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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四）论晋书七

　　兼采伪史十六国书，盖唐修《晋书》所以舍旧谋新之一端；而兼采杂说，或亦为其一端也。后之论者，多以是为《晋书》病。其实此乃当时史家风气如此，初非修《晋书》者之所独。抑当时史家所以如此，固亦有其不得已者在也。何则？史料流传，不越官家记注、私家撰述二者。官家记注，仅具事之外表，而不足以知其情。臧往者何能以是为已足，则不得不有取于私家杂说矣。《史通·古今正史》篇，谓三国之世，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三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书为本。则时人之于裴《注》，实已视同述作，而不以之为陈书之羽翼矣。陈书之所以简略，盖即缘其专取官家记注。干宝《晋纪》所以有“略记帝王”之诮，盖亦由是也。南北朝时，注史用松之之体者，实非一家，宋绘以是注王隐及何法盛书，已见前。《齐书·文学传》：崔慰祖临卒，与从弟纬书云：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

　　《梁书·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同异，注《续汉书》二百卷。”又《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昭《注》百八十卷，与彤及王规之注，卷帙皆远过于所注之书，可以想见其体例。李延寿预修《五代史》，然必别作《南》《北史》者，其《序传》云：“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又表言“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用是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其志犹裴松之、李绘、王规、刘彤、刘昭之志也。特一补苴于成书之后，一采撷于纂葺之时耳。修新《晋书》者之志，则亦犹是也。

　　采撷既多，说遂或流于荒怪，后之论者，尤以是为病。如《廿二史札记·晋书所记怪异》一条是也。此亦当时风气使然，《晋书·干宝传》云：“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因作序以陈其志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假死更生，事所可有。在今日理亦共明，然当时之人，不之知也。而阴阳术数之说方盛，哲士魁儒，皆欲藉是以穷宇宙之秘。躬逢怪异者，安得不广事搜罗，以资研讨。然犹极言所记者之不必皆信。此与世俗之未尝亲见，而顾深信不疑者，固大异矣。当时信神怪之说者，不止一家，修《晋书》者遇而存之，亦何足怪。治古史与治近史不同，治近史者或患材多，治古史则惟苦材少。怪异之说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见当时风气。即持无鬼之论，亦岂可以尽删。修《晋书》者，岂无通知释典之人，然一读鸠摩罗什之传，则知当时之信释教者，实全与其教义无涉矣。此岂可以改作，亦岂可以删除欤？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