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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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灵公第十五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学会说软话、办硬事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卫灵公请来孔子，问怎么打仗。“陈”即今天的“阵”。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无不关心军事问题。国君和学问家的关注点不同，国君担心的是安全，是怎样能够行王霸之道，让自己占领更多的国土，但孔子和孟子厌恶国君们的这种想法，在他们心中，以仁义治国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关注点不同，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俎”是切肉用的小几，如同现在厨房里放的砧板；“豆”不是豆子，而是盛羹酱的器物；“俎豆之事”是指厨房里的事，此处孔子指的是祭祀。孔子说：“如果问我祭祀方面的事，我听说过，但军旅之事，我是没有学过的。”
“明日遂行”，到了第二天，孔子直接就离开卫国了。
对于同样的事情，孟子和孔子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孟子》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令孟子听着很不愉快，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老头儿，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一定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
孟子的回应是“王！何必曰利”，直接反驳他：“王，你何必张口就说利的事！”
孔子不一样，他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终止话题，但是第二天就走了。这就是说软话、办硬事。他能领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不能够跟卫灵公长远地合作，就放弃与立即放弃合作，离开卫国，继续周游。
孔子放弃与卫灵公合作，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段对话。比如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觉得卫灵公好色而德行不够；又如，卫灵公没有处理好继位者的问题，导致卫国大乱。孔子提倡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自然不会继续留在卫国。
君子固穷：贫穷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原则和气节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以前演讲常会提及这一段。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遇到了几次大危难，包括在陈绝粮；在匡地被人围攻；在宋遇到桓魋找人砍倒大树，想要谋害他……
这里讲到了在陈绝粮。
孔子离开了卫国，到曹国去，之后又到宋国，遭了匡人之难。后来到了陈，刚好撞上吴国伐陈。身处乱世，没有饭吃，导致“从者病，莫能兴”，和孔子在一起的人全都病倒了。“莫能兴”就是人趴在那里不能振奋的样子。大家已经饿得起不来身了，东倒西歪的，有的连水都没的喝。
“子路愠见”，“愠见”就是生气的样子。子路喜怒哀乐都形于色，他一脸不满地质问孔子：“君子也能穷成这个样吗？”此处的“穷”不单指财富上的贫穷，也有穷途末路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教我们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应该是通达的，应该是能够跟所有人、跟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穷得连饭都没的吃”。子路对孔子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孔子的反应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关于“君子固穷”，有一种理解是君子喜欢穷，愿意固守在贫穷中。我认为这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君子“固”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穷的状态，因为对孔子来讲，他很喜欢舒适的生活。孔子曾打趣说，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到富贵的话，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如果真能得到富贵，他乐意做一个拿鞭子的人。
孔子提到的“固”，不是针对穷或富的状态，他“固”的是志，是操守。“君子固穷”是说，即便在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的境况下，依然要坚守自己的志向。
“小人穷斯滥矣”：小人一旦遇到这种状况，就无所不用其极了。小人的借口通常是“我没办法”“我被逼急了”“我是生活所迫”“我也是不得不这么做”，然后放任自己落草为寇、坑蒙拐骗，取不义之财。小人是以贫穷作为借口，去做伤害别人、伤害世界、没有底线的事情。
孔子的“君子固穷”，是无论在穷困还是富有的状态下都不迷失本心，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矢志不移；是“我能够接受外在的改变，我继续秉承自己的志向和操守”，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所坚持的理念，始终是一以贯之的。
我猜想，孔子说完以后，子路应该愣在那儿想了半天，反思自己刚刚失控的表现。
一以贯之：遇事要向内求，自我反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在打哑谜。
在《论语》中，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孔子总会尽量解释清楚，但每每提到“一以贯之”的“一”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都没有给出答案。
在这段话中，孔子问端木赐，也就是子贡：“你以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学习、博闻强识的人吗？”
子贡回答：“对呀，难道不是吗？”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我靠的是‘一以贯之’。”
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行走的图书馆”，他不觉得自己是靠大量的文章典籍堆积起来的人。博闻强识肯定是有实用意义的，但这并非孔子学习的真实目的。孔子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他形成一以贯之的“一”。
“一”到底是什么？
历代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有人认为肯定是仁，因为孔子推崇仁，孔子反复提到仁者爱人，反复论述仁者和不仁者的区别。
有人说，礼才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孔子认为做事要符合礼。
孟子认为，反求诸己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一”。要以批判性思维来思考事情，关注自己能够掌控的是哪部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普通人总喜欢怨天尤人，将事情的不顺利迁怒于外在的环境，孔子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凡是遇到困境，就要先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自己是否有可以提升之处。
我在反复读了《论语》之后，认为孔子是一个抱着终身成长心态的人。孔子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能够从中学到些什么，下次应该怎样做——这就是一种终身成长的态度。他有“反脆弱”的“杠铃式配置”，他不会陷入对失败的恐惧，不会患得患失，他的心中永远都有着乐。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乐。比如墨子会感觉到不高兴、痛苦，孟子则经常生气、愤懑，而孔子永远是活泼的、快乐的、放松的。
以上都可能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
西方有一个奥卡姆剃刀原则，即一个理论进化到最后，最好能够浓缩成一条，越简单的理论越具有说服力。我们也可以试着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我们触及的各类学问，浓缩到“一”。
佛教的“一”是“空”，最核心的是人的自性，人人都一样，这是佛教的“一”。
对于儒家来讲，我觉得“反求诸己”“仁”“礼”，都可能是孔子的“一”，孔子讲到的所有知识都围绕着核心的论点在展开。
对于我来说，到底什么才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似乎也没有一个唯一的结论，因为我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更多的时候，我认为“反求诸己”可能是孔子的“一”。
如果大家能将《论语》再多读一读，自己去琢磨，也会沉淀出自己的理解，所有的学问都是如此。南宋时的陆象山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特别好。虽然有人批评“六经注我”是一句狂话，但实际上，这是一句老实话，是一个人在真正悟透了的情况下，才能说出来的话。
为什么“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诗经》教人的是温柔敦厚；孔孟教人的是仁、义、礼、智、信；《易经》教人的是穷通、变达，核心是人的自性。
陆象山有一天突然明白，自性是唯一不变的东西，虽然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经书对此有各式的演绎，但大家终归论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所以，是“六经注我”。
如果是“我注六经”，那就是“我”要按照经书说的去做，但经书那么多，各有各的观点，按照谁的去做呢？最后，反而会如浮萍一般茫然漂荡，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知德者鲜矣：孔子感慨知晓德行之人稀缺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由就是仲由，即子路。孔子说：“子路，知晓道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这句话没头没脑的。我猜测，也许是在绝粮于陈蔡之时，子路说了冒犯孔子的话，孔子才有了这样的感慨。
古语常常同音而同义，“德”者，“得”也，即得到之意。得到什么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谓义理之得于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实也。”如果一个人体内没有德，就无法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德；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看到别人做有道德之事，都会做出错误的解读，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比如，“他这么做，得到了不少奖金”“这个人真是沽名钓誉”“他只是为了赶风潮”。说这种话的人，体内没有德，就看不到、不能理解他人的德。
孔夫子能发这样的感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个孤独的人。孔子做事是发乎心的，他一以贯之，靠着一股从心底而生的力量去做许多的事，而在大量的所谓隐者、狂者甚至政治对立面的人看来，他是居心叵测的，是内心欲望太盛，是为了名声。当一个人心中没有德时，他又怎么能够理解并看到别人的德呢？
孔子曾说“知我者其天乎”——没人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的，可能只有老天爷了，因为天有德。
孔子被误解得太久太久了，他说，世间的人“知德者鲜矣”——知道什么叫道德的人很少。
世间的人知道些什么呢？他们知道很多孔子不知道的事，比如名、利、权、情，通晓怎样在朝堂之上弄权，怎样在政治斗争当中打击异己，怎样牟取利益，怎样钩心斗角，许多人对此非常在行。
孔子认为“知德者鲜矣”，我们可以用这句话自省：当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不妨先向内看，反省是不是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所有的粗言恶语，实际上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一个人怎样思考，他就会怎样看待世界；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就会表达什么。反过来，如果内心光明，充满着爱，充满着道德，自然也会以善意看待他人，看待这个世界。
无为而治者：管理者要敢于放权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与《论语·为政》第一节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阐述的道理相同。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大概也就是舜。在孔子看来，在尧、舜、禹中，舜的德行是很高的。
“夫何为哉”是疑问句：他做了什么？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只是端庄地面南而坐，就能将国家管理得当。
宋朝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宋人评价宋仁宗，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然而，就是因为他什么事都不会干，反而让士大夫们生活得很好，没有文人被杀，没有激烈的党派斗争，政治清明，人民安乐。
宋徽宗则刚好相反，什么都会，唯独不会做皇帝。
这就是两个人的区别。皇帝如果爱好特别广泛，需求旺盛，想干的事特别多，臣民难免会遭罪。比如宋徽宗喜欢建林园、盖房子、种树、画画……一天到晚忙着各种事，结果导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徽宗喜爱奇异的花木和石头，蔡京就派专差向民间搜刮，供皇帝赏玩，各地兴起花石纲，搞得民不聊生。
皇帝如果爱好太多，底下的人就一定会揣摩，经由层层放大，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重心偏离。
做皇帝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少做事。宋仁宗少做事到什么程度？他半夜饿了想吃羊肉，想了想，忍住了。第二天早上上朝，跟大臣聊天，说昨天晚上真是饿得够呛，特别想吃羊肉啊。
大臣不解，说：“你就吩咐厨房做只羊呗，多简单的事啊。”
宋仁宗说：“不能这么做。按照惯例，厨房不会提前储备一只羊，但如果昨晚我临时让厨房来一盘羊肉，那么以后每天晚上厨房都会备一只羊，必然造成长期的浪费。”
宋仁宗非常清楚做皇帝要谨言慎行，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都会被不断地放大。
孔子讲要无为而治，他认为无为而治的人，大概也就是舜，他上山砍柴，樵夫都变成好人了；他下河打鱼，渔民也都变成好人了。尧为了验证他的人品，让自己的王公、大臣、儿子去和他交朋友“以查其外”，还将女儿嫁给了他“以观其内”。
当舜通过了内外审查后，尧才传位给舜。
尧传位于舜，是典型的禅让。三皇五帝时期，之所以会有禅让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部落酋长的权力并不大，完全比不上一个帝国的国王。这些部落酋长作为首领，目的仅仅是带领大家对抗洪水和猛兽，他们的权力不足以支撑起家族地位的传承，只能禅让。到了禹，社会更为发达，禹不再禅让，传位于启。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是舜。管理者要想真正实现无为而治，“恭己”很重要，要自己先恭端肃穆，成为全民的偶像，成为臣民的精神领袖，大家自然会像万千星宿围绕着北极星一样，各安其位，转动起来，无须管理者插手。
当然，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想真的做到无为而治，也是有必要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得其人”，手下得有能干的班子；二是“得其道”，就是驾驭王国需要有道。有人、有道，事情就能够转动起来。
如果一家公司还在创业期，没有真正组建起成熟的团队，就想无为而治，两三个人天天喝茶聊天，那是不现实的，公司肯定办不下去。
当一个小小的团队慢慢地扩大到几百人，成为初具规模的公司时，领导就要去考虑转变自己在公司运作中的位置了。如果还是一竿子插到底，万事都要亲力亲为，那反而会打击员工做事的积极性，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降低。
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无为而治，对于创业者来讲是很关键的。
言忠信，行笃敬：给自己安装一个“暂停键”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曾经问孔子怎样当官。此次，子张来问行，“行”就是出远门。子张大概要到蛮貊之地去出差，他问孔子有没有什么要叮嘱的。
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针对一言一行，孔子告诉子张，言要忠信，要遵守诺言，别信口开河；行要笃敬，“笃”是厚重，“敬”是恭敬，也就是做事别张扬夸大，别因为来自大国，就傲慢招摇，正因来自大国家，更要展现出礼仪之邦的气度。怎样展现气度呢？最好的方法是笃敬、厚重、恭敬、沉稳。
“虽蛮貊之邦，行矣”：“蛮”是南蛮，“貊”是北狄。中原地带的人把周边四方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蛮貊之地是对四方的统称。孔子的意思是，即便是去这些还未开化的地方，只要你做到了“言忠信，行笃敬”，一言一行都足够谨慎，那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假如你说话不算数，经常胡言乱语，又没有敬畏之心，行事轻浮，常常得罪人，那么就算不去蛮貊之地，只在自己家附近，照样是寸步难行。
子张很年轻。孔子觉得子张这样的年轻人容易气盛，所以子张应该经常提醒自己冷静处事、谨言慎行。
接下来，孔子给了子张几个建议。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只要你站着，就想象眼前有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
“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坐车时，你就想象这六个字浮现在横木上。“舆”是坐车。
“夫然后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炼法门，包含着暂停的智慧。我们平常做事情时，往往不肯暂停，不肯给自己思考的空间，总是按照惯性做事，受当下的感受驱使，立即做出反应。还有的人几乎是透明的，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恣肆地展现出来，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人不应该是全然透明的。格拉德威尔有本书叫《陌生人效应》，书中讲到，只有在像《老友记》这样情景化的电视剧里，人才是透明化的。你把《老友记》的声音关掉，也能看明白角色在想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很浮夸，都在极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而真实的世界并不透明，在真实的世界里，你很难判断他人在想什么。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了透明化地面对世界，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哭就哭。
不妨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座右铭，这可能只需要花费一秒钟，却能让你成为一个成熟度更高的人，避免很多的麻烦，收获更多的信任。
孔子提醒子张“夫然后行”，告诉子张，只要时时看到“言忠信，行笃敬”这六个字，以此为原则，那么不管去哪儿都没问题。
“子张书诸绅”，“绅”即衣带。子张觉得老师说得太好了，于是在衣带上写了一些字。我想，他写的可能正是“言忠信，行笃敬”，这六个字成了他的“衣带铭”，每天拿着衣带看一下，就可以练习暂停的能力。
子张的练习方法，是很有效的。
帕瓦罗蒂有一个暂停键，他每次在演出之前，都要习惯性地去找一种钉子，找到了这种钉子，他就会表现得特别好。因此，他的工作人员总会在他经过的地方钉一颗这种钉子，但是不告诉他钉子在哪里。帕瓦罗蒂在每次上场之前找钉子，及由此得到的心理暗示，实际上就缘于暂停——看到钉子，回归正念。
《正念的奇迹》里讲到，在吃一个橘子的时候，要能够停下来感受这个橘子，剥开它，放在嘴里细细品尝、咂摸，把自己带回到正念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像这样停下来，感受万物的存在，这样才不会随着自己的情绪起伏而茫然失措。
在看花的时候，感受花的存在，体会每一片花瓣的盛开；在听音乐的时候，感受每一个音符；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感受对方，去倾听对方的每一句话……这就是生活中暂停的艺术。
孔子给子张讲的是相当实用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要去出差，要去跟别人谈判，要见各种各样的人，要执行各种任务，心中也一定会不安、会惶恐，希望能有一个像孔子这样的人给我们一些建议。
孔子的建议其实很简单，他不是教我们去掌控别人，去耍心机，或者去祈求天意。他告诉我们，即便四顾茫然，即便前方凶险，即便路途艰难，我们只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就能安心。只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能泰然处之；即便是去蛮荒之地，我们也能安心。
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只要我们内心笃定安稳，那么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邦无道，如矢：让自己在不确定中受益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刚直。
“邦有道，如矢”：国家有道，政通人和，他像箭一样直行。
“邦无道，如矢”：国家混乱，君王昏乱，奸臣当道，他照样像箭一样直射过去。
孔子感叹，直是非常难做到的。
关于“邦有道”和“邦无道”，孔子曾经反复讨论，他认为“邦有道”就要出来做事，“邦无道”则要隐退藏身。国家安定的时候，直话直说，能够建功立业。但如果政治混乱，直话直说，可能就会毁伤自己的性命。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比干，在商纣王昏聩的时候，坚持进谏，最后被剖腹挖心；比如范仲淹，在朝堂之上不断地发表谏言，一次一次地被贬到边关去；再比如海瑞，忠心直谏，却被当权者厌恶，难以施展抱负。“邦无道，如矢”，就有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孔子更欣赏的是蘧伯玉这样的人，伯玉的使者评价他“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孔子觉得这个评价非常贴切。《孔子家语》中也有对蘧伯玉的评价，是“直己而不直人”，他对外并不会有过度的要求，对内则自我要求极高，内直而外宽。
孔子特别赞赏他，认为他是君子，合于圣人之道，因为他“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如果好，就出来当官，为国家做事；朝廷一旦混乱，就卷而怀之，回家了。回家干什么呢？也许是回家教书，也许干脆做个退休的“员外郎”。
我在前文经常提到《反脆弱》里的“杠铃式配置”的原理，一个人运用这个原理，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在不确定性中始终获益。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很聪明。
如果想做一番大事，确实要先把自己保护好，这是为长远计——连自己都没有保护好，怎么能够实现理想？做事的前提，是要能够察言观色，观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值得托付忠诚之心。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是孔子所选择的路线：让我当官，我就好好当官；发现不行，我立马就走，我在家里教书育人，删诗书、定礼乐。
我们都应该有杠铃式配置，不要只能够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才有能力工作，一旦经济环境不好，就无用武之地了。
我们应该懂得“君子不器”，人工智能没来，可以工作；人工智能来了，也不会被取代。君子不器，意味着人不要把自己变成固定的物体，永远不要让自己处于固化状态，要变成一个灵活的、可以随时学习新的东西、随时变化的人。
人必须得有能够拥抱不确定性的能力，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步，一辈子乐于探索，无论外界怎样变化，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如何掌握沟通的技巧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句话说得多好！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应该与别人说话、聊天，告知他一些事情，甚至是指出他的问题，给他提一些建议的时候，隐瞒了，后果就是错失人才，错失交往机会。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管不住嘴，不该说的时候还要说，这就是急躁，是失言。
人一旦急躁，就容易言语有失，如同人们常说的，人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只耳朵，但只有一张嘴。与这张嘴相关的事有两件：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尤其在古代，一失言，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最后，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智慧，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做出一番功绩；要看他能否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不失人也不失言的核心，是他要拥有精准的判断力，否则就很难知道对方是可与之言还是不可与之言。这也是最大的难点。
在这段话中，孔子直接给出了结论：要既不失人，又不失言，该说话的时候，该指出别人缺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坦然相告；一旦发现情形不对、环境不允许、对方跟自己不是一路人，则要学会闭嘴。
孔子只在此节描绘出了这种境界，但没有讲在细节上应该怎样操作。我们很难单从这一句话就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这需要经历漫长的修炼，东方的智慧常常值得我们用一生来领悟。
西方的著作对此也有论述。在《关键对话》中有一个原则：保证百分之百的尊重加百分之百的坦诚。这符合孔子早已教给我们的“既不隐瞒，又不急躁”。
《关键对话》给出了具体的步骤，首先你要能够做一个双核的对话人：一部分精力用来观察今天谈话的氛围，另一部分精力用来思考谈话的内容。当觉得谈话氛围不对时，优先调整氛围，比如塑造共同目标，向对方道歉，反映对方的情感，复述对方的话，等等。
气氛缓和以后，再来继续表达内容。表达内容时也要注意技巧，比如陈述客观的事实，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感受，最后提出具体的要求，等等，一切以平等的对话、尊重对方的情绪为原则。
东方和西方的教学方式是不一样的。东方的境界常常很高妙，孔子所说的这句话，确实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也许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我们才能突然领会到其中真意，感受到这种状态。
学习与成长需要参考东西方不同的知识，互相补充，互为利用。我们很难一步达到孔子所说的境界，但可以利用西方的工具，比如《非暴力沟通》《关键对话》等书中提及的原则，帮助我们过好当下的生活，朝着不失人也不失言的目标靠近。
有杀身以成仁：杀身成仁的勇气有多可敬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话说得多有力量！
孔子说，有志之士，仁德之人，没有求生以害仁的。
什么叫求生以害仁？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忽必烈不杀他，而是希望他能够投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忽必烈甚至派了归降的宋恭帝来劝说文天祥。文天祥磕完头说，君臣缘分已尽，请圣驾速回。
投降的宋恭帝就是“求生以害仁”，为了活下去，继续求生，损害了仁德。而文天祥的做法则是“杀身以成仁”。
这句话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生命与原则哪一个更重要。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死刑，罪名是误导青年人、毒害青年人。苏格拉底可以辩解，可以逃跑，此外还有很多人过来营救他，但苏格拉底不走，他说，人生就是教育的过程，他选择为典雅的法律献出生命。
在苏格拉底看来，既然他整个人生的目标是希望教育更多的人，或许死亡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他还做了一个三段式的推论：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在他看来，死亡这件事情没那么可怕，没那么重要，反正每个人最终都要死。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说：“我现在去死，而你们将活着，究竟谁更不幸，只有天知道。”
对于苏格拉底来讲，生命就是这样一段旅程，终点到了，该结束了就结束。还有很多东西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比如那些能够延续千年的智慧、原则，以及他所倡导、所坚持的那些教育理念。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的时候是有机会离开的，但他说，自古变法皆有流血者，今天的变法也得有人为此流血，他就要做那个流血的人。他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走的人也好，留下的人也罢，都是为了革命。
世界上真的有比生命更高贵的东西吗？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人生短暂，大多数人也许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但孔子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许世界上有人会为了活命，出卖组织、出卖革命、出卖道德、出卖自己……但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要当得起志士仁人这样的称呼，就绝对不能做“求生以害仁”的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寻找第四种人际关系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节与“颜渊问仁”“子张问仁”不同。“子贡问为仁”，“为仁”的意思是如何培养仁徳。子贡问的重点不是仁的含义，而是达到仁的方法。
延伸一下，这个问题用在当下的生活中就是：将来我们要当领导，要管理一个小地方，或者管理一家企业，怎样让人们将仁德培养起来？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意思是要想将一件事情做好，首先得把做成这件事情的工具准备好。
什么是工具？孔子说：“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居是邦”就是待在一个国家。
“事其大夫之贤者”，“事”是追随，即追随贤大夫，去给他们做事。所谓“良禽择佳木而栖”，就是要去找那些好的人，为他们工作。
“友其士之仁者”，这里“友”是动词。我在讲“无友不如己者”时，提到了“友”当动词来理解，意思是要选择跟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交往，此处验证了这个说法。“友其士之仁者”说的是，在年轻的士当中，找那些有仁德之心的人交朋友。
当你有了贤者和仁者的帮助，你才能够将仁发扬光大。
从这段话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孔子对子贡的定位——“事其大夫之贤者”。因为子贡是一个年轻人，孔子给子贡的定位是他应该处于士的阶层。他应该努力地向上靠，去跟随那些能够给他带来教诲的、比他德行还高的人，去为他们做事情。“事其大夫之贤者”的“事”也是动词，表示追随，为其做事。
孔子不仅讲到了做事，还讲到了做人。“友其士之仁者”就是让子贡结交平辈中能干的、有德行的人，与他们成为朋友。
人生在世，关于如何做人和做事，孔子用这两句话就涵盖了。我们还可以参考《他人的力量》这本书来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看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加明确地知道应该结交怎样的朋友，我们要努力地去寻找“第四种人际关系”，对方既能够坦诚地指出你的不足，又能在你有进步的时候，由衷地为你感到开心，彼此坦诚相待，这才是真正能够助你成长的朋友。
放郑声，远佞人：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一节文字比较拗口。
颜回问的问题，涉及的层面较高。“为邦”就是怎样治理国家，或者说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孔子回答颜回的时候非常认真，他给出的要求也很高。
“行夏之时”：这强调了对历史的继承，意思是应该继承夏朝的历法。在古代，历法是非常重要的，改朝换代的时候，尤其遇到革命性的改朝换代时，一般首先就要改历法。历法一改，就意味着彻底颠覆了前朝的制度。
武则天在把唐的国号改成周的时候，首先就改了历法。这样一来，对她掌权不满的一些知识分子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她的意思是“你们整天总是说‘吾从周’，今天我代表你们从周了，我们把唐朝的历法改成周朝的历法”。历法一换，就代表着改朝换代了。
对于孔子来讲，他认为夏历是非常完备的历法，只需继承下来即可，没必要在这件事上进行变革，这是对前人的尊重。
“乘殷之辂”：“辂”是高级的马车。出行时，乘坐的马车也应当延续殷商时期的形制。为什么一定要是殷商时期？因为根据历史考证，直到商代晚期，中国才有了真正的马车。
“服周之冕”：周人的衣服是非常好看的，“冕”指代的不仅仅是礼帽，可能是整体的外在造型。
“乐则《韶》《舞》”：音乐要听《韶》和《舞》。《韶》和《舞》是怎么回事？西周制定了“六舞”：《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相传，《云门》是黄帝时代的音乐，周代用来祭祀天神；《咸池》是尧时代的音乐，周代用来祭祀地神；《大韶》是舜时代的乐舞，周代用来祭祀日月星海；《大夏》是夏禹时代的音乐，周代用来祭祀山川；《大濩》是商代纪念商汤伐桀功勋的乐舞，周代用来祭祀始祖姜嫄；《大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的武功的乐舞，周代用来祭祀祖先。
为什么孔子说要用《韶》和《舞》呢？关于《舞》，我认为“舞”应该通“武”，即代表周武王。用《韶》乐，用《舞》乐，意思是用舜时代的音乐，用武王时代的音乐。
“放郑声，远佞人”：孔子不喜欢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声淫”。“淫”不是淫秽，而是“过分”的意思，类似于靡靡之音，搅得人心很乱。有可能郑声是当年的流行音乐，而孔子欣赏的音乐都是舒缓的、庄重的、典雅的，演奏时余音悠长，令人内心平和幽静。郑声大概比较摇滚，孔子觉得令人心乱。
“佞人”就是谄媚的人。如果一个人特别会说话，一开口就句句入你心，说话像在唱好听的歌一样，撩动得你失去判断力，这种人叫作佞人。孔子说“佞人殆”，是说与花言巧语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
我曾讲过一个佞人的例子。齐桓公有个大臣叫易牙，对齐桓公非常体贴，无微不至地照顾齐桓公的生活，齐桓公觉得易牙真是一个好人啊。当时管仲就对齐桓公讲：“易牙很危险，要远离他，因为他对你好得过分了。”
齐桓公不信，说易牙只是照顾他的生活，有什么危险呢。
管仲离世之后，有一天，易牙问齐桓公想吃什么东西，齐桓公说想不到什么好吃的，易牙竟然回家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给齐桓公作为食物。齐桓公大为感动。
易牙变态到这种程度，齐桓公竟然感受不到。
生活中，许多人跟齐桓公一样，在判断一个人时，不是看他怎样对待别人、对待社会，而只看他怎么对待自己，只要对自己足够好，无论对方做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接受，直到自己也深受其害，才开始醒悟。
最后，齐桓公老了，易牙造反，把齐桓公关在宫殿里饿死。这就叫“佞人殆”。
遇到没有底线、没有原则、不断谄媚的人，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孔子要跟颜渊说这些细节？穿什么时候的服饰，坐什么时候的车子，听怎样的音乐，结交什么样的人……这些东西在孔子看来都意味着文化的传承，而文化是治国的根本。如果把颜渊换成子路，子路可能不会以文化为治国的核心，他可能一上来就会大兴改革，赶紧富强兵马，然后打仗。但是，离开文化，国家可能会走偏。
有了文化作为依托，民族才具有凝聚力。顾颉刚先生的《国史讲话：春秋》一书阐述了中华民族是在春秋末期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核心，正是因为孔子的诞生。
自此，我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明屹立数千年不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心存高远，意守平常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无远虑”的“远”，既代表时间，也代表空间。思考的范围不够大，就称不上“远”；思考的时间不够长，也算不得“远”。
“虑”指的是思考，而不是担忧。如果把虑译为担忧，这句话就成了：人如果不为长远的事担忧，那就会为眼前的事担忧。这样理解的话，一个人活着多累啊，“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人生就永远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没有快乐的时光了。
孔子是一个快乐的人，乐是他与别人最大的不同。
“人无远虑”，指的是一个人思考问题得更加长远，得为百年甚至为千年以后考虑，得为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众人考虑，为本县、为本省、为本国、为世界、为地球村，去进行思考。
“必有近忧”的“忧”，指忧患，而不是忧愁。如果人无远虑，眼前就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和困难。
我推荐大家读一读《论大战略》这本书。什么叫战略？战略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一个手段，战略是目标加手段，即为了达到某个宏大的目标，需要采取的多种策略，两者加在一起才叫作战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讨论的就是要对战略进行思考。
就像在《论大战略》中林肯说的，“指南针可以带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绕过脚下的沼泽地”。假如一个人心中只有很远的图景，拿着指南针一直走，很有可能掉进坑里。作为一个有大战略的人，既要能够看到远方，也要能够解决眼下的麻烦。
有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人要有远虑。
宋仁宗的生母李妃是一个普通的宫女，直到她去世，宋仁宗都不知道她的存在。李妃死了以后，抚养宋仁宗长大的太后刘娥不想大张旗鼓地操办，只想草草了事，敷衍过去，反正只是死了一个宫人，埋掉就算了。这时，宰相吕夷简来见刘太后，说一定要遵循礼制，把葬礼办得体体面面的。
刘娥非常生气，说“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意思是“你是想要离间我们母子吗”。她不是宋仁宗的生母，所以心中有个坎，觉得吕夷简是想把这事放大。
吕夷简表达了自己的思虑，他说：“皇后是否要为刘氏家族考虑？如果希望刘家的人能够继续富贵，有好日子过，希望你重新考虑眼下的事。”
刘娥想要敷衍过去，这就属于“人无远虑”。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将李妃草草下葬，仁宗皇帝以后总会知道这件事情，那时他该怎样评价太后呢？当他知道太后对自己的生母这么残忍时，一定会怨恨刘家的人，说不定会让刘氏一族遭遇大祸。
听完吕夷简的话，刘娥立刻改变了态度，交由宰相吕夷简全权处理李妃治丧之事，以皇后的规格将李宸妃下葬。
当我们遇事不决时，不妨朝着更远的前方看看，一定要让自己看得更远。看得更长远，我们的决策才会更正确。一个人如果没有远虑，只贪图眼下的利益，很容易让自私、狭隘占据身心，导致每走一步都栖栖遑遑、战战兢兢。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战胜本能，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感叹，在《论语·子罕》中也出现过。这里是重复记录，只是比之前多了个感叹句——“已矣乎”，感情色彩更浓烈了。
孔子在表达对某事失望时，经常会说“已矣乎”，意思是“算了吧”“哎呀”“……得了”。这次孔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爱好德行如同爱好美色一般。”
这段话发生在孔子到卫国后，卫灵公邀孔子出游时，竟然要跟南子乘坐一辆车，而把作为国宾的孔子撇开了。孔子对卫灵公很失望，于是有了这样一句感慨。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一个人要懂得控制原始的欲望，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仁德的人。这当然不容易，像卫灵公这样贪图霸业、贪图美色，是人的本能。在本篇的开篇，就记录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说明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德行上，而在霸业上。
还有一种解释。有人认为孔子说这句话并不是在和卫灵公出游以后，而是在孔子准备离开卫国的时候。本来满怀着期望投靠了卫国，觉得可以在卫国实行仁政，结果卫灵公令他大失所望。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即将离开卫国的车上，回头感慨了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臧文仲其窃位者与：举贤荐能是领导者的职责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窃位者”，即尸位素餐者。孔子说，臧文仲这个人不会是个窃位的人吧？这是一个问句。
孔子在读史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人——柳下惠。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展获、展禽、季禽，指的都是柳下惠。
“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那么出名、那么贤德，臧文仲竟然没有给他官位，也没有把他举荐出来。
在孔子看来，举荐贤能是地方官重要的职责。做一方的官员，一定要在此地寻找最能干的人，这是地方官最基本的职能，但是臧文仲竟然没有举荐柳下惠这个人才。
大家都听过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版本：柳下惠在路边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女子，无依无靠，即将冻死，于是就把女子接到家里来。因为害怕她冻死，他又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抱着女子，用这种方法来救人。大家说，他竟然能够坐怀不乱，真是个君子。
第二个版本：柳下惠有一次出门遇上大雨，看到一座古庙，正要走进去避雨，见庙里有一个女子正在换衣服，于是马上转身，重新走进大雨里。
总之，柳下惠因不好色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臧文仲遇到了这样的贤人竟然不举荐，孔子觉得很疑惑，于是提出疑问：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尸位素餐的人吗？
臧文仲此前在《论语》中也出现过，“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孔子对他的评价始终不高。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者多么可爱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躬自厚”：责己的时候，对自己更加严格。
“薄责于人”：对别人稍微宽待一点。
“则远怨矣”：这样就可以远离他人对你的怨恨了。
有句话叫“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人们在责备、批评别人的时候总是特别理直气壮，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身上，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深究。
人们对陌生人要苛刻很多，这在心理学上缘于归因方式不同。当自己或者身边亲近之人犯了错误时，我们会将其归咎于不小心。但看到陌生人做同样的事情，就会大发雷霆，觉得人心不古、世道不好，认为对方居心不良、人品太糟糕。
这种归因的差异会让人与人的交往存在阻碍。面对同样的事情，由于视角不同、身份不同，我们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与他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在与陌生人相处时，我们很难获得关系上的改善。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大部分的交往都要从陌生人开始。
如果我们能够以责人之心责己，用要求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看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
曾国藩就特别擅长自省，他在日记里骂自己狠到令人不忍直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秀的人，但他常常责备自己——今天竟然下了这么长时间的棋，竟然看了戏，竟然看戏看得不想回家读书！他时时反省，以责人之心责己，可以寡过。
“以恕己之心恕人”：什么是恕己？当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时，很快就能找到理由为自己解围，原谅自己。比如“我犯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会犯的错误”“我还是一个小男生”“这事不光是我的责任”。如果在别人做了错事时，我们也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再给别人一次机会，理解别人或许也是无心之失，则“全交”。
“全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你可以和一个人交往很多年，一直做朋友。很多朋友走到半路就走散了，就是因为自己的责备心太重，而当你愿意以宽厚的态度待人，你就能拥有一生的至交。
第二种解释：你可以交往更多的人。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自己要严格一点，对别人要宽厚一点，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如何做到薄责于人？对别人的问题，稍微提醒一下就好。如果你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得理不饶人，会导致对方自尊水平不断地下降，跟你在一起时会感到压力巨大，不仅不会改掉自己的错误，还会有意识地远离你。
如果一个人总感觉到别人不认可自己，总是批评自己，这些对立的情绪就会累积，一旦最后爆发，一定会给双方造成伤害。
对于别人的错误，稍微提点一下即可。比批评更有用的，是切实地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解决实际的问题，去发现对方的亮点，鼓励他、肯定他，他才能够有好的改变。
孔子是一个很懂教育的人，他总能春风化雨般地让学生们变得更好。希望我们也能把这种态度用在所有的人际交往中。
如之何，如之何：领导者要学会问“开放式问题”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这句话听起来像绕口令。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把他怎么办。”
“如之何”是领导者经常要讲的一句话。
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刘邦。
刘邦的背景、出身和个人能力完全比不上项羽——
项羽是贵族出身，而且武艺超群，力能扛鼎；项羽学的是“万人敌”，精通兵法，打仗很厉害。
刘邦出身农家，只是小小的泗水亭亭长，而且他很怕打仗，也很怕项羽，因为他每次跟项羽打仗都输。
那为什么刘邦越输，地盘越大，项羽越赢，地盘越小，最后到了乌江自刎的境地？
刘邦对自己的总结是“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他虽然能力不强，但身边有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可谓群星璀璨。刘邦特别擅长用“如之何，如之何”来激发这些人才帮他出谋划策。《史记》中描写刘邦，最常说的话就是“为之奈何，为之奈何”。鸿门宴的时候，别人要杀他，紧急关头，他说的也是“为之奈何”。
他似乎总是在问“怎么办”。他不需要有特别强的个人能力，他最需要的就是倾听。
而项羽恰好相反，他最大的问题是“仅有亚父范增，尚不能听”，项羽太自傲。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就是，领导者要培养倾听的能力。“如之何”即“怎么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提问方式。
我们在倾听的时候，要更多地问开放式问题，而不是封闭式问题。
不擅长领导的人，常常问封闭式问题：“你们听懂了没有”“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明不明白”。这种封闭式的问题意味着领导者觉得自己没有错，员工只需要听懂之后执行就可以了。封闭式问题让员工没有表达看法的机会，这样下去，领导很容易成为容错率最低但是在公司里犯错最多的人。
如果领导能够学会开放式提问：“怎么办，这个事你们有什么想法”“来，大家帮帮忙，想想可行的方案”“关于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更合适呢，大家畅所欲言”……这样，员工才会有积极性，才会愿意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司也才能够得到发展的空间。
如果遇到一个领导，他从来不问你怎么办，不问你对一件事有什么想法，只是问你“听懂了吗”，这也说明他不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人。
孔子是一个很懂领导力的人。这段话有可能是在讨论季氏的问题，也许是批评“三桓”，或者是批评鲁公这样的上位者。
人一定要学会问“如之何”。关于这个话题，我想推荐两本书给大家。
一本是我的著作《可复制的领导力》，书中详细地讲到了关于倾听的话题。
另一本是《高绩效教练》，它教给我们用提问的方法，去启发和帮助另外一个人成长。大量的问题可以被模块化，分成四个步骤，一步一步地问，这样才能追根究底，找到对方真正存在的问题，帮助对方走出困境，同时让员工收获责任感和自信心。这才是做领导的艺术。
好行小慧，难矣哉：独立的思想有多么宝贵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孔子感慨，有一些人生活闲散，终日聚在一起，谈论的内容令人不知所云。英文里有一个词形容得特别好，叫作no point（没有重点），听的人根本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这样的人“好行小慧”，爱卖弄小聪明，也很难教导！
孔子说过一句类似的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认为，一个人实在没事可干的时候，哪怕下下棋也可以，至少锻炼一下大脑，对身心有益处，何必整天聚在一起空谈消耗时间呢？
学会孤独，是很重要的能力。我们总会有一些闲暇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要能够自在而惬意地与自己相处。如果一个人无法忍受孤独，一闲下来就想呼朋引伴，反而会进入一种群体性的孤独——一群人凑在一起，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却是在荒废时日，根本没有收获和进步。
人到了晚年，用这种方法来解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孔子教育的对象是年轻人、青壮年，这些人正处于应该做事的年纪，如果一天到晚混在人群当中，说些不咸不淡的话，看起来似乎在认识人，其实是在进行无效社交。这种人想要出头很困难，你想教他也很困难。
有句话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但我们发现，“士”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有的人“别三日”，真的如脱胎换骨一般，令人惊叹；有的人“别三年”还是老样子，甚至毕业二十年了，见了面还是老话题，脑子里思考的永远是同样的东西。
如何让自己真的发生改变？核心在于善待自己的时间。
孤独是能教人成长的。孔子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能一个人去思考、去读书、去研究、去琢磨。有敢于孤独的勇气，才能够每天看到自己的进步。
通过学习和思考，有了真功夫，就不会“好行小慧”了。为什么有人“好行小慧”？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才能，他做事的时候总想着如何钻营，想通过送点礼，说几句漂亮话，套近乎、拉关系来解决问题。这样做也许能够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麻烦，却解决不了人生中的大问题。
举个跟“行小慧”相对的例子。曾国藩打仗，从不“行小慧”，他没有那么多机灵，他用的办法叫“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的部队不像部队，倒像个工程队，一群“民工”在干活。攻城攻不进去，就在外边安营扎寨。万一对方骑着马冲过来，伤亡很大怎么办？曾国藩的办法是，先挖条三丈宽、两丈深的大沟，把自己保护起来，令对方无法突袭，这叫“结硬寨”。
他围城的办法是挖一个更大的坑，把城墙围起来。围起来以后，城里面的人出不来，要么挨饿，要么投降。像这样打仗，就是下死功夫、硬功夫。
孔子不喜欢“好行小慧”的人。对于那些一天到晚靠着小聪明，靠旁门左道、油嘴滑舌来生活的人，孔子认为是很难教育、很难改变的。
君子义以为质：君子要学会外圆内方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在描述什么是君子。
“义以为质”，就是内方；“礼以行之”，就是外圆。
人们常说人要“外圆内方”，古代的铜钱也是外圆内方，这并不是一个世俗的要求，而是很高级的要求。铸钱的时候铸成外圆内方，除了便于穿绳，其实还是对人修养的提醒。
古人常常会向天地取法。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从而觉得做人，外在要圆，内在要方。
“外圆内方”的核心是“义以为质”，即心中有原则。一个人心中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不能随便让步，内在要是方正的。但是在外在表现没必要太过刚硬，否则就成了“愣头青”，会与外界格格不入，导致与谁都没法合作。
外在要“礼以行之”，需要学会圆润地处事，懂得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
“孙以出之”，“孙”同“逊”，即谦逊地沟通。说话之前要思考一下，是否能够表达得更加清晰、更加委婉，是否能照顾到对方的情绪。
“信以成之”：做事的时候要讲究诚信，答应别人的事要努力做到，做事要靠谱。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外圆内方、说话谦逊、办事靠谱，那他就是君子。
或许我们常常感觉成为孔子口中的君子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此，孔子给出了一个核心原则——要想成为君子，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本分，要方正。
如果没有“内方”，一个人即便做到了对外讲礼、办事圆滑、说话谦逊，他还是不能被称为君子，因为他内心没有底线。
一个人成为君子的前提，是有底线。但这也是不够的，如果外在太过刚直，不懂权变，跟谁都没法合作，也不能够称其为君子。
要成为真正的君子，需要内外兼修。
君子病无能焉：专注于影响圈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我上大学时，对出名很渴望，希望别人都知道自己。我经常去看学校的海报栏，如果看到平时能力不如自己的同学都能上海报，我就开始焦虑，觉得不公平——我这么优秀，海报上为什么没我的名字？
后来读《论语》时，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君子病无能焉”：君子要担心的是自己没有能力。这里“病”是动词，代表担心。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别因为别人不知道你而担忧。别人不知道你，这很正常，这里存在信息鸿沟。当关于你的信息没有传播出去时，你要继续做事，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
一个人如果在非常年轻时就急于出名，为别人不知道自己而委屈，就要重温一下《论语·学而》第一节中的这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虽然别人不知道你，但你并不会为此纠结、难过、生气，你就是君子。
一个人有没有才能，是“影响圈”的事情；别人知不知道自己，是“关注圈”的事情。当我们做事情回归到影响圈中时，会发现自己能做的事很多。如果一个人只关注自己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汲汲于名声，就会觉得自己面对生活太无力了。
再说一句题外话：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希望成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
当一个人被别人认识后，内心会产生一种原始的愉悦。在原始社会，一个人能够被陌生的部落接受，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认可、接纳，意味着他活下来的概率越高。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被人熟悉，就会被当成敌人去对待，会被驱逐或者杀死。渴望被人认识和认同，来自人原始的本能，是一种刻在我们基因中的欲望，这并不可耻。
但孔子始终提醒我们，“以礼节之”——要对这些原始的欲望加以控制。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让自己的能力配得上自己的名声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疾”是担心、害怕的意思，君子担心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名不称焉”。
“名不称焉”有两种解释，我觉得都有道理。
第一种解释是不被别人知道，没有流芳千古。这样理解能够说通。
《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是一本用科学手段研究心理学的著作，作者用了三十年时间做了大量的对比实验，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各种努力、各种折腾，其动力都是来自怕死。我们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自己的名字，有人给自己立塑像，有人称颂自己，渴望永垂不朽，这也是因为怕死——我们在努力地战胜死亡。既然肉体无法战胜死亡，那就让名声和影响力去战胜它，让自己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
这个解释符合《怕死》这本书所做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像孔子的原意，因为孔子经常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
第二种解释认为，“名不称焉”可以解释为名不副实。孔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四方了，到了晚年，几乎成了国宝级的人物。无论是鲁公还是三家贵族，都经常跑来向孔子请教。孔子也很勤奋，不仅教书育人，而且删诗书、定礼乐、写《春秋》，留下那么多的文字。他知道自己名气很大，但他始终担心自己配不配得上这样的名气。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担心在盖棺论定之时，自己是否配得上大家给予的荣誉。
希望我们能像孔子这样思考问题，尽量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做到实至名归，对得起别人的信任，让求名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前进的驱动力，而不是为名所累。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却坐在很高的位置上，德薄而位尊，这是十分危险的。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名不称焉”是名不副实的意思。
君子求诸己：遇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这是人们引用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话。
“求诸己”，“诸”即“之于”。这句话可以译为“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人”。
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遇到了任何问题，都会“求之于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决方法。小人遇到任何问题，总会第一时间在别人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决方法。
为什么总要在别人身上努力？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偏差。
比如一个妈妈自认为是好妈妈，她觉得自己小时候没好好上学，就把期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她费尽心力，希望能够把孩子培养起来，但她发现孩子的成绩并不好，考试总出错，甚至很简单的题目都做不对，因此大发雷霆。
这种行为就叫“求诸人”。我们都知道，骂孩子根本无助于孩子的学习，凡是有过被教育的经历的人，都有这种体会。
为什么这位妈妈还是要骂孩子呢？因为她自以为是个好妈妈，但孩子成绩却不好，这让她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让她很不舒服。为了让自己“好妈妈”的角色立得住，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些，她会将孩子学习不好的事情合理化，把责任推在孩子身上——她依然是个好妈妈，是孩子太不争气。
当妈妈说出“我是不是已经说过了应该怎么做，我跟你说了多少次……”的一瞬间，她的认知偏差就得到了矫正，她就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处于“好妈妈”的位置上。
“求诸人”太简单了，只需要把责任转嫁出去，然后就能心安理得了，但这根本不会让事情出现好的改变。
“求诸己”很难，但只有“求诸己”才能真正找到事情的解决方法。
想要做到凡事先“求诸己”，就要学会和认知偏差和谐相处，战胜自己心中因为认知偏差而产生的不适，敢于面对自省时的痛苦，这才是生活的高手。
还是要补充一下，小人并不是指不好的人，君子和小人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两种状态。人的内心常常存在小人和君子搏斗的状况，我们不断地学习，是为了让自己多处于君子的状态，少处于小人的状态。
我们要清醒地明白：批评别人、指责他人、埋怨社会不公，就是陷入了小人的状态，比如，“要不是我小时候爸妈对我不好”“要不是教育环境不好”“要不是我孩子不听话，我早就成功了……”。
这种建立在对外界的指责上的自我安慰，心理机制其实和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相同的。狐狸想吃葡萄，吃不到，求而不得，内心产生了痛苦。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它解决的办法是骗自己“葡萄是酸的”。虽然这不符合事实，但在这一瞬间，它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但它的心里舒服了。
这就是小人喜欢“求诸人”的根本原因，他以扭曲认知来改善、消除自我陷入痛苦的状况。
君子“求诸己”的态度是，即使吃不到葡萄，依然认可葡萄的价值，觉得葡萄是好看的，是好吃的，然后继续调整自己，或者努力地蹦得更高，去采葡萄；或者思考要不要回家自己种葡萄；或者改变自己的口味，用其他水果来代替……君子总会不断地提升自己。
喜欢把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当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时，他不会愿意请教别人，不愿意提升自己，甚至连看书都不愿意。
当一个人能坦诚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时，他就能理解自己并不能够应付世界上所有的事，才会谦逊地提升自己，通过看书和学习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君子求诸己”。
不看书，不学习，只发表评论，发泄情绪，是小人做派。
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大道理，是能够伴随我们一生的箴言。
君子矜而不争：管理自己的欲望，不要被外物所诱惑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矜而不争”：“庄以持己曰矜”，要有一颗不动心，庄重而矜持。所谓矜持，核心是一个人不轻易为外物所动。如果外在的任何诱惑——好车、大房子、高工资，都能让你大喊大叫，表示羡慕，就不是矜持。
孔子并没有要求一个人对任何外物都表示拒绝，都不感兴趣，《论语》中从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曾和王蒙先生聊孔子，王蒙先生感慨，孔子说话怎么就那么合适，不过分。孔子绝对不会对一个人说“你不要羡慕别人有房子、有车子”这种空话，他的建议是，当你羡慕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稍微停一下，矜持一点，不要瞬间扑过去。如果你太容易为外物所动，这样就可能会被别人利用，也容易成为外在物质的奴隶。有的人为了得到一双鞋子、一部手机、一个名牌包包，一冲动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
我听说一个家庭，爷爷只是把手机给孙子玩了不到一分钟，孙子就花了一千多块钱去充游戏币。爷爷本身就不富有，孙子只是远远看着爷爷操作，就记住了密码，找机会拿手机给游戏充值。这个孩子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一分钟以后就要暴露，他会被批评、被责骂，但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我个人认为，在未成年人的游戏中，有些充值行为是要在商业上想办法禁止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会让孩子陷入最直接的物欲中。
总之，面对外物，人要学会矜，能够“端”着点，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矜而不争”中，“争”的产生，必定是为外物所惑。如果没有外在的东西诱惑你，心不动，便不会去争。人修炼到极致，就是要修炼一颗不动心。不过，孔子对人倒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他只是提醒我们不要扔掉矜持，不要总是汲汲于富贵。
“群而不党”：“党”是动词。人为什么结党营私？目的也是争。不是为了争，何必要拉帮结派呢？
“群而不党”指的是，一群人可以一起努力地做有意义的事，但彼此之间应该是坦诚的，不需要为了维护相互的利益而结党营私。在宋朝，党争是重要的政治话题。有人说欧阳修、范仲淹、韩琦是一党，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长文《朋党论》，呈给宋仁宗。欧阳修说，君子也有党，君子之党有别于小人之党。小人之党是结党营私，而君子之党是一群很好的人在一起，做到廷争如虎。所谓“廷争如虎”，指的是就算同为一党，一旦在政治上出现分歧，在大殿之上也可以像老虎一样互相争执、辩论。
君子是维护原则的，是有自己所秉持的操守的，不会为了利益而保持统一战线，一起做坏事。
不以人废言：就事论事，别给他人预设立场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不以言举人”：“举”即举荐、推举、提拔。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好听就把他提拔起来。这样做太草率了。有的大老板事务繁忙，接触公司基层员工的机会很少，一旦有人说话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就感觉这个人不错，此人就有机会被火速提拔。
会说话的人当然也可以用。但是“举”是瞬间提拔起来了，这意味着不用磨炼、不用看业绩，就直接升职。
历史上有很多“以言举人”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比如赵括纸上谈兵，最后导致整个部队大败。
一个人必须得在生活中经历考验，才知道是不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真知”，如果只会说漂亮话，那是“假知”。
“不以人废言”：不因为不喜欢一个人，而拒绝相信他的话。我们一般都喜欢听跟自己关系好的人说的话，觉得对方是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就可信。而事实上，好人也会说错话，也照样会导致事情出错。好人并不意味着他说的话就是真理。
我们要做到“不以人废言”，哪怕自己不喜欢那个人，他与自己的立场、观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就要听。
当下，每个人都有在互联网上发声的权利。在网上，有的人看到别人说的话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就针锋相对，先指出对方私德不严，再揭露他的过去，以证明对方是个坏人。坏人说的话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与其花那么大的力气证明别人是坏人，不如客观地讨论他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这才叫作就事论事。我们在网上进行辩论时，应该针对事情本身来发言，就事论事，而不是先讨论说话之人的人品，或是去揭露对方的背景，这才是“不以人废言”。这样的互联网环境，是我们应该努力去维护的。
不因某个人的立场、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或者私德不好，就不去听他说的话。如果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们就采纳，这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像《思辨与立场》一书提醒我们的——思维的公平性是很重要的。
恕：培养同理心，推己及人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能够成为我的座右铭，让我一生奉行呢？”
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恕吧。”
恕，可解构为“如心”，即“如己之心”。恕的核心是同理心，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能力。
我觉得子贡应该具有很强的推己及人的能力，因为他“亿则屡中”，只要去做生意，总是能赚到钱。孔子都感到很惊讶：子贡怎么这么会预测市场？
实际上，理解市场、预测市场，本身也离不开推己及人的能力。
有一本书叫《谁说商业直觉是天生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商业能力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企业要把自己当成消费者，切实地感受到消费者的需求，这样生意才能做起来。
对于做生意的高手子贡，孔子所提的建议是“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被别人加诸身上的事情，就不要加诸别人身上，这是伦理学的核心。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方伦理学，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用公平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和他人。
孔子之所以会跟子贡说这样的话，有一个原因是“子贡方人”。子贡喜欢在背后对别人评头论足，孔子说“夫我则不暇”——换作是我的话，可没这个工夫。
我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也要秉持一颗如己之心。想想如果是自己被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自己有同样的行为，我们会像苛责别人一样苛责自己吗？
去体会他人的感受，这就是“恕道”。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盛赞尧、舜、禹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节是关于毁誉原则的讨论。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对于他人，我褒奖了谁，又诽谤了谁？如果我对谁大肆褒奖，一定是经过了深入考察的。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就是孔子所称赞的人；“斯民也”，指的就是尧、舜、禹；“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指尧、舜、禹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
有人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在孔子笔下，如果得到一个字的夸奖，那比获得一生的爵禄都光荣，而如果被孔子用一个字批评了，那比被砍头还要难受。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比如《春秋》里提到“郑伯克段于鄢”，“克”这个字令郑伯一辈子都蒙上了一层灰，因为“克”是针对敌人而言的，而共叔段是郑伯的亲弟弟，郑伯竟然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手足兄弟。孔子用了“克”这一个字，大家就知道郑伯“非仁者”也。这就叫“一字之贬严如斧钺”。
孔子对于表扬谁，或者批评谁，是非常慎重的。如果真的是表扬，一定是认真地考察过了。对于孔子来讲，从尧、舜、禹，到商汤、文、武、周公，中华民族精神正是由这些人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原则、有文化、有底蕴，就是因为有深厚的传承。
对于尧、舜、禹三代，孔子给了极大的赞扬。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做学问要有谨慎之态和敬畏之心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这段话读起来很怪，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是读不通的。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及”是发现的意思；“阙文”义为丢失，有部分文章缺失了，或者是文章丢了几句。整句话的意思是，我还是能够发现史书当中空缺的地方。
“有马者借人乘之”：有马的人把自己的马借给别人骑。
“今亡矣夫”：今天没有这样的事。
这三句话单独看都能理解，但连起来就不知所云了。那么，孔子说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种解释是，“有马者借人乘之”是一句衍文。衍文就是誊抄时出现了错误。古代的书先是抄在竹简上传播，后来抄在纸上传播，可能有人在抄写的过程当中打瞌睡“串行”了，从别的地方抄了一句到这里。因此，要想理解这句话，直接把“有马者借人乘之”删掉就行了。
这样一来，这段话就可理解为——孔子说：“我发现史书上有很多遗漏的地方，而现在没有了，该补的都补上了。”这代表着孔子对史书做了补充。
李零教授对此节有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有马者借人乘之”不是一句衍文，这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古代史书上的阙文是史家故意留下来的，以便让后人考证清楚之后再补正。孔子是在褒奖古人的治学态度。
孔子说，古代的时候，文人写书时有不懂之处就空下来，留给后人完善，这就好像自己有马，借给别人骑——你写的文章，留下了一部分发挥的空间给别人，这难道不是跟把自己的马借给别人骑一样吗？只是今天没有这样的治学态度了，今天的人，不懂也要装懂。
以上孔子对于古代史书的评价，我觉得两种理解方式都说得通。
小不忍，则乱大谋：切莫因沉不住气而逞口舌之快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不喜欢巧言令色的人。“德”是美好的东西，“德”者，得也。你内心对于礼乐有所感知，对于仁义有所获得，才能拥有德。
但如果对一个人过度地夸奖，对楷模进行神化，就会“乱德”，即毁了一个人的德行，这叫“巧言乱德”。
有时候，人们树立起一个典型，对一个偶像过度地神化，不断地说他什么都好、什么都最棒，最后导致偶像坍塌了。这就如同我们常说的“捧杀”。
所以，赞美虽好，也不要过分，要实事求是，别将自己喜欢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反倒让那些并不了解德行的人产生混淆，以为“德行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以为德行好就能够呼风唤雨。
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描述诸葛亮的聪明时把他说得跟妖怪似的，让读者难以相信，这个形象太虚假了，还不如《西游记》，直接就写妖怪。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与“巧言乱德”连起来理解。“巧言乱德”是说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过分推崇，夸张渲染，逞口舌之快，其实不该如此；“小不忍，则乱大谋”，是说你得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表达欲，要注重细节，万事谨慎为好。
郭子仪就是“细节控”，他有八子八婿，封侯拜相，属于一个“十全老人”型的人。郭子仪晚年时，自己已经退休，子孙又挣得了功名，心情十分舒畅，家里时常载歌载舞。
有一天，一个新任的年轻官员要来拜访他，郭子仪马上让旁边的妻妾躲起来，也别偷看。
妻妾不解：“每次有宾客到访，不管多大官，我们都在旁边，怎么今天你这么紧张？”
郭子仪解释道：“这是个小人，而且他长得特别难看，脸上有一个大痦子。你们这些人胸无城府，如果在现场，看到他保不准会发笑，被他看到，他怀恨在心，咱们家以后永无宁日。”
果然，此人后来当权，很多曾经得罪他的人家都遭了殃，而正因为郭子仪处理得当，郭家幸免于难。
这就叫作“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细节上你不够小心，没有控制自己，就有可能会导致大的战略上出现问题。
我联想到孔子说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里也讲到“忍”，但这里的忍是“忍得下心”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连这样的事你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样的事是不忍心去做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忍”，提醒我们如果在小的欲望、情绪方面不做好自我管理，将来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大的谋略，所以不要逞一时之快。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韩琦刚做出一派新的气象，当时的著名学者石介专门写文章来颂赞他们，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君子。为了对比更鲜明，他还列出了小人的名字，夏竦居首位。文章是千古事，夏竦大为生气，他把石介的名字刻在牌子上放在自己家里，要让子子孙孙知道石介是家族的敌人。
范仲淹看到文章后果然发愁，跟韩琦讲变法要糟糕。这篇文章瞬间把敌我的阵营变得泾渭分明，给我方招来了大量的反对派，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过分的夸奖等同于毁灭。不要逞口舌之快，不要把德行夸奖得太过分。
众恶之，必察焉：练就一双识人的慧眼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孔子经常会讨论关于举荐人才的问题，这是人力资源领域非常重要的话题。
孔子说，如果你听说所有人都讨厌一个人，都说他不好，你需要考察，要警惕。假如有一个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好话，都很喜爱他，也要去考察。
所有人都说他坏的那个人未必坏，都说他好的那个人也未必好。都说他好，很有可能这个人是“乡愿”，而孔子“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愿），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而“众恶之”的人，有可能因为坚持原则而得罪了很多人，有人说他的坏话，其他人也以讹传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要想真的了解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当一个人被众人喜欢，或者被众人讨厌时，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有人“好”，也有人“恶”，才是常态。
不要轻易地随大溜，要以批判性思维看待所有的人、事、物。
《乌合之众》这本书讲到“羊群效应”——我们很容易跟着别人发表意见。有一句诗讲得特别好，叫“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所以，不能轻易地通过大家的评论而认定一个人的德行。
要做到“必察焉”，要努力地去观察、去考验、去了解。核心还是孔子所说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非道弘人：追求道，是一种无限游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这也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
倪培民先生有本书叫《孔子：人能弘道》，就是讲的孔子。“弘”是弘扬的意思。“人能弘道”，就是人能够把道发扬光大，而不是把道当作装饰。
“非道弘人”：一个人不因学了道、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道之士了，就变得了不起。一个人再了不起，最终都将如过眼云烟，而道是永恒的，是可以一直持续、一直彰显的。
最能够给这句话做注脚的书，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所有用“道”来“弘人”的人，玩的是有限游戏，是以游戏结束为目的，为的是能够得到一个称号、一个地位。以道弘人的人，学道、学知识、发表文章，目的都是成就个体、成就名声，这属于有限游戏玩家的思维。
而无限游戏的玩家，是希望游戏持续下去，即便自己作为个体在世界上不存在了，游戏还要继续。玩家的目的，是拓展游戏的边界，让游戏变得越来越好玩，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这叫作“以人弘道”。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就会明白，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有使命感的，可以追求更加宏大的图景。
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历史上、文化上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和分量？自己作为个体的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游戏还在不断地继续，道还在不断地延续，不断地影响这个世界。而个人，能在道实现的过程中充当一个小小的触点，就已经足够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错不改才是真的错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孔子说，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才真的叫作过错。
犯错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如果一个组织不允许犯错，也就意味着这个组织不会允许进步和创新。作为领导，一定要对犯错有容忍度，一个组织内部要有一定的容错率。
《清单革命》一书提到过两类错误：一类是因为不会，所以犯错；一类是因为疏忽，所以犯错。
如果是因为不会而犯错，那么犯错本质上就是学习的过程，学会了自然就不会犯错。但是在生活里，人们往往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犯错，一个组织也总在同一个问题上重复犯错，这就需要列出清单，防止头脑进入“自动驾驶”的惯性状态，降低犯同样的错的概率。
张瑞敏是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有一次，他在一个关于创业比赛的电视节目里当评委，他问最后评选出的冠、亚军选手：作为管理者，在公司里最重要的、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已经忘了选手的回答，但清楚地记得张瑞敏给出的答案，大意是，要去寻找那些重复犯错的地方，并且纠正。
其道理与“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是一致的。
不如学也：思考要建立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上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说：“我有一段时间，不吃饭，不睡觉，专注地思考问题，结果想来想去没有什么收获，不如读书去。”
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听到别人讲“格物致知”，于是也去尝试。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人可以从任何物体上，松树也好，杯子也好，去找答案，去寻找宇宙苍生的共同点。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王阳明想学朱熹的方法“格物”，就跟几个朋友一起“格”竹子，每天对着竹子思考，希望通过竹子得到思想上的启发，结果“格”到生病，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孔子年轻的时候，也许也犯过这样的错。他觉得只要自己使劲地思考，一定能够很快地学到东西。但实际上，一个人思考的东西有可能前人早就研究过了，已经写成了书，你只要把这些书读一读，就立刻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大量的学习之后再去思考问题，才能拓展这个“无限游戏”的边界。
这并不是不允许创造，而是说创造的前提一定是有足够的知识作为支撑。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他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了解了前人的研究，再去进行更新、更先进的创造。
杨绛先生曾收到一个女青年的来信，信里洋洋洒洒地写着对于人生的感悟，觉得人生在世苦不堪言，有太多的烦恼和痛苦，她用了大量的篇幅抱怨社会、抱怨家庭。杨绛先生在回信中就写了一句话——“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我们可以经常回味这句话，想想自己是不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要只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每天谋求和思考的问题，是与道有关的，而不是只停留于物质层面。
“耕也，馁在其中矣”：“馁”是饥饿之意。就算你每天辛勤地耕作，也有可能会饿肚子。这是实情，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还有“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学也，禄在其中矣”：我学习的目的，本意不是挣钱、吃饱肚子，但是“禄在其中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从这句话中演化出来的，意思是“只要我去努力地学习、求道，那么，得到金钱只是顺带的事情”。
“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所担忧的，不是贫穷，无关于物质，而是自己有没有接近于道，是否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学道和耕地这两件事有本质上的不同：耕地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解决自己身边几个人的问题。古代有一个学派就叫“农家”。“农家”认为，只有耕地的人才有资格吃饭，主张所有人都去耕地。这是非常小农思想的学派。
而求道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孔子和孟子认为，求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求道更慈悲、更具大爱。求道虽然不是直接生产粮食，但能够让更多的人有饭吃，让更多的人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
冯仑先生曾说，他觉得人在经商的时候，心离钱越近，手就离钱越远。如果一个商人一门心思地想挣快钱，想把一切都赶紧变现，往往很难赚到钱。如果一个人的心离钱很远，做事情的目的是解决社会上的某一个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得到乐趣，他反而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到金钱。这是阐述心和手与物质的关系。
那些只管埋头种地、只管自己赚钱、只管给自己刨饭吃的人，日子反而过得并不如意，生活往往陷入窘迫。
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胸开阔一些，就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更多关于道的问题、关于世界的问题、关于他人的问题。当你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做事情，那么你所收获的一切利益就只是“理想的副产品”——它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心怀天下，去解决更大的问题。解决更大的问题，就能得到更大的回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很多人看起来很勤奋，但是也最值得同情，因为他的勤奋恰好缘于懒惰——他不愿意改变，只是将一件事情反复地做，拼命苦干，而始终不去思考更多人的利益，也不去关心道的问题。
智、仁、庄、礼：团队管理的四要素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这段话讲的是管理者的不同层次。
第一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有些事情，你通过聪明才智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仁不能守之”，没有足够的仁德、涵养来保护它，结果就是“虽得之，必失之”。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勇武过人，攻城略地无人能敌，屡战屡胜，但最后却到了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境地，原因是他没有仁德，得不到拥护，只能四处奔走，不断投靠不同的阵营。这就很好地诠释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还有的人，在政府拆迁时为了得到更多的拆迁款而故意闹事，费尽心机得到钱之后，却发现这笔钱对他来说成了“烫手的山芋”。他带着暴发户的心态，琢磨着怎样痛痛快快地花这些钱，于是去酗酒、赌博、乱投资，最后依然是“虽得之，必失之”。
第二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
一个人通过才智得到了一些想要的东西，他也有仁德，能够守得住这些，但是“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用庄重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收获，人们依然不会真的尊敬他。
这就是我们要强调“以礼节之”的原因。人们很难一眼看穿一个人是否“仁”，而只能通过外在表现来评估。
第三层：“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当一个人能干又有仁德，平时为人处世也很庄重，但如果他动员老百姓做事的时候不合乎礼仪，就是不完善的。
第四层：要落实到以礼治国，孔子的观点是“使民以时”。
古代的职业分工并不完备，比如修长城、打仗，或者完成一项水利工程，都需要征用民力，让大家把手里的活放下，离开自己的家，帮国家做事。这时候，就需要有礼，需要有规则。礼和规则应该是老百姓跟国君共同认可的、大家达成一致的目标和信念。在遵循礼和规则的前提下去征用民力，才叫作尽善尽美。
孔子讲了这四个层次：智，是做事的能力；仁，是做人的素养；庄，着重于如何做领导；礼，强调了文化。
这也是带领团队的四个不同的境界。
我的著作《可复制的领导力》讲到了管理者的角色，其中也提到了管理的几个层次。
首先，管理者要能够建立信任，让别人相信你，愿意跟你一起工作。
其次，仅仅建立信任还不够，还要建立团队。建立团队意味着别人在你的领导下去干活，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干。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
再次，建立了团队以后，还需要建立体系。建立体系意味着不是靠人管人，而是靠体系让团队有序地运行。
最后，要建立文化，这意味着企业并不是依赖规章制度在管人，而是依赖文化、依赖大家对一件事情的认同度来做事。当大家内心有着相同的愿景、相似的价值观时，自然就不会去打破规章制度。
以上四个层次，诠释了管理者不断进阶的过程。
小知与大受：用人要不拘一格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孔子说的“小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人可以拥有一些小智慧，另一层可以理解为从小事上来看一个人。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君子不可小知”，意思是不可以从细节方面来考察君子或给君子下定论；君子却“可大受”，意思是君子能够承担重任。
比如爱因斯坦和牛顿，都属于典型的“可大受”的人，他们解决了学术上的大问题，但是这两个人不拘小节，生活自理能力都很糟糕，几乎都不会照顾自己。
有一个故事说，牛顿家里养猫，他给猫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方便出入的洞。有人就问他干吗开两个洞，他说因为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小猫不能走大洞吗？大家觉得好笑，牛顿怎么这么笨。
虽然有的人在小事情上并不出色，但他可能是大智若愚，符合孔子讲的“刚、毅、木、讷近仁”。为什么这种在小事上不出彩的人却能承受起重大的任务？因为他不是靠手艺、靠心机、靠小聪明生存的，他是靠道生存的，他具有更大的智慧和才能。在小事情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世故，甚至不了解生活常识，这都没有关系。
小人的特点是“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小人在小的问题上能表现出小聪明，在没有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之时，他往往表现得比君子更活跃、更积极，一旦遇到大的事情，他就承担不了了。
荆轲刺秦王时，带的帮手秦武阳就是如此。因为秦武阳年少时就犯下杀人案，所以在江湖上以勇气和武力著称，于是燕太子丹特意找到他，让他做荆轲此行的搭档。结果，在秦始皇的大殿上，秦武阳还没开始说话，就已经两股战战，脸色大变，差点露馅。这就是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他仅仅是靠手艺吃饭，这叫“惟手熟尔”，但真遇到大事，就会“掉链子”。这样的人与道的境界，还隔着千山万水。
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感叹推行仁的难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我觉得都讲得通。
第一种理解是，这段话是孔子的感叹。孔子叹道：仁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啊！民对于仁的追求，就像对于水和火一样——人能离开水吗？能离开火吗？仁对于老百姓来说，比水和火更加重要。
水与火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但我们经常会被水和火伤害，不小心被淹死，或者被烧伤。而仁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却不会像水火一样伤人，多么美好！
如果这样理解，孔子所强调的是仁的重要性和美好程度。
第二种理解是，古人对水和火天然有一种恐惧感，如果把水火当作惧怕的对象，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真是想不通啊。老百姓提到仁，就好像提到水火一样，避之不及。但是，为什么要害怕仁呢？我们这么怕水火，都有人愿意赴汤蹈火，为了冒险、为了获得财富，去跋山涉水，甚至刀口舔血。但是“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没有人愿意为了实践仁而付出生命。
如果这样理解，孔子是表达了对老百姓的失望。
我觉得这两种解读都有道理，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解读。孔子所感慨的并不是仁的宝贵、稀有、难得，孔子所感慨的，是老百姓对于仁不够重视、不够尊崇，他只见过人们“蹈水火而死”，却没有见过谁为了实践仁而死。
当仁，不让于师：仁者具有真正的勇气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当仁”后面有没有逗号，是非常值得琢磨的。
如果在“当仁”后面加逗号，就是“当仁，不让于师”。此处的“师”就应该理解为老师。意思是，当我们面对实践仁道的机会，当我们对与仁相关的话题进行辩论时，不让于师。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意同此句——虽然对方是我的老师，但是抱歉，在关于“仁”的问题上，我不能妥协，可以跟老师辩论。
如果这句话不加逗号，就是“当仁不让于师”。“师”既可以理解为老师，也可以理解为军旅之师，有“杀身成仁”之意：当我怀揣着仁义，面对着一列师旅，我依然可以威风凛凛地站立在这里，与对方作战。
以上两种理解都说得通。
有一个成语叫作当仁不让，把“于师”去掉了，反倒容易理解了，意思是人在遇到该挺身而出的事情时，就该站出来。
贞而不谅：尾生之信不可取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贞”是古代占卜的行为，后演化成了信仰坚定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非常坚定。
“谅”是一种小的信用。比如尾生抱柱而死的例子，尾生之信，总归觉得有点没道理，尾生死得太不值当了，何必为了这么点小的信用而丧失性命呢？孔子不认同这样的信用。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只会盲目地遵从信用，而不是根据义，根据理，灵活处事，这样只是执着于小信用。
“贞”是大信用，“谅”是小信用。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就是不要去为那些没有太大价值的信用而做无谓的坚持和牺牲，要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具有大信。
中国古人经常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这与“尾生之信”有相似之处。
什么叫“妇人之仁”？比如两军对阵，有当权者觉得杀一个敌人于心不忍，导致输掉整场战役，牺牲更多人。比如在鸿门宴的时候，项羽可以随时杀掉刘邦，解决战斗，为天下带来和平，但他终归下不了决心，动了妇人之仁。
所谓“匹夫之勇”，则是那种打起仗来不管不顾的人，他们看起来勇往直前，但是没有考虑战略和战术，不懂得权衡和改变，这种勇也是低价值的勇。
敬其事而后其食：尽职尽责才能在职场中走得更远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敬其事”是指认真做事。
“食”代表俸禄，“后其食”是指把对俸禄的追求放在后面。
这句话可以译为：在侍奉君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认真做事，而把领取俸禄放在后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建议。
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节目组聘人的原则是招聘热衷于做事的人，对开口就谈待遇的应聘者均不聘用。
这就是“敬其事而后其食”。要先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先考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总是跟公司谈待遇，虽是很直率的一种表现，但其实并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因为收入和贡献的暂时不匹配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很有可能你的贡献值在不断地上升，但收入增长会稍稍滞后。如果由于一时的收入增长滞后，就放弃继续贡献和提升，最后受到伤害最大的只能是自己，而不是公司。
孔子提倡“敬其事而后其食”——先不要去考虑俸禄有多少，而要先想到能不能把事做好。
如果年轻人在工作时一味地追求绝对的公平，最后的结果将会一事无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用钱来衡量，如果斤斤计较，那么路只会越走越窄。
让路越走越宽的办法是努力地让自己变得更值钱，让自己有能力去贡献更大的价值。此时，就算在所在组织内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当你走到大的市场中时，你依然会有用武之地。
有教无类：孔子最具特色的教育方式
子曰：“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也是“樊登读书”最重要的宗旨。
有的教育存在“先选人”的特点。比如，有的幼儿园、小学会对生源进行筛选，一个孩子想入学，不仅自己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家长还要通过层层面试。这样，挑选出来的孩子不仅自己能力强，家长的素质也很高。这种学校，其学生的未来发展大概率是会很好的，因为它首选了家庭教育环境好，而且家长配合度高的孩子。
但这是教育的根本吗？教育的根本是有教无类。不应该按照高低贵贱给学生划分等级。孩子若存在问题，正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教育的第一步绝不应该是给学生分类。
在过去，有贵族，有平民，贵族可能永远是贵族，平民则永远是平民，无法实现阶层跃迁。那个时代，出身背景的差异注定了教育的不平等性，因为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一代接一代，都是平民。
但孔子说，平民也可以接受教育，平民的智力也可以得到开发，平民也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即便平民受了教育也无法变成贵族，但能够有机会出将入相，有机会为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现在，我们都能接受教育，也没有阶层的划分了。通过推行教育，所有人都有机会变得更优秀。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办学，我对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很简单——先来后到，无差别地招收。谁先来，谁就可以报名。
不论孩子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都肩负起责任，把学生培养好，这是教育的本分。
有的中学过于追求市场效应、排名、口碑，只看名校录取率，这其实就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把教育当成了商品，把孩子当成了产品，只在乎产品从校门走出去，和别人的产品进行比拼。
教育最核心的，应该是促使人的改变。当教育能够把一个一个顽皮的、看起来像小泥猴一样的小孩子培养得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又不失活泼灵动时，才是最有成就感的教育。
现在的知识付费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更低的门槛去学习以前接触不到的知识。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利用移动互联网多学一点东西。
通过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变得更好。
道不同，不相为谋：目标一致是合作的前提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曾经，“卫灵公问陈”，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句话与孔子之前对卫灵公说的话呼应起来。如果两个人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所尊奉的道不一样，所秉持的原则不同，就不要在一起谋划、共事。
价值感是否一致，表面上常常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两个人仅仅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去共同创业，一开始会掩盖大量的分歧。大家先是很热闹地开始工作，之后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出现裂痕，走入绝境。当生意不好、出现危机的时候，两人就开始相互指责、攻击、挑毛病，这时候就显示出每个人遵从的道到底是什么——是坚持、互相体谅、努力承担责任，还是想办法赶紧跑路，把责任甩给别人？
第二种情况是，事业越做越大。在生意赚钱的时候，也能够看出两个人的道是否相同。“蛋糕”越做越大，利益如何分配？是可持续发展，继续谋划更大的事，还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保住原来的利益？这就到了见分晓的时刻。
如果在价值观层面双方有很多不确定性，只是因为利益而草率地合作，就会埋下分裂的隐患。
如何判断一个人与自己是道同还是道不同？这的确不容易，但也有迹可循。比如，孔子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我们可以留心从一些细节处看出对方与自己是不是同路人。
“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人们拒绝别人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动不动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这句话一旦出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们要学会对待他人宽厚一点，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要让“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轻易出口。
当你想用“道不同，不相为谋”来拒绝别人时，不妨想想也许根本不是道的问题，只是行为方式不同。每个人出身不同、习惯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外在表现就会有差别，这不应该被上升到道的层面。如果一个人总觉得和别人“道不同”，那跟任何人都无法达成合作。
既不能跟真正与我们“道不同”的人合作，也不能随意地把人认定是“道不同”的人。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我们需要知道，道的核心其实是在利和义之间进行选择——一个人做事到底是为了赚钱、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一些更高级的目标，希望能够为社会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道同”与“道不同”的重要分界线。
既不要总是以这句话来评判人，同时也别忘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辞达而已矣：好的语言艺术，是信、达、雅
子曰：“辞达而已矣。”
孔子说，言辞能够精准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
孔子特别不喜欢巧言令色、花言巧语的人。
我们对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信是准确、贴切，达是通顺、晓畅，雅是得体、优雅。但对于孔子来讲，行文、说话做到信和达就够了。
《论语》里说的全是大白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这种大白话极富生命力，流传了两千多年，到今天反倒成了雅言。
欧阳修在主持科考的那一年获得了最多的人才，一网打到了无数的“大鱼”。除了广为人知的苏轼、苏辙、曾巩，还包括张载、程颢，以及很多后来成为名臣、宰相的人才。原因就是那一年欧阳修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排抑“太学体”。
“太学体”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风，行文险怪奇涩，欧阳修认为当时的文人为了凑句子绞尽脑汁，过分地修饰文辞，导致词不达意，通篇都是赘语，想说的事情说不清楚，于是在阅卷时把所有太学体的文章剔除在外，让整个文坛的风气为之一新。自此，“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个人都开始施展才华、名扬天下，这可以说是宋仁宗时代文坛的一大盛况。
这就是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一个人说话、写文章，能够做到文辞达意而止，不以富丽工整为目的，不需要花里胡哨。这就是孔子的行文标准。
固相师之道也：待人接物，怎样做到让人如沐春风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这一节描述的是孔子的待人接物。
师冕是一个乐师，而春秋时候的乐师大部分是盲人。
师冕去见孔子时，孔子迎出来。到了台阶前，孔子提醒他这个地方是台阶。就座时，孔子告诉他，现在要入座了。所有人都就座以后，孔子给师冕逐一介绍大家的方位，比如“子路坐在这儿，子贡坐在那儿，对面坐的是子张”。
师冕离开后，子张跟出来问孔子：“您刚刚展现的就是与盲人乐师交往的道吗？跟他们接触就是要这样吗？”
孔子说：“对，这就是帮助乐师们的方法。”
通过这段话，我们能够看到孔子的不做作、不夸张。他待人接物很适度，既尊重对方，又让对方感觉很自然。
如果见到一个盲人走过来，咋咋呼呼地说“你看不见，让我来帮你”，这是没必要的。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就会做到体贴而亲切，让对方感觉很舒适、很自在。比如孔子，我们能够想象他是如何以温暖的语调小声提醒师冕“这里是台阶”，告诉他周围都有谁，是谁在说话。这样简单、自然而友好，一定令师冕如沐春风。
孔子不仅在说话时表现得轻松自在，在行为上也表现得非常妥帖周全。虽然他不是盲人，但是能够体会到盲人的种种需求，这展现了他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商务礼仪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不太注意这一点。比如，有的人带着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遇到了熟人就立刻投入到新的聊天中，忽视了一旁的朋友。朋友跟在场的其他人都不熟悉，当然会觉得不自在。在投入聊天之前，我们至少应该给朋友介绍周围的情况，让大家彼此认识一下，让朋友感觉到被重视。
这是我们在待人接物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樊登讲论语：套装全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