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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什么啊？”迈克哈格突然停下来问道。他侧转过身子，突然恶狠狠地盯着他，“我想你指的是休·沃波尔、约翰·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危险的激进分子吧，呃？”

　　“不，先生，”斯道特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我倒没有想到他们，我指的是那位不着边际、胡言乱语的制造者，污秽品的供应者和淫秽大师。只有少数人能够阅读他写的书，但却没有人能理解。而我们有些年轻人却狂热地把这种书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杰作。”

　　“你到底在说哪本书？”迈克哈格生气地问，“我想，那本书名叫……”斯道特先生傲慢地说，“《尤利西斯》。我听说该书的作者是个爱尔兰人。”

　　“哦，”迈克哈格的神态看起来好像深受启迪了一般，眼睛里露出一丝顽皮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斯道特的眼里根本见不到，“你是在说乔治·穆尔吧，是不是？”

　　“正是！正是！”斯道特先生一边快速地大声说一边满意地点着头。此刻他显得有些激动了，眉毛也比先前抖动得更加厉害了，“正是那个人！还有那本书……”他说得很快，“呸！”他吐出了那个字，就像用催吐剂催出来的一样，同时他的眉毛皱在一起，露出恶心的表情来，“我曾经试着读过几页，”他清晰而轻声地说，“但我还是把它放下了。我好像被某种脏东西污染了一样，于是只好把它放下了。然后……”他嘶哑地说，“我洗了手，是用一种非常……强效的……肥皂洗的。”

　　“我亲爱的先生，”迈克哈格突然大声地说，神态真诚而肯定，同时却难以掩饰他比先前更加顽皮的目光，“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此前斯道特先生一直保持着威严的神态，当他对迈克哈格的文学进行评判后，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甜言蜜语诱使下，他的态度显然也有所缓和。

　　“毫无疑问，你说的是正确的，”克纳克说。这时他站在房间的中央，伸开长腿，瘦骨嶙峋的手搭在外套的翻领上，“你讲得真是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啊。”他说出这一席话后，不停地转动着脸，反复强调着自己的观点，“再没有比乔治·穆尔更肮脏、更堕落、更腐化的作家了。至于他的那本书《尤利西斯》嘛，”迈克哈格高声说，“毫无疑问是最可耻的……”

　　“最堕落的……”斯道特先生大声喊道。

　　“最淫秽的……”迈克哈格尖声叫道。

　　“最恶毒的……”斯道特先生喘着气说。

　　“彻底的……”

　　“一堆垃圾……”斯道特先生因过于欢喜而呼吸困难。

　　“玷污纸张、丑化名誉、损毁英语文学的历史……”斯道特先生喘着气、心情愉快地说。然后他又稍稍停下换了口气，“一点没错，”当他恢复言语的力量后又继续说道，“还有他的那出腐败、恶劣、堕落、所谓的五幕悲剧，它叫什么名字呢？”

　　迈克哈格突然想了起来：“你说的是不是《认真的重要性》？”

　　“不是，不是，”斯道特先生不耐烦地说，“不是那个，那是后来才写的。”

　　“哦，对！”迈克哈格大声说，好像猛地恍然大悟了一般，“你说的是《华伦夫人的职业》，是不是？”

　　“正是，正是！”斯道特大声说，“当时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看的，我带着我的老婆，我自己的老婆……”

　　“他自己的老婆！”迈克哈格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感到有些震惊，“哎呀，瞧我这笨脑筋，”他说，“你觉得那出戏怎么样？”

　　“你喜欢那出戏吗，先生？”斯道特先生的声音又一次变得很轻，充满了厌恶和反感。他的眉毛表露出不悦的心情，“我觉得很羞愧……太羞愧了……所以不敢瞧她。于是我们便起身离开了，先生，是在第一幕结束前离开的，没有人看见我们。我是低着头离开的，就像被迫参与了某种肮脏之事的人那样。”

　　“你觉得如何？”迈克哈格同情地问，“是不是他妈的太糟糕了？我觉得太糟糕了！”他突然高声说道，然后又扭过了头。等他再次低声咕哝的时候，下巴上的肌肉开始不停地抽搐起来，“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他突然在韦伯面前停了下来，眉宇紧蹙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嘴唇紧张地抖动着，并开始用手捅他的肋骨，同时高声地假笑起来，“他是个出版商，”他尖声叫道，“他是出版书的。你能——能——能——能——能容忍这一点吗，乔治？”然后对着吃惊不已的斯道特猛地竖起他干瘦的大姆指，同时尖声地叫道：“我的天哪，一个出版商！”然后在愤怒中，他又开始在房间内来回踱起步来。

　　34两位游客

　　乔治一走进房间，就对迈克哈格的两位客人感到疑惑不解。这两位性格古怪而大不相同。只要仔细一瞧，谁都能看得出本迪恩和斯道特傻里傻气，毫无精神。他们二人没有劳埃德·迈克哈格所具有的任何睿智和洞察力，一点都不吸引人。那么这两个人一大早就佯装密友到这里来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显然，麦耶·本迪恩只是个商人，是个庸俗的荷兰实业家。他的确是个精于算计的进口贸易商，频繁奔波于英国和荷兰之间，而且非常了解两国的市场和商业习俗。他的身上烙上了明显的职业印记，和世界各地同行一样对市场洞察力不强、反应迟钝。

　　就在乔治观察本迪恩的时候，他看得出，他的某些特征准确地将他的人品体现了出来。乔治更加肯定自己最近产生的想法。他开始明白人类的真实气质与他们年轻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大相径庭。它们既不靠某些民族前辈来确定，也不是靠某些人类学家精准研究所得出的特征来确定。乔治越来越觉得人类的真正隔阂就是在跨越这一切障碍、然后从人类的灵魂差异中产生的。

　　首次引起乔治注意的是H.L.门肯的一个研究发现。在研究美国语言的出色工作中，门肯曾经引用过一位美国体育作家的专业术语：“拜伯42秒主场重拳出击”，同时也指出：对牛津大学的教授来说，这种标题跟最新发现某个爱斯基摩部落的方言一样毫无意义。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乔治一读到这里，他开始对门肯从这件事中得出的错误推断感到震惊。这个标题对牛津大学的教授来说毫无意义，并非因为它是用美国语言写成的，而是因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对棒球知之甚少。同一个标题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看来也同样毫无意义，原因也一样。

　　乔治认为，牛津大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教授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与同一国家里数百万其他的人有更为亲近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思维方式、感受、生活模式等很接近。这一发现使乔治认识到学术生涯造就了独特的人类群体，这个群体由于精神的亲近使得他们与别的人类群体相互分离开来。乔治认为，这个学术群体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不胜枚举，就像体育精英一样，他们创造了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科学的国际化是另一个特征：没有所谓的英国化学、美国物理学，或者（尽管斯大林持不同观点）俄国生物学之类的说法，而只有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这样的概念。所以，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更喜欢把某个人说成化学家而不会说他是个英国籍人士。

　　同理，拜伯·鲁斯很可能会觉得英国职业板球选手杰克·郝布斯与他更为亲近，而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希腊语教授的关系就比不上前者那么亲近了。在职业拳击界情况也一样。乔治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完整的——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拳击手、驯马师、经理、推销员、掮客、皮条客、赌棍、贪污者、奉承者、报纸“专家”。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阿根廷人。他们只是拳击界的普通公民，他们待在一起要比待在各自的国家更具有归属感。

　　在多年的生活经历中，乔治·韦伯一直像海绵那样吸取所有的经验，这个吸取过程从来没有中止过，但是最近几年他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以前对一切事物都孜孜以求——他会在人群中仔细地辨认每一张面孔，能在大街上记住每个过客的相貌。在室内，他会在嘈杂、混乱的声音中辨析出每个人的说话内容——他时常沉迷在自己的感受和印象里。现在，他已经不再淹没于数量之中。他变得越来越成熟，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他开始以审慎的态度和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任何新感觉、新看法都不是孤立、毫无关联的；它以某种模式存在，然后经过筛选，形成可见的经验之环。这样，他一向活跃的思维比以前更加自由，他无须再像以前那样通过记忆、领悟、思考、比较来寻找所有既存现象之间的关系。当他的思想注意到事情的联系和相似性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发现，同时不仅识别出表面的相似性，而且识别出概念、实质的相同性来。

　　通过这种方式他了解了整个侍者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都要多，他们似乎创造了一种特别的自我世界，这个世界里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国籍和种族之分。由于某种原因，乔治对侍者尤其感兴趣。可能因为他早年生活在小镇的中产阶级环境中，也因为他从出生起就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友谊，还因为他觉得侍者站在桌子旁边、提供服务的经历既新颖又刺激，那种新鲜感永远都不会褪去。不管什么原因，他认识许多国家里的上百名侍者，曾经同他们促膝长谈，与之亲密地打过交道，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正是通过这一切，他才发现侍者之间并不存在国籍的差异，而他们自己心里却有一种分离的种族气质。这一点甚至对于法国人也适用。据乔治所知，他们是最苛刻、最褊狭、适应性最差的民族了。令他吃惊的是，甚至连法国的侍者都觉得他们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而不是法国人的一部分。

　　侍者这个职业赋予了这个群体独特的气质，这一点与蒙古人的气质恰好相反。他们靠精神的共同性团结起来，而仅靠一点爱国主义情感是根本做不到的。而这种精神的共同性——思想、目标、行动的统一性——形成了他们明确的外在特征。乔治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认为，不管侍者走到什么地方，他都能认出他来，不管他是在纽约的地铁里还是在巴黎的公共汽车上，或者在伦敦的大街上。曾经有很多次，他同那些自己怀疑可能是侍者的人打过招呼，并同他们进行过交谈，发现他的判断十次有九次是正确的。他们的脚与腿、他们移动、走路、站立的姿势都能准确地反映出自己的身份。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一生中花大部分时间站着或者奔波在厨房与餐桌之间、来回跑动端饭送水的缘故。其他阶层的人，比如警察，也经常站着，但是却没有人能错误地把警察看成侍者。（乔治发现，各国的警察形成了另一个族群。）

　　年老侍者走路的姿态最灵活。他们会因患痛风和风湿病而痛苦地拖步行走，但行动起来既熟练又敏捷，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悉心保护自己的双脚。这是多年的“是的，先生，马上就来，先生”或“Oui，monsieur.Jeviens，Toutedesuite.”换来的敏捷。这是服务、派遣、不断点菜催促的步子，在某种程度上，侍者将全部的灵魂、精神和品格浸注其中。

　　如果有人希望能马上弄明白侍者族群与警察族群之间在情感、精神方面的差异，那么只需要观察他们的步态就可以一目了然。比较一下，一位侍者应一位蛮横顾客的要求朝餐桌走去，而一位警察却朝混乱的事故现场走去（不管在纽约、伦敦、巴黎还是柏林），一名男子四肢伸展倒卧在人行道上，假定他是心脏病发作，或被暴徒打倒。人们都围成一圈站在那里。警察走过来的时候会着急吗？他会快速冲向现场吗？他会像侍者那样快速、拖着脚、热情、仔细地走向现场吗？他不会的。他会故意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一步一步重重地踏过来。他走到跟前后，会用缓慢、评判、冷酷的眼神瞧着他。他不是为接受命令而来，而是为了发号施令。他为控制局势、调查情况、驱散人群、攀谈而来，并非接受指责而来。他的全部神态表现出一种身穿制服的原始野蛮，也表现出所有其他相关的精神和智力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某种授权的权威而产生出来。在所有这些从他独特的人生前景等方面，他几乎同侍者刚好相反。

　　那么有没有人会因为这一事实怀疑侍者和警察属于不同的族群呢？难道说一个法国侍者和一个德国侍者的关系胜过他与法国警察的关系这一事实很难理解吗？

　　从一开始，麦耶·本迪恩就引起了乔治的兴趣。倒不仅仅因为他是荷兰人。他具有荷兰人的红润脸色，具备荷兰人的诚实与热忱，具有荷兰人的深沉——一种与德国人完全相异的粗壮，主要在于前者的身体娇小。这种娇小通常在他们的表情与嘴的外形上一览无遗。而眼前的麦耶·本迪恩恰好具有这些特征。他噘着厚厚的嘴唇，浑身很整洁。这是典型的荷兰嘴唇——是一位身体娇小、谨慎者的嘴唇，他深知黄油应该涂在面包的哪一侧。在全荷兰的任何一座城市里，人们都能看见他们站在美丽、精致房子的窗户后面，窗户全都紧闭着。看见他们安静、秘密地享受着最美好的一切，不住地咂巴着肥厚、噘起、性感的嘴唇。 托马斯·沃尔夫系列（套装共2册）（无处还乡+上帝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