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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释大顺

　　儒家之言治，莫高于大顺。大顺之说，见于《礼运》。其说曰：“四体既正，肤革充盈，身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言治至此，可谓豪发无遗憾矣。论者或曰：西京儒者，不言祥瑞。言祥瑞者，西汉末叶，王莽之徒之为之也。是不然，董仲舒对策曰：“阴阳调而风雨时，群臣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非以瑞应为治之至者乎？不言者，当时之治，固不足以言瑞应。且宣帝之世，言凤皇降者，固连翩矣。安知当时儒者，无导谀贡媚之徒，特无传于后邪？且经典之言瑞应者，非独《礼运》也。《礼器》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乐记》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大戴记·诰志》曰：“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谷不处，深渊不涸；于是龙至不闭，凤降忘翼，鸷鸟忘攫，爪鸟忘距，蜂虿不螫婴儿，蟁虻不食天驹，洛出服，河出图。”《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皆与《礼运》相出入。抑非独儒家也，《管子·小匡》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庄子·马蹄》曰：“至治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其言与《二戴记》《论语》，同出一本，亦显而易见也。是何邪？是古人之知识短浅，不知人事而欲徼福于不可知之数邪？非然也。《祭统》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然则大顺云者，亦人事无所不尽，天瑞无所不臻之谓耳。瑞应之来，若由于天，而实由于人。何也？如其三年耕，则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则有三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如此，虽有水旱，谓有水旱得乎？古昔情形，非有史官记录，特口相传述耳。十口相传，不能审谛。小康之治既作，大同之世云遥，乃有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之事，追怀古昔，乃觉其苦乐之悬殊，而津津乐道之。然于古昔之事，知之不审谛也，则以为天瑞之骈臻云尔。且人虽至仁，安能感物，然古言瑞应，必极之于凤凰降龟龙假者，《荀子·王制》曰：“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鼌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用也。故禽兽草木之滋殖，亦人事为之也。”自后世言之，则曰“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公羊》宣公元年《解诂》。一若非人事所致，而德化所感云尔，亦不审谛之辞也。然则所谓瑞应者，其说固不审谛，其言则非无由矣。此诸家之所以共传之与？

　　儒家之无善治也，自其以大同之义，附诸小康之治始也。盖郅治之极，必依于仁。《礼运》曰：“仁者顺之体也。”仁者，不分人我之谓也。亦既知有人我矣，则终不能尽相人偶之道，而克全夫仁。人虽至仁，安能及物。所谓尽物性者，亦不过养长生杀得其时，使足供人用而无乏耳。此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之世为能然。至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之世，则人我分而争夺起，人与人相处之道必不能尽。人与人相处之道不能尽，则人之所以处置夫物者，亦必不能尽其道矣。稍以陵夷，终至大坏，此山林之所以童，而川泽之所以竭也。而儒者乃以修礼达义，体信达顺，望诸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之大人。《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中庸》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皆《礼运》所谓“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礼器》所谓“圣人南面而立”也。董仲舒遂推言之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以是致瑞应而为王道之终，其言之甚美，而不悟所操者之非其具也。此道家之言之所以为得实与？所谓大同之治者，古人盖皆知其有此一境，而莫能审其在于何时。乃皆以意附会道家主无君之治，故所附会者，较得其实。《礼运》记者，记礼之运，而始于大同。盖非不知此义者，其以大同之治，责望于世及之君，岂亦望其渐致小康，以为后图与？定哀多微辞，下士笑大道，弗可知已！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