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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越大，他就越来越相信生食好，有利于健康。在家里，他给自己准备了一大堆让人感到反胃的切碎的胡萝卜、洋葱、萝卜，甚至生土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东西，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对老婆说：“你要愿意，就去吃你的烤肉啦，牡蛎啦，还有火鸡吧，只要不怕把自己毒死，我才不会吃这些玩意儿的。不，哼！我绝对不会吃的！我可是很在意我的胃的！”不过，他这时用的代词“你”是泛指的，而不是特指的，因为要是哪位女士不吃那些“烤肉、牡蛎和火鸡”的话，那她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再或者，要是说到衣服，说到他那把干骨头怎么能受得了波士顿寒冷刺骨的冬天的话，他就会轻蔑地大叫：“大衣！我才不穿呢！全世界的那些破大衣白给我都不要呢！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能把细菌全都招来，还能让你得感冒和肺炎。我都三十年没穿大衣了，而这三十年来我也从没有得过一丝感冒——没有！就连感冒的样子都没有过！”——这是个不完全准确的断言，因为每个冬天，他至少都会很生气地抱怨两到三次，说再没有什么地方的气候比波士顿的更讨厌、更可恶、更加变化莫测了。

　　同样，说到洗衣服的话，他会轻蔑地宣布，他是不会把“他的衬衣和领子送去让哪个又老又脏的中国佬在上面吐痰或是怎么糟践的——绝不！”他会开心地狂笑，就好像他那想象力丰富的大脑里又闪现出什么新的令人痛恨的恶心玩意儿——“绝不！还要熨呢，然后你就会穿着老中国佬吐过口水的衣服到处走！”——（呸呸呸呸呸！）——说到这儿，他就又做着鬼脸，撅着他的橡皮嘴，嗤之以鼻地大笑，感到又得意又满足。

　　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在迈进办公室之前，他会紧攥着那双骨节粗大的手。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巴斯科姆·霍克一直是他那个神奇家族中有学问的人：他是个智力超强但情绪紊乱的人。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那古怪的着装、言谈、举止、走姿都成了他南方亲戚们的笑柄，但是他们的嘲笑还夹杂着自豪，因为他们认为他的人格魅力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家族是多么独特。“没错，他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古怪。”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说。

　　由于南北战争，巴斯科姆的青少年时期在极度贫穷中荒废掉了：他在青少年时期像根须一样牢牢地依附在土地上，过着一种从事体力劳动、痛苦、俭朴、受罪的生活，那是一种从大地中拼命、不屈不挠、重构自我的生活，那种生活丰富并扭曲了他的人生。而且，从一开始，他的心中就燃烧着仇恨，他仇恨人类有失尊严的行为，他充满激情地宣扬人类的高尚与祥和。他比任何人都憎恨父亲的失职，也憎恨他使一个个子嗣降临到这个一贫如洗的世界。

　　“他们一个个不幸地来到这世上，”他后来说，声音激动地颤抖着，“我就会走进树林里，用脑袋撞击着大树，愤怒地咒骂上帝。真的，”他继续说，迅速撅起了长长的嘴唇，盖住了那几颗松动的门牙，十分夸张而迂腐地说，“我承认我骂了，可我并不羞愧。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太差了！”——他抬高了声音，像是在唱福音，“可以说——简直像动物一样。那么——哎——你有何感想？”——他说，在结束他福音般的诵叨后，他的神态和语气突然变了，变得有些诡秘。“唉，你知道吗，孩子，有一次，我不得不把我父亲叫到一边，告诉他我们的生活处境毫无体面可言。”——他听后，声音低得像在耳语，然后他用僵硬的大手指拍了拍我的膝盖，撅起嘴唇裹住了那几颗上牙，显出一副极度痛苦的表情。

　　贫困一直是他年轻时的情人，巴斯科姆·霍克不会忘记：贫穷一直在他心底燃烧着。他在一个偏远的学校接受了教育，尽己所能地阅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书，然后在一个乡下学校教了两三年书。二十一岁时，他借了钱，乘火车去了波士顿，去哈佛大学求学。不知是因为他心中的那团火，还是他坚定的决心，他被录取了。大学期间，他当过接待员，干过家教，为别人熨过裤子，和其他两个贫穷不幸的人合住在一间屋子里，每周靠三块半钱生活，做饭，吃饭、睡觉、洗衣、学习都在一个地方。

　　七年后他完成了自己在大学神学院的教育，还精通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形而上学。

　　贫困、对学习的狂热、与他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些都使他变成了一个憔悴的狂热者：三十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瘦弱的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疯北方佬，颧骨突起，阴沉饥渴的双眼，橡木色的头发又浓又密——六英尺三英寸的身材又瘦又长，特别滑稽，在嘲弄他的世人面前拼命、毫无顾忌地打着手势讲话。但是他的脑袋又瘦又小：他的模样颇似伟大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只在个别方面略显不同。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娶了一位家庭背景良好的南方姑娘：她来自田纳西州，父母双亡，七十年代来到了北方，和一个叔叔在普罗维登斯生活了好几年，这个叔叔是她多达七万五千美元财产的监护人，尽管她异想天开地把总数记成了二十万，她的叔叔却挥霍了一部分钱，还偷走了剩下的。因此，她嫁给巴斯科姆时并没有多少嫁妆，但是她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身材很好。巴斯科姆用手使劲地捶打着墙壁，直至手指鲜血淋漓，最后跪倒在上帝面前。

　　巴斯科姆遇到她时，她在波士顿学音乐：她的声音是深沉的女低音，唱歌的时候声音会发颤。她是个小个子女人，为人诚挚，细皮嫩肉，行动快捷，说话干脆利落，明显带着南方口音。她是那种敏锐严肃、十分贤淑的小女人，虽然不够幽默，但她很爱这个瘦弱的追求者。他们相识有两年了：二人会一起去听音乐会，听演讲，听布道；一起讨论音乐、诗歌、哲学和上帝，但是从来不讨论爱情。但是有一天晚上，巴斯科姆和她在位于亨廷顿街的公寓客厅里见面，由于要说的话很重要，他的声音颤抖着。他是这样说的：“路易斯小姐！”他小心翼翼、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自己的手说，“当一个男人具有成熟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后，他就必须考虑一件最为重大的事情了——嗯！这可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了。我说的这件事就是——婚姻。”他停顿了一下，这时候壁炉架上的时钟准时地敲响了，一匹马儿跑过街道，马蹄声十分响亮。路易斯则神情平静地坐着，显得端庄、高雅，但她觉得时钟敲打的是她自己的心房，它随时都会停止不动。

　　“对一个传授福音的使者来说，”巴斯科姆继续说，“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一旦做了这个决定，那将是不可改变的，他一定要始终不渝地遵守——哎！直到生命终结，入土为安，所以任何一个可能出错的决定，”他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都会引起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巴斯科姆舅舅不紧不慢地说，“决定迈出这一步后，我完全意识到——你听着，完全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肃性。我审查过自己的灵魂，叩问自己的心灵；我登上高山，跨进沙漠，和我的主谈心，直到，”他提高声音，像个恶魔在吼叫，“再也没有一丝的疑惑，没有一丝的顾虑，没有一丝的怀疑！路易斯小姐，我已下定决心，让这个十分般配的年轻女士来做我的伴侣，我最渴望的知己，鼓励我前进的人，陪伴我度过余生，伴我度过人生中每一个烦恼和困难，和我一起分享上帝在他的高深莫测的旨意中所规定的一切，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悲伤或快乐——路易斯小姐，我已决定那位女士就是——你！——因此，我十分荣幸地请求，”他缓慢而充满深情地说，“你嫁给我吧。”

　　她爱他，曾期望过这一刻，曾经为这一切痛苦地祈祷过，而现在，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于是她猛地站了起来，高雅、端庄地说：“彭特兰先生，我很荣幸能得到你的尊重和感情，我答应你，我会尽快认真考虑这件事的。彭特兰先森（生），我完全明白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很严肃认真的。对我来说，我必须告诉你，彭特兰先森（生），要是我答应了你的求婚，要嫁过来时不会带任何财产，我本来有一些财产，但是已经让我的叔叔连哄带骗地夺去了——这是真的！就是我那个邪恶的监护人。所以，要是我嫁给你，我没有一分钱的嫁妆，我原本希望能给我丈夫一大笔钱。”

　　“噢，我亲爱的路易斯小姐！我亲爱的小姐！”巴斯科姆舅舅叫道，手在空中挥舞着做了个反对的手势。“不要认为——千万不要认为，我求你！对金钱的考虑会影响到我的决定。噢，丝毫不会的！”他喊道，“不，根本不会！”

　　“幸好，”路易斯继续说，“那个无赖没有完全花光我的遗产。还有一部分，还有很小的一部分。”

　　“我亲爱的姑娘！我亲爱的小姐！”巴斯科姆舅舅叫起来，“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留下了多少？”他追问。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

　　巴斯科姆很快就在中西部的一家教堂里谋到一份差使：薪水高，还有房子。

　　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从一个教堂换到另一个教堂，从这个宗派换到那个宗派——先去了布鲁克林，然后再回到中西部，接着去了南北达科他州、泽西城、马萨诸塞州西部，最后又回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几个小镇。

　　巴斯科姆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肯定上帝会听得到：他讲道很精彩，他憔悴的面容在讲坛上容光焕发，他的声音高亢而响亮，激动时会变得沙哑。他的祷告是在强烈地恳求上帝，他的热情如此疯狂，他的听众往往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这些祷告几乎像是亵渎神灵的言辞。然而，不幸的是，有时我舅舅疯狂的口才会让他自己也承受不了：他的声音总是富有激情，大有穿云裂石之势，他会猛地向前跌倒在讲坛上，用他细长的手指捂住脸，痛哭起来。

　　在中西部，在他去的第一座教堂，他的这种传教方式并不受欢迎——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会成功，要是一个人哭得投入又快乐——在罪人忏悔的侧廊里——透着眼泪勇敢地微笑，那么这种方式可能会成功；但是，巴斯科姆在布道时会选一些不大合意的主题，如果他选取了“波提乏的妻子”“路得，玉米地的女孩”“巴比伦的婊子”“屋顶上的妇人”[80]之类的主题时，他往往会情绪失控，不能自已。

　　他的思维总是受到良心的左右——他先后信过圣公会、长老会、唯一神派，想在所有复杂的新教中找到一个他所认同的教义。他一直在寻找，后来却相继放弃了他的发现。在四十岁时，他把唯一神教中最自由的成分和不可知论的思想疯狂地输入到自己的布道中：他模仿卡莱尔[81]写散文，模仿马修·阿诺德[82]的风格来写诗，这些举动都流露出了他的新信仰。一天早上，他在讲道坛上读了一篇名为《不可知论》的诗歌之后，他与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间的关系就突然结束了。这首诗十分简洁，但缺乏韵律，每节诗都简单、悲伤地重复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

　　大概如此吧。

　　就这样，巴斯科姆·霍克快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在公共场合布道了。他要去哪里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有着他们家族对财产所特有的强烈欲望。他成了一个“办理财产转让等事务的律师”，他对财产转让权益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多；但是他开始在波士顿郊区购买土地并修建了廉价的小房子，还亲自设计房屋来节省建筑费用，要是可能的话，他还亲自做一些打地基、安管道、刷房子之类的零活。

　　他认为任何东西的要价都过高——他特别厌恶给劳工支付工资，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会在家里大发雷霆，疯狂地跺着脚，大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瑞士人——或其他任何不幸在最近的账单中出现过的民族，骂他们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肮脏奸诈的杀手，想伺机密谋抢空他的钱包。他连珠炮似的辱骂他们，沙哑高昂的声音变得又尖又高，直到全身无力，这时他会想起一个比他更强大，更能说会道的人——他那个可憎的合作伙伴，大块头的约翰·T.布里尔，然后他会把手伸向天空，呼唤着上帝和布里尔。

　　如同他那些对可怕的战争和饥饿有着清晰记忆的族人一样，他望穷而逃：他是那种希望能靠省吃俭用来避免受穷的人。

　　因此，他自己修鞋，穿着上了年头的衣服；他在他那沙石满地的花园里拼命地播种和收获着，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别人的蓄意勒索。

　　那些他修起来的小房子——不，那不是他修建的！——是他在经历了生孩子似的阵痛后养出来的房子，都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然后在长期的协商后，才有利可图地把它们卖给那些小气的劳工和商人：爱尔兰人、犹太人、黑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每次买卖结束或者收到这些人的现付后，巴斯科姆舅舅在回家的路上都会欣喜若狂，强行向路人大声说着犹太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瑞士人或希腊人的美德。

　　“世上最好的人！这毫无疑问！”——这最后一句是他每次收到付款或说服对方时最喜欢说的话。 上帝的孤独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