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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当时在场的5个人——包括我自己、兰迪·舍波顿、约翰·布拉克特、斯通维尔·安德森以及迪克·卡尔全都被逐出了学校，等待接受司法的审判，最后在父母和亲属的监护下被释放回家，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一切全都是事实。但是那本书出版以后，人们对它进行的各种捏造、戏弄全都是假的。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并没有被那次事件完全“毁掉”，也没有“饱受痛苦”，我们后来的生活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行为所酿成的悲剧（5位因公民权利被剥夺而饱受其苦的孩子，至少有3个人……我不讲明哪3个人……只充当了围观者）在我们年幼的生活里留下了黑暗而可怕的印记。但是，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们面色苍白、无助地站在月光下，看着那个可怜的孩子由于失血过多而撒手人寰。当晚兰迪低声地对我说：“我们都没犯什么罪，只不过都是几个该死的笨蛋而已！”

　　当晚我们就是那样认为的。当我们由于惊恐而无力地跪在那个垂死的男孩周围的时候，我们都是那样认为的。我知道贝尔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看到我们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恐怖和悔恨，虽然他快要死去了，但还是试图报以微笑，并想和我们说话，但他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明白，他要是能说出话来，他肯定会说都是他不好，他知道我们的心中并没有邪恶，没有邪恶，只有愚蠢。

　　是我们害死了那个男孩……是我们的愚昧把他活活害死……但是他弥留之际的喘息声便是对我们的唯一评判。我们让柏拉图·格兰特感到心碎，他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哲学家，但是当晚他看着可怜的贝尔，然后转过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的上帝，孩子们，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就是全部。甚至连贝尔的父亲对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在首次风暴过后，全国上下义愤填膺。这都是对我们的惩罚：我们清楚一切全完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不停残忍地提出那个致命且不可逆转的“为什么？”

　　我们很快就明白、感受到了这一点。第一轮愤怒爆发过后，我们很快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刚满3年，我们的政治权利又悄悄地恢复了。（至于我本人，当时只有18岁，甚至还没有因为剥夺权利而错过一次司法表决。）开除学籍之后的第二年，我们都被允许重返大学，并且修完了全部课程。各地民众的感绪不仅大大地软化了下来，而且连他们的结论很快都变成了：“他们并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几个该死的傻瓜而已。”后来，随着我们重新获得政治权利，民众的情绪实际上变得更加宽容。“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人们这样说，“他们只是孩子，并不是故意那样做的，除了……”这是对我们有利的观点，“……这次事件以生命为代价，但却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加清醒。”

　　至于5个人后来的情况，兰迪·舍波顿现在已经去世了，而约翰·布拉克特、斯通维尔·安德森、迪克·卡尔都在自己的地区功成名就。我上次见到斯通维尔·安德森的时候，听说他做了律师，而且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政治领袖。

　　他平静地对我说，那次事件对他的职业生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反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说，“要是人们发现你恪守规矩，他们就会忘记你过去所犯的错误。我觉得，总的来说，人们不仅会原谅你，甚至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要是他们觉得你是个守规矩的人！”此句话的意义不必多说，但我觉得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件事。对于其他的3个人，布拉克特、安德森和卡尔，他们的“守规矩”并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他们为守规矩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倾向，在松岩事件中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觉得，自从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人们对我的“不守规矩”纷纷给予了谴责，这比起给予可敬的布拉克特、安德森和卡尔的谴责还要恶毒得多。

　　唉，福克斯，我不嫌麻烦地向你讲述了我人生中某个还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因为我认为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听说这件事，并有可能紧张地对此作出解释。在利比亚山地区，有些人觉得我撰写的书合理且完整地解释了发生的一切。

　　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这件事情令我饱受苦恼和痛苦，于是想以这种形式讲述给你听。你的思想和内心几乎完全能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讲述给你，但你仍然会有一丝疑惑，而且我知道你会一直疑惑下去。有时候，你近乎严肃地想要劝说我放弃自己的“激进主义”。我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任何激进主义，即使有，那肯定不是你使用那个词时所表达的意义。

　　所以，请相信我，松岩事件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它什么都说明不了。

　　相反，我认为，对我和其他参与那次事件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一场经历，它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更加恪守规矩。

　　福克斯，你有一个朋友名叫亨特·康罗伊，是你把我介绍给他的。他只比我年长几岁，但是他却坚持他所谓的“迷惘的一代”的观点。你知道，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喜欢到处声张的人，他非常热情地想把我也列进去。

　　对此亨特曾和我争论过。

　　“你也属于这个群体，”他曾经一本正经地说过，“你和我是一条道上的。你没法摆脱这个。你是其中的一分子，不管你主观上怎么认为。”

　　对此我粗鲁地回应道：“难道你想抬举我！”

　　如果亨特想加入“迷惘的一代”——就像那些渴望拥抱荒野幽灵的人一样，这真令人吃惊，但这只是他本人的事。他可不能把我加进去。如果我被列在其中，那便是对我认识和意志的极大违背——我坚决不同意。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迷惘的一代”，而且我从来没有这么感觉过。事实上，我非常怀疑“迷惘的一代”的存在，每一代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着，都注定会迷惘。不过，我最近有了一个想法，觉得要是在我们的国家真有“迷惘的一代”这样的东西，那很可能就是由那些年长的中年人组成的，因为他们仍然在讲1929年以前的语言，他们只知道那些语言。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已经迷茫了，但是我并不在其中。

　　虽然我觉得自己并不属于某个地方的迷惘一代，但事实是，作为一个个体，我真的迷茫了。福克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这么迫切地需要你的原因吧。因为我已经迷茫了，正在寻找某个年长的智者，为我指明前进的道路。而我找到了你，你接替了我已经故去父亲的位置。在我们一起共事的9年里，你的确帮助我找到了前进的道路，虽然你本人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这条路却通往与你的意图相反的方向。因为事实是，我不再感到迷茫，我想告诉你为什么。

　　当我回到松岩学院，完成所有的课程并顺利毕业的时候，当时只有20岁。

　　我没有料到竟然会找到一位比我更加苦恼、更加困惑的人。我被送往大学“为人生做好准备”，这是当年人们常用的说法。但最后的结果表明，我的大学教育几乎让我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我来自美国最为保守的地区之一，是那个地区最保守的部分。我所有的先辈们，直到一代之前，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靠土地生活的乡下人。

　　我的父亲，约翰·韦伯一生都在劳作不息。他从12岁起就开始做苦役了。

　　就像我以前经常对你说过的，他天生就是一位能干、聪明的人。但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寄予了厚望：他把我上大学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在我即将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却辞世了。但我上大学的钱全都是他出的。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们应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实用性的学位，但实际上这种学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在他眼里，大学不仅是一扇向所有好学者敞开的神奇大门，而且也会让他们通过愉快的学术熏陶，自由地踏上任何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成功只有沿着那些最熟悉、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道路才容易获得，实际情况恰是这样。

　　他在临终前为我选定的道路是某个工程学的分支。他坚决反对乔伊纳提出的法律专业。父亲觉得法律作为职业用处并不大，而且人们对律师不够尊重；他通常把律师描述成“一帮奸诈的人”。在他弥留之际，我看望过他，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忠言是：“学会做点事情，学会创造新事物——这就是上大学的目的。”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早年由于贫穷无法使他学习超越木工和泥瓦工之外的知识。他是一位不错的木匠，一个良好的泥瓦匠——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喜欢称自己为建设者。事实上，他的确是建设者。但是我认为，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哑巴，难以说清自己内心的痛苦，觉得自己无力设计和创造什么。当然，要是他知道自己希望的“做”与“创造”的形式最终有多么古怪的时候，他肯定会大失所望的。我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对法律和写作那么厌恶。

　　但是直到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无论我拥有什么样的天分，它们都与工程或者法律毫无关系。一方面，我在工程技术方面毫无任何能力；另一方面，鉴于我在随后多年的探索，我觉得自己太过于诚实，无法胜任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怎么办呢？由于在松岩事件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主谋，我被驱逐出了大学。除逻辑课获得一分以外，我的学术生涯中再也没有任何闪光的记录了。我辜负了父亲和乔伊纳对我的期待。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乔伊纳已经对我彻底地失望了。

　　由于以上许许多多的原因，我甚至连自己都难以接受这些荒谬、不切实际的强烈写作愿望。这不仅再次证实了人们对我的最大怀疑——我担心，这种怀疑开始腐蚀我本人的观点。因此，我最初的陈述都是逃避性的。我曾经想过从事新闻工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清楚地知道当初这个想法产生的原因。

　　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热衷于新闻的热情大惑不解，但是我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自己。因为从事与报纸相关的工作是我所知唯一能够从事写作、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还可以向世界以及自己证明我并没有浪费时间。

　　向家人公开坦言自己想做一名作家是不大可能的。按现在的话说，成为作家就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如果能成功的话”。在乔伊纳的思想深处，在我本人的思想深处，“作家”距离自己太遥远了。就像拜伦或者朗费罗，或者……或者……欧文·S.科布……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有能力把单词汇集成诗或故事或小说，然后印刷成书，或者发表在像《星期六晚邮报》那样的杂志上。

　　因此，他显然是那种古怪、神秘的人物类型，过着古怪、神秘、光彩夺目的生活，来自奇怪、神秘、光彩夺目的世界，而且远离我们熟悉的生活和世界。

　　对一位在利比亚山小镇上长大的孩子来说，他公开表示自己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异于精神失常。回忆一下叔叔兰斯·乔伊纳的日子吧。他年轻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拉小提琴，后来又从叔叔马克那里借来50美元去上颅相学课程。有人曾经对我说过，我和兰斯叔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我清楚，要是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大家一定会觉得这种相似性会更加显著。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回想起这一切，倒觉得很有意思。这也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美国人的特点。即使在今天，我觉得乔伊纳家族的人并没有从我真的成为“作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这种态度，也就是我20岁时的态度，多年里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接受了父亲遗留给我的一小笔遗产，怀着欣喜的心情把自己的秘密连同我的几条裤子一股脑儿装进了手提箱中，开始动身远走。一个男孩背着行李，踏上了追求名利和荣耀的道路。也就是说，我来到了纽约，找了一份报社工作的差使。

　　我真的在寻找工作，但是却没有全力以赴，最终我并没有找到。在这段日子里，我有足够的钱来维持我的生活和写作。后来，等手头的钱花光后，我只好屈身在纽约市的某个了不起的教育机构里担任讲师。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妥协，但是它却有一项好处——它能使我正常地生活，并继续从事写作。

　　在纽约工作的第一年，我和几位男青年共同租用了一间公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南方人，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结识的人。通过其中的一个人，我结识了一些住在“村子”里的年轻艺术家。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与年龄同我相仿、久经世故的年轻人有了交往。他们与我不同，不是来自边远的穷乡僻壤，不是孤陋寡闻、性格胆怯、只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这些年轻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能够从容应对这个世界，他们随意却坦诚地告诉我他们都是作家。他们全都是作家。他们在一些小型的、专门发表不知名作者作品的文艺性杂志上投稿，并发表自己的作品。在当时，这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我多么羡慕他们啊！

　　他们不但能够公开声称自己是作家，而且还能公开宣称自己就是我心中认为的伟大作家。但令人极为沮丧的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作家。当我犹豫着想办法加入身边的各种精彩对话时，我开始发现自己必须为承受某些异常粗鲁的打击做好思想准备。这一点颇令人不安，例如，如果要问其中某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他对斜纹软呢服进行过粗糙的修剪：“你有没有读过高尔斯华绥的《斗争》？” 无处还乡（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