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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一）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消长

　　抑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非独中国也。印度之于西亚，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数者实如出一辙。然则武力之不竞，乃文明民族之通病，非中国独然也。欲求中国武力不竞之原因，又非先求文明民族武力不竞之原因不可矣。

　　论者多谓文明民族，好斗之心，健斗之力，远非野蛮民族之比，是以每遇辄北。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何者？果如所言，则必文明民族，真不能敌野蛮民族而后可，然考诸历史，殊非事实也。五胡乱华之世，北方争斗，盖罕用汉族为兵，即有之，亦不视为精锐，此非东晋后始然，后汉以来，久启其端矣。此盖由异族性质强武，故中国亦好用之，如张宗昌等之喜用白俄人也。然当高齐之初，高敖曹所将汉人，即视鲜卑并无逊色。而如东晋之末，宋武帝北伐之师，萧梁之世，陈庆之送元颢北还之众，其强悍善斗，虽野蛮民族视之，犹愧弗及焉。此外如元兵之强，而完颜彝能屡胜之；清初起时之锐，而袁崇焕能屡却之，此等事不胜枚举。故谓文明民族，战斗之力，不逮野蛮民族，乃从其胜负既定之后，辜较成败为之辞，而非真就每次争战，详察其实，而得此说也。夫其说既系事后辜较之谈，则安知其胜负之原因，不别有所在，而果在两军之战斗力邪？夫就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全体衡之，其好斗之心，与健斗之力，诚皆非野蛮民族之敌，然以中国之大，岂待举国尚武，而后足与蛮夷敌哉？贾生论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史记》谓匈奴，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人，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甲骑尚不足二十四万，老弱同于壮丁，妇女同于男子，亦不过百万耳，此岂待以举国之众以敌之哉？苏轼谓全赵可以制匈奴，信不诬矣。夫必待举国之众，强悍善战，而后足与野蛮民族敌，则文明民族，因其生事教化之殊异，诚不免为一难题。若一两县尚武之众，而谓中国无之，岂情实乎？况乎人之性质，可以训练而成，举全国之民，悉训练之而臻于强悍，自非旦夕间事。若谓数十百万之众，不能训练以跻于有成，则非情实也。况乎五方风俗之不齐，又有不待训练，本已强悍者邪？然则谓文明民族之不敌野蛮民族，由其人民性质之柔弱者，非也。至于财力器械之不敌，则皆与远西接触后事，昔日之无此情形，更不俟论。然则中国不敌夷狄，其原因果安在哉？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文明民族之不敌野蛮民族，此盖为其真原因。古来第一汉奸，当推中行说。中行说论汉与匈奴之长短曰：匈奴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汉则礼义之敝，上下交怨。伊古以来，为此等说者，不知凡几。至于明清之际，亭林蒿目世变，痛心宗国之沦亡，而其论中国外夷强弱之原因，犹无以易此说也。然古来持此等议论者，皆以为中国重滞，外夷径捷。中国重滞，由于文繁，外夷径捷，由于法简，归其原于政治之得失而已，而不知有分数则使众如使寡。使众如使寡，则用大犹用小也。而小敌之坚，大敌之禽，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众且大者之势，卒非寡弱者所能与也。然则中国之不敌外夷，尚不在其政治之径捷与重滞，而别有所在矣。嗟乎，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者邪！夫以中国之文明，用中国之众且大，谓其不能有分数，使之如寡小者，不可得也。抑观历代之法令，虽不足以云径捷，然如使其实而行之，虽稍重滞，谓政事军事，必致于败坏决裂，不可收拾，无是理也。所以败坏决裂，不可收拾者，皆名实不符。核其名犹是，而按其实则非，有以致之耳。所以名实不符者，则由其社会之积弊已深，私人之利益，与公众相反者众也。今请举实事以明之，当日俄战争之际，日本有所谓代耕之俗焉，一夫出征，则其所荒弃之田，由其邻里代为之耕，而凡征人之妻子，有所求于市，市人或廉其价，有疾，医者或不取费，为之疗治。其事殊，其意一也，中国有之乎？夫士之临阵而屡北，非果畏创夷，怯白刃也，其十八九，盖亦由其后顾而不能无忧焉。管夷吾有老母在，则三战而之北，古之人已然矣。然则如日本之士，与中国之士，使之陷阵却敌，奋不顾身，孰为有后顾忧，孰无之乎？人孰不好生而恶死，然所谓生者，非徒傀然七尺之躯，偷息于天地间云尔，固贵有生人之趣。今使战败而归，父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友朋不之齿，其生人之趣安在？安得不轻死伤，重降北，而如其舆论久背公党私，虽为降虏，为敌间谍，甚者且为之先驱，苟其富贵利达，父母妻子，宗族交游，引以为光宠如故也，洪承畴、吴三桂之徒，安得不接迹于世哉？况也，夺伯氏邑而无怨言，徙廖立而致其垂泣，管葛之用心无特法，其不可多得也久矣。世固有慷慨之士，本愿效忠于国，其才亦有可用，徒以扼于权奸，不获申理，遂不恤反颜事仇者，宋末之刘整、夏贵是也。其罪固通于天，然遏抑之者，亦宁能不分负其责哉？此等事悉数难终，要皆文明社会多，而野蛮社会少。文明社会有之，或冤沉海底，野蛮社会有之，必较易平反。故文明之人，非生而怯也，其社会固束缚之，驰骤之，使之不得不怯，甚至迫害之，使不得不从敌。野蛮社会之人，则皆反是。故文明人之见陵于野蛮人，非不幸也，优胜劣败，理有固然。论者或以文明人之见陵于野蛮人，而叹福善祸淫之不足信，而不知此正福善祸淫之最可信者。何则？文明人虽文明，其社会组织固恶，野蛮人虽野蛮，其社会组织固善也。惟社会组织虽善，文明程度太低，则亦不足战胜。历代野蛮人所以受制于文明人者以此，然至其文明渐进，而足以与文明人为敌，则文明人之厄运遂至。如鲜卑，其初屡见破于中国与匈奴，然至精金良铁，多漏出塞，而鲜卑有其器，汉人逋逃，为之谋主，而鲜卑有其法，檀石槐遂兼匈奴，扰汉边，中国任名将，发大兵，三道出塞，一时败绩矣。然则今日之黄白人，虽若天之骄子乎？至于利器悉为黑人之所有，以黑人健全之社会组织，用白人之利器，今之所谓文明人者，能否久居人上，或不免为蒙古盛强时之中国人与西域人，犹未可知也。夫以今日之白人，其势力诚如骄阳当天，未知时日之曷丧，然世事之变迁，宁可逆料，当唐天子称天可汗，尽服从北夷时，安知室建河畔一小部落曰蒙兀者，乃能创建跨据欧亚之大业哉？

　　故民族强弱，究极言之，实与治化隆污，息息相关，而治化之隆污，其本原，实在社会组织，徒求之于政事之理乱，抑其末焉者也。此等究极之谈，目前言之，诚若迂阔而远于务。然如现在普通人之见解，以为只须训练人民，使之健斗，又或标榜一二民族英雄，资其矜式，便尽提倡民族主义之能事，则可谓肤浅之至。从古以来，人民无以一人之力，与异族斗者，皆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则此一团中人之和，与夫一团中人人之勇相较，而和之用实为较大，何则？惟一团中人相与和，乃能致一团中人人之勇。否则虽有勇夫，不过仗剑死敌，以求其一心之安，于国事初无丝毫裨益，其下焉者，或不免反颜事仇也。夫欲彻底改善社会组织，自非旦夕间事，然居今日而言提倡民族主义，亦不宜专从粗浅处着眼，群之和，重于一夫之勇，虽不能彻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具体言之，则如今日，能训练人民，使之皆可为战士，故属要着，然如何筹划，乃可使出征之士，较少后顾之忧，可使为国宣劳者，可为公众所爱慕，袖手旁观，若临阵奔北之士，可为公众所不齿，此等风气之造成，较诸授人民以行陈击刺之技，实尤要也。言不能悉，举一端，他可类推。

　　昔时读史者，多注重于个人之行为，故多崇拜英雄，今日之眼光，则异于是。何者？知事之成敢，复杂万端，成者不必有功，败者不必有罪，谋胜者不必智，战败者不必怯也。生物界之情形，大抵中材多，极强极弱者少，惟人亦然，无时无地无英雄，亦无时无地无庸劣之士。群之盛衰，非判之于其有材无才，乃判之于有材者能否居于有所作为之地位，庸劣者能否退处不能为害之地位耳。故望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言消长而不言有无，其意可深长思也，此义言故与学者，皆不可不知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