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永别了,武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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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到达米兰后,他们在货车场卸下了我们。来了一辆救护车接我去美国医院。我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也搞不清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个区,倒是在他们往外抬担架时,我看见一个市场和一家开着门的酒店,酒店里有个女雇员在往外扫垃圾。街上有人在洒水,空气中有股清晨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门房跟着他们出来了,他留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帽,上身只穿件衬衣。由于担架进不了电梯,于是他们便讨论是把我抬下担架坐电梯上楼,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乘电梯,于是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点,”我说,“轻点。”
电梯里很挤,我的两腿弯着,痛得厉害。“让我把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呀。”说这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着他的脖子。他的气息冲到我的脸上,发出一股大蒜和红酒的气味。
“轻点。”另一个人说。
“混蛋,谁没轻点呀!”
“我说要轻点。”抬着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门关上了,铁栅栏也拉上了,门房按了上四楼的按钮,看样子他有些担心。电梯上升得很慢。
“重吗?”我问那个浑身一股大蒜味的家伙。
“不重。”他说。他脸上直冒汗,嘴里嘟哝着。电梯稳稳地上升,随即停住了。抬着我脚的人打开门,出电梯,他们把我抬到了阳台上。这儿有好几扇门,门上安着铜把手。抬着我脚的人按了按门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电铃在响,但没人来开门。这时门房从楼梯走上来了。
“他们人呢?”抬担架的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人都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
门房按按铃,再敲敲门,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领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半垂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护士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可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想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准备好,还没打算接收任何病人。”她用手掖一掖头发,瞪着近视眼望着我。
“随便找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就行。”
“我不知道呀,”她说,“还没准备接收病人,我可不能随便找个房间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然后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帮忙给找个空房间。”
“房间都空着,”门房说,“你可是头一个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个老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儿上,快给我找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老弯着,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感到痛入骨髓了。门房走进门去,那位灰白头发的女士跟在后面,不一会儿,门房又急匆匆地出来了。“跟我走。”他说。他们抬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百叶窗关着的房间。房间里有一股新家具的气味,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橱。他们把我抬到床上。
“我可没法给你铺上床单,”那女士说,“床单都给锁起来了。”
我没理睬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着的口袋里。”门房掏出钱来。两个抬担架的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帮我交给护士。”
抬担架的那两个人行了个礼,说了声谢谢。“再见,”我说,“多谢啦。”他们又行了个礼,出去了。
“这些病历上,”我对护士说,“写着我的病情和已经做过的治疗。”
女人拿起病历,戴着眼镜翻看。一共三份病历,都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她说,“我不认得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什么也干不了。”她竟然哭起来了,把病历放进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哭着问。
“是的。那么请你把病历放到床头柜上吧。”
房间里又阴暗又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那头的大镜子,不过看不到镜子里反射的东西。门房还站在床边,他有一张中看的脸,人又很和善。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怎么称呼你?”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我要睡了。”
我独自待在房里。房里很凉快,也没有医院的气味。床垫很结实,很舒服,我躺着一动不动,尽量不呼吸,感到腿痛减轻了,心里挺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发现床边有一根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了。
我醒来后,四处张望。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我看见那只大衣橱、光秃秃的墙和两把椅子。我的双腿还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直直地伸在床外头。我很小心,两条腿不敢动。我口渴了,就伸手去按铃。过了一会儿,听见门开了,便抬头看了看,只见是一个护士。她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走到床边来,“我们还没能跟医生联系上。他去科莫湖[67]了,谁也没料到会来病人。你到底怎么啦?”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头。”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帮你洗一洗。可是绷带我不敢动,要等医生回来。”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儿没有叫这个名的人。”
“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是沃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没想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帮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衣服全都脱掉了,然后就给我擦洗身子,动作十分轻柔、娴熟。洗过之后,我觉得非常舒服。我头上还扎着绷带,但她把边沿都洗了洗。
“你在哪儿受的伤?”
“普拉瓦北部的伊松佐河上。”
“那是哪儿?”
“戈里察北面的一条河。”
我看得出来,她对这些地名全都一无所知。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怎么疼了。”
她往我嘴里放了一根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拿出来,看了看,然后甩了甩。
“多少度?”
“这你不该知道。”
“告诉我是多少度。”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何况我的两条腿里现在都是废铜烂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里面尽是些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座弹簧之类的东西。”
她摇摇头,笑了笑。
“要是你腿里真有任何异物,那就会发炎,你也就会发烧。”
“好吧,”我说,“我们瞧瞧能取出什么东西来。”
她走出房去,回来时领着清早见过的那位老护士。她们俩开始一块铺床,而我人还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对我来说很新奇,也很让人钦佩。
“这儿由谁主管?”
“范坎彭小姐。”
“共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俩。”
“不会多来几个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下垫着一条干净光滑的床单,身上盖着另一条。沃克太太出去拿了件睡衣来。她们给我穿上,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对我太好了。”我说。那个叫盖奇小姐的护士咯咯笑了。“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喝完水你就可以吃早饭了。”
“我不想吃早饭。请你帮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房里光线本来很暗,百叶窗一打开,顿时阳光灿烂。我望望外面的阳台,还有房屋和烟囱的砖瓦顶,再往上是白云和蔚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别的护士什么时候到吗?”
“怎么啦?难道我们对你照顾不周吗?”
“你们待我很好。”
“你想用便盆吗?”
“可以试试看。”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可是没有用。后来我就躺着,从敞开的门望向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他回来就知道了。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难道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奇小姐拿来一罐水和一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然后她们就走了,我往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我吃了点中饭,下午医院的主管范坎彭小姐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做事麻利,疑心重,放在这个位置真是委屈她了。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似乎觉得我参加意军是一桩丢脸的事。
“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他不回来,我就不能喝吗?”
“绝对不能喝。”
“你们到底打不打算把他叫回来?”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奇小姐回来了。
“你对范坎彭小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她非常麻利地帮我做完事之后,问道。
“我不是有意的。可她也太势利眼了。”
“她倒说你趾高气扬,粗鲁无礼。”
“我才没有呢。不过,医院里连个医生都没有,还算什么医院呀?”
“他就来了。他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他了。”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吗?”
“不,他在那儿开了个诊所。”
“他们干吗不另外请一个医生?”
“嘘,嘘,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让人去叫门房,等他来了,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到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味美思和一瓶红勤地酒,还有晚报。他去了,买了好酒,用报纸包着拿回来,先把报纸解开,然后照我的吩咐,拔掉瓶塞,把红勤地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们都走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报纸,有来自前线的报道、阵亡军官名单以及为他们颁发的勋章。然后,我伸手从床底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地摆在肚子上,让凉快的玻璃瓶贴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一次次地贴在肚皮上,留下了一个个圆圈。与此同时,我望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天色渐渐暗下来。燕子在四周盘旋,我望着它们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奇小姐端来一只杯子,里面装着蛋奶酒。见她进来,我连忙把味美思藏到床的另一侧。
“范坎彭小姐在这里边掺了点雪利酒,”她说,“你不应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大了,这家医院对她来说责任重大。沃克太太年纪又大,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说,“非常感谢她。”
“我马上给你送晚饭来。”
“没关系,”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上,我谢了她,吃了点晚饭。后来天黑了,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束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汗淋淋地惊醒过来,接着又睡了,竭力不再做噩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醒了以后再也没睡着,听见公鸡叫,就一直清醒地待到天亮。我很疲倦,等天真亮了以后,我又睡着了。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