境界。就像很多人不够自信，就装作很自信，用行动去表达自信，慢慢地真的能由外而内地改变自己的心态。
即便只是假装喜欢追求道，也比那些标榜自己只喜欢买房、买车的人要好。与之相比，装作向往“朝闻道，夕死可矣”有意义得多，即便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但这是一个修炼的方向，有了这个目标，我们才能让自己的行为趋向于道。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碰到许多考验，但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至少方向是对的。就像孔子一样，他心中追求道，做任何事都乐在其中，他一辈子不得志，却一辈子乐天知命。
也许我们现在离孔子的境界还差得极远，但没关系，当你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好的时，哪怕你只是装出来的向往“闻道”，至少你心中还有对真理的敬畏，你就会离它越来越近。
最遗憾的是方向错了。方向一错，使再大的劲都没用，哪怕得到的再多，也不会感觉平静、喜乐。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对身外之物，不必在意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我上节提到，我们要装着点。孔子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表态说志于道。这些立志于道的人想加入孔子的阵营，一起探讨道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其中也有很多人是装的，孔子也需要分辨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
在这句话中，孔子提到一个分辨的方法，是“而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认为，与嘴上说自己有志于道，但以自己吃穿不好为耻的人，没什么好聊的，不用跟他探讨。
既然立志于道，就要做到不以恶衣恶食为耻。
要注意，不耻恶衣恶食和追求恶衣恶食是两回事。我们并不是非要让自己衣衫褴褛、吃糠咽菜，来彰显自己的决心，让自己看起来志于道。这种浮在表面、牵强附会的做法，其实是曲解了孔子的意思。
不以恶衣恶食为耻的背景是，人们有时候不得已地要经历恶衣恶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态。比如参加一个晚宴，晚宴上规定来宾要身着礼服，结果有人鉴于不得已的原因，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出现在晚宴上。
这时候周围的人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鄙视，对穿错衣服的人毫不同情，指指点点，恨不能立即喊保安把对方赶走。对于这种人，未足与议也，因为他耻恶衣恶食。
另一种是理解。有的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会设想对方的处境，觉得对方可能是没有准备好而穿错了衣服，还可能会产生共情，觉得人人都会有这种窘迫的时候，反而更加善待他，对他好一点。
晚宴虽然有规定，但如果有人出现了失误，我们也应该展现出自己的修为，对别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不以对方为耻，不落井下石。
为什么有人会以恶衣恶食为耻呢？这其实是内心虚弱的一种表现。人们追求排场的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这和孔子之前所说的“好仁者，无以尚之”是能够联系起来的。有的人表面上好仁，实则爱物，他爱的是外在的头衔，关注的是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礼貌、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他用尽全力追寻的，都是来自外界的认可与肯定，而不是真正的仁。
那么，如何做到不耻恶衣恶食呢？随遇而安就行了。如果有好的条件，当然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舒舒服服地生活，但如果条件不允许，也不会受困于当下的窘境，不会嫌弃自己过于寒酸。当他人条件不允许时，我们也能够平等地善待他们。
外在的东西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该以之为耻。
以之为耻的背后是刻意追求。当你刻意追求时，你才会更加在意这件事情，把它不断地放大。而孔子的特点是不找、不使劲，他对刻意追求外在事物之人的态度是“未足与议也”——根本不想和对方探讨。
真正的“好仁”，喜欢的是仁的本质，而不是仁的外表，不是一个人穿上了儒士的宽袍大袖，就突然拥有仁德了。要想成为儒士，内心追求的应该是儒家的道，而不是儒士的外表。
这句话提醒我们，讲究场合进行着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不管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他人，都不应该以不够好的装束为耻。外在的条件不值得挂怀，人们在不得已颠沛流离的时候，吃得不好、穿得不好，都应该从容地接受。
君子怀德：什么是君子的格局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在《论语》中，有很多君子和小人的对比。在对比时，常常出现一对一对的概念。
什么叫怀？在怀里揣着，内心很重视，这个字形象地表达出一个人心中始终惦记着某个事物。君子怀的是德，他关注和重视德行，而小人怀的是土。
这两者在一起对比，所涉及的应用场景特别多。
孔子所处的时代，国家的疆域在不断地变化，会产生一些“移民现象”，人口相互流动。孔子也有了“怀德”和“怀土”的思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圳改革开放，很多人怀揣着梦想去深圳，也有很多人就想待在老家，觉得老家虽然贫困一些，但是待着舒服。前者怀德，后者怀土。怀德的人心中有德行，有德之处皆可为土，比如到了深圳，靠努力慢慢地把深圳建设起来，让深圳成为自己的新家。如同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都能遇到当地有德行的人，一路上去寻找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场所，并不依恋某一片土地。
如果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只喜欢过小日子，实现温暖的小幸福就够了，这就是怀土。他可能永远也不肯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哪怕自己的家园由于城市的规划需要拆迁，他也不想挪动。
在这个对比中，不要把小人理解成骂人的词，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只是体现格局和境界不同。要尊重每个人的梦想，有的梦想远大，有的梦想微小。怀德的人四处开拓，怀土的人守护家园，并没有孰高孰低、孰对孰错之分。
开拓者和留恋者，只是人生的两种不同选择。重要的是，无论人在哪里，心中还是要有德，怀土的人也应该怀抱着德来守护一方。不能简单地用表面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怀德还是怀土，是君子还是小人，我们探讨的是一种动态的变化。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在面对诱惑的时候，首先想的是犯不犯法，会不会受到惩罚。比如，有人提出非法集资，年化收益率40%，君子会考虑到这种方式虽然收益高，但是违法的，会拒绝；而小人怀惠，满脑子只想40%，就被利益诱惑而参与进去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巨大利益的时候，要心存敬畏之心，想一想会不会有惩罚在背后等着。
关于“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历史上有这样的案例。
项羽进入咸阳后，有谋士劝项羽赶紧趁机在咸阳称帝，项羽却想要回到江东。大家劝他：“江东离中原这么远，难道你不要天下了吗？”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我现在终于成功了、风光了，如果不回老家去逛一逛，就好像穿着一件锦袍在半夜行走，别人看不见。他没有想过在哪里更利于事业的发展、更利于天下的安定，他只想在老家闯出名声，这就是小人怀土。由于项羽完全不愿意待在咸阳，最后把天下拱手让给了刘邦。
苏东坡跟项羽完全不一样。苏东坡屡次被贬，贬到哪里，哪里就能变成故乡。我们看惠州，惠州有东坡故里；看海南，海南有东坡故里；看黄州，黄州有东坡故里……各地都把苏东坡当作了自己人，他也把每一处都当作自己安心守护的故乡，因为他根本不是跟土地打交道，他是跟德行打交道。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君子和小人不是用来将人进行归类的，小人也不是用来骂人的，我们并不能认为君子和小人是社会上的两种人，把某某称为君子，某某称为小人，这是错的。
君子与小人是一个人身体内的两种状态，每个人既有君子的成分，也有小人的成分。我们有时候会留恋故乡，觉得待在一个地方就很好，不想再出去奋斗了；有时候又会忽然燃起斗志，想要去闯一闯，开拓一番事业。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创业才能实现人生理想，有时候又感觉“铁饭碗”真好……我们内心中的君子与小人，就这样不断地搏斗着。
我们在人生中修炼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君子的成分，减少小人的成分，一直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生就算值得了。
人走到最后，别的东西都带不走，唯一能够带走的，只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放于利而行：为什么有的人越有钱，越不幸福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我还读过一个版本：“子曰：‘放于利而行，则多怨。’”
“放”，有人解释为“依照”，我个人觉得“放”这个字也可以是动态的，有一种过分强调的意思。
“放于利而行”：唯利是从，一切以利益为先。很多人做事都是如此，跟别人谈利益，无利不起早。有一种管理模式是把公司里所有人做的所有事，全部用分数进行量化。打扫卫生加一分，替大家买盒饭加一分，以为用这种方法能营造良好的氛围，员工为了增加自己的分数，会相互帮助。
然而，孔子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多怨”。当所有事情都只以利益来衡量时，公司里一定会产生大量的抱怨。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在创业时，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开发了一套激励体系。可惜的是，他们把激励体系计算得越来越细致，员工的状态却越来越糟糕。
员工开始为了分数斤斤计较：“为什么给别人加一分，给我只加半分”“虽然都是买盒饭，但我这次情况很特殊，外面刮风了，情况恶劣……”当人在计较利益的时候，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想象力，他可以想象出无数五花八门的原因和层出不穷的理由。
这样的后果是，整个团队会丧失情怀，员工会缺少奉献的精神和工作的热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冰冷而生硬。
未来社会如果实现全面机器化，由机器人驱动一切，孔子就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机器之间不用讲道义，不必讲情怀，只讲程序，只讲算法，根据算法来调整一切行为。
但在人的社会，“放于利而行”就一定会“多怨”。
有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是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作品。我很早以前在“樊登读书”讲过这本书，收听率一直都不高，但我依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听一听，因为这本书能让我们反思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人们常常认为在经济社会，要想驱动他人的行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金钱，但是桑德尔教授告诉我们，金钱也有大量失效的时候——不仅起不到作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在公司里，你越想方设法激励员工，员工反而越没干劲。
在我父母年轻的那个时代，有一种管理生产队的方式叫“公分制”，男性一个公分，女性半个公分，小孩四分之一个公分，每天出多少工，就能拿到多少公分，到时候拿着公分换粮食。这个制度导致的结果就是，身强力壮的女士觉得特别不公平，明明以自己身体强健的程度和男人一样，为什么只给半个公分？所以她去干活的时候就偷懒。旁边的男士一看，她没干到我的一半就能拿半个公分，我也得偷懒。
所以，放于利而行，则多怨，不要过度地相信金钱的价值。同时，我又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觉得孔子是完全反对物质激励的人，孔子认为适当的物质激励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子贡有一次从齐国赎回了几个鲁国的奴隶，根据当时的政策，政府会给子贡一定的奖励，但被子贡拒绝了。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反而批评了子贡。孔子说：“现在鲁国穷人多，如果你不要钱，别人怎么好意思要呢？如果你拒绝了奖励，那些本来想去赎奴隶的人，就没什么动力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和你一样的境界。”
孔子认为适当的激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到了“放”的程度，就过分了。如果过分强调利益，唯利是从，就一定会生出怨恨。
一个公司肯定需要有合适的奖励机制，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也好，KPI（关键绩效指标法）也好，都可以用来管理员工。但是，我们不能事事都按照数字来，不能时刻都按照算法来，人毕竟是有情感、有情怀的，要给大家一些空间，让大家的自尊水平不断地上升，让大家真正乐在其中，在工作中找到使命感。
否则，员工做了很多事，却仅仅是为了完成KPI，没有使命感，自尊水平也无法提高。他永远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挣钱的机器，自然越活越没劲。这就陷入了孔子所说的“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处境。
能以礼让为国乎：礼是治国之道、快乐之源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有子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把很多人教成了“老油条”。关于这一点，孔子与有子的态度并不一样，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他认为礼的核心不是和，而是让。
为什么礼的核心是让？
我们先来了解礼的作用是什么。礼让人类从原始人慢慢地过渡为社会人。原始人每天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存，他们要天天打猎，跟野兽搏斗。要想生存下去，最重要的行为是争，不争就饿死了。原始人其实是处在一个动物的状态，而动物世界中，讲究的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安定富足了，不再处于生死的边缘时，礼就诞生了。礼的核心是让，比如男士说“女士优先”，女士说“有酒食，先生馔”。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是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困难的呢？
有人可能会对这里的“让”产生误解：以礼让治国，是不是齐国打过来，就让地给齐国？当然不是。鲁国每次与齐国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孔子都会努力地维护鲁国的利益，可见“能以礼让为国”并非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这里的让，针对的是国内的态势。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什么叫“上下交征利”呢？君王有自己的小金库，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要收诸侯们的税；诸侯也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想办法去收大臣们的钱；大臣们的钱被收走了，便想办法搜刮佃户们的钱……所有人为了钱不断地斤斤计较，整个国家靠利益而维持表面的稳定，实则处在动荡的边缘。
为什么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间接地导致北宋开始衰落？核心就在于王安石算的只有国家的账，只想着怎样把税收上来，怎样让国家有钱。然而，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收过来的，当老百姓变得越来越穷，国库看起来充盈时，就会打仗。打完仗，国库又空虚了，整个国家开始变得虚弱。
在孔子看来，如果能以礼让治国，从君王到诸侯，从大臣到家臣，再到百姓，所有人都能够有一些礼让的态度，能收十分税的收八分就够了，能免则免，这时国家治理起来就容易多了。到时候，根本不用强制收税，人们可能还会主动奉献，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比如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国民们把自己的手表、戒指拿出来捐给国家，帮国家度过危难。
我读过关于法国巴黎的一部传记，书中写到巴黎历史上有过国民主动要求增加照明税的事。
路易十四发现，要想让巴黎变得更加繁华，必须在晚间保证城市的安全，最好家家户户都点蜡烛。蜡烛很贵，但人们都自愿表示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一六六七年年末的一天，大约三千盏灯一起照亮巴黎的夜晚，使得巴黎成为全世界的时尚之都。后来，人们越来越享受在晚上也能自由地逛街、社交的生活环境。一六七一年五月，巴黎的一些热心市民分别在巴黎十六个行政区召开会议，投票选出代表前往高等法院，表示他们愿意自费来延长照明的时间。这就是礼让，大家都愿意让出一份利益，来保证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果不倡导礼让态度，礼又有什么意义呢？礼就真的变成了表演。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将一本书立在高铁的桌子上，封面上有大大的两个字：“礼仪”。与此同时，妈妈和孩子都把脚跷起来放在了桌子上，脚和这本书并排放在一起。此时，“礼仪”二字就显得特别讽刺。
学礼是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还是为了说话好听？或是为了搞关系？都不是。一个人哪怕穿得再得体，西装笔挺地去跳优雅的华尔兹，但做事不讲礼节，就是因为不懂得礼的核心是让。“让”是什么？为长者开门，是让；让女士优先，是让；有些利益我可以不计较，是让。
清朝的大学士张英在安徽桐城有一座府邸，家人在修缮宅子时，由于地界不清而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便给大学士张英写信，请他出面交涉。张英一看这信哭笑不得，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多洒脱！
家人见书信，率先让了三尺。邻居一看，深受感动，也退了三尺。两座宅邸之间于是就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就是有名的“六尺巷”。
这个典故一点都不夸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礼让，客客气气的，就会少很多纷争。
有时我开车在路上，当旁边有辆电动车过来，或者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时，我猛踩一脚刹车停下来，就能够感受到行人的意外和惊喜。有的行人起初很吃惊，站在那里不走，似乎担心我会撞到他。这时候我示意他“您先请”，他会很高兴，朝我点点头表示感谢。我感觉到他的谢意，自己也会高兴。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为此，我觉得踩那么一脚，费点油也是值得的！
人们总觉得生活中充满痛苦，想方设法甚至倾尽钱财去追求快乐，其实快乐有时候来得很简单，你只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礼让之心，多费一点点时间等一等别人，多排排队，就自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度。
患所以立：放弃关注圈，扩大影响圈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置身在名利场中的人，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太安慰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坏习惯。那时候还没有BBS，我很在乎出名，就经常去看海报栏，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能高兴半天，觉得今天成功了。如果我的名字没有登上榜单，或者参加了一个评比却没被选上，我就会无比失落。这时候最能够给我安慰的，就是孔子的这句话。
孔子告诉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位子坐，而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坐这个位子的才能。
比如在大学里，有人想当学生会主席，但如果能力不够，即使费尽心思当上了，也不见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反而会因为该做的事情做不好，导致怨声载道，令大家讨厌，甚至被老师质疑。
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整天都在“患无位”。有人为了能够“上位”，想尽一切办法去钻营、送礼、请客吃饭，他没有想过，得到位子才是痛苦的开始。德薄而位尊，就会陷入无边的痛苦，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担起这个位子应该承担的职责，会焦虑而惶恐，这就是“患所以立”。
如果一个人所担心的是自己凭什么去坐一个位子，这时所带来的就是进取和努力。真想当学生会主席，就努力向学生会主席的要求靠近，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领导水平、筹划和协调能力，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活动，慢慢地训练自己的能力。
在史蒂芬·柯维博士的著作《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作者用影响圈和关注圈来表示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关注圈是个很大的圈，表示你所关注的事情，比如“老板要是多给我发点工资就好了”“我要是能一夜暴富就好了”“如果行业形势更好一些就好了”。在这个大圈中有个小圈，叫影响圈，代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关注圈，自然会感觉力不从心，感到焦虑和痛苦。正确的方法是，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影响圈，做好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让影响圈不断地扩大，一点一点占据关注圈。
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患无位”和“患所以立”两者所关注的内容截然不同。“不患无位”，属于典型的将精力放在关注圈——没有人了解我，不给我位子；“患所以立”则是将精力放在影响圈——看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为什么没有位子呢？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自己吗？很多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抱怨老板看不见自己的闪光点。“不患莫己知”提醒我们的是，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你；“求为可知也”告诉我们，要去思考自己的才能是否足以让别人关注。
也要问问自己：你的事让别人知道了，真的好吗？
有段时间流行的价值观是“出名要趁早”，很多人年纪轻轻就一心想着出名。其实很多明星都会因为过早地成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他可能会变得无比膨胀、盲目自信，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要追求的状态是“实至名归”。有时候我们赞美别人“您真是实至名归”，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真的要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连孟子都说自己有“不虞之誉”，像他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都认为“有很多赞誉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我还没有到那么好的程度，是别人夸张了”。
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的情况。当遭遇他人的无端指责，面临求全之毁的境况时，也要多想想自己所获得的不虞之誉。
我们在社会上努力拼搏时，可以有远大的理想，可以期望自己做出一番事业，但不要将过多的精力分散在对外界的关注上，不要总想着别人知不知道自己，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到底有什么能力坐这个位子，有什么闪光点能够让别人知道。
我在前文也提到过一个案例。曹丕得知曹操把位子传给他以后，喜不自胜，高兴得手舞足蹈。大臣提醒他，坐上这个位子意味着担子更重了，应该感到恐惧、担忧才是，怎么能手舞足蹈呢？
大臣的劝诫，与孔子的精神是一致的。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哑谜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是一段颇有故事情节、有场景感的对话。
我以前给企业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用这段话，这是《论语》当中一段打哑谜的地方。
《论语》的对话中，孔子基本上都会把答案说出来。他是一个热心肠，生怕对方听不懂，他与庄子飘然、冷峻、置身事外的处世态度是不一样的，也不像老子给人一种高妙的感觉。老子似乎觉得他的道理说出来，一般人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说话比较深奥玄妙，是让人听了之后要反反复复琢磨的。老子是个很好的教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仅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人们思考、琢磨两千多年，这是老子的高深之处。
总之，孔子是个很慈悲、热忱的人，他总怕别人听不懂，所以把每个道理都掰开了、揉碎了，试图让大家理解清楚。只有这一段，他没有把话说透。
此时的孔子已经七十岁左右了，而曾参作为孔子很年轻的学生，都已经当老师了。
设想一个场景。有一天，孔子在院子里散步。他已经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家了，他缓缓地对曾参说：“曾参啊，我思考的事情，始终有一个核心贯穿着。”
曾子说：“是的，我知道。”
听完曾子的话，孔子就走开了。
我想，孔子可能本来还想继续说下去的，但是曾子张口就说自己知道，孔子就想：“算了，无论是你是真知道还是不想听，我都不说了。”然后就离开了。
孔子走出去后，其他的学生就问曾子，夫子说的“一以贯之”指的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和“恕”，一个是指做事，一个是指待人。做事要秉公办理，要尽心尽力，要忠心；待人要懂得理解和尊重，要以诚相待。
曾子经常“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反思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最为重视的是做人做事，做事要公正，要尽心，做人要推己及人，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与他人相处才长久。
做到“忠恕”，既会做人，也能做事，在曾子看来，最高的境界莫过于此，这就是他认为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一”。
很多人反对曾子的观点。南怀瑾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对《论语》进行训释的学者，都认为曾子说错了。这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问曾子问题的这个门人是个很年轻的人，比曾子的境界还要低一些。当年轻人求教孔夫子说的“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时，曾子不愿意跟他解释得太复杂，不会说“一如同禅”“一就是道”这样有些玄妙的话，他也怕年轻人听不懂。所以，曾子鼓励年轻人把事干好，把人做好，做到“忠恕”的境界就足够了。
第二种可能是，曾子确实没那么聪慧，因为孔子评价过“参也鲁”，认为曾参资质平平，但他愿意下苦功夫，所以后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从曾参的先天条件来看，他或许真的无法理解孔子的境界，他所能触及的境界就是“忠恕”。
为什么我们认为孔子说的“一以贯之”的“一”不仅仅是忠恕而已？
什么叫一以贯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发源端，能够生发出世间所有的事。忠和恕，只是表明我们该怎样好好做事，怎样与人相处，这当然也是人们应该去追求的境界，但仅仅做到忠和恕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内心，该怎样追求道，都无法从“忠”和“恕”这两个字推演出来。
忠和恕，只是我们应对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它肯定不是最底层的核心逻辑。
对佛教来说，“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是空。世间万物都有着因缘，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独立、永恒不改的。
对老子来说，“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是道。道又是不可描述、不知道、说不清的。
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有人说是仁。仁者爱人，你内心有别人，你做任何事都是从仁出发，它能够生发出各种各样的美好德行。
我的观点和孟子比较接近。我认为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很有可能是“反求诸己”。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一句话概括了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遇到阻碍时，不怨天、不尤人的态度。“不怨天，不尤人”是孔子的原话。
孔子还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让我做官，我就好好做官；国家不让我做官，我就回去教书。他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满腹委屈地问：“为什么他们那样对我？”他做所有事情的核心，都是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决方法。
在这段话中，孔子是在打哑谜。对于孔子的“一以贯之”的含义，也没有正确答案，大家可以自由吸收对自己有益的观点。
我推荐的观点是，“一”是“反求诸己”，但你要把它想成仁，我觉得也没错。因为仁和反求诸己之间是有联系的，当你能够做到反求诸己时，也就能够做到仁了。
君子喻于义：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在于价值观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关于这句话的解读有很多，有一种解释是，“喻”是明白、知晓的意思。君子非常理解道义这件事，他每天思考、了解的都是与道义有关的大问题；小人每天脑子里琢磨的是利，想着怎样赚钱，怎样获得蝇头小利。
还有一种解释是，“喻”的偏旁部首是“口”，所以是和说话有关。君子在说任何事情的时候，是从义的角度阐发的；小人在说任何事情的时候，是从利的角度出发的。
比如和某个小人讨论创业的问题，他只问这件事能挣多少钱，市场有多大，盈利点在哪里。他可能会说“我三舅做这个挣了钱，所以咱们也做”，丝毫看不到他对创业本身的热爱，也看不到他内心的理想。驱使他创业的，只有对钱的热爱，这叫作“小人喻于利”。
“君子喻于义”指的是君子在做一件事情时，首先思考的是这件事情有没有社会价值，这件事情是否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影响，自己能够让社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君子喻于义”与“小人喻于利”，诠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句话既可以对外使用，用来判断一个人更为看重的到底是利还是义，用来评估和识别他人的境界，也可以对内运用，用来审视自己，看看你跟别人沟通或者讨论问题时，是更多地关注义，还是更重视利，放于利而行。
《论语》的第四篇，每节的文字普遍不长，却产生了大量的名言。就如同这一节，短短的一句话，简洁而充满哲思，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见贤思齐：内省的最佳方法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一段与前面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呼应起来了。
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当我们遇到了比自己好的人时，他是老师；当遇到了不如自己的人时，他就是借鉴。
有一个词叫“师资力量”，“师资”两个字就源于此。善人者是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也可以为教育提供资源，作为反面教材，让我们“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好仁者”，就是“见贤思齐焉”；“恶不仁者”，就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可以将这两段话统一起来理解。
如果要用现代的书籍来理解孔子的逻辑，我推荐《他人的力量》。这本书阐述了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我们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朋友、亲人、恋人、同事等，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帮助我们进行内省。
有一些人的价值观是反过来的。要么是“见贤不思齐”，看到别人表现得好，心中想的不是怎样变得与对方一样好，而是“他怎么还不出事”；要么是“见贤挑剔”，总能首先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认为他虽然在有的事情上表现不错，但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做到位的。
还有一种“见不贤”，就是看到一件糟糕的事，立即做“键盘侠”，在网上不断地骂人，释放暴戾之气，把自己全部的力量用在了外在，只想着如何去规范和约束别人。孔子的核心是反求诸己，他做所有的事情，都着力于内在，思考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到底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无论是“见贤思齐”，还是“见不贤而内自省”，都是问自己：“我能不能向他学习做得更好？”“我能不能够从他身上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这都是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跟这一节也是呼应的。我们学习，到底是为了提高自己，还是为了给别人看？
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吃瓜”，看各种八卦新闻，我觉得真的浪费了太多时间。别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其实都是过眼云烟，也许就是为了炒作，为了博眼球。有时候，某个名人出事，成为热点，就会有无数个公众号扑上来写。写文章的人可能并不是真的恨当事人，只是单纯地在“做生意”，在“蹭热点”。很多不明就里的网友却乐呵呵地跟着看，只是花时间成就了别人的点击率而已。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骂同一个人的文章，看一篇也就够了，切莫将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别人的事情上。
在我看来，一些被骂的公众人物其实也为社会做过贡献，在他犯错之后，却没有人想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样，即便你看再多批评他的文章又有什么意义呢？
劳而不怨：当我们和父母产生分歧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这段话在现在会引起很多争议，很多人也许不同意孔子的这个观点。
“几”，是微小的、一点点的。
“事父母几谏”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父母如果做错了事，不要正面跟他们杠，不要直接批评他们，这是不孝。要轻微婉转地提醒父母，悄悄地跟他们讲。
第二种解释是，当发现父母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时，去制止他，会比较容易。
我个人觉得第二种解释在操作上有困难，因为我们认识父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他最初犯小错误时，可能是在很早很早之前，你已经来不及干预了。
我更同意第一种解释：我们要用委婉的方式给父母提意见。
父母可能不听，他们很执拗。请问诸位读者，你们有成功地改变过自己的父母吗？很难。那怎么办？
孔子接下来又说：“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你还是得按照父母能够接受的方法来，就算他们做错了事，也要尽量地配合他们，劳而不怨。比如，年轻人提醒父母不要做什么，但父母非要做，你免不了要辛苦奔波，为其善后。当你疲惫焦躁的时候，想到自己之前明明提醒过他们，就容易摁不住火气。此时，孔子说“劳而不怨”，不要抱怨父母，这种抱怨是给老人家雪上加霜，让他们更加自责、更加难过。
这个道理其实挺有实用性的，在心理学上也得到了验证。有一本书叫《爱的序位》，讲到家庭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西方的心理学家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家庭的秩序不能打乱，一旦被打乱，整个家庭会变得不幸。假如我们人到中年，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后，就敢对父母呼来喝去，把父母当成孩子一样教训，父母就会越来越不讲理。因为当我们担任了父母的角色时，父母就自然会充当孩子的角色，像孩子一样胡闹——他们在自己的孩子这里找到了久违的父爱和母爱。
孔子的办法是，无论孩子多少岁，有多大成就，无论父母多大年纪，多么孱弱，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这才是合理的家庭关系。
父母做错了事，我们可以适当地提醒；父母不听，我们也不应强迫，听不听是父母的事。如果父母惹出了乱子，我们要帮助解决，但也别埋怨。当孩子真的能够做到“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时，整个家庭马上就会变得和平，父母会立刻回到该在的位置上，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不会再像任性的小孩子一样肆意妄为。
有一句话，在家庭治疗中经常被用到，孩子要对父母讲“你是大的，我是小的”，小的应该向大的撒娇，而不是大的向小的撒娇。孩子可以偶尔做一些任性的、幼稚的事情，但是父母是大人，要有父母的威信，要保持父母的尊严，我们不能将父母当作小孩子去控制和批评。
我知道，要做到劳而不怨真的太不容易了。作为孩子，我们难免会心烦、会恼火，觉得“我提醒了父母那么多次，他们为什么不长记性”“为什么还要给诈骗犯汇钱”“为什么非要买一些不可靠的保健品”。
比如我父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但他几乎将自己的所有退休金都用来购买保健品。起初，我搜索这些保健品的名字，展示各种证据给他看，告诉他有多少专家揭露这些保健品的功效是言过其实的。可惜我父亲并不相信，还认为是揭露者在造谣。
后来，我不再跟他争论。他每次买保健品，心里得到了安慰，感觉自己吃了保健品，身体就变得更好了。我就只当这些保健品产生了安慰剂效应，这样一想，这笔钱也能算作正常的支出了。
父母在，不远游：陪伴的重要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这依然是关于孝顺的话题。父母在的时候，孩子不要到处乱跑。但这句话是一个悖论。
孔子自己就去周游列国了。有读者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还带了一群学生跟自己一起到处游学，学生的父母总是在的。那么，孔子的这句话岂不是无法理解了？因此，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假的，是后人添加的。
但这句话其实并不算绝对，“游必有方”还是有回圜的余地的，意思是，如果需要远行，必须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哪里，隔三岔五让人捎一封信回去，叫父母不要担心。
当代，不存在这个问题，孩子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给父母发个定位，和父母视频聊天。这些高科技手段，让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我在准备给大家分享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很感慨，想到了孟郊的那首《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这首诗？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孩子明天要出远门了，母亲在一针一线地缝衣服。临行之前，孩子写下了这首诗。
其实，真实的写作场景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孟郊离开家很多年以后，终于把母亲接到身边的那一刻，他站在岸边，看着远处的小船慢慢地驶向自己，船上站着许久未见的母亲，他突然有感而发，写成此诗。
将孔子的这句话与孟郊的这首诗联系起来读一读，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极纯朴的亲情的力量。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是非常深厚的，不应该因为时间和空间而减淡。希望大家不要嫌父母烦。父母年迈，所求不多，就是希望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干什么。
我每次跟父母打电话，我爸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你在哪儿”，他觉得我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我们要让父母知道自己在哪里，多保持联系，哪怕不在父母身边，也尽量给父母多一些陪伴和安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传承家风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与前面《学而》中的一句话是重复的。这是对历史上很多人造成了负面影响的一句话。
很多人僵化地理解这句话，导致重蹈父亲的覆辙。最典型的就是宋徽宗，他一上台，就恢复了宋神宗的所有制度，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大家可以参考《学而》。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我们如何面对父母的老去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我用这句话安慰过我的一位朋友。
他当时每天郁郁寡欢，有点轻度抑郁症。有一回，我跟他散步，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他一下子就哭了，说母亲已经八十岁了，每天只要一想到母亲可能不久便会去世，就忍不住流眼泪。
思虑过重，总喜欢想一些悲伤的事，动不动就会流眼泪，这是典型的轻度抑郁的症状。
我对他说：“你知道孔子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你现在的表现是惧怕，但你不要忘了，你还可以有喜悦。天增岁月人增寿，父母又多活了一年，多长了一岁，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妈妈已经活到八十岁了，你应该开心。”
孔子的这句话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孔子爱人，看到很多人为这件事痛苦，他说，父母的年龄你不可不知，一定要时刻都记得。
有人曾把“父母之年”解释为父母的生日。我们一般会很重视自己的生日，你得知道，你的生日其实也是母亲的受难日，在那一天，除了庆祝之外，还应该感恩妈妈。父母很少忘记孩子的生日，但是孩子经常说不清父母的生日，我倡导大家有意地记住。
但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将“父母之年”解释为生日，因为如果将其解释为生日，就没法理解接下来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知道父母的生日，为什么要害怕呢？这个逻辑并不合理。
但我们会因父母的年龄而害怕。即便如此，也要喜悦，人生就是这样喜忧参半的过程，如同弘一法师临终时，在纸上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人生到最后，就是悲欣交集，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有点遗憾，有点痛苦，有点不舍，但也会有欣慰，在自己这一生走过的画面里，有陪伴自己经历风风雨雨的人。
中国古代的风俗有很多延续到如今，七十岁以后的老人过世，被称作喜丧。喜丧是要唱戏的，搭起大戏台，全村人跟过节一样，热热闹闹的。
我参加过村里老人的葬礼，老人过世时是八九十岁的高寿，是喜丧。全村人来道贺，说老人家岁数够长，寿终正寝。
我们对于丧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父母的年龄。
古者言之不出：别轻易许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轻易将想法说出口，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自己说到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就是极大的耻辱。
中国古人讲“轻诺者，必寡信”。有的人敢于许诺，高兴的时候，张嘴就答应你很多事情，但这种人往往实现不了他说的话，有时候说完就忘了。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许诺一件事，过两天你再问他，他却忘了，他不认为自己说出来的话需要“言可复也”。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人讲信用，并不是非常高级的境界，只是“近于义”。很多人哪怕没有达到义的境界，也能够做到“言可复”。信守承诺，是一个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而已。你说的话，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要能够逐渐地去实现。
“刚、毅、木、讷近仁”是孔子喜欢的人格特质。一个人看起来不太会说话，似乎显得不太会社交，也不爱夸夸其谈，不会轻易对人承诺什么东西，不容易给别人话柄，这种人往往近仁，因为他懂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一诺千金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但即便做到一诺千金，也绝对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以约失之者鲜矣：遵守规则，是做人的基本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可以理解为约束、谨慎，或者简约、节约，这两种理解都被采纳过。一个人过分地约束自己，或者过分节俭，都可能会犯错，这叫作“以约失之”。
要想理解“以约失之”，不妨延伸一下，除了“以约失之”外，还存在很多“以……失之”。与之相对的是“以奢失之”“以荡失之”。如果一个人过分奢侈、过分放纵、过分马虎，也都会犯错。
“以奢失之”的人多，还是“以约失之”的人多？很明显，“以奢失之”的人要比“以约失之”的人多。
孔子的这句话并不是说“约”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孔子自己就不喜欢太过拘谨，他喜欢舒服、惬意，喜欢合乎中道。但是孔子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谨慎、节俭，约束自己，他犯错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种人也许依然会犯错，但他犯错的可能性要比放荡的人、奢侈的人、纵容自己的人小得多。
孔子当然希望最终的目标是达到舒服、合适的状态，不放纵自己，也不需要过分地约束自己。所以，这句话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境界，而是退而求其次，认为与那些对自己要求不严的人相比，谨慎之人要更好。以上是我采用的解释。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认为不太站得住脚。孔子说，君子一定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很少能够失约。这不像孔子的做派，孔子一般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连孔子自己都会失约，有时会说话不算话，因为他觉得“义”更重要。在孔子看来，守信并非做人的最高境界，一件事合不合乎道义，是在信守承诺之上的。合乎道义就该做，不合乎道义，就不要教条化地讲信用。比如你跟一个坏人讲信用，就是不合乎道义的。这是孔子的原则。
孔子只是提倡人应该对自己有一些约束。你可能还达不到中庸之道，还无法找到最舒服、最合适的状态，但在这之前，你可以先尝试着对自己有一些约束，这至少比放纵自己要好。以约失之者，毕竟是少数，给自己定一些规矩，不会有什么错。
君子欲讷于言：行胜于言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孔子自我提醒的意思。孔子说：“我希望自己做一个君子，能够少说话，多干事。”
“讷于言”，指说得少，不太会说话；“敏于行”，指行动快，执行力强，做事高效。
孔子每天都在说话。他周围那么多学生，天天找他请教，他每天都在输出知识和观点。所以，我觉得孔子是在说自己：“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讷于言而敏于行。”
清华大学的广场上有一个日晷，日晷上刻着四个字：“行胜于言”。行胜于言是清华的校风。
这样的做法有心理学的依据。在《刻意练习》《掌控习惯》两本书里，都提到过一个现象。老师将学生分成两组，教他们摄影。对第一组的学生说，考核标准是要看一学期共拍了多少张照片，谁拍得多，谁的成绩高；对第二组的学生说，不用多拍，只需要根据一张水平最高的作品来打分。
第一组学生天天拍很多照片；第二组学生就琢磨、研究理论，分析摄影技巧，欣赏别人拍的作品，他们很少拍照，作品数量不多，只能选择一张最满意的照片，如履薄冰地交上去。
所有的作品被混在一起进行评选，最后发现，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出自拍得多的这组。为什么？因为练得多、成长快。
这就叫作“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讨论一件事，理论再丰富，观点再先进，远不如亲身实践一次。实际动手做一做，不管效果如何，很快就能得到反馈。在行动中找到乐趣，不断试错，不断复盘，当然会越做越好。
我们要少一些高谈阔论，多一些实干精神。宋朝末期的时候，很多人批评宋儒，说他们不做实事，只是标榜自己忠君爱国。有一句话叫“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觉得自己很爱国，自我感动，但是对国家没什么贡献，每天只是把手笼在袖子里，谈论类似心性之类的观点，到国家危难之际，就跟着国家一起灭亡。
这类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当然不坏，但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了吗？他们连生命都愿意献给国家，却没有为国家“起而行之”，只是坐而论道。
这与我们当下的创业环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很多创业者一开始踌躇满志，但慢慢地却变成大家整天在一起讨论创业的方法，到处上培训班，参加各种企业家讲座，甚至有人将一年的利润全部交了学费。因为创业者花了太多的时间参加论坛，参加学习，自然没有精力去干活，去脚踏实地地经营公司，往往还没学完，公司就倒闭了。
空谈之人误事，所以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在读这句话时，我想到了两组人物对比——牛顿和莱布尼茨，王阳明和朱熹。
牛顿和莱布尼茨，两个人是一辈子的敌人。牛顿不爱说话，用一个又一个的物理学研究不断地震撼世界，总是提出各种各样深入的、令人惊叹的理论和方法。
莱布尼茨是外交家出身，他非常活跃，特别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到处高谈阔论。虽然莱布尼茨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但跟牛顿比起来，他为这个社会所做的实际贡献肯定是差很多的。
王阳明和朱熹也是这样。王阳明批评过朱熹，说朱熹这辈子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原因就是朱熹写了太多的书，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写书、编书，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
以上都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案例。
德不孤：美好的人，总会成群出现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这句话可以用来安慰我们自己。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一个人不要老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总是孤芳自赏，觉得周围的人都不理解自己。
“德不孤，必有邻”，一个德行出众的人不会孤单，你多向周围看一看，一定能看到跟你差不多的优秀之人。
我创办“樊登读书”之初，就有这样的感受。我对大家说，希望大家每年一起读五十本书，让更多的人加入读书的行列中来。我那时并没有想到竟然会有那么多人热切地响应，他们告诉我：“我们愿意干这件事，我们不赚钱也愿意干这件事，只要能够让更多人来读书。”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德不孤，必有邻”。
很多孤高之人，总是觉得自己曲高和寡，觉得“没人理解我”“他们都不配跟我探讨”“其他人都太笨了”。这样想的人，会越来越孤单，也会故步自封。
希望我们都能够用欣赏和接纳的态度，去发现身边的优秀之人、有德之人、好人，你一定会收获很多共鸣。
好人也应该站出来，让别人看到你是好人。如此，社会的风气才会越来越好。
朋友数，斯疏矣：亲密无间，反而会造成疏远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此处的“数”读shuò，意思是屡次、多次的意思。
《论语》中，孔子学生说的话往往会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子游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总与君王或者领导待在一起，就会招致侮辱；如果总与自己的朋友天天腻在一起，分不清你我，过于亲密无间，这就是疏远的开始。
这有一定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距离。不管关系多么密切，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如果离得特别近，超越了界限，双方反而会相处得不舒服。
君王身边总有红人，但是能红多久是一个问题。
比如张廷玉和雍正，他们保持着一个仁臣和君王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你不找我，我不找你；有公事我找你，私事绝不麻烦你。这样，他们的关系可以维持很久。但是假如变成了类似和珅和乾隆之间的关系，君臣整天在一块儿，和珅热衷于揣摩皇帝的喜好，变着法子讨好皇帝，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奴才，变成了对方的一个工具。这是招致侮辱的开始，所以到最后，和珅的结局并不好。
恰如其分的自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得有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保持着人和人之间合适的距离。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小人之交是甘甜得不得了，天天混在一起都嫌时间不够，但如同甜酒，慢慢发酵，时间一长就坏掉了。君子之间的关系如一汪清水，可能不够甜、不够浓厚，但这样的关系将永远保持在一种美好的、真切的状态。
总跟朋友待在一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要给朋友一些空间，也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要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他的事，什么是我的事。当我们给朋友提意见时，如果发现朋友并不想听，就要懂得不可则止，因为那是他的事，需要他自己去琢磨、去决定，不能因为是朋友，就越俎代庖地替他做选择。
不太熟的朋友，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两个人不太熟，在一起时总要没话找话，生怕不说话就冷场了。真正熟的朋友坐在一起，哪怕都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可能两个人坐了一下午都没有任何交流，你看你的书，我写我的字，彼此愉快、放松、自如。
只有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时，反倒需要刻意地维护亲热的关系，去修复感情。
当然，我们不必把上述内容当作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是《论语》里讲的知识，就一定要照着做。读任何书，都不能太教条，所谓时移世易，现在的时代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论语》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一些启发、一些思考的角度，让我们认知的角度更多，思考得更深了。我们可能经常会觉得“我以前怎么没有这样想过”，这就是经典存续到今天的意义。
义之与比：凡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在有的版本里读作“敌”。我们遵循古代的读音，念“敌”是可以的。
“无适也”，没有什么是一定可以的；“无莫也”，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可以的；“义之与比”，是指要看它是否符合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对天下发生的很多事，如政策变动、战争等，在进行评判时，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一切都要取决于事情本身是否符合义。
人们遇事，有时候会简单地划分自己的阵营，形成“部落效应”。《不妥协的谈判》这本书对“部落效应”进行了阐释，认为人与人之间大量的争执都来自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部落，你要坚决捍卫自己所在部落的权利，要誓死坚守自己所在部落的立场，哪怕这个立场并不合理，你也不会退让。
当一个人选择了某个部落，一定要捍卫这个部落的权利时，就一定会用固有的立场和原则去评判是非对错。
但是孔子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要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义。符合义，在当下就是对的；不符合义，在当下就是错的。
孔子判断是非，是从义的角度，从大是大非的角度，而不是只考虑某一个利益集团的需求。比如在当时，不论是与“三桓”为伍，还是站在鲁公的阵营，或者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只要一站队，就一定会产生部落效应，会出现绝对的对和错。但假如判断对错的核心是义，那么很多事就可以重新讨论、重新评估。
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很多事不是一定可以的，也不是一定不可以的。孔子用这样的原则来面对天下事，比如君王的更替、国家的政策。
这句话对孟子有很大的影响。有人曾经问孟子：“武王伐纣难道不是反叛吗？”孟子回答：“我只听说是诛了一独夫。”在孟子看来，武王伐纣不是叛乱，而是杀了一个残暴无道的统治者。
这是孟子离经叛道的地方。孟子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君子之于天下也”。对于天下的事，所谓“以下犯上”也未必是错的，要看义在谁的一边。
什么是义？
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对于义的定义也会不一样。比如西方的功利主义认为，义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计算，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总和大于利益受损的那部分人，此事就可行。这肯定不符合孔子的价值观，在孔子看来，就算一件事能够使更多人得到好处，但丧失伦理，丧失道义，就一定不能为之。
对于法家而言，法家则会认为义关乎规矩、法律，人们要根据规矩和法律来做事。
对于各个宗教来讲，也都会有各自的教义。
我认为，在孔子心中的义，就是合乎道，利于仁。
那么到底该怎么判断呢？其实没那么容易判断。
孔子有时候讲的东西有点模糊，他没有把衡量标准一条条精准地列出来，这也影响了中国人，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必说清楚，难得糊涂。比如“头顶三尺有神明”“摸着良心说话”，这些原则听起来都不具体，只要看做这件事对不对得起你的良心。王阳明说，人心总有良知在。贼人被人当面骂贼时还会愤怒，所以，贼人心中也有良知。但对于义，的确是难以把握的，这也是中国文化高妙但容易被有些人念歪了的原因。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看到孔子是一个灵活的人，他是一个有权变精神的人，而不是一个僵化的、维护教条的人。 樊登讲论语：套装全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