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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〇）富弼劝辽兴宗不用兵

　　事有不谋而合者，辽兴宗求关南地于宋，宋使富弼报之。《宋史》记其事，谓弼说契丹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大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明日，刘六符谓弼今惟有结婚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其后弼再往契丹，遂不复求婚，专欲增币。夫就宋辽二史观之，兴宗皆似有大志，非可以区区岁币饵者。读史者或疑《宋史·弼传》之辞为不实。然《辽史·兴宗纪》亦云弼为兴宗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害在国家。兴宗感其言，和好始定。《辽史》未必取材于宋，则《宋史·弼传》之言初非不实矣。《旧唐书·郑善果传》：从兄元绖，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元充使招慰。元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颉利纳其言，即引还。与富弼之折辽兴宗，如出一辙。然则兴宗亦颉利之伦，宋辽两史所载，一似志在拓地之雄主，盖未得其实也。果其志在拓地，富弼安得以财利为言，取笑异国？而兴宗亦安能遽听之乎？然则史事之增饰不实者多矣。兴宗之求地，未必不出于臣下之怂恿；而其臣下之怂恿，未必不以虏掠之利动之。富弼固窥见其微，乃以是折之也。夫弼岂知郑元之所为而师之哉？其所遇者同，其所以应之之术自不得不同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