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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当纳粹德国空军不经宣战就轰炸了贝尔格莱德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时，我不知道我那鬼鬼祟祟的父亲在哪里。我敢肯定，他也不会遵守任何协议。

　　1941年4月6日，海因克尔双翼战斗轰炸机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同时出动。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共三十三个师一举进犯南斯拉夫，其中六个师是装甲部队，四个师是摩托化部队。他们的目标是在5月中旬向俄罗斯进军，那时是旱季，道路仍然很坚硬。所以德国人对这场新兴革命发起了进攻。进攻如此激烈，到5月4日，德国宣布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但在5月10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带着狂野的切特尼克在拉夫纳戈拉山上升起南斯拉夫国旗。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狂热的自由战士整个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

　　噢，你们都知道，有故事在流传：克罗地亚的卖国贼和其他南斯拉夫的投降者是如何和德国人一起追捕切特尼克的；切特尼克如何将自己伪装成克罗地亚卖国贼，也做出到处寻找切特尼克的样子；米哈伊洛维奇是如何成为一个山地魔术师的——在塞尔维亚各地射杀德国人，事实上，在不断关注事态的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当年年度人物。共产主义媒体也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毕竟，德国人并没有在5月中旬进军俄罗斯。他们被耽搁了五个星期，他们在泥泞的俄罗斯道路上打滚。他们也不能派出三十三个师了；十到二十个师作为占领军被留在了后方——他们仍然在追捕狂热的切特尼克。

　　他们都是英雄。但我想知道的是，我的父亲现在身在何处。我怀疑他在耶森耶度过夏天，忙于学习可能到来的造访者的语言——甚至学习了各种外国葡萄酒和汤的名字，香烟牌子和电影明星的名字。不管怎么样，对他的下落，我一直不明了——直到1941年秋天，他突然出现在斯洛文尼格拉代茨。

　　斯洛文尼格拉代茨到处都是屈膝投降了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觉得，在德国占领之下他们是颇为安全的。他们憎恨那些在东南部疯狂抵抗的塞尔维亚人。在斯洛文尼格拉代茨，我父亲唯一恐惧的人是那些居无定所的塞尔维亚人。1941年10月21日，他们公开抗议发生在克拉古耶瓦茨的大屠杀，由此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关于大屠杀的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一个电台说，二千三百个塞尔维亚男人和男孩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以报复切特尼克杀死了十个德国士兵，另有二十六个德国人也受到狙击手的射击，但只受了点伤；另一个电台说，至少有三千四百名塞尔维亚人被枪杀，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德国人的许诺：为打击切特尼克的狙击手进攻，他们要进行严厉报复，每死一个德国人，就杀一百个塞尔维亚人；每伤一个德国人，就杀五十个塞尔维亚人。

　　不管哪种报道是正确的，反正从星期三到星期日，克拉古耶瓦茨的女人们一直在挖坟墓，而得知德国人向克拉古耶瓦茨镇议会向穷人赠送了三十八万第纳尔的款项时，整个斯洛文尼格拉代茨至少平静下来了。大屠杀后，人人都成了穷人。吊诡的是，德国的这笔捐款数估计比被德国人杀死的二千至三千名塞尔维亚男子和男孩的一半人的口袋里可能装着的钱加起来还要少一些。

　　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让所有斯洛文尼格拉代茨人都跑到了户外，就是为了听一听相互冲突的电台报道，并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捕捉这个城市的情绪。事实上，这场大屠杀使得不少本来置身事外足不出户的人都公开抛头露面了。

　　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他出门去听他的母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各种方言，从一个咖啡馆到另一个咖啡馆学习着各种各样的德语口语。

　　这其中就有整个斯里夫尼察家族成员——他们被称为可怕的恶魔，他们所有人都被招募进入了乌斯塔沙恐怖组织，该组织的头目被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安特·帕韦利奇。我们都知道，1934年在马赛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法国外长巴尔都的，就是帕韦利奇手下的一个雇员。

　　据报道，意大利法西斯是这个乌斯塔沙组织的幕后操纵者。众所周知，南斯拉夫的各个邻国利用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无休止的纷争，但斯里夫尼察家族成员是乌斯塔沙特殊组织的特殊成员。噢，他们发动恐怖并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有工作，生活富足。事实上，当我父亲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吃饭——尽管只有可爱的达布林卡首先看到了我父亲的眼神。

　　斯里夫尼察一家正坐在米斯利尼亚河上方一家露天餐厅的长桌旁。美丽的达布林卡正在为她的两个姐姐和四个哥哥斟酒。她的姐妹们与我父亲眼中的达布林卡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一个是矮胖的、嘴巴圆圆的芭芭，另一个是闷闷不乐的、身材像圆瓜一样的朱尔卡。达布林卡的身体线条优美、骨骼清秀——她的五官比肉体更漂亮，我父亲总是喜欢这样说。达布林卡是一股清凉的细流——与其说她是一朵花，还不如说她是一根绿茎。我父亲起初还以为她是一名女招待呢，从来没想到她就是这个厉害家庭的一员。

　　隔着一张桌子，我父亲朝着她举起空杯子。“我的姑娘。”他说，“你能帮我倒满吗？”达布林卡抱着醒酒器，她转身到另一边去了。斯里夫尼察家的男人们转向作为语言学家的我的父亲，他们操起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我父亲感觉到了他们的愤怒。噢，是的。四个男人：壮实的双胞胎兄弟加夫罗和卢特沃；最年长的，也是他们的头领比杰罗，还有恐怖的托多，他的身体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拿什么来倒满你的杯子？”比杰罗问。

　　“指甲吗？”托比说，“还是磨砂玻璃？”

　　“噢，你们真是一家人。”父亲大声说，“噢，是的，我看出来了。”

　　他们这几个兄弟姐妹的外貌都非常相像，但达布林卡显然是个例外。他们身上的橄榄黑和绿色只出现在她的眼睛里，她没有他们突出的额头，没有他们的黑色皮肤。她也没有他们那扁平的、好像被别人打得坑坑洼洼的脸颊——就连芭芭和朱尔卡都是这样——也没有那对双胞胎那样小的眼缝。她没有比杰罗那样夸张的酒窝，更不要说托多那样高大的块头了，也没有他那开裂的下巴——那简直好像是老鼠尾巴那样的锉刀锉了好几个小时的结果。

　　“你们七个人！”我父亲说，“噢，真是个大家庭！”他心里在想：究竟是哪两个不可思议的人结合生出了他们？

　　“你认识我们吗？”比杰罗问。双胞胎兄弟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摇晃着脑袋；芭芭和朱尔卡舔着嘴唇，努力在想着什么；穿着罩衫的达布林卡脸涨得通红；托多晃着笨重的身体。

　　“这将是我的荣幸。”我父亲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他用德语说：“这将是我的荣幸。”再用英语说：“我当然很高兴认识你们。”然后他用母语俄语说，希望引起泛斯拉夫式的同情：“极其高兴！”

　　“他是语言学家！”托多说。

　　“语言学家。”比杰罗说。

　　“真有意思。”芭芭说。

　　“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孩。”朱尔卡不屑一顾地说，而卢特沃和加夫罗坐在那里不说话。

　　“你不认识我们吗？”他们当中的那个头目比杰罗说。

　　“但是我很想认识你们。”父亲用最纯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

　　“把你的酒杯拿过来。”比杰罗命令道。

　　“或许，”托多说，“我们可以把你玻璃杯的边缘磨成尽可能细的粉末，然后让你就着玻璃粉吃下去。”

　　“你很幽默，托多。”比杰罗说。

　　“我只是想知道，”托多说，“他喉咙里含着玻璃粉的时候，会说什么语言。”

　　比杰罗轻轻拍了一下双胞胎中的一个。“把你的椅子让给语言学家，你自己再去拿一把。”他说。加夫罗和卢特沃都去找椅子了。

　　我的父亲坐下后，芭芭说：“噢，给他一把椅子！”

　　“你继续去找，如果你愿意。”朱尔卡说。

　　加夫罗和卢特沃各拿了一把椅子回来。

　　“他们是哑巴。”芭芭说。

　　“是笨蛋。”朱尔卡说。

　　“他们两个人只有一个大脑，”托多说，“这是一笔小小的生活费。”

　　“你真够幽默，托多。”比杰罗说。托多和双胞胎默不作声地坐着，双胞胎满脸疑惑地坐在那多出来的一把椅子上。

　　当年轻的达布林卡转过身，我的父亲感到他的葡萄酒杯重得端不起了。

　　这就是弗拉特诺·加沃特尼克与斯里夫尼察家族成员相遇的情形，他们是乌斯塔沙恐怖组织的临时工作艺术家——他们很需要一个语言学家。

　　乌斯塔沙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计划。事实上，这项工作如此微妙，以至于斯里夫尼察一家在过去两个星期里对此一筹莫展——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事。他们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斯里夫尼察这家人对工作总是有焦躁不安感——或者说，对语言学家看来随机性没有那么大的工作感到焦躁不安。他们的上一份工作让全家人都出动了，这使每个人都感到了满足。一名未经授权的在南斯拉夫工作的法国新闻记者曾到一个典型的斯洛文尼格拉代茨家庭寻求家庭体验，以便亲自了解一般斯洛文尼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和意大利、德国间的情感深度。乌斯塔沙对这种宣传不感兴趣，觉得法国人对巴尔都部长被暗杀很恼火，所以乌斯塔沙选择了斯里夫尼察家作为法国记者的典型体验家庭。

　　但是这位佩西勒先生认为斯里夫尼察家不够典型，或者说，他至少想体验这样一个家庭：没有哑巴的双胞胎兄弟，父母有一位健在。也许他在怀疑，与我父亲一样在怀疑，他们是否为同一父母所生；或许他对达布林卡还看得顺眼，而芭芭和朱尔卡又过分主动。因此，斯里夫尼察一家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不管怎么样，这对快乐的双胞胎兄弟：加夫罗和卢特沃，在这位法国人满是灰尘的汽车引擎盖上画着画，画中非常精彩地将佩西勒先生像石头一样推到了米斯利尼亚河里。

　　现在有了这份需要他们人人参与的工作——一个真正的家庭项目。但寻找语言学家不是那样。托多承认那是如此乏味，以至于他担心自己的幽默感都没有了。

　　噢，是的，乌斯塔沙恐怖分子为我父亲布置的工作确实比处置一个未经授权的法国记者要微妙得多。这个新课题是一个名叫戈特洛布·伍特的德国人。他在南斯拉夫是合法的，正如他的部队一样。我父亲的任务是——至少在目前，不是处置他。戈特洛布·伍特是巴尔干第四摩托部队的首领，穿戴着一身童子军装备。乌斯塔沙并不想与德国人发生什么麻烦。他们主要是想让我父亲和戈特洛布·伍特交个好朋友。

　　斯里夫尼察家族要让我父亲做好准备，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据了解，戈特洛布·伍特从未交过一个朋友。

　　可怜的伍特被战争连根拔起，居无定所——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这样。戈特洛布原来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后来参了军。而乌斯塔沙感兴趣的是他的神秘过去，这个一向低调、喜欢怀旧的戈特洛布·伍特可能会向一位朋友透露自己的过往。

　　不知道乌斯塔沙与戈特洛布有什么过节，但我怀疑这是自尊心受伤的问题。戈特洛布·伍特战前是内卡苏尔姆NSU摩托车厂的一名赛车机械师。摩托车界总是说伍特有一种神秘的魔法。乌斯塔沙还认为他有暴力的魔法，甚至某种犯罪的魔法——因为新型号的NSU赛车出人意料地赢得了1930年的意大利大奖赛。赛车手虽然是英国人弗雷迪·哈勒尔，但乌斯塔沙认为，这次胜利，戈特洛布在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作用不仅仅来自他的精准、天才的阀门控制。乌斯塔沙的意大利同行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戈特洛布·伍特不单单有效修补了发夹结构的阀门弹簧。据称，戈特洛布·伍特还修补了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赛车手圭多·马贾科莫的头部。赛后，在赛车车身修理店，人们发现马贾科莫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他大为吹捧的维洛塞特牌摩托车旁边，这辆赛车就错过了这场比赛。当局称，在案发现场发现，圭多·马贾科莫的太阳穴被阿迈勒赛车的化油器严重砸陷了。据说，戈特洛布·伍特，在那些日子里，有充足的阿迈勒赛车用的化油器。将化油器的下降气流角稍作倾斜，这辆新型号的NSU赛车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速度。

　　不幸的是，乌斯塔沙在意大利的对等组织所支持的一些财团把钱投给了圭多·马贾科莫和他大加吹捧的维洛塞特牌摩托车。当博彩营业额一公布，人们发现由英国人弗雷迪·哈勒尔和德国人克劳斯·沃弗组成的NSU车队大赚了一笔，但记录显示，他们的这笔赌注是由神秘的机械师戈特洛布·伍特投下的。是伍特拿走了所有的钱。

　　那是1930年的事了，如果乌斯塔沙向伍特的纳粹上级揭露这一罪行，德国人肯定不会在意。戈特洛布·伍特是巴尔干第四摩托车巡逻队的一名有价值的队长。

　　摩托车队在眼下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德国人发现摩托车巡逻在南斯拉夫战场上已经过时。在塞尔维亚山区，他们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切特尼克在山上打游击，而摩托车很容易被发现。把戈特洛布·伍特的部队部署在斯洛文尼格拉代茨也不那么重要。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占领。对于警察工作来说，还有比摩托车更好的工具。

　　在一个安静的城市里，戈特洛布手下粗野的摩托车手看起来有点傻笨。

　　当然，对于戈特洛布，乌斯塔沙不仅仅关注以往的金钱恩怨，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他们认为，如果能发现这个神秘的老家伙犯下了新的犯罪活动就好了，而这个犯罪活动是可以被描述成反德国的。他们已经探到了他的一桩小丑闻。戈特洛布·伍特没有朋友，但他有女人——一个塞尔维亚女人，一个斯洛文尼格拉代茨的政治流放者。从这个事情也许可以看出，戈特洛布·伍特对自己的德国血统并不在意。事实上，他似乎对整个战争都他妈的不在乎。

　　这场名为“抓住伍特的罪证”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我父亲在斯里夫尼察家的厨房餐桌上研究起摩托车赛车的历史。他了解了各场比赛赛手的名字和比赛的日期。他知道了汽缸口径和冲程以及重要的压缩比等概念：他能够区分侧阀型与增压双顶凸轮型这两种车型了，后者有350cc和500cc的区分。我父亲从未骑过摩托车，所以斯里夫尼察家人尽可能地帮助他。

　　身体宽大的托多趴在地上，我父亲骑在他上边。托多把两只手肘当车把。他演示了转弯的动作。比杰罗大声喊着路况。

　　“右急转弯。”比杰罗说。

　　“脊背上往后靠。”托多说，“不要移动两个肘部，你永远不要想着把控摩托车的方向，车把只是用来握的。你得斜着开摩托车，屁股和头都斜着。现在稍微向右偏一点。”

　　“左急转弯。”比杰罗说。他看着我父亲小心翼翼地在宽阔的后背上往左倾，膝盖在滑动。

　　“你不能那样转弯。”托多说，“你疯了，弗拉特诺，我的孩子。现在让我们感觉一下膝盖。使劲挤压我。”

　　芭芭咯咯笑了。“我想当摩托车。”她说，“让我当吧。”

　　“托多当摩托车当得真好。”老大比杰罗说。他对摩托车是很有眼光的。他从前偷过一辆意大利诺顿牌摩托车，在塔尔维西奥越过边境——噢，那是在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家族首领之前——骑着这呼呼作响的大家伙翻山越岭回到南斯拉夫，在没有海关检查站的地方越过边境，因为他没有走正经的路。他一心想着要骑着摩托车回家乡，最后骑在了大道上，他一下子开进了布雷德郊外的萨瓦河，浑身湿漉漉地从河里爬出来，但快乐异常，因为他知道，如果有机会，他想再来一次。他就这样一路颠簸，终于开到了斯洛文尼格拉代茨——他是这么说的。

　　至少，他是我父亲的好老师。我父亲骑在托多·斯里夫尼察的身上，每天晚上要骑好几个小时，比杰罗以挑剔的眼光注视着他。芭芭自告奋勇地要当摩托车，她的后背也是很宽大的，如果托多答应，她就可以心想事成。朱尔卡说她要紧紧夹住油箱——哥哥的胸腔，要比弗拉特诺夹得更紧。

　　我父亲在晚间厨房里骑摩托车的这几个小时里，也许能看到他那害羞的达布林卡一两次。她倒了酒，端上咖啡，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她的姐妹们捏一下。她从来没有与我父亲的眼睛对视过。有一次，在一个左急转弯时，弗拉特诺对达布林卡展开微笑，他会永远保持这个微笑，等着被她的目光捕捉到。可是托多转过头来——他的后脑勺通常还当作车头灯和必要的仪表盘。在这个急转弯的过程中，托多把我父亲摔了下来。

　　“你的车倾斜得太厉害了，弗拉特诺。”他说，然后朝我父亲坐的地方靠过去。“我觉得应该让一个成熟女人来给你骑。”他说，“你不用出去找这样的女人，你也不用冒着被人杀死的风险去找。”托多用食指和中指比画出一把剪刀，就像园丁用的大剪刀，这把剪刀在我父亲的膝盖上方咔嚓剪了一下。

　　噢，既然搜寻语言学家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看出，托多·斯里夫尼察的幽默正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放熊归山