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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上了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路上一直到桥边，有一长溜被遗弃的卡车和畜力车，却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河水涨得很高，桥被拦腰炸断了；石拱跌入河中，褐色的河水就从上面流过。我们沿着河岸往上走，想找个过河的地方。我知道河上头有一座铁路桥，我想我们可以从那儿过河。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见到任何部队，只看到被遗弃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看不见，只有潮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地面。我们来到岸边，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美的一座桥。”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条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别等到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来炸桥，”皮亚尼说，“人都跑光了。”

　　“也许埋了地雷，”博内洛说，“你先过，中尉。”

　　“听听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讲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过。”

　　“我先过吧，”我说，“就是埋了地雷，一个人踩上去也不会爆炸。”

　　“瞧，”皮亚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怎么就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要是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洛说。

　　“说得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很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临近铁桥了。天上又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路堤。

　　“一次过一个。”我边说边动身往桥那边走去。我仔细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地雷绊发线或炸药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空隙往下看，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而前边，越过湿漉漉的乡野，可以望见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再往后看。河上游还有一座桥。我正看着，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开上桥来。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的头，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人的头，还有坐在后座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都戴着德国钢盔。转眼间，车子过了桥，驶到树木和被遗弃的车辆后面，又看不见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挥挥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桥，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盯着你。”

　　“一辆德国指挥车从上边那座桥上开过了。”

　　“一辆指挥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他人都过来了，我们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边的那座桥、那排树、那道沟和那条路。

　　“你看我们是不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辆德国指挥车打那条路上开过了。”

　　“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中尉？你脑子里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吗？”

　　“别开玩笑了，博内洛。”

　　“喝点酒怎么样？”皮亚尼问，“就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还是要喝点酒的。”他解下水壶，打开塞子。

　　“瞧！瞧！”艾莫说，指着路上。石桥顶上，可以看见德国兵的钢盔在移动。那些钢盔向前倾斜，平稳地移动着，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那些人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瞧见前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侧。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架上，手雷倒挂在腰带上。钢盔和灰色制服都湿了，但却从容地骑着车子，眼睛瞅着前方和两边。先是两人一排，接着是四人一排，然后又是两人，接着差不多是十二人，再接着又是十二人，然后是独自一人。他们不说话，不过就算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水的声音太喧闹。他们到了路上就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亚尼说，“不是奥国佬。”

　　“怎么也没人阻拦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把桥炸掉？为什么路堤上也不架设机关枪？”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气愤。

　　“该死，整个事情荒唐透了。他们炸掉了下面的小桥，这儿却把大路上的桥给留下来了。人都跑到哪儿去了？难道压根儿不打算阻击敌人吗？”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我闭口不语。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任务只是把三辆救护车开到波代诺内。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现在只要人赶到波代诺内就行了。我也许连乌迪内都到不了。真见鬼，我办不到。要紧的是保持镇静，不要给人打死，或者给人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只水壶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不用急。你们想吃点东西吗？”

　　“这可不是久留之地。”博内洛说。

　　“好的，我们动身吧。”

　　“我们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看见。”

　　“我们还是走上边吧，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赶来。可别我们还没看到他们，他们就出现在我们头顶。”

　　我们沿着铁轨走，两边都是湿漉漉的平原，田野里有许多桑树。平原前头就是乌迪内山，山上城堡的屋顶都掉了下来。我们看得见钟楼和钟塔。我看到前头有个地方，铁轨都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出来，扔在路堤上。

　　“卧倒！卧倒！”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来了一队骑着自行车的人，我从堤顶瞅着他们骑过去。

　　“他们看见我们了，但还是往前走了。”艾莫说。

　　“我们要是在上边走，就会被打死的，中尉。”博内洛说。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说，“他们另有目标。他们要是突然撞上我们，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沿着铁轨走。”

　　“你认为我们能穿过去吗？”艾莫问。

　　“当然能。他们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辆指挥车是来干什么的？”

　　“上帝知道。”我说。我们继续沿着铁轨走。博内洛在路堤的泥泞里走腻烦了，也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路朝南拐，跟公路岔开了，我们也就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了。一条沟渠上的一座短桥给炸毁了，但是我们借助残余的桥身爬了过去。这时听见前头有枪响。

　　过了沟渠，我们又来到铁路上。铁路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通到城里。我们看见前头还有一条铁路线。北边是我们看到自行车队经过的那条大道，南边是一条横贯田野、两边有茂密树木的小路。我想我们还是抄小路朝南行进，绕过城，穿过乡野朝坎波福尔米奥和通往塔利亚门托的大路走。我们走乌迪内那边的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大队人马。我知道有许多小路穿过平原，于是动身走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小路，绕到城南去，大家都走下路堤。突然，从小道那边嗖地向我们开来一枪，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地里。

　　“退回去。”我喊道。我尽力往路堤上爬，脚在泥土里打滑。几个司机走在我前边。此时，茂密的矮树丛里又打来两枪，艾莫正穿过铁路，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一绊，面朝下栽倒在地。我们把他拖到另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过身来。“他的头应该朝着上坡。”我说。皮亚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着下坡方向，断断续续地吐着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我们发现，他脖子后下方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右眼下面穿出来。我设法给他堵两个窟窿的时候，他就死了。皮亚尼放下他的头，用一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然后就由他去了。

　　“那些狗×的。”他说。

　　“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Italiani[101]！”皮亚尼说，把这个词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用。博内洛一声不吭，他坐在艾莫身边，并不望着他。皮亚尼把艾莫那顶滚到路堤下的帽子捡回来，盖住了他的脸。他拿出水壶来。

　　“想喝一点吗？”皮亚尼把水壶递给博内洛。

　　“不，”博内洛说，他转向我，“在铁路上走，我们随时都可能碰到这种事。”

　　“不，”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洛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轮到谁，中尉？我们现在上哪儿？”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我想，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洛说。

　　“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皮亚尼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说。我们要是能走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若是想证明第一次没打错，就必定要把我们全打死，”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豁出命去探试他们会怎么着。”

　　“我们找一个尽可能接近乌迪内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穿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我们沿着路堤往北走。我回头望了望，艾莫躺在烂泥里，跟路堤成同一角度。他人很小，两只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的双腿和沾满烂泥的靴子连在一起，脸上盖着帽子。他看上去彻底咽了气。天在下雨。在我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很喜欢的人了。我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准备给他的家人写信。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农舍周围都是树，挨着农舍还有一些农场建筑物，二楼有个用柱子撑起来的阳台。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拉开一点距离，”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从田野里走过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朝我们开枪。我朝农舍走去，这下就看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柱子间露出干草来。院子是用石块砌成的，院里的树都滴滴答答地滴着雨水。一辆双轮大车没装东西，车辕高高地翘在雨中。我来到院子里，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博内洛和皮亚尼跟了进来。我走到后边厨房，一个没加盖的大火炉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吊着几只水壶，但里面都是空的。我寻来寻去，却找不到什么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一躲，”我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皮亚尼，拿到那儿去。”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找到一道石梯，从下面的牛栏通到上面。雨中的牛栏闻起来又干燥又适意。牲口都没有了，大概是主人撤离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子干草。屋顶有两个窗子，一个用木板堵着，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开着。仓房里有一道斜槽，叉起的干草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喂牲口。亮光透过窗孔射到地板上，干草车开进来，就可以把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雨打屋顶的声音，闻到干草的气味，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正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窗子撬开一块木板，往外张望院子里的动静。另一扇窗子面对着北边的田野。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窗子爬到屋顶再下去，要是楼梯不能用，还可以从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是一座大仓房，一听见有人来，就可以躲进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假若他们不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早已到达南边了。那儿不可能有德国人。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奇维达莱沿公路行进。他们不可能是从南边过来的。意大利人更为危险，他们吓坏了，看到什么都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大利军服，混在北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经常听说这种事，敌人常常这样对付你。不过，我没听说我们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扰乱他们。也许有人这样做，不过似乎很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得这么做，他们没有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军队庞大，道路稀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别说德国人。然而，他们还是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而开枪打死。他们打死了艾莫。干草味很香，躺在仓房的干草堆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墙头高高的三角切口上的麻雀。仓房现在不见了，那片铁杉树林一年前被砍掉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树墩、干枯的树梢、枝条和火后长出的杂草。你不能往后退了。你要是不往前走，会怎么样呢？你再也回不到米兰。你就是回到了米兰，又会怎么样呢？我听到北面乌迪内那边开火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机枪开火的声音，却没有炮轰。这还算值得庆幸的。他们一定沿路布下了兵力。我向下望去，借着干草仓房灰暗的光线，看见皮亚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胳膊下夹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和两瓶酒。

　　“上来，”我说，“梯子在那儿。”随即，我意识到，我应该帮他拿东西，于是便下去了。因为在干草上躺了一阵，头脑有些迷迷糊糊。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洛呢？”我问。

　　“我会告诉你的。”皮亚尼说。我们上了梯子，把东西放在干草堆上。皮亚尼拿出一把带瓶塞钻的刀子，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了封蜡，”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了笑。

　　“博内洛呢？”我问。

　　皮亚尼看看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

　　我一声没吭。

　　“他怕我们会被打死。”

　　我抓着酒瓶，一声不响。

　　“你瞧，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信心，中尉。”

　　“你为什么不走呢？”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的，”我说，“你切一下香肠，好吗？”

　　皮亚尼在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大伙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留着准备举行婚礼的，因为放的时间太久，有点褪色了。

　　“你守在这个窗口往外瞅着，路易吉，”我说，“我去守在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狭窄的小窗口往外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但是除了一块块农田、光秃秃的桑树和落雨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喝了酒，但是并没觉得舒服些。因为放的时间太久，酒已经变质，失去了原有的品味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夜将是一个黑漆漆的雨夜。天一黑，再守望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走到皮亚尼那儿。他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只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是个大个子，睡得很沉。过了一会儿，我把他叫醒，我们就动身了。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在黑暗中开枪和奔跑。我们趴在大道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过去后，我们才穿过大路，继续朝北走。我们在雨中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看到我们。我们打北边绕过城的时候，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遇见了撤退的大队人马，他们整夜都在朝塔利亚门托行进。不只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我们整夜都在行进，走得比车辆还快。我的腿发痛，人很疲乏，但却走得很快。博内洛情愿去当俘虏，似乎太傻了。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在两国军队中穿行，也没出什么意外。假如艾莫没有被打死，决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们大摇大摆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艾莫的遇难来得太突然，太没来由了。不晓得博内洛在哪儿。

　　“你感觉怎么样，中尉？”皮亚尼问。路上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我们沿路边走着。

　　“挺好。”

　　“我走烦了。”

　　“唉，我们现在只能走路。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真是个傻瓜。”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中尉？”

　　“我不知道。”

　　“你不能报告说他被俘虏了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会给自己的家人造成很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持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要回家了。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回家。”

　　“我们都回家。”

　　“快走，中尉。”皮亚尼说。他希望能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谁是中尉？Abassogliufficiali！[102]打倒军官！”

　　皮亚尼抓起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闹事的。他们已经枪毙了几名军官。”我们加快脚步，赶过了那些人。

　　“我不会打报告害他的家人的。”我继续我们的话题。

　　“要是战争结束了，那就没关系了，”皮亚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要是真结束了，那就太好啦。”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了。他们都认为结束了，可我不这样认为。”

　　“Vivalapace！[103]”一个士兵喊道，“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要是都能回家就好了，”皮亚尼说，“你们不想回家吗？”

　　“想。”

　　“我们回不了家，战争还没结束。”

　　“Andiamoacasa！[104]”一个士兵喊道。

　　“他们扔掉了枪，”皮亚尼说，“他们行军时把枪取下来，扔掉了。然后，就喊起来。”

　　“他们应该留住枪的。”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扔掉，就不会叫他们打仗了。”

　　黑暗中，我们冒雨沿着路边行进，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斗篷上边突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BrigatadiPace[105]。”有人嚷道。“和平旅”军官却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VivalaPace！”

　　“快走吧。”皮亚尼说。我们过了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被丢在一个车堆里。

　　“从戈里察开来的，”皮亚尼说，“我认得这些车子。”

　　“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比我们出发得早啊。”

　　“不知道司机都上哪儿去了。”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军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要过河了。”

　　“是的，”皮亚尼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战争还会打下去。”

　　“德军本来可以追上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追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种战争一无所知。”

　　“我想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车辆吧。”

　　“我也不知道。”皮亚尼说。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要和气得多。和别人在一起时，讲起话来就很粗鲁。

　　“你结婚了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结婚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当俘虏吧？”

　　“那是一个原因。你结婚了吗，中尉？”

　　“没有。”

　　“博内洛也没结婚。”

　　“一个人结没结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到妻子身边。”我说。我很想谈谈妻子的事。

　　“是啊。”

　　“你的脚怎么样？”

　　“挺疼的。”

　　我们在天亮前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岸，沿着涨满水的河往下走去，来到所有人、马、车辆必经的一座桥。

　　“他们应该是守得住这条河的。”皮亚尼说。黑暗中，水看上去涨得很高。河面宽阔，河水打着漩涡，木桥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床宽阔多石，平常只有几条窄窄的水道，远在桥的下方，现在河水高涨得快挨近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我被紧紧地夹在人群中，冒雨在桥上慢慢地走着，下边几英尺就是洪水，前面是炮车上的一只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速度赶路，所以我觉得非常疲惫。过桥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在琢磨，要是白天飞机来轰炸，会是个什么光景。

　　“皮亚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走在拥挤的队伍前边一点。谁也没说话，大家都想尽快过桥，心里只有这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着一些军官和宪兵，晃着手电筒，后边的天空映衬着他们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指了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队伍，抓住那人的胳膊，把他拽出了大路。我们快走到他们对面了。军官们仔细地审视着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时不时地交谈一下，往前走几步，拿手电筒照照某个人的脸。就在我们快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出了一个人。我看见被抓出来的人，是个中校。他们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的袖标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矮矮胖胖的。宪兵把他拖到一排军官后面。当我们走到他们正对面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随即有一位指着我，对宪兵嘀咕了一番。只见宪兵忽地往这边冲，挤过队伍朝我跑来，转眼间就感到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干吗？”我说，一拳打在他脸上。我看到他帽子下的那张脸，小胡子向上翘着，血顺着脸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扑过来。

　　“你干吗？”我说。他没答话，而是寻找时机来抓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是不能随便碰的？”

　　另一个从后边抓住了我，把我的手臂往上扭，扭得都快脱臼了。我跟他一起转过身，另一个宪兵猛地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左膝撞他的腹股沟。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我听见有人说。

　　“这算怎么回事？”我竭力叫喊，可是我的声音大不起来。他们把我弄到了路边。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一个军官说，“把他押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你会知道的。”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出来，却派这样一架飞机来抓我？”

　　他们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人家是战场宪兵嘛。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瞧，他讲意大利语带外国口音。”

　　“你也是啊，你这——”我说。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把我押到公路下边那一排军官后边，朝河边一块田野上的一群人走去。就在我们朝那儿走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到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听见砰砰的枪声。我们走到那群人跟前。四个军官站在一起，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左右各有一名宪兵。一群人站在那里，由宪兵看守着。另有四名宪兵站在审问的军官旁边，一个个都靠在卡宾枪上。这些宪兵都戴着宽边帽。押我来的两个人把我推进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军官正在审问的那个人，发现他就是刚才从撤退的队伍中抓出来的那个头发灰白、又矮又胖的中校。这些审问官个个冷静能干、威风凛凛，凡是光枪毙人家而不会被别人枪毙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个气派。

　　“哪个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个团？”

　　他告诉了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必须跟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吗？”

　　他知道。

　　一个军官审问完了，另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和像你这样的人，把野蛮人放进来践踏我们祖国神圣的国土的。”

　　“你说什么？”中校问。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叛国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

　　“你有过撤退的经历吗？”中校问。

　　“意大利永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前面，稍微靠近我们这一边。

　　“你们要是想枪毙我，”中校说，“请马上执行吧，不要再问了。这种审问是愚蠢的。”他画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合议了一番，其中一个在一张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立即枪决。”他说。

　　两个宪兵把中校押到河岸上。中校在雨中走着，一个没戴军帽的老头，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到他们枪决他，可我听到了枪声。他们又在审问另一个人。这位军官也离开了他的部队，他们不让他申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时，他大哭起来。他们枪决他的时候，又开始审问另一个人。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这样一来，他们显然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我该等着受审呢，还是马上逃跑。我是个穿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人。我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还有脑子，而且这脑子还管用的话。他们都是年轻人，正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在塔利亚门托那边，第二军团正在整编。他们在处决那些脱离了部队的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与此同时，他们也从速处决身穿意大利军装的德国煽动者。他们都戴着钢盔，而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宪兵都戴宽边帽。我们管这种人叫“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被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自身绝无任何危险，因而行使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前线团的上校。又有三个军官被押到我们这儿。

　　“他那个团在哪儿？”

　　我看着那些宪兵，他们正瞅着那些新抓来的人，其余的宪兵都盯着上校。我急忙一猫腰，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奔去。我在河沿上绊了一跤，啪的一声掉进水里。水很冷，我尽可能潜在水下不上来。我感觉水流在卷着我，我一直潜在水下，直到以为再也上不来了。我一冒出水面，就吸一口气，连忙又钻下去。穿这么多衣服还有靴子，潜在水下倒也并不难。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便游过去用一只手抓住了。我把头缩在木头后面，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他们开枪了；我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又开枪了。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到枪响，现在却没有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动，我一只手拽着它。我看看河岸，河岸似乎朝后溜得很快。河流中有许多木头，水很冷。我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游过去。我双手紧紧抓住木头，跟着木头漂流，现在已经看不见河岸了。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