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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早晨，我大约三点钟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没事吧，凯特？”

　　“有些疼了，亲爱的。”

　　“有规律的疼吗？”

　　“不，不大有规律。”

　　“要是有规律的话，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我困得厉害，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醒来了。

　　“你还是给医生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真来了。”

　　我去给医生打电话。“多长时间疼痛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疼痛一次，凯特？”

　　“我想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就应该上医院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好久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辆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把包都收拾好了，里边装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儿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里按电铃叫开电梯，没人回应。我走下楼去，除了值夜员，楼下没有别人。我自己开了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包放进去，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下去。值夜人员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出租车来。夜空晴朗，满天繁星，凯瑟琳非常兴奋。

　　“我很高兴，总算开始了，”她说，“再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盼着出租车快点来。”

　　我们听见出租车从街上开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车拐进车道，我把凯瑟琳扶上车，司机把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出租车出了车道，往山上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拎着包。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空白处画了一杠。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那女人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下电梯，我们走了出去，跟着她走进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抓住我的手。

　　“就是这个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了衣服上床吧。这儿有一件睡衣给你穿。”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上这一件好。”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里的一把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那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宽大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床单改成的。她冲我笑笑。

　　“我现在感觉好痛。”她说。那女人抓住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脸上看得出她痛得厉害。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在睡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来。”

　　“现在我得给夫人办点事儿，”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外边走廊。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扇窗户，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散发着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进去了。

　　“嗨，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很频繁了。”她绷起了脸，然后笑了笑。

　　“刚才真痛啊。你能不能把手再放到我背上，护士？”

　　“只要对你有好处。”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出去弄点吃的。护士说像我这样还要拖好久呢。”

　　“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好久的。”护士说。

　　“请出去弄点东西吃吧，”凯瑟琳说，“我真的挺好。”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阵痛来得相当频繁了，然后又缓和下来。凯瑟琳非常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等阵痛一减轻，她就失望，感到难为情。

　　“你出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这儿反而让我不自在，”她又绷起了脸，“好了，这次好一些。我多想做个好妻子，好好地生下这孩子，可别傻里傻气的。请你去吃点早饭吧，亲爱的，然后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待我好极了。”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走了。再见，心爱的。”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餐。”

　　“哪儿可以吃到早饭？”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广场那儿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边天亮起来了。我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咖啡店。店窗口亮着灯。我走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老店主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把它蘸着酒吃，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老头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这样啊。祝你好运。”

　　“再给我一杯酒。”

　　他端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镀锌的吧台上。我喝了这杯酒，付了账就出去了。外边街上，家家门口都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一条狗在用鼻子嗅着一只垃圾桶。

　　“你想找什么？”我问，然后瞧瞧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它吃，但垃圾桶上面只有咖啡渣、尘埃和一些枯萎的花。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穿过街道走了。我回到医院，上楼来到凯瑟琳那一层，顺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我敲敲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包还放在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我到走廊里到处找人，最后找到了个护士。

　　“亨利夫人在哪儿？”

　　“一位夫人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她带着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医生站在另一边，旁边有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连着一根管子。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穿上就可以进去，”护士说，“请到这儿来。”

　　她给我套上一件白大褂，用别针在脖子后面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房去。

　　“嗨，亲爱的，”凯瑟琳用虚弱的口气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是亨利先生吧？”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便于用麻醉气减轻产痛。”

　　“我这就要。”凯瑟琳说。医生把橡胶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了转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急促地做着深呼吸。随即，她把面罩推开了，医生关掉了气阀。

　　“这次痛得不是很厉害，刚才那次痛得才厉害呢。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是吧，医生？”她的声音有些怪。说到“医生”两字时，她提高了嗓门。

　　医生笑了笑。

　　“我又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把橡胶面罩紧紧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轻微地呻吟着，接着她推开了面罩，笑了笑。

　　“这次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一顿早饭。”

　　“我就待在这儿。”我说。

　　我们大约是早上三点钟到的医院，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产房里。疼痛减缓了，她看上去非常疲惫、非常憔悴，但她仍然很高兴。

　　“我太不中用了，亲爱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原以为事情会很容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过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不是很痛，”凯瑟琳说，她笑了笑，“我吸麻醉气吸上瘾了，真奇妙啊。”

　　“我们在家里装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间隔是多少？”我问。

　　“大约一分钟。”

　　“你不要吃中饭吗？”

　　“我过一会儿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了这么久。不能让我丈夫给我输麻醉气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了。”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把手转动。

　　“我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捂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把它关掉。医生让我来做点事倒也挺好。

　　“是你送的气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着我的手腕。

　　“当然。”

　　“你真可爱。”她吸了气，有点麻醉了。

　　“我到隔壁房间吃点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就这样，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你看我究竟能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她问。

　　“能的，当然能。”

　　“我在竭尽全力。我把孩子往下挤，但它溜开了。又来了，快给我上。”

　　两点钟时，我出去吃午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苹果白兰地。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来。“有吃的吗？”我问侍者。

　　“过了午饭时间了。”

　　“没有全天供应的食品吗？”

　　“你可以吃泡菜。”

　　“就给我泡菜和啤酒吧。”

　　“要小杯的，是大杯的黑啤酒？”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泡菜，上面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香肠埋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肚子很饿，边吃泡菜，边喝啤酒。我打量着咖啡店里的人。有一桌人在玩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人在抽烟聊天，咖啡店里烟雾弥漫。我吃早饭的那个镀锌的吧台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她正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我在琢磨这女人生过多少孩子，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就回医院去了。现在街上干干净净的，各家门口的垃圾桶不见了。天阴多云，不过太阳正试图冲破云层。

　　我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就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我把白大褂放在那儿了。我穿上白大褂，在脖子后边别好；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活像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产房走去。门关着，我敲了敲，见没有人回应，便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旁边，护士在屋子另一头忙活着。

　　“你丈夫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有个最棒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给我讲最棒的故事，等我痛得不行的时候，他就让我完全失去知觉。他棒极了。你也棒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这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不该说出来，”接着又说，“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呼吸起来又短促又深沉，气喘吁吁，弄得面罩嗒嗒响。随即，她长叹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走了面罩。

　　“这次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亡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闯入那个关口。”

　　“我不会的。不过，我也不怕死。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丈夫死去的。”

　　“噢，不会的。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你出去一下，亨利先生，只一会儿工夫，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了，”凯瑟琳说，“你过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回来。”

　　我出了门，沿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打量着这房间。我出去吃午饭时，买了报纸放在上衣口袋里，此刻便拿出来看了起来。外边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关上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没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会好些，也许他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着表，要是他在十分钟内不来喊我，我就自己去看看。

　　可怜的亲爱的凯特，这就是你为同床共枕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陷阱造成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感谢上帝，总算有麻醉气。在没有麻醉剂之前，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一旦疼痛起来，女人就陷入了磨坊水车的动力水流中。凯瑟琳怀孕期间还挺顺利，连呕吐都很少，直到最后，才有极不舒服的感觉。就这样，她最后还是受到了惩罚。天下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即使结上五十次婚，结果还会是一样。万一她死去可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如今女人分娩是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生头胎通常会拖得很久，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事后，我们会说当时有多艰难，凯瑟琳会说其实并不那么艰难。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我告诉你吧。别犯傻了，只不过是难产罢了，只不过是自然在让她受罪，只不过是生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要拖得很久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呢？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呢？只不过是要生个孩子，那是米兰夜里寻欢的副产品。孩子惹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要抚养她，也许还会喜欢她。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会没事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嗨，那可怎么办啊？万一她死去怎么办？

　　医生走进房来。

　　“进展如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详细述说了检查结果，“检查完以后，我就等着看结果。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该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是用高位产钳分娩，这样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对孩子可能也不利；二是剖腹产。”

　　“剖腹产有多大危险？”她万一死去怎么办？！

　　“危险性不会大于普通的分娩。”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需要一小时把手术器械准备好，还要找几个助手，也许要不了一小时。”

　　“你看怎么好？”

　　“我建议做剖腹手术。要是换成我妻子，我会采用剖腹手术。”

　　“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会留下刀疤。”

　　“会不会感染？”

　　“危险性不会比用产钳大。”

　　“要是就这么下去，不动手术呢？”

　　“你最终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越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就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做些交代。”

　　我走进产房。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躺在台子上，肚子在被单下凸得高高的，面色苍白而疲惫。

　　“你跟他说可以手术了吗？”她问。

　　“是的。”

　　“这太好啦，这样一小时内就结束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再给我上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气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刚换的。”

　　“我真是个傻瓜，亲爱的，”凯瑟琳说，“那东西再也不灵了。”她哭起来了。“噢，我多想要这个孩子，不要惹麻烦，可现在我完全垮了，完全不行了，麻醉气也不灵了。噢，亲爱的，完全不灵了。只要能止住痛，我死也不在乎。噢，亲爱的，请给我止住痛吧。又来了，噢噢噢！”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别在意我，亲爱的。请别哭。别在意我，我完全不行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乖乖的。这一次我要乖乖的。他们不能给我点什么吗？他们要是能给我点什么就好了。”

　　“我会让它灵起来，我把它开到头。”

　　“这就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拼命作深呼吸，抓住面罩的手放松下来。我关掉麻醉气，拎起面罩。她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过来。

　　“这太好了，亲爱的。噢，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的命。”

　　“我已经不再勇敢了，亲爱的。我全垮了，我给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很可怕，就是不停地折磨你，直到把你搞垮。”

　　“一小时后就没事了。”

　　“这不是很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保你不会死。”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可我给折磨得不行了，我觉得我要死了。”

　　“胡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

　　“有时我知道我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能死。”

　　“可我万一死了呢？”

　　“我不让你死。”

　　“快给我，给我！”随后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会让自己死的。”

　　“你当然不会的。”

　　“你会陪着我吗？”

　　“不看你动手术。”

　　“不，只是待在那儿。”

　　“当然，我会始终守在那儿。”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快给我。多给我一点。不灵了！”

　　我把指针拨到三，然后拨到四。我希望医生快回来，我害怕二以上的数字。

　　终于又来了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带轮子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走去。担架迅速地穿过走廊，进了电梯，里边的人个个都得贴紧墙，给它腾出位置；接着往上开，然后开了一扇门，出了电梯，橡胶车轮顺着走廊往手术室走去。医生戴上帽子和口罩，我没有认出他来。此外，还有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噢，医生，请多给我一点，好起点作用！”

　　有一位医生把面罩罩在她脸上，我从门口望进去。看到手术室里明亮的梯形座位小看台。

　　“你可以从另一道门进去，坐在那上边看。”一个护士对我说。栏杆后边摆着几条长凳，坐在上面可以俯视白色的手术台和灯光。我望望凯瑟琳，她脸上罩着面罩，现在人也安静了。他们把担架往前推去。我转身走上走廊。两名护士急匆匆地朝看台入口处赶来。

　　“是剖腹产，”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产手术。”

　　另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好赶上。不是很幸运吗？”两人走进通往看台的门。

　　又一个护士赶来，她也是急匆匆的。

　　“你直接进去吧。”她说。

　　“我待在外边吧。”

　　她匆匆进去了。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黑了，但是借助窗内的灯光，可以看出外边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看了看一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标签。然后我又走出来，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望着手术室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护士。他双手捧着一样什么东西，好像是刚刚剥了皮的兔子，匆匆地穿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来到他刚走进去的那道门前，发现他们正在屋里摆弄一个新生的婴儿。医生把婴儿举起来给我看。他提着婴儿的脚后跟，轻轻拍打他。

　　“他挺好吧？”

　　“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点没有做父亲的感觉。

　　“你不为你的儿子感到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给他洗澡，拿东西把他裹起来。我看见那小黑脸和小黑手，但却没看见他动，也没听见他哭。医生又在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他看上去有些不安。

　　“不，”我说，“他差一点要了他母亲的命。”

　　“那可不是小宝贝的错。你不是想要个男孩吗？”

　　“不想。”我说。医生忙着摆弄他。他倒提着他的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果，便出门来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门，从看台上往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让我去她们那儿。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了。

　　我以为凯瑟琳死了。她看样子像是死了，我看到她的面孔是苍白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被钳子拉开、又大又长、边沿厚厚的伤口。另一位医生戴着口罩，在给她上麻药。两位戴口罩的护士在传递器具。这真像一幅宗教审判的图画。我看的时候，心里就想刚才本可以看到全过程的，但还是庆幸自己没有看下去。我想我是不忍心看他们动刀切割的，但是看着那切口被缝合成一道高高的痕迹，针法迅速又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心里倒也挺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到外面走廊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怎么样了？”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他显得很疲惫。

　　“我看着你缝好的。切口看上去很长。”

　　“你觉得长吗？”

　　“是的。那疤痕会长平吗？”

　　“噢，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带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然后上了电梯。我在旁边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呻吟。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病房的床上。房间里很暗，我坐在床脚的椅子上。房里有一个护士。我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嗨，亲爱的。”她说，声音又微弱又疲惫。

　　“嗨，心爱的。”

　　“男孩还是女孩？”

　　“嘘——别说话。”护士说。

　　“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挺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累坏了，”凯瑟琳说，“我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说话了。”

　　“你待我太好了。噢，亲爱的，我疼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一张脸皱巴巴的，像个老头。”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能说话了。”

　　“我到外边去。”

　　“去弄点吃的。”

　　“不，我就在外边。”我吻吻凯瑟琳。她面色苍白，非常虚弱，非常疲惫。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我对护士说。她跟着我来到外边走廊里。我往走廊那边走了几步。

　　“孩子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让他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之类的问题。”

　　“这么说他死了。”

　　“是的，真遗憾，这么漂亮、这么大的一个孩子。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

　　“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照看夫人吧。”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椅子前面有张桌子，桌子的一边用夹子夹着护士们的报告。我望望窗外，外边一片黑暗，除了射出窗外的灯光照见的雨丝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结局，孩子死了。这也是医生显得疲惫不堪的原因。但是在那屋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那孩子呢？他们以为他可能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不信教，但我知道那孩子应该受洗礼的。不过，他若是压根儿从未呼吸过呢？他是没呼吸过，他压根儿没活过，只有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才是活的。我之前经常感觉到他在那里边踢打，但后来，有一周时间感觉不到了。也许早给闷死了，可怜的小家伙。我真希望我也这样早给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样希望过。不过，那样一来，就免去了这些死的磨难。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把你送上场，告诉你规则，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就把你杀死。或者像对艾莫那样，无缘无故地把你杀死。或者像对里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但最后总要杀死你。这一点是肯定的。你等着吧，他们会杀死你的。

　　有一次去野营，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却被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跑，接着又往尾部爬去，挤在没有着火的那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也是做救世主的大好时机，只要从火中抽出木柴，扔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上的地方。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只把锡罐里的水泼在木柴上，以便空出杯子装威士忌，然后再往里边掺水。现在想来，要是把那杯水泼在燃烧的木柴上，只会把蚂蚁蒸死。

　　我就这样坐在外边走廊里，等着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没有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走到门口，轻轻打开门，朝里面看。起初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里灯很亮，而屋里却很暗。随后，我看到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被单下的身体全都平平的。护士把手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起身来到门口。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说，“你该去吃晚饭了，饭后想来就再来吧。”

　　我沿走廊走去，然后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顺着雨中黑暗的街道，朝咖啡店走去。咖啡店里灯火通明，一张张桌前坐着许多人。我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了我的湿外套和帽子，给我在一张桌前找到一个位子，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他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晚报。我坐下来，问侍者当日的推荐菜是什么。

　　“炖小牛肉，但是卖完了。”

　　“有什么可吃的吗？”

　　“火腿鸡蛋，干酪鸡蛋，或者泡菜。”

　　“我中午吃过泡菜了。”我说。

　　“的确，”他说，“的确是。你今天中午吃了泡菜。”他是个中年人，有一张和善的脸，头顶秃了，就拿旁边的头发遮在上面。

　　“你想吃什么？火腿鸡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鸡蛋，”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想起来了，”他说，“你今天中午喝了一小杯淡的。”

　　我吃着火腿鸡蛋，喝着啤酒。火腿鸡蛋盛在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面，鸡蛋在上头。菜很烫，我吃下第一口，赶紧喝点啤酒凉凉嘴。我肚子很饿，跟侍者又要了一份。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面客人的报纸。报上报道了英军阵地被突破的消息。那人意识到我在看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又难于集中精力。咖啡店里很热，空气很糟糕。桌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往饭桌上端酒。又进来两个客人，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因为我还不想走，现在回医院太早。我尽量什么都不想，尽量保持镇静。那两人站了一会儿，见没有人要走，只好离开了。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面前的桌上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面那人摘下眼镜，放进眼镜盒里，再把报纸折叠好，放进口袋，然后就端着酒杯坐在那儿，望着店里。突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来侍者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了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沿走廊走来。

　　“我刚才往旅馆打电话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一沉。

　　“出什么事啦？”

　　“亨利夫人大出血了。”

　　“我能进去吗？”

　　“不，还不能，医生在里边。”

　　“危险吗？”

　　“非常危险。”护士走进房去，关上了门。我坐在外边走廊里，心里万念俱灰。我没有思索，我无法思索。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她不要死。别让她死，噢，上帝，请别让她死。你只要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啊。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请你让她别死。你只要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你拿走了孩子，但是别让她死。拿走孩子没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打开门，用手指示意我进去。我跟着她走进房里。我进去时，凯瑟琳没有抬头看。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笑。我俯伏在床上哭了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声音非常轻微地说，她面色苍白。

　　“你没事的，凯特，”我说，“你会没事的。”

　　“我要死了。”她说。然后停了停，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了笑，“可怜的宝贝，你想碰我就尽管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一封信留给你，以防不测，但是没有写。”

　　“你想让我请个牧师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吗？”

　　“只要你，”她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不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不能多讲话。”医生说。

　　“好吧。”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凯特？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吗？”

　　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会和别的姑娘做我们做过的事，或者说同样的话吧？”

　　“决不会。”

　　“不过，我还是想要你结交女友的。”

　　“我不想要女友。”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该出去了，他可以晚些时候再来。你不会死的，你不能犯傻。”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起话来非常吃力。

　　“请出去吧，”医生说，“你不能讲话。”凯瑟琳向我眨眨眼，她脸色苍白。“我就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这不过是个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的、勇敢的宝贝。”

　　我在外边走廊里等待。我等了好长时间。护士走到门口，来到我跟前，“亨利夫人病情很严重，”她说，“我怕她不行了。”

　　“她死了吗？”

　　“没有，不过她神志不清了。”

　　看来，她是一阵又一阵地出血，而他们却无法止住。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过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里，我对医生说：“今晚有什么事我能做吗？”

　　“没有，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知道没什么话可说。我无法跟你说——”

　　“不用，”我说，“没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

　　“这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想送你回旅馆。”

　　“不用，谢谢你。”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不能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能进。”我说。

　　“你还不能进来。”

　　“你给我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就算我把她们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