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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二）郑人铸刑书上

　　《左氏》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深讥之。子产复书曰：“吾以救世也。”铸刑书何以可救世？后人之说，不过谓风俗日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不可必得，不得不明著其文，俾众周知，使不敢以意出入而已。此固其一端，然而未尽也。读书贵通观前后，观于后世刑法之敝，而子产之所为铸刑书者可知；而吾国法典之所由成，亦可知矣。

　　《晋书·刑法志》言：秦汉旧律，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益《兴》《廐》《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凡断罪所当由用者，遂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文书盈于几阁，览者不能遍睹，奸吏之得上下其手，盖由此也。然陈群等《魏律序》，谓“旧律难知，由于篇少；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然则错乱之弊，虽生于繁，实原于简。盖缘人事日繁，律文不能与之相应，徒咎用法者之不善，实耳食之谈也。本此以上观春秋，其弊殆如出一辙。

　　叔向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然则三代盛时，果刑错不用乎？抑法也者，设于此以待彼。世可百年无犯法之人，而国不可一日无法，不为刑辟，果何以为治乎？盖刑之所诛，有两大端：一为俗所不容，所谓出于礼者入于刑也。一则上有所求，而下不能副，凡令不行禁不止者皆是。俗固众所周知，无待于教。所恶于不教而诛者，则上之所求耳。故古所谓法者，皆力求人之周知。其原于俗者，谓之礼，不谓之法。凡悬象布宪之事皆是。然此等事，果能使人周知法律乎？悬象之说，始见于《尧典》之“象以典刑”，盖画刑人之状，以恐怖人。后乃改悬律文，《周官》所谓悬法者是也。夫区区魏阙，所悬几何？虽又有宪禁及徇以木铎之事，布宪及属民读法之举，然法文既繁，终非此等事所能尽；抑法有待于读，则其为人民所不易晓，又可知矣。读为紬绎之义，盖如今之讲解也。《周官》州长：以正月之吉，属民读法，正岁又读焉，岁时祭州社又读焉。党正：以四时孟月吉日，属民读法，正岁又读焉，春秋祭禜又读焉。族师：以月吉属民读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闾胥：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其读之甚繁，知其法之不易晓也。于此而随之以刑，虽曰教之，犹不教也，况于议事以制，听其高下在心乎？其不得不明著其文，使知某罪当某刑，而据之以诤于其上者，势也。然则刑法之公布，一由于俗之日薄，一亦由于政之日苛，而其大原，则尤在于社会演进，人事日益繁复也。夫岂为治者所能逆？叔向曰：“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又恶知夫子产之所求者，正在于是乎？

　　然如子产之所为，遂足使民皆晓然于法，而吏不得上下其手乎？吾又知其不能也。何也？以当时之法既繁，而如子产之所为，其所能著者亦甚少也。古之所谓法者，实分守于诸官。凡犯法者，皆为有罪，然犯法与否，及其所犯何法，则非守其法之官不得知。以除诸官成法之外，别无如后世之所谓律者也。《周官》大司寇：“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邦典、邦法，即大宰之六典、八法；邦成即小宰之八成。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皆关涉人民之事也。别有所谓士之八成者，掌于士师。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则施诸战士之法。士师之初，盖战士之长，故治战士之法属焉。此可见古者治人之法，分属诸官，不统于一也。是诸侯、卿大夫、庶民犯法与否，司寇不能知，必有待于大宰、小宰也。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官刑见于大宰。乡八刑见于大司徒：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自一至六，盖不修六行者。考察德行道艺之责，属于族党州乡之师。则官刑乡刑，又当质诸天地二官也。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三曰缓刑，十有二曰除盗贼。而士师之职：“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缓刑文同大司徒。纠守，《注》曰“备盗贼”，亦即其所谓除盗贼也。《注》又曰：“辩当为贬。”引朝士“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则一荒政也，司徒、士师、朝士实兼守其法矣，然则士师者，行刑之官，非司法之官也。盖古者政简而刑清，诸官各司其事，有犯其法者，皆为有罪，轻者自治之，重者则归诸士师，所谓附于刑者归于士也。不虞耳目之淆乱也。后世则事日繁而法亦随之，寖至为人民所不能晓，诸官各据其法以治民，安得不纷然淆乱？况又一事兼属诸官，权限不清乎？如是而使之各率其意以治民，民尚有所措手足乎？

　　“议事以制”之议，与义通，谓度其宜也。制者，折也，断也。议事以制，谓临事度其宜而断之也。《表记》曰：“义者，天下之制也。”与此制同，皆动字。此等释法任情之举，纵得其人，犹不免于轻重出入，况人不可必得乎？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非之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其意亦谓民犯法者，当各由其官议之，而不当著之刑鼎，而不知其事之不可行也。

　　仲尼又訾赵缺、荀寅曰：“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夷之蒐，事在文公六年。左氏以为赵宣子，而是年又云范宣子。《注》云：“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其信否姑弗论。要之赵缺、荀寅之前，晋已尝一改刑法矣。而据叔向之言，则三代已有《禹刑》《汤刑》《九刑》。知刑书之作，由来已久，《左氏》所载叔向、仲尼之言，特当时一派议论，未可据为是非之准也。《左氏》文公六年纪事，即于赵宣子无贬辞。

　　《韩非·定法》曰：“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魏亦晋之别国，度其情形，亦必与韩相类，故李悝急为魏文侯制法，然其篇少文荒犹如是。子产、赵鞅又在悝前，其所定法，安得较悝为详，则亦著其大要而巳。然其用意则一也。岂惟子产、赵缺，制《禹刑》《汤刑》《九刑》者，其意盖亦如是也。则知法家之原起亦旧矣。

　　《韩非·八说》曰：“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顾千里曰：“民讼简，当作民萌讼，与弟子辩相对。”其说是也。知律之病简，由来旧矣。而李悝所著，伤于篇少，商君又沿而弗革，则作始者势有未皇，不得不有待于后人之弥缝匡救也。叔向顾非子产之所为，可谓泥古而不知变矣。

　　《曲礼》下曰：“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此古人之文，所谓互相备者，非谓入竟可不问俗，入国可不问禁也。故孟子谓齐宣王曰：“臣始至于竟，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梁惠王》下。禁者上之所为，俗者民之所习，予所谓法所诛之两大端也。俗之未敝也，不待有以守之，民自率由而弗敢越，及其既敝，则有弁髦视之者矣。俗足以约束其民，虽无刑政民犹治；及其约束之力既衰，则虽日饬刑政而犹弗能胜，叔向所由虑民之弃礼而征于书也。然俗之变自有其由，又岂不为刑辟所能逆挽邪？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