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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四）汲冢书

　　古书湮没复见，最早者无过于晋世之汲冢书。其事见于《晋书》之《武帝纪》《律历志》，及卫瓘、荀勖、束皙、王接、司马彪、续咸诸传。《纪》云：咸宁五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志》云：“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卫瓘传》载瓘子恒所作《四体书势》云：“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诸说年代虽不相符，《二十二史考异》云：“《束皙传》作太康二年，《卫恒传》作太康元，与《纪》互异。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勖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然亦未检束、卫两传也。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案杜预《春秋后序》、荀勖《穆天子传序》，并是伪物。然古事传者多不审谛，不能以此遂疑其事之真。《律历志》言：“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其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闇同。”则当时所得，书籍外尚有他物。书籍纵有伪作，他物不必皆有人作伪。以此互证，亦足见汲冢得书，事非乌有。所得之数，《本纪》与《卫瓘传》，二说符同。简策重滞，而每策所容，不过数十字；十万余言，自可盈数十车。《束皙传》说，亦非歧异。十余万言之书，即在楮墨盛行之时，得诸地表，亦云匪易，况在楮墨未行之世，而又得诸地下之藏乎？诚足令人神往矣。

　　然则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物果可信乎？曰：否。汲冢得书，实有其事，系一事；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可信与否，又是一事。汲冢得书，固实有其事，然世之所传，谓其出于汲冢者，则不徒明以来之伪《竹书纪年》不可信，即其早于此者，如世所谓古本《竹书纪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尝不相等也。此其为说，观于《晋书》之《束皙传》，即可知之。《荀勖传》言竹书之得，“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束皙传》言：“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王接传》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是观其大略，加以次第者荀勖；就其所载，加以研求者，则卫瓘、束皙、王庭坚、王接也。《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髡髴。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玩其言，似能次第成书，藉以考见古事者，不过数种，余则仅堪藉证书法。简断编残，铨次已觉不易，况于考索？此实录也。人之度量相越，不能甚远，束皙继业，所就岂能远过？乃《皙传》述诸书之目，大凡七十五篇，不识名题者七篇而已，余则皆能举其崖略，果可信乎？《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夫曰多据，则非尽据，且所据者《纪年》一书耳。《续咸传》言咸“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六七十篇之书，岂十卷之书所能释？是彪与咸即诚见汲冢书，所见者亦不多也。

　　更就《束皙传》论诸书之语观之。诸说皆云所发为魏襄王冢，《皙传》独多“或言安厘王冢”六字，说果何所据乎？《传》又云：“其《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此六字之所由来也。据《史记》，安厘王为襄王曾孙。襄王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子昭王，在位十九年；昭王子则安厘王，在位三十四年，其卒在秦始皇之四年，距襄王之卒，七十有六年矣。此时魏已去亡不远，能否厚葬，如史所云，实有可疑。古人作伪，多不甚工，往往少加校勘，说即不雠。窃疑《纪年》书本无传，造作者初不详核，乃误下三世七十六年，而后人反据之以为说也。

　　《束皙传》又云《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幽王当作厉王，此盖传写之误。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案《史记集解》引《纪年》，谓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而《路史》引《易纬稽览图》，谓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造竹书者，盖谓自相之亡，至于少康复禹之绩，历年四十，故窃纬候之说，而易其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其作伪之显证。启、益、太甲、伊尹、文丁、季历之相贼，则其时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见解耳。古人纪年，初不审谛，而好举成数，故于人君享国长久者，率以百年言之。如《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崩，则尧年九十八，若云七十实七十二，则适得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即位踰年改元，时舜年六十二，在帝位三十九年，舜年亦百岁也。此古传说本以尧舜为百岁，而说书者从而为之舜也。《大戴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小戴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书·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言其为君时年五十有一也。又云：“殷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残碑作百年。然则《吕刑》谓穆王享国百年，正合古人语例。造《纪年》者疑其误而改之，正见其不知古义耳。厉王见流，周、召二相共和行政，犹之鲁昭公时之三家，卫献公时之孙林父、宁殖。古者世族权大，此等事盖甚多，特不能尽见于书传。谓他国之君释位而未摄政，却史无前例。有之，则有夏之衰，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耳，曾闻其反政于夏乎？此说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同之，不知造《鲁连子》者袭伪《纪年》乎？造伪《纪年》者袭《鲁连子》乎？其为造作则无疑也。

　　《束皙传》又云：“《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此合伪《孔子家语》与《孔丛子》为一书也。又云：“《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玩其言，似所记与《左氏》全同，古书有如是略无出入者乎？又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下文云：“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则名题皆系固有，卜、梦、妖怪、相书，古人是否视为琐语，殊难质言。《史通·疑古》引《汲冢琐语》，有舜放尧于平阳之事，又非卜、梦、妖怪、相书之伦也。又云：“《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合此二者，正今所谓《穆天子传》。世多以其言域外地理有合而信之，而不知此正其书出于西域既通后之铁证也。凡此皆今《晋书》《束皙传》不足信之征也。杜预《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述竹书篇卷凡数，名题可考与否之数，与今《晋书·束皙传》同，而能言其指归者，多少迥异。官家校理，往往徒有其名，六十八卷曾否悉行隶写，殊为可惑。观王隐《晋书》与今《晋书》之说之不同，而可见造作者之各自为说也。卫恒言古书数种，论楚事者最为工妙，应在整顿之列，而隐《晋书》不及。

　　汉魏之世，习称异于大小篆之字为古文，《说文解字》之例可证也。《晋书·武帝纪》言竹书，并称小篆、古书，可见二者俱有。其时既在战国，小篆之数，度必远多于古文，而今《晋书·束皙传》乃谓其皆科斗字，亦凭臆为说之一端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