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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七）孔壁得书

　　孔壁得书一役，姑勿论其信否，而其辗转传述，互相乖异，已足见汉人附会之一端。案此事见于《汉书》者，为《艺文志》及《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著录者：《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考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于《论语》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于《孝经》云：“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志》又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此可见造古文者，以诸家说为不安而改之，亦古文经不足信之一证也。《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歆所言《逸礼》及《书》，篇数与《志》合。所异者，无《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歆但言“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而《志》明言所脱简数字数而已。《汉志》云《书》“凡百篇”，又云“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之《书》，百篇完具。《礼古经》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汉志》之意，谓出孔壁者几何未能定，见下。今姑不列；而《书》百篇，加《论语》《孝经》，已百二十二篇矣。简策繁重，孔壁安能容之？见下。窃疑《书》有百篇之说，刘歆时尚未有；而《班志》又据后人之说，以改《七略》元文也。脱简、间编，理所可有，然谓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则为理所必无。果如此，文义岂复可解？此全系古学既兴后，辗转增饰，不顾事理之辞，向、歆皆通人，必不作此不通之论也。知此必非《七略》元文，或并非《班志》元文矣。不知经有夺文，而即随文为说，汉人亦有之。如《诗序》以《关雎》为《风》始，义实同于三家，下文“是谓四始”之上有夺文。郑答张逸遂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即其一事。然此惟专据书本，而又博而不精者，乃有是弊。今文师学有渊源，必无是也。〇《史记·儒林传》：儿宽之学出于欧阳生。《汉书》则兼出孔安国。欧阳生子又受业于宽。宽弟子蔺卿，则夏侯胜之师也。然则安国之《书》，欧阳、夏侯亦当闻之。即谓逸十六篇，以无师说不传，岂并脱简脱字，亦不为补足邪？抑安国只考逸《书》，而于不逸者，讫未校雠，直待至刘向邪？《史记·五宗世家》：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二十六年卒。其卒，当在武帝元光五年，前于麟止者八年。《世家》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接徙为鲁王言之；下又云季年好音，则共王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坏壁得书，当在景帝之世矣。而《史记》于此，一语不及，殊可疑也。《汉书·景十三王传》，叙共王事，略同《史记》。下又历叙其后嗣。既讫，乃曰：“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沾缀之迹既显，而又语焉不详；而其辞又与《艺文志》如出一口，恐系后人据《艺文志》作此约略之辞，缀于传末，亦非班氏元文也。何者？使此文为班氏所著，则当云事见《艺文志》，以便读者互考；若非班氏所著，则作此传者，与作《艺文志》者，两不相谋，当纪其详，不容作此约略之辞矣。若谓《传》本详载，班氏以其与《艺文志》复而删之，则并此约略之辞，亦可不著也。故知此非班氏元文也。后人此等记识之语，溷入古书中者甚多，详见拙撰《章句论》。

　　《汉书》而外，载得古经事者，又有《说文解字序》及《论衡》。《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此《礼》《记》及《艺文志》之《礼》《记》二字，皆当分读，《礼》指《礼古经》，《记》指《明堂阴阳》及《王史氏记》也。或本作礼，礼记，而夺一礼字。然则许说与《艺文志》合。惟《左氏》，刘歆及《艺文志》皆不言所自来，而许谓献自张苍，未知所据耳。《论衡·佚文》曰：“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闿疑当作闻。弦歌之声，惧，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经传也，而有闿疑亦当作闻。弦歌之声，文当兴于汉，喜乐得闿之祥也。当传于汉，寝藏墙壁之中。恭王闿之，圣王感动，弦歌之象。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正说》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儿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此可见《书》有百篇之说所自来。又曰：“说《论》疑夺语字。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此文疑有夺误。《汉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如《志》及如淳说，则《古论》篇数多于《鲁论》，而实未尝异；《齐论》则多二篇。则此文“齐鲁二”之“鲁”字当衍，三十篇当作三十二篇。否则《河间》九篇当作《河间》七篇。或“《齐》《鲁》二”之“二”字衍，亦如下文作《齐》《鲁》《河间》九篇。至昭帝女此字疑误。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案书》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仲任言《礼》，篇目又增于旧。《书》有百篇，《汉志》未云皆出孔壁，此始凿言之；并言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刘歆及《汉志》皆云孔安国得书，此云武帝使使取视，遂秘于中，外不得见。《左氏春秋》，刘歆、《汉志》皆不言所自来，《许序》言献自张苍，此并云得自孔壁。荦荦大端，互相违异如此。

　　孔壁得书，事有极可疑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公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自序》亦云：“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后汉书·鲍永传》：拜鲁郡太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董宪别帅彭）丰等共会观视，手格杀丰等”。《东平宪王传》：“分阴太后器服，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盖圣人之居，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荒淫，安敢遽坏其室？且齐、鲁者，汉时文学之都会也，言文学者必称焉；学问之士，尤多出焉。孔子宅果见坏，必多有及其事者，其文当散见诸处；不当先汉之世，刘歆而外，更无一人齿及也。《景十三王传》不足信，已见前。《艺文志》本《七略》，《七略》出于歆《移太常博士》，更明系歆语矣。夫孔子冢大一顷，非宅大一顷也。一顷之地，盖百有余室皆在焉。古之授宅者，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在田曰庐，在邑曰里。弟子及鲁人从冢而家者，以孔里为名，盖亦邑居之制。百有余室，仅大一顷，盖室不逮一亩矣。后世地狭人稠，固不得尽如古制也。然孔子故居，及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之处，占地亦必不能甚广可知。古卿大夫之室，前为寝，后为房；民居则一堂二内。见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史记》称孔子之居曰故所居堂，弟子内，盖谓孔氏子弟，非受业之弟子也。颇于民居相近，其占地不能甚广又可知。能藏书几何？《史记·儒林传》曰“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则秦亡而儒业即复；《传》又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尚系辽缓言之。孔鲋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而鲋弟子襄，为孝惠皇帝博士。自陈涉之起，至孝惠之立，凡十有六年；至其崩，亦二十有二年耳；为博士官，年不能甚少，鲋之死，襄必已有知识矣，壁中之书，孔氏所藏与？襄等不应不知；非孔氏所藏与？以鲁儒业之盛，中绝之时之暂，与知其事之人，不应无一存者；安待共王发之哉？《史记》云“故所居堂”，而《论衡》言“孔子教授堂”，语亦不合。疑汉世鲁中诸儒，自有讲堂，即《后汉书·鲍永传》所言者，初未必孔子教授之所，而仲任又以意言之也。升堂闻丝竹之声，语已近怪，至谓古文不当掩，而汉俟以为符，则更媚世之谈矣。明孔壁得书之说，与谶纬荒怪之言同时并出也。

　　刘歆云：“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安国之年，实不能及天汉，前人已有论者。年月舛误，古人时有，原不能据此以定歆说之伪，然歆之无真知灼见，则于此可见矣。至《论衡》之言，则其年代事迹，舛误更甚，更不足据。近人或以充持论核实而信其说，然持论核实是一事，审于史实又是一事。充持论诚多核实，而说史实则多野言。使其生于今日，可以为哲学家，可以为科学家，不能为史学家也。

　　怪迂之谈，托之安国，并不自东晋始。郑玄《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书尧典疏》引。此东汉之古学家，自托于安国也。亦并不自东汉始。《汉书》述《古文尚书》之学始于孔安国，传之都尉朝，以至庸生，《后汉书·儒林傅》作庸谭。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尚书》，传之胡常；常又传《谷梁春秋》于瑕丘江公；与江公三传弟子尹更始之子咸，同受《左氏》于更始；更始之学，出于贯公之子长卿；长卿之学，传自其父；又受《毛诗》于毛公，传之贾延年，以及徐敖；而敖又授《尚书》于胡常者也。敖之书，传之王璜；璜则受《古文易》于费直。古文授受，辗转皆出此数人，而其世代又多不讎，谓其学有师承，得乎？《后汉书·儒林传》谓孔僖世传《古文尚书》，亦不足信。

　　刘歆所谓鲁国桓公者，盖徐生之弟子。《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桓生盖亦颇能通《礼经》而未善者，故西汉人数经师者不之及。则知《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皆当时第一流学者也。而刘歆乃援彼颇通而未善者以自助，抑何其下乔而入幽乎？

　　汉初传经，本重大义，至古学出，乃斤斤于文字之间，然其所以自侈者，亦不过谓今经或有讹夺，如所谓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已。至东汉，乃有以古书之字，为时人所不识者，如《论衡》谓共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成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是也。《尚书·伪孔传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说本于此。

　　《后汉书·陈宠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谢病不肯应。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则壁藏《诗》《书》，汉世确有其事。孔壁得书，伏生壁藏，盖皆因此而附会也。然观其说之诞谩不中情实，而其为附会可知矣。秦焚书之令曰：“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其诛甚重，而令下三十日不烧，不过黥为城旦而已。秦法虽酷，行于山东如何，殊不可知。以当时爱尚艺文者之多，岂尽能奉令维谨？官吏亦岂能真按户穷索？《史记·六国表》曰：“《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明当时不烧者实不少，此实录也。《汉志》言《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一似凡在竹帛，无不烧毁者，则想象之谈矣。《汉志》所载书，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虽有汉人所撰，要以出于先秦者为多，岂皆有人壁藏之欤？抑皆讽诵，不独在竹帛欤？则知壁藏《诗》《书》，秦汉间虽有其事，而书之存则不尽由此，抑不由此者正多也。而后人附会，一若孔壁得书，于经籍有绝续存亡之关系者，则皆《论衡》所谓语增而已。仲任诘难经生，不遗余力，而于古学家附会传讹之说，初不深思，亦可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

　　或曰：古人于年月日人地名等，时有错误，至于事之大体，则递相传述，必不容全属子虚，子不既言之乎？见《太誓后得》条。孔壁得书，果云乌有，刘歆安得造作谰言，以诬博士；而博士亦何不据事以折之乎？不知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不独博士闻刘歆之言，不知考校孔壁得书果有其事与否；即刘歆，亦或误采传讹附会之说，而未之深思也。何者？歆而欲立《逸礼》及《古文尚书》，径以其为中秘之藏，主张立之可矣，何必造作谰言，授人以攻击之柄？况于中秘书非歆所独见；书之来历，亦断非歆所独闻；歆即欲造作谰言，曾与校雠者，岂肯皆扶同徇隐？然则孔壁得书，必固有是说，而非歆所造作明矣。然则为是说者，果有真知灼见欤？曰：无之。王仲任，汉世之通人也，而其说史事，纰缪之端，不可胜指。可知学问之事，随世益密，求史事之核实，尚非汉人所知也。当日校雠中秘之士，其才知岂能远踰于仲任？汉世中秘之书，盖或得之于鲁。壁藏《诗》《书》，秦汉间既有此事，鲁国自亦有其人。既有壁藏《诗》《书》之人，自当有坏壁得书之事。鲁共王好治宫室，或亦尝坏人之室以广其宫。至于曾否得书，恐必难于究诘。何则？如前所说，谓共王坏孔壁而得古书，有种种不可信者在也。然市三成虎，岂复可以情理求？一人为附会之辞，后人更弥缝其阙，则初不知为何书者，后可凿言之曰《逸礼》与《书》；初不知为何人者，后可确指之曰鲁共王；初不知为谁氏之宫者，后可故神之曰孔子之宅；初不知其何由人中秘者，后可臆度之曰安国献之；初犹知为臆度，后竟以为事实矣。此非厚诞古人，观于孔壁得书之说之首尾衡决；以及《论衡》述及史事之纰缪百出；固使人不能不作此想也。刘歆殆为是等说所欺欤？南海康氏《新学伪经考》，以一切伪说，悉为刘歆一人所造，不徒证以史实而不合，即衡以情理，亦必不然，宜乎近人之攻之也。然遂以当时之古学家为能实事求是，其欲建立古学，纯出于欲广道术之公心，则恐又不合于事实。果能实事求是，则古学家所立之说，不应多支离灭裂之谈；果尽出于欲广道术之公心，则亦不必与人争立学矣。《汉志》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敞曰：“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五十六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案七十之当为十七，更无疑义，而学字当为与字，是否则尚有可疑。如敞说，当于“及孔氏”断句，《礼古经》兼出淹中孔氏；作学字，则当于鲁淹中断句，《礼古经》专出淹中矣。《隋书·经籍志》曰：“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初未及于孔氏。《释文叙录》引《六艺论》曰：“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既兼言《记》，亦无以断刘氏之意，谓《礼古经》必兼出孔氏也。此亦汉世所谓古经不必出于孔壁之一证。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