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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再论汲冢书

　　近代治古本《竹书纪年》者，以钱君宾四、杨君宽正用力为最深。二君于战国史事，推校皆极密。皆谓《纪年》所记年代，较《史记》为可信。余于战国史事，未尝致力，于二君所言，无以平其是非，以其用力之勤，深信所言必非无见。然窃谓考证之学，今古皆有之，而著述体例，则今古不同。古人于其考证所得者，往往不明言为己见，而或托之他人；又或将推论之辞，与纪载相混。故窃疑竹书所言，虽或可信，亦系后人考证所得，而未必真为汲冢原文也。尝以此意语二君，二君未能信其然，而亦无以难之。近予将旧作《汲冢书》笔记一则，刊诸报端，旋得杨君来书，疑出土《纪年》，本仅记战国事，自魏文侯至襄王之二十年，其余则出后人增窜；且其增入并非一次。此言殊有意理。天下无赤手伪造之事，晋人既称其书为《纪年》，其中自必有若干按年记事者也。然必不能超出共和以上。《晋书·束皙传》说《纪年》云：“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此中惟安厘王三字，诚如杨君所疑，原文或为襄王，而为后人所臆改，余则似皆出旧文。观其所言，绝无谓自夏以来皆有年纪之意。然则真竹书即记夏以来事，亦不过存其梗概而已。《史记·晋世家》谓自靖侯以来，年纪可推；《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知列国年代，有可推寻，皆不能早于周世，且已为历人之言，而非史家之籍矣。鲁为周礼所在，犹且如此，晋居深山之中，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安得所记乃远至夏殷？故知杨君所言，深有意理，足证所谓古本《纪年》者所纪甚远之不足信，而又足正予疑其专出后人推校所得之伪也，故乐得而再著之。

　　杨君书又云，“《纪年》与《赵世家》最为相合，以此见其可信”，然又以其“与《史记》嬴秦世系，亦有出入，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记》，秦之世系，不应有误”而疑之。予谓小小夺误，古书皆所不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记秦之先君，不尽与《秦本纪》相合，即其切近之一证。古人著书，有一最要之例，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惟如是，故所据虽有异同，皆各如其原文录之，而初不加以刊改。此在后人，或以此议古人之疏，甚且加以痛诋，然正因此，而古籍之有异同者，乃得悉葆其真，以传于后。较之以意刊改者，为益弘多矣。古本《纪年》，在战国之世者，似当兼采鄙说及杨君之说，谓其中有《竹书》原文，兼有后人推校所得。二者分别诚为不易，然即能分别之，尽得魏氏史官之旧，亦不过古代各种史文之一耳，未必其纤毫不误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