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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五）拓跋氏先世考上

　　晋世五胡，多好自托于神明之胄，其不足信，自无待言。而魏人自述先世，荒渺尤甚，又尝以史事诛崔浩，故其说弥不为人所信。然其中亦略有事实，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所贵善为推求，不当一笔抹杀也。《魏书·序纪》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因汉世乌丸、鲜卑，史皆云以山为号，因有是言，不足信者也。又云：“积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九十九者，合己为百姓也。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又二世至神元，其数凡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传，为三与五之积，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三皇五帝也。世数及所统国姓，无一非九之积数，有如是巧合者乎？况自神元以前，除成帝、宣帝、献帝、圣武帝外，绝无事迹可见。世有事迹传述如是其疏，顾于受封以来之世数，及成帝以降十余世之名讳，独能识之弗忘者乎？其为伪造，夫复奚疑！然安帝统国有九十九姓之说，亦见于《官氏志》。九十九之数，虽不足信，其曾统有诸姓，则必不尽诬，特不当造作成帝其人，而系之于其时耳。至云：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献帝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老，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道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亦见《魏书·灵征志》。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此中圣武帝其人，及献帝之名，又为伪造；而其迁徙之事，及先后有两推寅，则不尽诞。“诘汾无妇家，力微无舅家”，造作者盖亦微示人以圣武以上，悉无其人。至推寅则所谓以德为号者。以德为号而无其名，又傅以神兽道引荒诞之说，正与野蛮部落十口传说之性质相符，故知其非子虚也。

　　《礼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乌洛侯传》云：“真君四年来朝。据本纪，事在是年三月壬戌。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此云旧墟，盖是。《礼志》云凿石为庙则诬矣。魏之先，能兴如是大工乎？然云其地为魏之故土，则自不诬，此固无庸造作也。乌洛侯在地豆干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难水今嫩江；完水今额尔古讷河；北海即贝加尔湖；于己尼盖入湖之巨川也。魏人编发，故称索虏；而乌洛侯绳发；地豆干在失韦西千余里，失韦丈夫索发；可见自失韦以西北，其俗皆同。谓魏人曾居黑龙江、贝加尔湖之间，必不诬也。然其初所居，尚当在此之北。今西伯利亚：自北纬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学家称为冻土带；自此南至五十五度曰森林带；又南曰旷野带；极南曰山岳带，则蒙古与西伯利亚之界山也。冻土带极寒，人不能堪之处极多。魏人盖自此南徙。森林带多蚊虻，亦非乐土，不可居；且鲜卑习骑射，亦不似林木中人也。魏人当时，似自冻土带入旷野带。其地沃饶，然卑湿多疫疠，所谓昏冥沮洳者也。终至山岳带定居焉。后又踰山南出，则所谓匈奴故地者，其地当在漠北。自此至漠南，尚当多历年岁。其事，魏人都不能记矣。自后推寅至神元，历时必久，世数亦必非一。

　　魏人此等矫诬之说，果始自何时乎？《卫操传》谓桓帝崩后，操为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为轩辕之苗裔。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此说而信，则拓跋氏之自托于轩辕，尚在惠、怀之世；桓帝死于惠帝永兴二年，卫操卒于怀帝永嘉四年。然不足信也。《灵征志》云：“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受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象，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此事诬罔，无待于言。又《皇后传》云：“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部落会葬，事所可有，何当举部偕来，至于二十余万乎？其为诬罔，殆与丘池获石等矣。观此二事，则知造作石刻以欺人，实为魏人惯技。桓帝时虽稍知招徕晋人，恐尚未知以文辞自炫。且卫操、卫雄、姬澹、莫含等，皆乃心华夏，其于拓跋氏，特欲借其力以犄匈奴耳，何事道谀贡媚，为作诬辞乎？《操传》又云：“卫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见碑。”一似惟恐人之不信，故列多人以为征验者，其情亦大可见矣。然则此等矫诬之说，果始何时乎？案道武定国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此为魏人自言其先世可考之始。僭位之后，即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诏有司议定行次。崔玄伯等奏从土德。盖一切矫诬之说，皆起于此时。所以自托于轩辕者，以从土德；所以从土德，则以不欲替赵、秦、燕而承晋故也。太和十四年高闾之议如此，见《礼志》。崔玄伯立说虽异，用意当同，盖不敢替异族以触拓跋氏之怒也。世祖册沮渠蒙逊曰：“昔我皇祖，胄自黄轩。”见《蒙逊传》。辞出崔浩。据本纪，事在神四年。高祖时，秘书令高祐、丞李彪等奏曰：“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魏书·高祐传》。皆与《魏书·序纪》合。知道武之世，造作久定，后人特祖述其说而已。

　　隋文诏魏澹别成《魏史》，义例多与魏收不同。其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岂是观过？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隋书·魏澹传》。然则拓跋氏先世可考者止于神元，固人人所共知也。道武天兴二年，祠上帝，以神元配，瘗地于北郊，以神元宝后配；见《礼志》。太武使祭告天地石室，仅云以皇祖先妣配，而不援昌意、始均、成帝之伦；傥亦不欲厚诬其祖乎？然两推寅固当确有其人也。

　　拓跋氏事有年可考者，当始文帝入质之岁，实曹魏景元二年。《魏书》以是年为神元四十二年者，上推神元元年为庚子，取与曹魏建国同时也。亦不足信。

　　或曰：神元能遣子入侍，其部落当不甚微，何至父祖名号，亦无省记？独不观《南史·侯景传》乎？景僭位后，王伟请立七庙，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耶名摽。”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伟别制其名位。神元之初，声名文物，岂能逾于侯景之时？况神元依妻家以起，乃赘婿之伦；其部落之大，盖自并没鹿回始；前此盖微不足道矣。推寅神兽而外，一无省记，又何足怪乎？

　　《晋书》谓秃发氏之先，与后魏同出，其说最确。《魏书·源贺传》：世祖谓贺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魏人固自言之矣。乌孤五世祖树机能，略与神元同时。其八世祖匹孤，始自塞北迁于河西。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匹孤早于神元约百年，其时在后汉中叶，正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之时也。西伯利亚南边部落，盖亦以此时踰山南出。

　　《宋书·索虏传》云：“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虏亦其一也。”《齐书·魏虏传》云：“匈奴种也。”又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胡俗以母名为姓，说无征验。若援前赵改姓刘氏为征，则其时入中国已久，非复胡人故俗矣；况亦母姓而非其名也？匈奴与鲜卑相混，事确有之。《魏书·官氏志》中有须卜氏、林氏其证；而宇文氏出于匈奴，事尤明显，《隋书·李穆传》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因家焉。”此则出于依托矣。然不得云拓跋氏为匈奴种也。魏太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合诸世祖命源贺之言，拓跋氏固明以鲜卑自居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